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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郭汝瑰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曾经是蒋介石跟前的红人，两度出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授衔陆军中将；他又是以“白皮红心”的方式，在国民党的心脏部门进行特殊战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红色特工。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100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
郭汝瑰输送的这些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3份情报。泛黄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秘密情报工作的危险与艰辛。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然而，这位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传奇人物，为了实现重新入党的政治夙愿，苦苦追求35年，接受考验35年，进行思想改造35年！
那么，郭汝瑰重新入党之路为什么如此坎坷，如此艰辛？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1925年，他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郭汝瑰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到陈诚的十八军任职。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此，恢复中共党籍的想法更加强烈了。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自己当年入党时结识的任廉儒。此时的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失去联系15年之后，终于重新找到党组织，郭汝瑰激动不已。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表达了想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后，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分别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提出希望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状况、政治表现，党组织都不清楚，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业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谈话就完全信任一个官运亨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此提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这当然是慎重、稳妥之策。董必武实际上是把郭汝瑰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来对待的。当郭汝瑰就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向董必武请示时，董必武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
全面内战爆发不久，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不再主管南方局的工作，也不再过问策反与情报工作，对郭汝瑰舍生忘死搞情报的情况很可能不甚了解。因此，解放后，郭汝瑰曾给董必武写信，要求恢复党籍，董必武回信说：“按党章要求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
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郭汝瑰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任廉儒。郭汝瑰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秘密组织，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由于情报工作高度保密，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军方高层,但解放军的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是何许人也。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 陈赓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陈赓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全国解放后，任廉儒是唯一能够为郭汝瑰提供证明的人。然而，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那时任廉儒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为其他人做证明。这一点，郭汝瑰是清楚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将去香港做秘密工作。” 为了避免暴露任廉儒的中共党员身份，郭汝瑰不能说出对方是自己的联系人。
对此，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有过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解放以后还在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到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
没有证明人，郭汝瑰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结果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党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请郭汝瑰前去任教，郭汝瑰欣然前往，在军事学院一呆就是18年，先后任教员、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
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郭汝瑰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确实想不开，甚至有“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以及任廉儒爱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郭汝瑰又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10年。在四川巴县，他把重新入党的心愿讲给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内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入党之事又成泡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古稀已逾的郭汝瑰再次燃起希望。他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次终于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那一年，他73岁。
（责任编辑：张文军）
郭汝瑰输送的这些军事情报，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还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3份情报。泛黄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秘密情报工作的危险与艰辛。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然而，这位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传奇人物，为了实现重新入党的政治夙愿，苦苦追求35年，接受考验35年，进行思想改造35年！
那么，郭汝瑰重新入党之路为什么如此坎坷，如此艰辛？
郭汝瑰，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1925年，他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郭汝瑰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到陈诚的十八军任职。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因此，恢复中共党籍的想法更加强烈了。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经任逖猷介绍，重新见到了自己当年入党时结识的任廉儒。此时的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失去联系15年之后，终于重新找到党组织，郭汝瑰激动不已。
郭汝瑰向任廉儒倾诉了这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后的痛苦，并迫切表达了想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后，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分别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两次与董必武会见，并提出希望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1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思想状况、政治表现，党组织都不清楚，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业已去世。在这种情况下，董必武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谈话就完全信任一个官运亨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此提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这当然是慎重、稳妥之策。董必武实际上是把郭汝瑰视为统战的对象、合作的朋友来对待的。当郭汝瑰就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向董必武请示时，董必武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
全面内战爆发不久，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不再主管南方局的工作，也不再过问策反与情报工作，对郭汝瑰舍生忘死搞情报的情况很可能不甚了解。因此，解放后，郭汝瑰曾给董必武写信，要求恢复党籍，董必武回信说：“按党章要求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
在解放战争时期，与郭汝瑰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任廉儒。郭汝瑰利用职务之便，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核心机密情报，交给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秘密组织，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由于情报工作高度保密，因此,郭汝瑰的情报虽然可以到达中共军方高层,但解放军的首脑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送出情报的国民党中将是何许人也。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大将曾对他的儿子陈知建说:“有一个国民党的作战厅长、兵团司令,其实是我们的人。” 陈赓说的就是郭汝瑰。只是,陈赓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全国解放后，任廉儒是唯一能够为郭汝瑰提供证明的人。然而，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那时任廉儒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组织纪律不允许他为其他人做证明。这一点，郭汝瑰是清楚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以后，廉儒同志写信给我，说他的身份没有暴露，将去香港做秘密工作。” 为了避免暴露任廉儒的中共党员身份，郭汝瑰不能说出对方是自己的联系人。
对此，郭汝瑰之子郭相操有过这样的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解放以后还在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到1953年7月就去世了。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
没有证明人，郭汝瑰恢复党籍之事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他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结果被告知：“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党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请郭汝瑰前去任教，郭汝瑰欣然前往，在军事学院一呆就是18年，先后任教员、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
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材料，诬陷郭汝瑰是“特务”，致使郭汝瑰被关押审查。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郭汝瑰确实想不开，甚至有“一死了之”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日坐愁城，万念俱灰，想到八年抗战，怀着马革裹尸的雄心，出入枪林弹雨没有皱过眉头，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留恋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没想到反落得一身不白之冤！”
不久，董必武、王葆真、赵力钧以及任廉儒爱人罗莹澄的证明先后到来，郭汝瑰终于被证明历史清白。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后来，在反右运动中，郭汝瑰又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解散，郭汝瑰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10年。在四川巴县，他把重新入党的心愿讲给同住的干部吴满堂等人，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并向党支部做了汇报。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答复道：“他在国民党内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于是，入党之事又成泡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古稀已逾的郭汝瑰再次燃起希望。他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直接向中央组织部申诉。这次终于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1980年4月，郭汝瑰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那一年，他73岁。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