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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忍堂文集》，杨翼骧，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11-03
子昂翁即杨翼骧师，师字子昂，本文以字行，诚表尊敬。子昂翁曾将主要论文结集为《学忍堂文集》，并撰《自序》曰：“‘学忍堂’者，我家的祖传堂号，盖祖上以来，世代读书，清代出过十名进士，可算得上书香门第。以祖传堂号题做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忍’字多义，此处乃‘忍耐’之‘忍’，且‘忍’与‘韧’通……凡事要忍，忍为美德……人人须学忍，而后能够忍。血气过刚，毫无忍性，小有不满，暴跳如雷，非读书人气质，十之八九，难成大事。”①
子昂翁出山东金乡望门杨氏，其人生与学术之精神尽得数百年家学传统精髓，诚、敬、慎、仁、恕诸品格萃聚一身，有通儒、大儒之雅风，无愧为“学忍堂”堂主门宗传人。后学于1993至1996年忝列学忍堂门墙，侍学子昂翁，于先师学术、精神深有感受，被泽优渥，值逢先师百年诞辰，昔日问学情景历历在目，谨以《学忍堂承教录》为题目，追忆先师教诲，以志感恩、纪念。
先师带学生，重视基础，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基础与基本功的训练尤重文字，文字首先从书写抓起。先师撰文，书写规范，字字工整，率先垂范，因此也要求学生书写工整，不能潦草。昔日在先师身边受教，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例：
第一，“本”字不能有钩。先师授课，须写读书报告，报告提交后，先师都认真批阅。有一次，先师一边看我的读书报告，一边教我说：“‘本’字一竖，不能有钩。”平时连笔草书，已成习惯，书写细节往往不太注意。有些字，写了几十年，文字结构并未能弄清楚，草写省略了某些笔划，真要一笔一划写工整，反倒不会写了。自从先师提醒，改变了我的一些坏毛病。
第二，是“起码”不是“其码”。我大学毕业后到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科研与教学不同。教学读错字或写错字都会影响到学生，所以时刻警惕。科研，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常常读错、写错却不以为然，有时懒得去查，但求意思明白就行了。因此，“起码”经常写成“其码”，经先师纠正，以后又做教师，不得不时时注意。每忆及此，总是感念先师之教泽，如果没有先师的教导，自己有可能到现在仍写错而不自省。
第三，假、霞、段、锻。经常聆听先师讲读书论学，碰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字，先师总是附带解释一番，加深后学的记忆。有一次涉及“假”字，先师说：“凡是有‘叚’者，其发声韵母皆为‘ia’；凡有‘段’者，其发声皆为‘duan’。”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识字始，识字自知音始。”先师教我识字读音，使我逐渐领悟到学问之道。
第四，横戌点戍无点戊。戌、戍、戊三字，形近而音、义各不同，先师在和我聊天时，也常用这样的例子教我注意区别文字的形、音、义。
第五，蜀国即刘蜀，不能称“蜀汉”。我写学位论文时，论证三国史官制度，写到蜀国，多用“蜀汉”。先师阅改，把“蜀汉”全部改为“蜀”“蜀国”“刘蜀”。我到先师家里请教，先师拿出论文稿，指点说：“‘蜀’可称‘刘蜀’，不能称‘蜀汉’。”我一时不明白先师的意思，心里想为什么许多书用“蜀汉”这一称谓呢？后来仔细琢磨，先师的意见是正确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孙吴各以姓加国号，蜀亦当称“刘蜀”。《三国志》有《蜀书》，而非《蜀汉书》。
这些点滴细碎，看起来是小事，但并非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不仅纠正了我的一些马虎习惯，还让我悟出了一些做学问方面的道理。
先师子昂翁的著述是最讲究章法的，他教授学生，也要求学生讲究撰写章法。根据事物的主次、轻重、先后顺序依次叙述，经常告诫我们必须十分熟悉材料，只有材料熟悉，才能循章法叙述，顺缘材料，或由大到小，或由主及次，或由重及轻，或由长及幼，或由先而后，或由近及远，或由远而近，地理描述或按顺时针方向，逐级逐层记述。如此才能将零散的材料与史事片段循章法而整齐，将复杂混沌的事物循章法而变得简单明了。由章法启导学生重视材料，只有材料把握住了，才能把握好用笔叙述的分寸。读先师的书，忆先师的教诲，每每于撰著的实际中践行之，感悟深深，荷恩亦深深。
