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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江在渡江津下方汇入滔滔梅江。从渡江津逆流而上，沿着梅州城区往广州的205国道走到一个叫锭子桥的地方，穿过夹在田垄间的小路，便是被稻田和水圳包围着的幽静校园。
这是我40年前的母校——梅州师范学校，一段芳华岁月永远定格的地方。
有一个话题在长达40年间会不经意重提：为什么要报考中等师范？话题应从1980年的春夏之间说起。那时已恢复高考3年，各地均高度重视教育。同时，却发现乡村小学师资极为匮乏。决策层决定从初三毕业生中招收中等师范学生，毕业后到城乡小学任教，以解燃眉之急。据说，广东省是从这年中考实施此政策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中考后暑假在坳背村山野间玩得正欢的少年，接到了乡邮员送来的被梅县师范学校（后改为梅州师范学校）录取的通知书，那股兴奋、那种憧憬是何等美妙，仿佛就在那一刻成熟起来。后来得知，同在大埔县的同届同学有43人成为同样幸运的人，梅州市在梅县、大埔、丰顺、平远、蕉岭等县从初中生中招录了200多名中等师范学生。
当时，梅州师范上一届招录的是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填报志愿自然没法限制，而我们这一届是首次从初三毕业生中招生，且预计竞争激烈。所以在填报志愿前要求考生必须填第一志愿，中师生必须在中考优秀生中录取。因此，当年仅十五、十六岁的少男少女，无一例外地不是凭着中考填报的梅州师范第一志愿进入校园的。在1980年9月1日开学后，那一颗颗非常单纯的心，在大会小会里接受着老师们灌输的“安教乐教”专业思想。至于当初是因为想尽快跳出农门“脱谷壳”，从农村人口转为公办老师“非农”人口;还是想着读师范包伙食费，且可尽早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实现“割早禾”;或者认为就是想当老师等报考理由，从进入学校后就已不重要了。
我们的老师当然称得上是人师之师。数理化的课堂里，老师们想方设法在枯燥的逻辑推演中把课上得深入浅出，让人回味不已;生物、文选、政治、英语等课程，虽然没有高考压力因素，但老师们从来没有敷衍每一堂课。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因为涉及“一专多能”的未来职业方向，老师们授课时表达出的点拨功力自是不菲。上了语文基础课后，讲客家话、潮州话的同学普通话水平就开始不“普通”了。粉笔、毛笔、钢笔的“三字”练習，事关从教的基础技能，老师没少下功夫督查。学业并不轻松，同学也不敢偷懒，相反，对要掌握的“金刚钻”或认准的发展方向，下的钻研功夫更为认真、刻苦。事后我们得知，当时站在我们讲台上的大部分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其中有3位还是副校长。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副校长，他只带一根粉笔上课，讲代数的时候要画一个圆，只见他手持的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移动，一个大大的圆就呈现在黑板上，精准度不禁令人称奇。他说，当老师的功夫在课外，练习徒手画圆可节省时间用于讲课。心理学老师上课更是早已摸透了学生求知若渴的心理，调动着课堂气氛……
学校对早晚自习时间的安排是雷打不动的。音乐课刚传授曲谱知识，就要求同学们利用早自习的时间走上讲台轮流教同学唱歌。这样的要求，对我们这些青涩而腼腆的小哥真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记得是一个周日的午后，翻看着不知从哪借来的《中国青年》杂志，发现其封三页有一首名为《北国之春》的歌，便夸张地打着拍子，生硬地在嘴里嘀咕着歌曲旋律，觉得挺好听。于是，一遍、二遍、三遍地练，竟然可以轻轻地哼唱了。禁不住拍了下大腿，我终于有歌可教唱了。于是找来未经裁剪的大开白纸，用红毛笔写曲谱，用黑墨水填歌词，登台完成了人生首次教人唱歌的经历，内心不禁一阵欢喜。经此历练，人前的羞怯感似乎消退了许多。
面对一群凭优异成绩考入的学生，我觉得，梅师的老师最大的特点还是生怕自己的学生不够优秀。明明知道自己的学生以后的职业方向是小学老师，但教数学的老师还是要对那么几位数学爱好者“开小灶”，鼓励其成为数学家。其他课的老师，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在全面发展的总要求下，纷纷要求学生拥有突出的一技之长，无一例外地都要掌握多种技能。
