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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朦胧诗”是1970年代末出现的新诗潮，您和北岛、舒婷、顾城等人都是“朦胧诗”代表诗人。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您能对“朦胧诗”做一个简单的评价吗？
答：我虽然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直到有一年，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所写的诗，总体被称作“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称，最初是一部分人出于对这种新型诗的不满而加以命名的，包含着一种温和式的批评。甚至，我的好朋友顾城的诗，在他父亲顾工看来呢，虽然有欣赏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一种温和式的担忧。
在北岛的诗歌《回答》里面，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与死的画卷。生与死，对于诗歌来说好像是一个永恒的、宏大的主题。在中外诗人的写作中，甚至成为了一个壮观的牧歌式的诗歌主题。而北岛的《回答》，除了有一定的质朴意味之外，还有了一点反思的意味。按照北岛的诗意，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按照生老病死的顺序来论生死。所以说，《回答》展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或者诗人的命运。写这个主题，北岛是率先的。我最早见到北岛的时候，表达了我的崇敬。可以说，中国的“朦胧诗”就是从那首《回答》里面，慢慢地，走出来的。然后，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诗人，才得以展现出他们自己的千姿百态。
问：晚清维新派诗人黄遵宪曾在诗作里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后来在五四时期这一观念受到胡适的推崇和重新阐发，成为促进白话新诗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对这个观念您怎么看？
答：“我手寫我口”的观念，是“朦胧诗”的另一个重要的源头。但是，胡适的意思是说，要从嘴里面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呢，要能够引导人去如何行动。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人，他如何行动，甚至比他如何去想，还要重要。“我手写我口”的精神，最早不是在那些纯粹的诗篇里面出现的，比如：“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等，都清清楚楚地表达着中国人民在行动这样一种意愿。
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诗呢，的确在召唤着人应该行动，在召唤着人如何去行动。比如说，《一种力量》，是啊，在那一种力量里面，我觉得人的行动是多么得重要。但是，实际情况是，一个诗人所召唤的精神啊，有的时候，是在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或者他自己的经历中，一种比较缺乏的那么一种精神。因为我们往往缺乏了，才会那么清醒地发出一种召唤。在我的一些早期的诗篇中，不仅有对打家具的人的崇拜，还有对一些园丁师傅的崇拜。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在我早期的写作中，就隐含着，诗人跟当时的社会生活某些脱节的现象。但是，正是有了这种脱节的现象，才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思考的语言。这种思考的语言，往往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披露出来。
问：请谈谈您的童年，以及您受到的诗歌启蒙吧。
答：讲到童年，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穿着上非常严谨。在当时呢子大衣还不普及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就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我呢，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在后面。父亲伟岸的形象呢，就是父亲在我心里的早期形象。我跟在父亲后面，我总想前面有一个卖冰棍的地方，我要找父亲帮我买一根冰棍。但是我胆子小，每次遇到冰棍摊呢，总是站定不敢做声，乖乖的。我的父亲，作为一位穿呢大衣的人，最后终于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让我很惬意地跟在后面。那个时候，一切伟岸的，值得歌颂的形象啊，都不在我身上具备，都是在我的身外。
