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及民国时期青海“花儿”的成型与传播概况
　　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花儿”的成形期在明代早期。西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明朝初年，大量的中原和江淮移民进驻河湟地区（泛指青海东部及甘肃西部），使这里原先以羌、藏、蒙、回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形态逐渐发生互融与演变，河湟地区的民族构成趋于稳定，兼容了多种文化形态的河湟文化初具雏形。其中，融合了多种语系的河湟方言逐渐形成，西北游牧民族、中原与南方的各种民歌在河湟地区也经历了互融与筛选的过程，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大背景之下，一种新的民歌体裁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此后，按约定俗成的理念，河湟民间便将这种民歌称为“花儿”或“少年”。但这只能说明，明代初年，“花儿”这种民歌的传唱与其本身这种称谓已经相当普遍了，也就是说，在西北“花儿”形成之前，类似的民歌早已在南方、中原和西北地区广为流传。所以，西北“花儿”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东风西渐后与土著文化消融互长的过程。近代的研究成果表明，“花儿”词令的形成，与诗、词、曲的传承与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源缘关系。而羌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中的音乐元素是原始“花儿”音乐的主源。词曲融合并逐渐脱离宗教文化后的这种民歌才成为真正意义上“花儿”。
　　明代诗文中，有不少涉及“花儿”称谓。从许多留传的明代“花儿”中所包容的史学信息来看，明代前期，是“花儿”最终形成的最为合理的历史时期。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的高洪在《古鄯行吟》中有“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句，说明当时“花儿”在河湟地区的传唱，已十分盛兴。
　　在清代，对“花儿”的描述经常出现在诗文中，并被编入《甘肃新通志》、《甘肃竹枝词》等志书和文集中。如：清乾隆时狄道诗人吴镇《我忆临洮好》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诗句。诗人对“花儿”饶有风趣的赋、比、兴修辞手法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同时也对藏汉同唱“花儿”的现实做了真实的记载。清道光初叶礼《甘肃竹枝词》中有“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的诗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花儿”与“少年”，的确是对唱双方的爱称。
　　整个明清时代，“花儿”已成为部分文人亲睐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只是由于清代以前，传统儒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形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官方无法正面倡导花这种纯粹的民间情歌，以公开的方式结集流传于世也比较困难，这在情理之中。
　　清末民初，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各种学术思潮在中国兴起，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伦理禁区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领域首当其冲，解放人性一时成为时代强音。正因为“花儿”具有特殊的艺术和人文价值，是人性得以张扬与宣泄的最佳载体，所以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半公开的学术研究。他们或普查挖掘歌词，或搜集整理曲谱，或立论撰文评介，或汇集编印研究成果，在积极搜集整理之余，从理论上进行过可贵的探索。河湟“花儿”在传唱、搜集整理、研讨等领域均有一定成果。众多河湟诗人的作品中吟唱“花儿”的诗句已屡见不鲜。
　　1923年，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河西走廊勘查煤矿之余，搜集了一些“花儿”投给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并撰文《甘肃的歌谣——“话儿”》，首次在公开媒体上向公众介绍“花儿”，开了近代史上研究推介“花儿”的先河。文中误将“花儿”称作“话儿”，却道出了“花儿”在民众中的对话与叙情特质。1940年前后，《青海民国报》、《西北通讯》、《新西北》、《边事研究》、《西北日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经常刊载介绍“花儿”。可见，当时的“花儿”研究，已经成为西北民俗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民国时期搜集研究“花儿”最有成就、形成一定影响的是张亚雄先生。张亚雄早年在牙含章、张一悟等民间文艺研究者的影响下，深入到甘青“花儿”流行区搜集整理和研究“花儿”，历经二十多年辛勤采访整理，积累了一大批资料。期间，他利用当编辑的便利条件在报刊上发表“花儿”，设法在地方史志中记载“花儿”，慕少堂主编的《甘宁青史略》中就有许多“花儿”唱词及学术文章被录入，并注明是“张亚雄供稿”。同时，张亚雄系统地对“花儿”进行研究和整理，终于在1940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花儿”选集和学术研究专著《“花儿”集》。此集在“花儿”的释名、源流及流派、流传区域、艺术手法、调令及语言特色、歌手、“花儿”会、“花儿”的价值、“花儿”与民俗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公认。同时，《“花儿”集》还保存了大量第一手有关“花儿”研究的资料，至今犹显十分珍贵。此书的出版，在“花儿”学领域甚至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受到民俗学家、民间文艺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此后，《“花儿”集》在艰难的处境中曾多次出版翻印。张亚雄的《“花儿”集》之所以受到社会如此的重视，经久而不衰，除了它是第一部“花儿”学专著，有学术价值外，还在于记录整理等方面忠实于“花儿”的本来面目，遵循了“宁缺勿滥，不改原貌，不胡诌冒充，不生编捏造”的宗旨。这个宗旨，成为此后“花儿”研究领域中众多学者沿袭遵循，为人称道的学术准则。