音乐老师颇有艺术家风度，充满激情。他不但让学生教唱歌曲，还要求学生每人务必掌握一种乐器。这对经济拮据的学生，或从小生活在贫困山区缺乏艺术熏陶的学生来说，无疑颇具挑战。一时间，宿舍内外、校园周边，经常响起二胡、笛子、风琴等各种器乐的声音。我也在梅城买了把二胡，请教老师如何运用左手虎口在千金位置持住琴杆，如何运用手指定弦、切弦，确定音调位置，然后拉动涂了松香的琴弓摩擦琴弦，按弦与运弓配合相互作用，让旋律从琴筒奏响。为了增强演奏效果，还学会揉弦、颤指，拉出点颤音、滑音的意思。那年暑假，带着二胡回到坳背村，迫不及待地想在老祖母面前露一手。拉着拉着，祖母说：这“割鸡”的声音有什么好听？祖母这样的评价我虽有点失望，权作她不懂。但在当晚，几个年轻人在村口老井打水上来冲凉后，在那混着稻花香的夜风中，我拉起了刚学的《军港之夜》旋律，在场的一位从广州读书回来的表兄竟然跟着和唱起来。拉到起劲时指尖加了些颤音表达“海浪、海风”的声音。那美妙的学有所得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自己只有半桶水，怎能给学生一桶水？这是老师们常常用来强调“术业有专攻”的口头禅，也寄寓着学生今后能“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的最浅显的道理。在我看来，师范的老师们都希望学生桶里的水比自己多，时时处处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多练。他们也深知，这些初中上来的学生可塑性和接受能力特别强，教与学的实践互动中，他们也更有成就感。尽可能多地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老师们可谓用心良苦。我原来是位数学爱好者，所有学科中就数语文最差，可老师看了我写的一篇稚气十足的作文后，要我多看多写，培养文学爱好。在老师的启发下，我慢慢养成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一个周末步行到程江街凭印有学号的学生证领取家里寄来的10元生活费，不经意走进了新华书店的营业点，发现了一套4本装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很快看得入迷，邻近书店打烊，咬咬牙花4元钱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当时的4元，足以改善一个月的伙食，安慰辘辘饥肠。买书当然也抵御了对阅读的饥渴。 当时的中师生不用交学费，吃住全由学校负责。据说每月有十八九元的生活补助，基本上补到了伙食費之中。因此，同学们的零花钱靠家里寄，通常是每月有5元至10元，有些家境困难的甚至不定期寄钱。这些零花钱除了购买必需的小文具外，大部分男同学用来保障靠正常供餐填不饱的肚子。早餐排队打粉、面、粥，午餐和晚上打了菜后到指定餐桌取饭，米饭统一蒸好在铝格子里，先由厨房师傅用铝板勺划成八块，每人用铝勺取出自己那份。迟到的同学，只能吃到那份被铝勺左右夹攻过的最薄的那一块。老师食堂窗口常有饭菜可供不够吃的同学选择，先到先得，数量不多。学校周边也没有商店供应食物。澡堂边有个校园内唯一的小卖部，生意不错，每当晚自习后，有莲藕汤、小笼包供应。交一毛钱或三两粮票可以得到半碗搪瓷饭盆汤水，里面有几块藕，上面漂浮些油星。寒冷的夜晚有热气腾腾的藕汤相随，美妙之至。
我们的宿舍并非新建的标准化房间，而是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民居，据说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志陆被没收的府第。走廊是水泥铺的，顶上分布着若干个采光瓦，白天的日光可以从采光瓦照进这个摆了15张双层碌架床的大房间。住了29名同学，上铺的同学从用作攀爬的木坎跳下到木地板上，房间一阵震响，楼板下方宿舍的同学免不了一阵惊吓。每个人都挂个蚊帐，成为相对独立空间。有一张上铺是空的，上面摆了几个煤油炉，课余时间有同学在其上煲点面条、米粥充饥，空气中自然常常弥漫着未燃尽的煤油烟气。晚修后还有周末的话题交流是比较多的。初学乐器的互相观摩比试是常有的。记得一位同学与我交流课外书阅读心得，他买的书扉页正好有这么一副联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看罢彼此不禁会心一笑。相互间借书看、借钱、借煤气炉和食品、分享热水瓶里的开水等等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最为难堪的是阴雨天或回南天，洗过的衣服无处晾晒，只能挂在上铺之间拉起的绳子上，若还滴着水，那狭窄的过道便积水潮湿。因此，同学间交流感冒、交流湿疹癣疥也是常有的事。印象中，没有任何人抱怨这里的居住条件。课室自然是通风敞亮，校园的球场与校外的田埂、程江河，为晨昏散步提供了好去处。周日，步行或借个单车经渡江津到梅城一逛，看看城里人的市井，也给单纯的校园生活带来愉悦。
