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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几岁时，就是个书迷，那时看连环画，上边的字都认不全，通过上边文字，再结合画面，也能知道大部分意思。读完小学四年级，教我语文的张庆奎老师送我一本新字典，不认识的字，我便查字典，居然能看长篇小说了。
我们村有个“青年突击队”，在初级社里主要担负重要的劳动任务，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时，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青年队长是我的堂姐丁月华，“青年突击队”在当地出了名，县、市奖励赠送了一部分图书，这就给我看书带来了方便，我每天放学回来就看书，晚上点煤油灯一看半夜。有次看书看得痴迷，头上戴的帽子被煤油灯烧着了火，把帽檐、眉毛都烧了，第二天起床出门，邻居看我帽檐烧个窟窿，眉毛烧去半边，便知道我又看书看痴了，都还笑话我……
小学五年级时，全班同学被转到西朱家小学读书，因为1元的学费未交，班主任不准我坐板凳，让我站着听课。逼我交那1元钱学费，连站了两天，我便辍学不上了，那是1958年。第二年，我们村的那班同学又转到大黄山小学，原来在我们村教我四年级的张庆奎老师发现我没去上学，便問其他学生，才知道我在西朱家只上了一个月的五年级，因为没交学费不上了。张庆奎老师很为我惋惜，便向陆校长说我很聪明，四年级就看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并亲耳听过我背诵苏联普希金的长诗。陆校长给张老师说：“你要觉得他不上学可惜，就让他插你的班继续上……”
张庆奎老师这位令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来到我家，让我插他班上六年级，张老师是班主任，教班上数学。他相信我的语文不需要补，但数学五年级没上，还得需要补课，于是他连续几个星期天没回家，给我补数学，我的数学也很快便赶上班里的同学。考初中时，我从铜山县的小学校，考上了徐州市的第六初级中学读书。在市里中学只读到初二两个月，又因为伙食费交不起，再一次辍学……
唐代颜真卿的诗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是个书痴，命运弄人，偏让我和学校无缘，回乡修理地球，却又不甘心每日挣那不值钱的工分。在“文革”动乱的第二年，正值青春年少，却又异想天开，去秦巴山区过与人无争，与人无碍的山林生活……命运使我沦落为失去户口的黑人，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三岁，我都是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改革开放后，直到1987年9月，户口才得以落实到汉阴县城关镇。然而，我已错失了人生各种机会。可喜的是，作为一个小小的百姓，只要不违犯法规，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了自由生活的空间。我也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城镇无业居民一样，办了个体营业执照，做点小生意，既没亏本，也没有发财，略有盈利，过着波澜不惊、平平淡淡的生活。
古人有“开卷有益”之说，我是个书迷，前半生在艰难的岁月中，仍以能借到一本名著为最大的快乐，一卷在手，便沉浸于书的世界，忘却一切的烦恼和忧愁。读书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无论是文、史、哲、科普杂书，只要是没读过，对我来说都是好书。不敢说自己博览群书，自认为读的书报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我是个小人物，还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但却穿衣不求奢华，吃饭不求精细，买书决不吝啬！
后来，过上安居生活后，每年我都订购文学杂志、报纸，也是新华书店的常客，见到好书，便欣然买之。
书屋有一书柜，存放满满的书，房间小，不能再增加书柜，看过的书籍、杂志存多了，只能到商店找来空烟箱，装起来存放书桌下、床下、家中的墙角等处码放，妻子几次给我说：“你把看过的书，卖给收废品的吧。”我非常生气，并严肃地告诉她：“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没有看过的书，永远是新书。即使是已经看过的，若干年后，也可以再当新书重看。有人说：一个没有书籍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书籍的家庭，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我一生是个草根百姓，没有给孩子们留下钱财，只有几千册不值钱的书，在我死后，决不能当废品卖，要留给儿孙……”
我这个书迷，得益于长期读书，积累了知识。改革开放后，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继而又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写作。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一个初中都未读完的文化底子，何以能写成四十余万字长篇小说，我可以引用古人朱熹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河水来。”假如没有半个世纪坚持读书的习惯，假如没有坎坷的生活经历，便不会有源头河水来，我也不可能写出长篇小说。