　　张亚雄在《“花儿”集》中首次提出“花儿”分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两种，这种提法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因为这两种“花儿”形态，在称谓、流行区域和民族、韵律结构、音乐特色等方面均有较大区别。在流行区域和民族方面，河湟“花儿”的覆盖面相对更广一些，在词令方面，河湟“花儿”更丰富一些。按流行区域和民族特色，河湟“花儿”可分为汉回“花儿”、撒拉“花儿”、土族“花儿”等分支。
　　民国年间，还有王云阶、逯登泰（萌竹）、王洛宾等一大批艺术家在“花儿”的挖掘研究和对外宣传等方面均有建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花儿”的研究与开发成果回顾
　　解放后，青海“花儿”的搜集整理获得大面积丰收。学术界除了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花儿”的论述之外，一些有心之人还采用“花儿”的音乐素材和文学形式进行多方面的创作尝试，文艺界也出现以“花儿”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取材于“花儿”元素的音乐作品，颇多喜人成果。同时，“花儿”登上大雅之堂，歌手们在各种民歌会演和其他舞台上高声演唱，使“花儿”在全国以及国际上有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对“花儿”的理论研究，也是异彩纷呈，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专著，通贯“花儿”产生、发展、演变和研究的全部历史，尽可能多地集以往研究成果之大成，或溯源而寻流变，由形式而及内涵，或探微而兼宏观，从实例引证而至理论概括，既有横向比较，又有纵向延伸，经纬交错，浑然一体，使“花儿”的局部介绍进入整体研究，由单纯的民歌描述进入文化认识，将“花儿”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直至1963年前后，学术界还引发了一场针对“花儿”来龙去脉的大讨论。尤其是在“花儿”的起源问题上，不拘一格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据理以争。这场讨论在“花儿”研究的历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至今尤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文革”后出版的《“花儿”论争集》真实再现了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
　　回顾这一时期的“花儿”演唱和研究成果时，不能不提到朱仲禄。作为一个集“花儿”演唱、传播、创作、研究为一体的学者型歌手，朱仲禄对“花儿”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花儿”由大西北域内的口头传承到多媒体传播，以朱仲禄为领军人物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开始，刚刚成立的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特邀朱仲禄进行“花儿”的演唱直播。同期，朱仲禄的“花儿”演唱还由广州广播电台录音，“花儿”演唱声首次通过电台传遍大江南北。1950年10月，朱仲禄在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时，在先农坛各民族大团结联欢会上演唱“花儿”，开了“花儿”演唱面向全国民众的先河。1952年秋，朱仲禄为故事片《太阳照亮红石沟》演唱同名“花儿”插曲。这是“花儿”歌声第一次走上银幕。（同期，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黄河飞渡》，聘请甘肃著名“花儿”歌手王绍明以《醉八仙令》演唱“花儿”，作为电影中的插曲，影片中的其他音乐也是作曲家娄章后根据“花儿”旋律改写而成。）1953年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朱仲禄、王绍明等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用“河州令”等曲令演唱了河湟“花儿”。此后，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酒曲《尕老汉》等都灌成了唱片，在全国发行。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张“花儿”唱片。1953年，朱仲禄先生受邀到中央音乐学院讲授青海“花儿”，第一次让“花儿”走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1954年3月，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仲禄搜集整理的有歌词又附有曲谱的《花儿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花儿”集。此后，朱仲禄演唱的“花儿”《袖筒里筒的千里眼》和《雪白的鸽子》等均被中国音乐唱片社选中出版，几经传播，成为民歌经典。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著名歌舞剧《花儿与少年》，由朱仲禄编词、吕冰作曲、张新民编舞。这个优秀节目在第一届全国歌舞会演中荣获优秀奖，接着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又荣获金质奖章，后来几经改编，成为大型西洋乐队合奏曲，直到今天，这个节目仍然是不少专业歌舞团体的保留节目，在群众中有着很深的印象，可以称得上是脍炙人口。