学习音乐，使得校园自娱自乐的生活丰富起来。那几首定时播放的歌曲《绒花》《乡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及笛子独奏《丰收曲》等乐章，一直伴着勤奋而好学、单纯而充实的中师生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二楼宿舍端头露台上，周末时间摆放着一台不时闪着雪花点的电视机，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周末时常常站着或踮着脚跟远远地追剧，为那夹杂着爱情故事的剧情所表达出的执着、拼搏、隐忍的柔道尚武精神所打动。那首跌宕起伏感染力极强的主题曲，也在年轻的心海激起波澜。也就在此时，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以及张海迪的励志故事等，极大地激发起同学们靠双手、靠奋斗创造美好人生的激情。
花季少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心中偶然会漾起令人脸红耳赤的朦胧恋情，但学校明文规定不许谈情说爱，正在成长的身体也理会不了那青涩而懵懂的春潮。记得我邻床担任体育委员的同学，有一天兴致大发，跳过我床上，拍拍我的胸脯，很郑重地说：你是“鸡胸”，还没资格谈恋爱。这话当然很刺激我，“鸡胸”是客家话形容的一种胸椎骨向前凸出的畸形胸。我当场回怼他。事后也反观自己，瘦小的肩膀，了无肌肉、看得见肋骨的胸膛，真的是营养不良、尚未发育的症状。此后，真也关注自己的形体，毕业从教的两年里，捡来4块红砖，用报纸和铁丝绑成两个“哑铃”，每天进行扩胸运动。多年后见到此兄，反诘他：我哪里是“鸡胸”？一阵欢笑。
少年心事当拏云。同学们心思最波动的时候应该在上三年级时，此时，同届读高中的同学读到高二就毕业参加高考，初中时与自己成绩相当或还差距较大的同学纷纷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消息无疑对敏感的同学构成冲击。而且我们这一届，原来说可选部分同学保送上大学，后来也成了一句空话。内心会有些许无奈，但还是会理性面对现实。特别是最后一学期进入到小学实习阶段，当把自己平日所学运用到课堂的实践中，为人师的职业崇高感和学有所成的获得感也油然而生。
哼着《年轻朋友来相会》的曲调走出校园，带着丝丝留恋，也带着不知被如何安排的迷茫，回到所在县度过那个苦夏。一纸干部报到通知书，连同相应的户口、粮食关系，绝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在乡镇及村里的小学任教，也有少数因当地实际需要而踏上初中讲台。我曾到一个镇的偏僻行政村（当时叫“大队”）看望一个同学，他与一个带点残疾的老师共同负责有近百名学生的一所学校，两个老师以“复式”教学的方式，轮番教语文与数学。白天非常繁忙，还要担心教室瓦片掉下砸到学生，晚上要防止蚊虫袭击，在这个简陋的校园里，他一干就是5年，直至这个学校兼并至镇里的小学。回忆那段岁月，这位老兄宽慰的是走出梅师后的“专业思想”没有丢，每每进入教学角色，便会忽略环境和际遇。看到他一脸憔悴、疲惫，我知道他处于身心透支状态。只要一讲到教学与学生，他读书时的那股专注与固执并存、敏锐与腼腆同在的憨态又呈现出来。他可是当年镇里的中考状元啊。
不久前见到担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同学，问起当时一起从大埔县到梅师读书的同学情况。他告诉我，当时的43人当中，约有七成仍在教师岗位，其中七八成担任了学校行政职务，除了少数女同学已退休，大多数还在教书。
走出梅师校门后，他们其实都很努力。很清楚自己全日制中专起点学历偏低，因此在工作中从高从严要求，印证自己曾经的优秀。在学历提升上也生怕落伍，参与继续教育尤为认真、用功。可能很平凡，但不平庸;可能很艰难，却从不气馁;说不上“创造奇迹”，但肯定做到了“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那是无怨无悔的选择，那是舍我其谁的责任。两个20年过去，他们依然是“挺胸膛、笑扬眉”，要证明自己是八十年代最为优秀的“新一辈”。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教育体制变化，不再招中师生。但是，在漫长的时光里，这样的一群人，被时代所选择，以他们坚韧的努力，填补了基层教育事业的一个空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此刻，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句，献给八十年代中师生：因为优秀，所以担当。