比如说，我早年写的那个《雪白的墙》。隐隐约约表达着对刷雪白的墙的高大的工人形象的崇拜。一个怯生生的少年，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他是如何劳动的。这首诗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把一个雪白的墙，推到地平线上。甚至上升到跟太阳同等重要的境界，这是从“雪白的墙”里面的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好像这个雪白的墙，甚至比天边的那个红日东升的意义还要重要。这个雪白的墙，虽然涵盖了一个外在的实在的主题，其内在啊，深深地表达着，对于能够粉刷墙壁的高大的工人阶级的敬仰。讲到这呢，我想到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个意义上呢，那个时候，也许我跟海子的心，是相通的。嗯，想在对这个外在的景物的观照中，发现一个你让他甚至可以下跪表示崇拜的景象。哎，海子一生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我呢，真不知道是否终于找到。
我对俄罗斯文学，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钻研得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出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都作为内部材料，用来批判的。我在合肥工业大学一个图书馆里面得到了这些书。那时我上高中了吧。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写到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将被法西斯活埋。这个女孩呢，就走到法西斯军官面前说了一句话，她说：叔叔，请把我埋浅一些好吗？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但如何解读这句话呢，我们不能把它解读为一个少女的童真。这个少女她不知道把她埋在土里面，或者不把她埋在土里面，有什么区别。她担心埋在土里面，像捉迷藏，她的妈妈就找不到她了。这句话，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我手写我口”的要求。于是，被我记下来了，并反复地在研究着它。就是这个情况吧。
诗人一定要有诗歌老师，我最崇拜的诗歌老师是已经去世的公刘先生。他整理了民间长诗《阿诗玛》，在为这首长篇诗作作序的时候，他说感到“吃惊”和“震动”。这两个词现在看来非常平常，而在当时一个语意荒漠化的年代，这是很少听到的。吃惊，没有能力、能量、自信、悟性，不能感到吃惊；震动，一个最伟大的事件才能感到震动。公刘先生用字造句有巨大的创见。我早年的诗歌写作和微小的发现思考，就是从个别的汉字字句中间慢慢领悟到的。那时候我对待人接物的事全不知道，公刘先生调到安徽来，当时称“先生”还不普遍，我想我不在学校上学，怎么能称他老师呢。简单的事情犯了难，我就站在楼梯下生硬地喊：谁是公刘？他答应一声说，上来吧。我口袋里带了好多诗稿，公刘先生一张张翻阅，我心里非常紧张，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说：“还能写一点。”我感到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首肯，窗外的阳光都灿烂了起来。后来他向《诗刊》推荐了我，说小家伙的诗写得不错。 问：请谈一谈诗歌的“反抒情”。
答：是的，在现在这个“反抒情”的洪流中间，每个具有“反抒情”倾向的诗人，在写作之前，他脑子里肯定有一个现成的抒情的结论。比如说黄鹤楼，关于黄鹤楼抒情的范本，已经在那呈现了，是吧。比如说关于长江，在每一个“反抒情”写作之前，的确有一个长江的抒情的范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面對这个抒情的范本。面对一个抒情的范本，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深入进去，第二种就是断然地离开。其实在我看来，不论是深入一个抒情的范本，还是离开这个抒情的范本，都要靠诗人的另外一种能力。我的意思是，不论是背离还是疏远，在这两种公式化的结论面前，都要靠诗人本身的一种诗歌能力。
感动我这个人的，首先还不是诗句，首先是一个儿童的举止。一个儿童，站在铁路的交叉口上，想令前面的复兴号列车停下来，后来这个孩子被抱开了。这个儿童为什么这样做？“我想摸一摸复兴号火车头”。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举动，在我看来具有巨大的诗意和挖掘的潜力。假如这个火车真的停下来了，那个孩子真的摸到了复兴号的火车头，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新闻。假如说中国的巨龙在天上腾飞，要知道，下面的人，想抚摸一下它的一角的话，如果它真的俯下来让你摸一摸，再腾空的话，这不是非常动人的一幕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看上去不尽如人意的举止，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以前只是说害怕馅饼掉到头上，在现在这个网络信息爆炸的世界，掉到头上的物件，包括塑料棚，包括剪刀，包括苹果，甚至包括从天上掉下来的孩子。我们现在需要面对，无数以前想都想象不出的物体，砸在头上。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啊，他面对这世界，究竟有怎么样的道具，有什么样的意象，正在静悄悄地产生一种巨大的变革。