二十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重出艺坛的朱仲禄率先在市场上推出一系列“花儿”演唱系列作品的同时，培养和带动了一大批“花儿”的演唱和研究队伍，为“花儿”艺术的新生和振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朱仲禄的呼吁和多方奔走之下，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由朱仲禄任会长的青海省“花儿”研究会。从此，“花儿”这一艺术门类逐渐步入民俗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著名艺术家关鹤岩、乔建中、张君仁、胡松华等对朱仲禄的艺术生涯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艺术界普遍认为，朱仲禄悉心演唱、传播、创作、研究“花儿”60余年，为使“花儿”从深山沟里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花儿”几百年的传承历史上，出现朱仲禄这样的歌王，非常难得。“中国杰出民间艺术传承人”的称号是对“花儿王”这个美誉的最好注释。
　　毋须讳言的是，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都要经受暴风雨的洗礼，而真正扎根于民众心间的歌声却永远不会湮灭。“花儿”的成长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文革”期间，传统的爱情“花儿”遭禁锢，勉强流传的一些所谓的“花儿”，也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和阶级斗争的附庸物。这一时期的“花儿”研究彻底终止，一大批“花儿”传承人经受了非人的磨难。但是，“花儿”在民间的传唱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在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里，“花儿”曾滋润了无数少年的心田。
　　“花儿”的再度复苏与振兴，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1979年7月，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了《青海花儿曲选》内部资料本，收集了近120首各民族的“花儿”曲令，献给建国30周年，得到了民众欢迎。1979年10月，青海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内部印行了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收集整理了近3000首“花儿”，产生了较大反响。同一时期，西宁市文联民研会内部印行了西宁演唱特刊《花儿集》，收录传统和新编“花儿”上千首，同时选入了一些研究成果，获得人们好评。
　　二十世纪80年代，一大批重获新生，充满创作激情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投入到“花儿”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使得“花儿”的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取得了空前的丰硕成果。数量众多的个人“花儿”专著出版或内部发行。这一时期，青海成立了“花儿”研究会，学术活动日趋活跃。1982年，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汇编了80万字的《少年（花儿）论集》内部印行，将解放后各个时期“花儿”研究成果中的精品呈现给了民众。朱刚（回族）的《传统爱情花儿百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活跃了“花儿”演唱。雪犁、柯杨的《西北花儿精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以传统“花儿”为主，精选700多首“花儿”，将洮岷“花儿”、河湟“花儿”编为上下两部，为活跃“花儿”产生了积极作用。1987年，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的《花儿论争集》、刘凯的《青海民歌探宝》，由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内部印行，分别反映了新时期的“花儿”论争；对“花儿”进行了有益探讨。同期，各种学术及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数百篇有关“花儿”的研讨文章，相当一批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的“花儿”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新资料，“花儿”研究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有一些研究者还力争形成个人的“花儿”理论体系，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时期，利用“花儿”音乐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不断出现，“花儿”形式的长篇叙事诗趋于成熟，“花儿”舞台剧也逐渐兴起并经久不衰。
　　“花儿”演唱不仅频繁出现在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等重大演出活动中，还走出国门，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作呈现给了世界人民，苏平等众多歌唱家以演唱“花儿”而声名鹤起，成为演艺界名星。赵宗福的《花儿通论》，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这是我国对“花儿”做整体性研究的第一部志书体专著，是多年来“花儿”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总之，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得这一时期形成了二十世纪以来“花儿”研究与开发领域中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