这是我40年前的母校——梅州师范学校，一段芳华岁月永远定格的地方。
有一个话题在长达40年间会不经意重提：为什么要报考中等师范？话题应从1980年的春夏之间说起。那时已恢复高考3年，各地均高度重视教育。同时，却发现乡村小学师资极为匮乏。决策层决定从初三毕业生中招收中等师范学生，毕业后到城乡小学任教，以解燃眉之急。据说，广东省是从这年中考实施此政策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中考后暑假在坳背村山野间玩得正欢的少年，接到了乡邮员送来的被梅县师范学校（后改为梅州师范学校）录取的通知书，那股兴奋、那种憧憬是何等美妙，仿佛就在那一刻成熟起来。后来得知，同在大埔县的同届同学有43人成为同样幸运的人，梅州市在梅县、大埔、丰顺、平远、蕉岭等县从初中生中招录了200多名中等师范学生。
当时，梅州师范上一届招录的是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填报志愿自然没法限制，而我们这一届是首次从初三毕业生中招生，且预计竞争激烈。所以在填报志愿前要求考生必须填第一志愿，中师生必须在中考优秀生中录取。因此，当年仅十五、十六岁的少男少女，无一例外地不是凭着中考填报的梅州师范第一志愿进入校园的。在1980年9月1日开学后，那一颗颗非常单纯的心，在大会小会里接受着老师们灌输的“安教乐教”专业思想。至于当初是因为想尽快跳出农门“脱谷壳”，从农村人口转为公办老师“非农”人口;还是想着读师范包伙食费，且可尽早出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实现“割早禾”;或者认为就是想当老师等报考理由，从进入学校后就已不重要了。
我们的老师当然称得上是人师之师。数理化的课堂里，老师们想方设法在枯燥的逻辑推演中把课上得深入浅出，让人回味不已;生物、文选、政治、英语等课程，虽然没有高考压力因素，但老师们从来没有敷衍每一堂课。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因为涉及“一专多能”的未来职业方向，老师们授课时表达出的点拨功力自是不菲。上了语文基础课后，讲客家话、潮州话的同学普通话水平就开始不“普通”了。粉笔、毛笔、钢笔的“三字”练習，事关从教的基础技能，老师没少下功夫督查。学业并不轻松，同学也不敢偷懒，相反，对要掌握的“金刚钻”或认准的发展方向，下的钻研功夫更为认真、刻苦。事后我们得知，当时站在我们讲台上的大部分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其中有3位还是副校长。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是副校长，他只带一根粉笔上课，讲代数的时候要画一个圆，只见他手持的粉笔在黑板上迅速移动，一个大大的圆就呈现在黑板上，精准度不禁令人称奇。他说，当老师的功夫在课外，练习徒手画圆可节省时间用于讲课。心理学老师上课更是早已摸透了学生求知若渴的心理，调动着课堂气氛……
学校对早晚自习时间的安排是雷打不动的。音乐课刚传授曲谱知识，就要求同学们利用早自习的时间走上讲台轮流教同学唱歌。这样的要求，对我们这些青涩而腼腆的小哥真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记得是一个周日的午后，翻看着不知从哪借来的《中国青年》杂志，发现其封三页有一首名为《北国之春》的歌，便夸张地打着拍子，生硬地在嘴里嘀咕着歌曲旋律，觉得挺好听。于是，一遍、二遍、三遍地练，竟然可以轻轻地哼唱了。禁不住拍了下大腿，我终于有歌可教唱了。于是找来未经裁剪的大开白纸，用红毛笔写曲谱，用黑墨水填歌词，登台完成了人生首次教人唱歌的经历，内心不禁一阵欢喜。经此历练，人前的羞怯感似乎消退了许多。
面对一群凭优异成绩考入的学生，我觉得，梅师的老师最大的特点还是生怕自己的学生不够优秀。明明知道自己的学生以后的职业方向是小学老师，但教数学的老师还是要对那么几位数学爱好者“开小灶”，鼓励其成为数学家。其他课的老师，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成为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在全面发展的总要求下，纷纷要求学生拥有突出的一技之长，无一例外地都要掌握多种技能。