一个诗人，所受到的意外伤害，或受到的意外尊敬，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对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当代的诗人，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你要有能力概括它。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陌生世界，它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还不是那些宏大的生与死，还不是简单的逃避和迎接它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宏大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尚不清楚，就是缺乏像白话文那种清晰的概括。一个母亲，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重要的。母亲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但教育孩子的话，都是重要的。一个孩子，在校园门口，比如，他手上的垃圾袋，应该扔到什么地方呢？那肯定也有最为直观的教导：扔到垃圾箱里面去。现在问题又来了，身边没有垃圾箱怎么办？那就把垃圾袋拿在手上。后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会的，垃圾箱到处都是。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垃圾箱到处都是，也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不论怎样，不论正确错误，都融化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还有一个孩子说，把垃圾袋交给妈妈。从而得出结论，他的妈妈就是垃圾袋。这也是一个人生的检验的办法。
问：您曾较早地进行了口语诗的尝试。现在口语诗创作已成为当代诗坛的重要潮流。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口语化的诗，越写越长，有的时候带有口水倾向，也不能说完全是个坏事。白话诗，它必然要经历一个由繁人简的过程。这个白话诗越写越长的道理是因为诗人们觉得他的时间是充分的。时间紧迫感，对诗人来讲不够鲜明。
当所有的话，越说越多的时候，当别人反问你说了那么多，你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这就反逼着诗人要概括它的信息。而且概括它，向别人传达的时候呢，诗人肯定在想，我希望我的传达，是有力而且有效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习惯的道理吗？做事要一点一点地做，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愚公移山的故事不是也说，挖土要一袋一袋地挖。我们发现任何事物，总是从一个初步的入门的状态开始的。对这种初步的人门状态，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当我们的话越说越多，永无止境的时候，想概括自己说话的那种精神需求啊，每个诗人身上，肯定会油然而生。
问：您近年来居家写作，还练习书法，请谈一谈您的现状。
答：很简单，我现在就是以文字为生吧。这个，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我非常注意听广播。我眼睛一睁的第一个念头是：抽一根香烟。我把一根烟分为三个时段，慢慢地抽。比如说，我想了一个问题，太阳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我想了这样一个基本母题。再细心地追究起来，的确要费一番脑筋。写作，是不舍昼夜的。
答：我虽然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直到有一年，我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所写的诗，总体被称作“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称，最初是一部分人出于对这种新型诗的不满而加以命名的，包含着一种温和式的批评。甚至，我的好朋友顾城的诗，在他父亲顾工看来呢，虽然有欣赏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一种温和式的担忧。
在北岛的诗歌《回答》里面，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与死的画卷。生与死，对于诗歌来说好像是一个永恒的、宏大的主题。在中外诗人的写作中，甚至成为了一个壮观的牧歌式的诗歌主题。而北岛的《回答》，除了有一定的质朴意味之外，还有了一点反思的意味。按照北岛的诗意，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按照生老病死的顺序来论生死。所以说，《回答》展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或者诗人的命运。写这个主题，北岛是率先的。我最早见到北岛的时候，表达了我的崇敬。可以说，中国的“朦胧诗”就是从那首《回答》里面，慢慢地，走出来的。然后，各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诗人，才得以展现出他们自己的千姿百态。
问：晚清维新派诗人黄遵宪曾在诗作里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后来在五四时期这一观念受到胡适的推崇和重新阐发，成为促进白话新诗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武器。对这个观念您怎么看？
答：“我手寫我口”的观念，是“朦胧诗”的另一个重要的源头。但是，胡适的意思是说，要从嘴里面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呢，要能够引导人去如何行动。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人，他如何行动，甚至比他如何去想，还要重要。“我手写我口”的精神，最早不是在那些纯粹的诗篇里面出现的，比如：“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等，都清清楚楚地表达着中国人民在行动这样一种意愿。