　　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现代传播媒体的快速普及，以及国内民间文艺研究热点的转移，“花儿”的研究逐渐进入了近10年的消歇期，而“花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呈现出的喜忧参半的景象，一时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花儿”音像制品大量上市，鱼龙混杂，充斥城乡，甚至出现某些商家急功近利，奉迎低俗需求而“恶搞”“花儿”的现象。同时，大量“花儿”歌手纷纷进入城市，立足茶园等娱乐场所，在简陋的条件下实践着“花儿”的创收功用。这种对“花儿”资源的多重性开发，以及“花儿”群体进入城市，寻求发展的自发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而缺乏的则是相关部门正确的引导和扶持。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仍然有部分学者执著地坚守在“花儿”研究的阵地上，一往情深地耕耘着“花儿”园地。刘凯的《西部花儿散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出版，作者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将“花儿”从民间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视角，进行了多层面的涉及，对“花儿”的历史、流传、流派、格律、方言、演唱习俗、民族特点等，做了广泛论述。马甘的《谈“花儿”论熟语》1998年内部印行，对“花儿”多方面地进行了介绍。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对“花儿”的理论研究显得良莠不齐。一方面，从整体看，“花儿”理论研究，缺乏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加上此前的学者们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使得这一时期的“花儿”研究，难以再有新的突破，学术界出现相互承袭，旧调重弹，对类似于“花儿”起源及称谓等陈旧话题纠缠不清，进行无谓纷争的现象（其实，许多涉及“花儿”的常规性的问题，在此前不久赵宗福先生的《花儿通论》问世后，不应再开口水战）。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另辟蹊径，挖掘整理“花儿”所包含的深层次的社会学信息，使得“花儿”研究，在历史、人文、民俗等领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世纪更替之际，罗耀南、朱仲禄、滕晓天、马得林、赵存禄等人先后出版了专著。其特点是，作品以正式出版物为主；以“花儿”为媒介，从民俗研究、新“花儿”的创作、总结“花儿”的修辞手法、进行文学欣赏的角度，对青海地方民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介绍，提升了“花儿”在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在民众心目中的文化品位。
　　罗耀南的《花儿词话》，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用广角度引证、分类、解说的手法，对传统“花儿”较生僻的一些民俗事象和民俗词语，进行了注释和解说，为“花儿”的民俗学研究建立了良好开端。该专著荣获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朱仲禄的《爱情花儿》，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汇集了朱仲禄先生几十年“花儿”生涯的创作成果，展示了花丁一生育花的不懈情怀，为学术研究从深层次走进歌手，从新角度走进“花儿”演唱实践，研究歌手，解析歌手，使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研究步入一个新天地展现了新境界。
　　滕晓天的《青海花儿话青海》，银河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该书在“花儿”研究中另辟蹊径，从普及入手，以其深邃的史学信息，翔实的民俗及人文资料，优美的散文笔调，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叙述手法介绍青海，赏析“花儿”，倍受各阶层民众的关注。该专著荣获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青海省人民政府第五届优秀文学创作奖。
　　马得林（回族）的《新编大传花儿》，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汇集了采风和创作的1000余首青海“花儿”，清新、自然而富有生活气息，为人们所称道。
　　赵存禄（东乡族）的《东乡人之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出版，以传统“花儿”抒情为主的表现手法，大胆进行叙事“花儿”的创作，展现了东乡族独特的民风民俗，令人耳目一新。
　　2004年6月，青海“花儿”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以朱仲禄、滕晓天、井石等为核心的第二届理事会，集思广益，顺应潮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打造青海‘花儿’品牌”的理念。当年，在召开著名“花儿”演唱艺术家朱仲禄先生从艺六十周年纪念会之际，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和青海省江河源文化研究会还联合召开了“打造青海‘花儿’品牌研讨会”。自此以后，“打造‘花儿’品牌”成为“花儿”研究与开发的热门话题，逐步形成了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和青海省文化馆“两会一馆”合力打造“花儿”品牌的新局面；打造品牌，也成为青海“花儿”研究会的中心工作，相应的研究、实践、开发等活动均在较高的层面上再次引发“花儿浪潮”。