初学写作者，往往不能沿一条思路一以贯之，叙述行文枝蔓太多，句与句之间跳跃性较大，读起来给人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我初涉论文撰写，也常犯这样的毛病，但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后来虽稍有改进，但并不能做到恰到好处。先师教我论文写作，常对我说：“写论文，要一句是一句，一句压一句，念着上句，下句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即使写历史考证的论文，也要如此。”先师的话就像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每当撰写论文时，总会想起先师的教导，脑海里浮現出先师教我写论文的场景，论文写好后，总是反复念上几遍，看看是否能达到先师的要求，是否能找到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以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撰写论文，总是将先师对我的教诲转述给学生，也使学生大受教益。我对学生说：“以前不会写论文，让人读起来很痛苦，给别人添了麻烦。自从得先师子昂翁教导，才大有改进，闻道太晚了。你们要吸取老师的教训，谨记祖师的教诲，写论文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别人增添痛苦。”
恩师子昂翁在《学忍堂文集·自序》中说：“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1996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经常回忆自己在先师身边受教育的经历，体会先师教书育人的精神、理念与方法，以先师为榜样，摸习先师的教法，教学授课，指导学生，向学生传授先师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毕业后，虽然不在先师身边，但先师也时常有书信教导。先师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于1999年2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刚刚出版，先师即把新书惠赐后学。昔日撰博士学位论文，大得先师《编年》教益，第三册又是我常翻常看的案头书，教学、科研，不离须臾。先师有在京要办之事也嘱我办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其中“隋唐五代卷”，曾邀请先师题签书名，书出版后，白先生因身体状况欠佳，不久又住院仙归，未能及时将书寄送先师，先师嘱我找一册，我在书店购得一本，呈上先师。不久就收到先师汇来的书款单，我拿着汇款单，心里真是有一种特别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说不清是十分的难受还是着急。心里想：“先生啊先生！您给我的是一座泰山，我还报您的仅是一片树叶，您将书款寄来，没想想学生会有什么感受？”我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恩师子昂翁，一生忠厚，正大光明！
到北京工作后，曾有二次回天津看望恩师，每当汇报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情况，恩师总是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看得出来，只要学生有一点点进步，恩师是多么的欣慰和高兴！2002年冬，我和汤勤福兄去看望恩师，这时恩师已卧病在床了。恩师见我们来，非常高兴！汤兄先汇报工作近况，我也将情况汇报恩师，坐在床边，顺势为恩师按摩腿脚，同时报告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想法。恩师认真地听，不时露出微笑，双眼眼角还流溢出泪滴。我默默地为恩师擦拭，也体会到恩师看到学生是多么的高兴，也预感到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了。2003年2月22日恩师子昂翁祥云道山。我等师兄弟捧抬师恩，护送至天津北仓，头脑里一直在闪现着恩师教授我们的场景，思念无限，悲痛万分！
恩师离开我们后，我最牵挂的就是师母了。只要有人从天津来，便打问师母近况。2013年到南开大学参加李治安教授、孙立群教授的博士答辩，我和曹惠芬一起去看望了师母，这时师母已经住进了天津马场道一家养老院。在培林兄的陪同下，和师母在一起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师母虽卧床不起，然精神尚好，看到我们后，还能认出我们，一直向我们微笑点头，还把手伸出来，我们拉着师母的手，报告了全家每个人的情况，师母听后很高兴。培林兄说：“昨天有亲戚来，一直没醒，也不认识人了。没想到你们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临走时，我们给师母放下了3000元，师母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肯松放。
如今，恩师、师母均已驾鹤西去，二老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待后学总结与继承。恩师子昂翁以“学忍堂”冠名《文集》，并明确表示“对后学有所寄望”，恩师的学术精神亦即“学忍堂”的精神，后学当继承并发扬这一学术精神，故本文取名《学忍堂承教录》，追念恩师之教泽。所思所忆仅是点滴，系统总结有待来日。