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诗呢，的确在召唤着人应该行动，在召唤着人如何去行动。比如说，《一种力量》，是啊，在那一种力量里面，我觉得人的行动是多么得重要。但是，实际情况是，一个诗人所召唤的精神啊，有的时候，是在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或者他自己的经历中，一种比较缺乏的那么一种精神。因为我们往往缺乏了，才会那么清醒地发出一种召唤。在我的一些早期的诗篇中，不仅有对打家具的人的崇拜，还有对一些园丁师傅的崇拜。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在我早期的写作中，就隐含着，诗人跟当时的社会生活某些脱节的现象。但是，正是有了这种脱节的现象，才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思考的语言。这种思考的语言，往往为了让人能够接受，以“我手写我口”的方式披露出来。
问：请谈谈您的童年，以及您受到的诗歌启蒙吧。
答：讲到童年，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穿着上非常严谨。在当时呢子大衣还不普及的那个年代，我的父亲就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我呢，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在后面。父亲伟岸的形象呢，就是父亲在我心里的早期形象。我跟在父亲后面，我总想前面有一个卖冰棍的地方，我要找父亲帮我买一根冰棍。但是我胆子小，每次遇到冰棍摊呢，总是站定不敢做声，乖乖的。我的父亲，作为一位穿呢大衣的人，最后终于给我买了一根冰棍。让我很惬意地跟在后面。那个时候，一切伟岸的，值得歌颂的形象啊，都不在我身上具备，都是在我的身外。
比如说，我早年写的那个《雪白的墙》。隐隐约约表达着对刷雪白的墙的高大的工人形象的崇拜。一个怯生生的少年，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他是如何劳动的。这首诗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把一个雪白的墙，推到地平线上。甚至上升到跟太阳同等重要的境界，这是从“雪白的墙”里面的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意义上，好像这个雪白的墙，甚至比天边的那个红日东升的意义还要重要。这个雪白的墙，虽然涵盖了一个外在的实在的主题，其内在啊，深深地表达着，对于能够粉刷墙壁的高大的工人阶级的敬仰。讲到这呢，我想到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个意义上呢，那个时候，也许我跟海子的心，是相通的。嗯，想在对这个外在的景物的观照中，发现一个你让他甚至可以下跪表示崇拜的景象。哎，海子一生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我呢，真不知道是否终于找到。
我对俄罗斯文学，比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钻研得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出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都作为内部材料，用来批判的。我在合肥工业大学一个图书馆里面得到了这些书。那时我上高中了吧。集中营，索尔仁尼琴写到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女孩，她将被法西斯活埋。这个女孩呢，就走到法西斯军官面前说了一句话，她说：叔叔，请把我埋浅一些好吗？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但如何解读这句话呢，我们不能把它解读为一个少女的童真。这个少女她不知道把她埋在土里面，或者不把她埋在土里面，有什么区别。她担心埋在土里面，像捉迷藏，她的妈妈就找不到她了。这句话，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我手写我口”的要求。于是，被我记下来了，并反复地在研究着它。就是这个情况吧。
诗人一定要有诗歌老师，我最崇拜的诗歌老师是已经去世的公刘先生。他整理了民间长诗《阿诗玛》，在为这首长篇诗作作序的时候，他说感到“吃惊”和“震动”。这两个词现在看来非常平常，而在当时一个语意荒漠化的年代，这是很少听到的。吃惊，没有能力、能量、自信、悟性，不能感到吃惊；震动，一个最伟大的事件才能感到震动。公刘先生用字造句有巨大的创见。我早年的诗歌写作和微小的发现思考，就是从个别的汉字字句中间慢慢领悟到的。那时候我对待人接物的事全不知道，公刘先生调到安徽来，当时称“先生”还不普遍，我想我不在学校上学，怎么能称他老师呢。简单的事情犯了难，我就站在楼梯下生硬地喊：谁是公刘？他答应一声说，上来吧。我口袋里带了好多诗稿，公刘先生一张张翻阅，我心里非常紧张，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说：“还能写一点。”我感到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首肯，窗外的阳光都灿烂了起来。后来他向《诗刊》推荐了我，说小家伙的诗写得不错。 问：请谈一谈诗歌的“反抒情”。