　　2004年起，青海省文化馆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青海省“花儿”研究会的协助下，在西宁凤凰山连续六年举办“西北五省（区）大型‘花儿’演唱会”，并多次在格尔木市、民和县、互助县等地先后设立了分会场。以其宏大的规模，新颖的形式，较高的水平，优越的位置，创设了城市“花儿”会的新模式，发挥了中心城市的示范和辐射功能，形成了省会的文化名片。赛后，出版“花儿”会演唱光碟，为推动民间演唱，活跃群众文化，规范影像市场，起了积极作用。2005年，由师守成编剧，焦福才、董淑琴导演，施观林、郭兴智作曲的“花儿”风情歌舞剧《六月六》，经青海省戏剧艺术剧院编排后，首次在青海人民剧院演出，获得成功。此后，该剧曾参加“第二届青海民族文化旅游节”（2005年）、“中国青海结构调整暨投资贸易洽谈会”（2006年）、“第九届上海国际艺术节”（2007年）、“大美青海-香港行”活动（2008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2008年）等活动，在省内外共计演出30余场，规模空前，反响强烈，为弘扬“花儿”艺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一大批音乐工作者，大胆进行“花儿”音乐的改编与创新，“花儿”表演艺术的探索与提高，“花儿”多种演唱形式的革新与实践，“花儿”圆舞曲的创编与实验等，颇多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2006年5月，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青海“花儿”研究会和青海省文化馆合编的《青海花儿论集》和《青海花儿新篇》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专著，前者以论题新颖，见解独到的风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后者因承续传统风格，富含时代气息，深受民众喜爱。
　　青海“花儿”在经历了历次风吹雨打之后，终于迎来了辉煌的金秋，2006年6月，青海“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列入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无疑是“花儿”成长史上的又一个历程碑。同时，社会各界对多年来辛勤耕耘的“花儿”园丁们也给予了崇高的敬意和荣誉。2006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中国原生态演唱系列”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2009年荣获中国金唱片奖。
　　2007年6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朱仲禄“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2007年7月，由青海江河源文化研究会、青海“花儿”研究会和青海省文化馆联合举办的“花儿的明天暨朱仲禄花儿艺术研讨会”在西宁召开。同时出版《文坛瞭望——青海花儿研究专号》以示纪念。此后不久，以朱仲禄原创花儿《雪白的鸽子》为引子的现代舞台剧也以宏大的场面，唯美的艺术手法而轰动艺坛，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2007年，中国唱片社出版张朵儿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花儿”唱片，2009年荣获中国金唱片奖。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着眼于“花儿”品牌的打造与艺术创新，继续在高品位上运作。2009年2月，滕晓天创作的新“花儿”集《青海花儿唱青海》出版，编入新“花儿”1000余首，荣获青海省人民政府建国60周年文学创作奖。与此同时，众多的作者，努力编写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花儿”剧本、“花儿”小说、散文，创作新花儿歌词与歌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2009年3月，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和青海省文化馆联合编写和出版了传统“花儿”和新编“花儿”的《青海花儿选》，被西宁市文联作为建国60周年文艺丛书出版。其500余首传统“花儿”以不同内涵进行新颖的分类，构勒了解传统“花儿”全貌的轮廓。500余首新“花儿”是青海“花儿”学者和歌手们创作的，饱含时代气息，展现了高原景色、田野风光、富足生活，抒发了催人奋进的时代新声。
　　2009年5月，青海省电视台主办，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协办，成功举办了“花儿”电视大奖赛，参赛者多为业余歌手，其中涌现出了不少“花儿”新秀。这是近年来对“花儿”演唱队伍的一次大检阅，也是运用现代传播媒介演绎“花儿”艺术的成功范例。2009年度，在省文化馆和“花儿”研究会的积极倡导和地方文化部门的协助之下，青海省大通县和互助县丹麻乡、白毡帽茶园等地先后建立了民间“花儿”创研基地，并酝酿筹划在其他地区建立更多的基层创研基地。“花儿”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创研基地的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文化、懂音乐、富于个性、可塑性强、发展前景广阔的“花儿”新秀。这些基础，必将为“花儿”艺术的蓬勃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9年6月创刊的《青海花儿》杂志，是近年来“花儿”园地中盛开的一朵奇葩，她的创刊，为广大的“花儿”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处相互交流，展现最新成果的平台和园地，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与喜爱。
　　从以上回顾可看出，近10多年来，是青海“花儿”研究与开发的复苏期，是第二届“花儿”研究会大有作为，卓有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是可以载入“花儿”史册的。进而言之，在建国60周年之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正在编纂的《青海省志·“花儿”志》，必将获得“花儿”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同时，如何保持花儿的鲜美诱人，争取得到更多的人的呵护与关爱，这是当代语言学家、音乐家、社会学家乃至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化氛围，需要这样的学术准则，也需要以这样承前启后的精神去开创未来。明天的“花儿”会开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