喜爱读书，不仅让自己受益匪浅，且惠及我两个儿子。由于我小时家贫，没能继续上学读书，对儿子们上学格外费心，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给他们订少年刊物、报纸，中学时订购了与他们年龄、学业相适应的杂志、报纸。大儿子丁凯高二快要放暑假时，汉阴中学在高二年级里挑选五名学习好的学生参加高三应届高考。这五个学生里有学文科，也有学理科的，高考结束时要填报志愿。当时流行口头语说：高考考学生，填报志愿考家长。这就发挥了我这个书迷家长的特长了，我在丁凯上高一时，就订阅了《求学》杂志。《求学》杂志主要介绍、分析全国近两千所高校，近几年在全国各省录取的人数、分数及主要专业情况，也可以说《求学》杂志是高考的指南工具书。对于儿子平时的学习成绩，加上我对全国高校的了解，我脑海中第一闪念是报考北京的院校，因为儿子明年才正式参加高考，这一次参加高考就当他明年高考的预演。而且志愿不能填报太高，报二本，即使考取了，也不准备让他去北京读书。能收到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算是给他的鼓励。
小儿子丁旋，从上小学开始就让我费神，他生成是坐不住板凳的性格，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的中下游，直到初中、高中学习成绩也一直没上去。最让我苦恼的是经常逃学，进网吧打游戏。夜深了，我到各个网吧去找他。我为此和汉阴县中学吴校长谈起这事，吴校长说他的儿子也是如此，他说：“作为校长，自己的儿子教育不好，深感愧疚，无奈之下，给儿子买了一台电脑，安装了网线，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免得深更半夜满城去网吧找儿子。”丁旋高考成绩不好，总算考了个大专，被西安工程技术学院软件专业录取。
我前边所说，我喜爱读书，也惠及了两个儿子受益，因为我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对儿子们上学时时关心。假如是一个没有远见的父亲，当年也不会花7千多块钱给丁旋买电脑。丁旋到西安读大专时，我给他买了当年最先进、价值一万多块钱的手提电脑。这些事，对于一个有钱的大款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只有独生子女的双职工父母，为孩子买个好电脑，经济上也不算难事。我作为无业人士，有两个儿子同时读书，经济收入没有保障，负担与在职人员相比要重得多。心理压力也大，但我都挺过来了……
如今，古稀之年已过，进入76岁，我仍然每天看书、看报，有时还写些小文章，我是个草根小人物，但却时时记住大人物鲁迅先生的话：“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我们村有个“青年突击队”，在初级社里主要担负重要的劳动任务，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时，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青年队长是我的堂姐丁月华，“青年突击队”在当地出了名，县、市奖励赠送了一部分图书，这就给我看书带来了方便，我每天放学回来就看书，晚上点煤油灯一看半夜。有次看书看得痴迷，头上戴的帽子被煤油灯烧着了火，把帽檐、眉毛都烧了，第二天起床出门，邻居看我帽檐烧个窟窿，眉毛烧去半边，便知道我又看书看痴了，都还笑话我……
小学五年级时，全班同学被转到西朱家小学读书，因为1元的学费未交，班主任不准我坐板凳，让我站着听课。逼我交那1元钱学费，连站了两天，我便辍学不上了，那是1958年。第二年，我们村的那班同学又转到大黄山小学，原来在我们村教我四年级的张庆奎老师发现我没去上学，便問其他学生，才知道我在西朱家只上了一个月的五年级，因为没交学费不上了。张庆奎老师很为我惋惜，便向陆校长说我很聪明，四年级就看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并亲耳听过我背诵苏联普希金的长诗。陆校长给张老师说：“你要觉得他不上学可惜，就让他插你的班继续上……”
张庆奎老师这位令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来到我家，让我插他班上六年级，张老师是班主任，教班上数学。他相信我的语文不需要补，但数学五年级没上，还得需要补课，于是他连续几个星期天没回家，给我补数学，我的数学也很快便赶上班里的同学。考初中时，我从铜山县的小学校，考上了徐州市的第六初级中学读书。在市里中学只读到初二两个月，又因为伙食费交不起，再一次辍学……
唐代颜真卿的诗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是个书痴，命运弄人，偏让我和学校无缘，回乡修理地球，却又不甘心每日挣那不值钱的工分。在“文革”动乱的第二年，正值青春年少，却又异想天开，去秦巴山区过与人无争，与人无碍的山林生活……命运使我沦落为失去户口的黑人，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三岁，我都是在社会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改革开放后，直到1987年9月，户口才得以落实到汉阴县城关镇。然而，我已错失了人生各种机会。可喜的是，作为一个小小的百姓，只要不违犯法规，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了自由生活的空间。我也和当时千千万万的城镇无业居民一样，办了个体营业执照，做点小生意，既没亏本，也没有发财，略有盈利，过着波澜不惊、平平淡淡的生活。