【作者简介】牛润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方志学。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20-0011-03
子昂翁即杨翼骧师，师字子昂，本文以字行，诚表尊敬。子昂翁曾将主要论文结集为《学忍堂文集》，并撰《自序》曰：“‘学忍堂’者，我家的祖传堂号，盖祖上以来，世代读书，清代出过十名进士，可算得上书香门第。以祖传堂号题做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寄望。‘忍’字多义，此处乃‘忍耐’之‘忍’，且‘忍’与‘韧’通……凡事要忍，忍为美德……人人须学忍，而后能够忍。血气过刚，毫无忍性，小有不满，暴跳如雷，非读书人气质，十之八九，难成大事。”①
子昂翁出山东金乡望门杨氏，其人生与学术之精神尽得数百年家学传统精髓，诚、敬、慎、仁、恕诸品格萃聚一身，有通儒、大儒之雅风，无愧为“学忍堂”堂主门宗传人。后学于1993至1996年忝列学忍堂门墙，侍学子昂翁，于先师学术、精神深有感受，被泽优渥，值逢先师百年诞辰，昔日问学情景历历在目，谨以《学忍堂承教录》为题目，追忆先师教诲，以志感恩、纪念。
先师带学生，重视基础，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基础与基本功的训练尤重文字，文字首先从书写抓起。先师撰文，书写规范，字字工整，率先垂范，因此也要求学生书写工整，不能潦草。昔日在先师身边受教，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例：
第一，“本”字不能有钩。先师授课，须写读书报告，报告提交后，先师都认真批阅。有一次，先师一边看我的读书报告，一边教我说：“‘本’字一竖，不能有钩。”平时连笔草书，已成习惯，书写细节往往不太注意。有些字，写了几十年，文字结构并未能弄清楚，草写省略了某些笔划，真要一笔一划写工整，反倒不会写了。自从先师提醒，改变了我的一些坏毛病。
第二，是“起码”不是“其码”。我大学毕业后到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科研与教学不同。教学读错字或写错字都会影响到学生，所以时刻警惕。科研，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常常读错、写错却不以为然，有时懒得去查，但求意思明白就行了。因此，“起码”经常写成“其码”，经先师纠正，以后又做教师，不得不时时注意。每忆及此，总是感念先师之教泽，如果没有先师的教导，自己有可能到现在仍写错而不自省。
第三，假、霞、段、锻。经常聆听先师讲读书论学，碰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字，先师总是附带解释一番，加深后学的记忆。有一次涉及“假”字，先师说：“凡是有‘叚’者，其发声韵母皆为‘ia’；凡有‘段’者，其发声皆为‘duan’。”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识字始，识字自知音始。”先师教我识字读音，使我逐渐领悟到学问之道。
第四，横戌点戍无点戊。戌、戍、戊三字，形近而音、义各不同，先师在和我聊天时，也常用这样的例子教我注意区别文字的形、音、义。
第五，蜀国即刘蜀，不能称“蜀汉”。我写学位论文时，论证三国史官制度，写到蜀国，多用“蜀汉”。先师阅改，把“蜀汉”全部改为“蜀”“蜀国”“刘蜀”。我到先师家里请教，先师拿出论文稿，指点说：“‘蜀’可称‘刘蜀’，不能称‘蜀汉’。”我一时不明白先师的意思，心里想为什么许多书用“蜀汉”这一称谓呢？后来仔细琢磨，先师的意见是正确的，魏、蜀、吴三国，曹魏、孙吴各以姓加国号，蜀亦当称“刘蜀”。《三国志》有《蜀书》，而非《蜀汉书》。
这些点滴细碎，看起来是小事，但并非小事，对我触动很大，不仅纠正了我的一些马虎习惯，还让我悟出了一些做学问方面的道理。
先师子昂翁的著述是最讲究章法的，他教授学生，也要求学生讲究撰写章法。根据事物的主次、轻重、先后顺序依次叙述，经常告诫我们必须十分熟悉材料，只有材料熟悉，才能循章法叙述，顺缘材料，或由大到小，或由主及次，或由重及轻，或由长及幼，或由先而后，或由近及远，或由远而近，地理描述或按顺时针方向，逐级逐层记述。如此才能将零散的材料与史事片段循章法而整齐，将复杂混沌的事物循章法而变得简单明了。由章法启导学生重视材料，只有材料把握住了，才能把握好用笔叙述的分寸。读先师的书，忆先师的教诲，每每于撰著的实际中践行之，感悟深深，荷恩亦深深。