答：是的，在现在这个“反抒情”的洪流中间，每个具有“反抒情”倾向的诗人，在写作之前，他脑子里肯定有一个现成的抒情的结论。比如说黄鹤楼，关于黄鹤楼抒情的范本，已经在那呈现了，是吧。比如说关于长江，在每一个“反抒情”写作之前，的确有一个长江的抒情的范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面對这个抒情的范本。面对一个抒情的范本，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深入进去，第二种就是断然地离开。其实在我看来，不论是深入一个抒情的范本，还是离开这个抒情的范本，都要靠诗人的另外一种能力。我的意思是，不论是背离还是疏远，在这两种公式化的结论面前，都要靠诗人本身的一种诗歌能力。
感动我这个人的，首先还不是诗句，首先是一个儿童的举止。一个儿童，站在铁路的交叉口上，想令前面的复兴号列车停下来，后来这个孩子被抱开了。这个儿童为什么这样做？“我想摸一摸复兴号火车头”。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举动，在我看来具有巨大的诗意和挖掘的潜力。假如这个火车真的停下来了，那个孩子真的摸到了复兴号的火车头，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新闻。假如说中国的巨龙在天上腾飞，要知道，下面的人，想抚摸一下它的一角的话，如果它真的俯下来让你摸一摸，再腾空的话，这不是非常动人的一幕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一个看上去不尽如人意的举止，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我们看现在的报道，以前只是说害怕馅饼掉到头上，在现在这个网络信息爆炸的世界，掉到头上的物件，包括塑料棚，包括剪刀，包括苹果，甚至包括从天上掉下来的孩子。我们现在需要面对，无数以前想都想象不出的物体，砸在头上。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啊，他面对这世界，究竟有怎么样的道具，有什么样的意象，正在静悄悄地产生一种巨大的变革。
一个诗人，所受到的意外伤害，或受到的意外尊敬，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对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当代的诗人，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你要有能力概括它。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陌生世界，它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还不是那些宏大的生与死，还不是简单的逃避和迎接它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宏大的世界，对它的认识，尚不清楚，就是缺乏像白话文那种清晰的概括。一个母亲，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重要的。母亲不论教育程度高低，但教育孩子的话，都是重要的。一个孩子，在校园门口，比如，他手上的垃圾袋，应该扔到什么地方呢？那肯定也有最为直观的教导：扔到垃圾箱里面去。现在问题又来了，身边没有垃圾箱怎么办？那就把垃圾袋拿在手上。后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会的，垃圾箱到处都是。这是我们的潜意识。垃圾箱到处都是，也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不论怎样，不论正确错误，都融化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还有一个孩子说，把垃圾袋交给妈妈。从而得出结论，他的妈妈就是垃圾袋。这也是一个人生的检验的办法。
问：您曾较早地进行了口语诗的尝试。现在口语诗创作已成为当代诗坛的重要潮流。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口语化的诗，越写越长，有的时候带有口水倾向，也不能说完全是个坏事。白话诗，它必然要经历一个由繁人简的过程。这个白话诗越写越长的道理是因为诗人们觉得他的时间是充分的。时间紧迫感，对诗人来讲不够鲜明。
当所有的话，越说越多的时候，当别人反问你说了那么多，你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这就反逼着诗人要概括它的信息。而且概括它，向别人传达的时候呢，诗人肯定在想，我希望我的传达，是有力而且有效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习惯的道理吗？做事要一点一点地做，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愚公移山的故事不是也说，挖土要一袋一袋地挖。我们发现任何事物，总是从一个初步的入门的状态开始的。对这种初步的人门状态，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当我们的话越说越多，永无止境的时候，想概括自己说话的那种精神需求啊，每个诗人身上，肯定会油然而生。
问：您近年来居家写作，还练习书法，请谈一谈您的现状。
答：很简单，我现在就是以文字为生吧。这个，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我非常注意听广播。我眼睛一睁的第一个念头是：抽一根香烟。我把一根烟分为三个时段，慢慢地抽。比如说，我想了一个问题，太阳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我想了这样一个基本母题。再细心地追究起来，的确要费一番脑筋。写作，是不舍昼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