古人有“开卷有益”之说，我是个书迷，前半生在艰难的岁月中，仍以能借到一本名著为最大的快乐，一卷在手，便沉浸于书的世界，忘却一切的烦恼和忧愁。读书成为我最大的爱好，无论是文、史、哲、科普杂书，只要是没读过，对我来说都是好书。不敢说自己博览群书，自认为读的书报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我是个小人物，还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但却穿衣不求奢华，吃饭不求精细，买书决不吝啬！
后来，过上安居生活后，每年我都订购文学杂志、报纸，也是新华书店的常客，见到好书，便欣然买之。
书屋有一书柜，存放满满的书，房间小，不能再增加书柜，看过的书籍、杂志存多了，只能到商店找来空烟箱，装起来存放书桌下、床下、家中的墙角等处码放，妻子几次给我说：“你把看过的书，卖给收废品的吧。”我非常生气，并严肃地告诉她：“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没有看过的书，永远是新书。即使是已经看过的，若干年后，也可以再当新书重看。有人说：一个没有书籍的民族，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书籍的家庭，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我一生是个草根百姓，没有给孩子们留下钱财，只有几千册不值钱的书，在我死后，决不能当废品卖，要留给儿孙……”
我这个书迷，得益于长期读书，积累了知识。改革开放后，在报刊上发表些小文章，继而又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写作。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一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一个初中都未读完的文化底子，何以能写成四十余万字长篇小说，我可以引用古人朱熹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河水来。”假如没有半个世纪坚持读书的习惯，假如没有坎坷的生活经历，便不会有源头河水来，我也不可能写出长篇小说。
喜爱读书，不仅让自己受益匪浅，且惠及我两个儿子。由于我小时家贫，没能继续上学读书，对儿子们上学格外费心，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给他们订少年刊物、报纸，中学时订购了与他们年龄、学业相适应的杂志、报纸。大儿子丁凯高二快要放暑假时，汉阴中学在高二年级里挑选五名学习好的学生参加高三应届高考。这五个学生里有学文科，也有学理科的，高考结束时要填报志愿。当时流行口头语说：高考考学生，填报志愿考家长。这就发挥了我这个书迷家长的特长了，我在丁凯上高一时，就订阅了《求学》杂志。《求学》杂志主要介绍、分析全国近两千所高校，近几年在全国各省录取的人数、分数及主要专业情况，也可以说《求学》杂志是高考的指南工具书。对于儿子平时的学习成绩，加上我对全国高校的了解，我脑海中第一闪念是报考北京的院校，因为儿子明年才正式参加高考，这一次参加高考就当他明年高考的预演。而且志愿不能填报太高，报二本，即使考取了，也不准备让他去北京读书。能收到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算是给他的鼓励。
小儿子丁旋，从上小学开始就让我费神，他生成是坐不住板凳的性格，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的中下游，直到初中、高中学习成绩也一直没上去。最让我苦恼的是经常逃学，进网吧打游戏。夜深了，我到各个网吧去找他。我为此和汉阴县中学吴校长谈起这事，吴校长说他的儿子也是如此，他说：“作为校长，自己的儿子教育不好，深感愧疚，无奈之下，给儿子买了一台电脑，安装了网线，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免得深更半夜满城去网吧找儿子。”丁旋高考成绩不好，总算考了个大专，被西安工程技术学院软件专业录取。
我前边所说，我喜爱读书，也惠及了两个儿子受益，因为我深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所以对儿子们上学时时关心。假如是一个没有远见的父亲，当年也不会花7千多块钱给丁旋买电脑。丁旋到西安读大专时，我给他买了当年最先进、价值一万多块钱的手提电脑。这些事，对于一个有钱的大款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只有独生子女的双职工父母，为孩子买个好电脑，经济上也不算难事。我作为无业人士，有两个儿子同时读书，经济收入没有保障，负担与在职人员相比要重得多。心理压力也大，但我都挺过来了……
如今，古稀之年已过，进入76岁，我仍然每天看书、看报，有时还写些小文章，我是个草根小人物，但却时时记住大人物鲁迅先生的话：“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