音乐老师颇有艺术家风度，充满激情。他不但让学生教唱歌曲，还要求学生每人务必掌握一种乐器。这对经济拮据的学生，或从小生活在贫困山区缺乏艺术熏陶的学生来说，无疑颇具挑战。一时间，宿舍内外、校园周边，经常响起二胡、笛子、风琴等各种器乐的声音。我也在梅城买了把二胡，请教老师如何运用左手虎口在千金位置持住琴杆，如何运用手指定弦、切弦，确定音调位置，然后拉动涂了松香的琴弓摩擦琴弦，按弦与运弓配合相互作用，让旋律从琴筒奏响。为了增强演奏效果，还学会揉弦、颤指，拉出点颤音、滑音的意思。那年暑假，带着二胡回到坳背村，迫不及待地想在老祖母面前露一手。拉着拉着，祖母说：这“割鸡”的声音有什么好听？祖母这样的评价我虽有点失望，权作她不懂。但在当晚，几个年轻人在村口老井打水上来冲凉后，在那混着稻花香的夜风中，我拉起了刚学的《军港之夜》旋律，在场的一位从广州读书回来的表兄竟然跟着和唱起来。拉到起劲时指尖加了些颤音表达“海浪、海风”的声音。那美妙的学有所得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自己只有半桶水，怎能给学生一桶水？这是老师们常常用来强调“术业有专攻”的口头禅，也寄寓着学生今后能“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的最浅显的道理。在我看来，师范的老师们都希望学生桶里的水比自己多，时时处处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多练。他们也深知，这些初中上来的学生可塑性和接受能力特别强，教与学的实践互动中，他们也更有成就感。尽可能多地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老师们可谓用心良苦。我原来是位数学爱好者，所有学科中就数语文最差，可老师看了我写的一篇稚气十足的作文后，要我多看多写，培养文学爱好。在老师的启发下，我慢慢养成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一个周末步行到程江街凭印有学号的学生证领取家里寄来的10元生活费，不经意走进了新华书店的营业点，发现了一套4本装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很快看得入迷，邻近书店打烊，咬咬牙花4元钱把这套书买了下来。当时的4元，足以改善一个月的伙食，安慰辘辘饥肠。买书当然也抵御了对阅读的饥渴。 当时的中师生不用交学费，吃住全由学校负责。据说每月有十八九元的生活补助，基本上补到了伙食費之中。因此，同学们的零花钱靠家里寄，通常是每月有5元至10元，有些家境困难的甚至不定期寄钱。这些零花钱除了购买必需的小文具外，大部分男同学用来保障靠正常供餐填不饱的肚子。早餐排队打粉、面、粥，午餐和晚上打了菜后到指定餐桌取饭，米饭统一蒸好在铝格子里，先由厨房师傅用铝板勺划成八块，每人用铝勺取出自己那份。迟到的同学，只能吃到那份被铝勺左右夹攻过的最薄的那一块。老师食堂窗口常有饭菜可供不够吃的同学选择，先到先得，数量不多。学校周边也没有商店供应食物。澡堂边有个校园内唯一的小卖部，生意不错，每当晚自习后，有莲藕汤、小笼包供应。交一毛钱或三两粮票可以得到半碗搪瓷饭盆汤水，里面有几块藕，上面漂浮些油星。寒冷的夜晚有热气腾腾的藕汤相随，美妙之至。
我们的宿舍并非新建的标准化房间，而是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民居，据说是原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志陆被没收的府第。走廊是水泥铺的，顶上分布着若干个采光瓦，白天的日光可以从采光瓦照进这个摆了15张双层碌架床的大房间。住了29名同学，上铺的同学从用作攀爬的木坎跳下到木地板上，房间一阵震响，楼板下方宿舍的同学免不了一阵惊吓。每个人都挂个蚊帐，成为相对独立空间。有一张上铺是空的，上面摆了几个煤油炉，课余时间有同学在其上煲点面条、米粥充饥，空气中自然常常弥漫着未燃尽的煤油烟气。晚修后还有周末的话题交流是比较多的。初学乐器的互相观摩比试是常有的。记得一位同学与我交流课外书阅读心得，他买的书扉页正好有这么一副联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看罢彼此不禁会心一笑。相互间借书看、借钱、借煤气炉和食品、分享热水瓶里的开水等等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
最为难堪的是阴雨天或回南天，洗过的衣服无处晾晒，只能挂在上铺之间拉起的绳子上，若还滴着水，那狭窄的过道便积水潮湿。因此，同学间交流感冒、交流湿疹癣疥也是常有的事。印象中，没有任何人抱怨这里的居住条件。课室自然是通风敞亮，校园的球场与校外的田埂、程江河，为晨昏散步提供了好去处。周日，步行或借个单车经渡江津到梅城一逛，看看城里人的市井，也给单纯的校园生活带来愉悦。