初学写作者，往往不能沿一条思路一以贯之，叙述行文枝蔓太多，句与句之间跳跃性较大，读起来给人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我初涉论文撰写，也常犯这样的毛病，但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后来虽稍有改进，但并不能做到恰到好处。先师教我论文写作，常对我说：“写论文，要一句是一句，一句压一句，念着上句，下句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即使写历史考证的论文，也要如此。”先师的话就像刻在我的脑子里一样，每当撰写论文时，总会想起先师的教导，脑海里浮現出先师教我写论文的场景，论文写好后，总是反复念上几遍，看看是否能达到先师的要求，是否能找到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以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撰写论文，总是将先师对我的教诲转述给学生，也使学生大受教益。我对学生说：“以前不会写论文，让人读起来很痛苦，给别人添了麻烦。自从得先师子昂翁教导，才大有改进，闻道太晚了。你们要吸取老师的教训，谨记祖师的教诲，写论文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给别人增添痛苦。”
恩师子昂翁在《学忍堂文集·自序》中说：“清代大学者钱大昕有‘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之语，还应补上一句‘尽心育后学，胜著等身书’，为人做‘教书匠’者，幸莫大焉！福莫大焉！”1996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经常回忆自己在先师身边受教育的经历，体会先师教书育人的精神、理念与方法，以先师为榜样，摸习先师的教法，教学授课，指导学生，向学生传授先师的学术精神与治学方法。毕业后，虽然不在先师身边，但先师也时常有书信教导。先师编著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于1999年2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刚刚出版，先师即把新书惠赐后学。昔日撰博士学位论文，大得先师《编年》教益，第三册又是我常翻常看的案头书，教学、科研，不离须臾。先师有在京要办之事也嘱我办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其中“隋唐五代卷”，曾邀请先师题签书名，书出版后，白先生因身体状况欠佳，不久又住院仙归，未能及时将书寄送先师，先师嘱我找一册，我在书店购得一本，呈上先师。不久就收到先师汇来的书款单，我拿着汇款单，心里真是有一种特别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受，说不清是十分的难受还是着急。心里想：“先生啊先生！您给我的是一座泰山，我还报您的仅是一片树叶，您将书款寄来，没想想学生会有什么感受？”我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恩师子昂翁，一生忠厚，正大光明！
到北京工作后，曾有二次回天津看望恩师，每当汇报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情况，恩师总是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看得出来，只要学生有一点点进步，恩师是多么的欣慰和高兴！2002年冬，我和汤勤福兄去看望恩师，这时恩师已卧病在床了。恩师见我们来，非常高兴！汤兄先汇报工作近况，我也将情况汇报恩师，坐在床边，顺势为恩师按摩腿脚，同时报告自己在科研方面的想法。恩师认真地听，不时露出微笑，双眼眼角还流溢出泪滴。我默默地为恩师擦拭，也体会到恩师看到学生是多么的高兴，也预感到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多了。2003年2月22日恩师子昂翁祥云道山。我等师兄弟捧抬师恩，护送至天津北仓，头脑里一直在闪现着恩师教授我们的场景，思念无限，悲痛万分！
恩师离开我们后，我最牵挂的就是师母了。只要有人从天津来，便打问师母近况。2013年到南开大学参加李治安教授、孙立群教授的博士答辩，我和曹惠芬一起去看望了师母，这时师母已经住进了天津马场道一家养老院。在培林兄的陪同下，和师母在一起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师母虽卧床不起，然精神尚好，看到我们后，还能认出我们，一直向我们微笑点头，还把手伸出来，我们拉着师母的手，报告了全家每个人的情况，师母听后很高兴。培林兄说：“昨天有亲戚来，一直没醒，也不认识人了。没想到你们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临走时，我们给师母放下了3000元，师母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肯松放。
如今，恩师、师母均已驾鹤西去，二老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待后学总结与继承。恩师子昂翁以“学忍堂”冠名《文集》，并明确表示“对后学有所寄望”，恩师的学术精神亦即“学忍堂”的精神，后学当继承并发扬这一学术精神，故本文取名《学忍堂承教录》，追念恩师之教泽。所思所忆仅是点滴，系统总结有待来日。
【作者简介】牛润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方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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