学习音乐，使得校园自娱自乐的生活丰富起来。那几首定时播放的歌曲《绒花》《乡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及笛子独奏《丰收曲》等乐章，一直伴着勤奋而好学、单纯而充实的中师生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二楼宿舍端头露台上，周末时间摆放着一台不时闪着雪花点的电视机，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周末时常常站着或踮着脚跟远远地追剧，为那夹杂着爱情故事的剧情所表达出的执着、拼搏、隐忍的柔道尚武精神所打动。那首跌宕起伏感染力极强的主题曲，也在年轻的心海激起波澜。也就在此时，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以及张海迪的励志故事等，极大地激发起同学们靠双手、靠奋斗创造美好人生的激情。
花季少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心中偶然会漾起令人脸红耳赤的朦胧恋情，但学校明文规定不许谈情说爱，正在成长的身体也理会不了那青涩而懵懂的春潮。记得我邻床担任体育委员的同学，有一天兴致大发，跳过我床上，拍拍我的胸脯，很郑重地说：你是“鸡胸”，还没资格谈恋爱。这话当然很刺激我，“鸡胸”是客家话形容的一种胸椎骨向前凸出的畸形胸。我当场回怼他。事后也反观自己，瘦小的肩膀，了无肌肉、看得见肋骨的胸膛，真的是营养不良、尚未发育的症状。此后，真也关注自己的形体，毕业从教的两年里，捡来4块红砖，用报纸和铁丝绑成两个“哑铃”，每天进行扩胸运动。多年后见到此兄，反诘他：我哪里是“鸡胸”？一阵欢笑。
少年心事当拏云。同学们心思最波动的时候应该在上三年级时，此时，同届读高中的同学读到高二就毕业参加高考，初中时与自己成绩相当或还差距较大的同学纷纷被名牌大学录取，这些消息无疑对敏感的同学构成冲击。而且我们这一届，原来说可选部分同学保送上大学，后来也成了一句空话。内心会有些许无奈，但还是会理性面对现实。特别是最后一学期进入到小学实习阶段，当把自己平日所学运用到课堂的实践中，为人师的职业崇高感和学有所成的获得感也油然而生。
哼着《年轻朋友来相会》的曲调走出校园，带着丝丝留恋，也带着不知被如何安排的迷茫，回到所在县度过那个苦夏。一纸干部报到通知书，连同相应的户口、粮食关系，绝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在乡镇及村里的小学任教，也有少数因当地实际需要而踏上初中讲台。我曾到一个镇的偏僻行政村（当时叫“大队”）看望一个同学，他与一个带点残疾的老师共同负责有近百名学生的一所学校，两个老师以“复式”教学的方式，轮番教语文与数学。白天非常繁忙，还要担心教室瓦片掉下砸到学生，晚上要防止蚊虫袭击，在这个简陋的校园里，他一干就是5年，直至这个学校兼并至镇里的小学。回忆那段岁月，这位老兄宽慰的是走出梅师后的“专业思想”没有丢，每每进入教学角色，便会忽略环境和际遇。看到他一脸憔悴、疲惫，我知道他处于身心透支状态。只要一讲到教学与学生，他读书时的那股专注与固执并存、敏锐与腼腆同在的憨态又呈现出来。他可是当年镇里的中考状元啊。
不久前见到担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同学，问起当时一起从大埔县到梅师读书的同学情况。他告诉我，当时的43人当中，约有七成仍在教师岗位，其中七八成担任了学校行政职务，除了少数女同学已退休，大多数还在教书。
走出梅师校门后，他们其实都很努力。很清楚自己全日制中专起点学历偏低，因此在工作中从高从严要求，印证自己曾经的优秀。在学历提升上也生怕落伍，参与继续教育尤为认真、用功。可能很平凡，但不平庸;可能很艰难，却从不气馁;说不上“创造奇迹”，但肯定做到了“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那是无怨无悔的选择，那是舍我其谁的责任。两个20年过去，他们依然是“挺胸膛、笑扬眉”，要证明自己是八十年代最为优秀的“新一辈”。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教育体制变化，不再招中师生。但是，在漫长的时光里，这样的一群人，被时代所选择，以他们坚韧的努力，填补了基层教育事业的一个空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此刻，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句，献给八十年代中师生：因为优秀，所以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