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减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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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资产减值政策对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如何在真实反映资产价值与避免资本市场怀疑会计政策选择不良动机的夹缝中作出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资产减值政策产生与变迁的理论出发,指出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是企业真实体现资产价值、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理清目前资本市场对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提出应当从企业与资本市场两方面共同出发,修正各自的思想与行为,理性地看待资产减值政策选择问题,真正实现会计选择的本质要求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资产减值政策;未来经济利益;决策有用论;企业道德伦理
  
  引言
  
  2006年2月15日《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政府层面制度规范的形成,同时也引起会计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展开持续的大讨论。截至目前,关于资产减值问题研究集中于资产减值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方面,并且强调企业有主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断探求政府监管部门如何利用制度设计的优势遏制企业的不良动机,将企业置于道德死角。即便是各种实证研究,也总是利用数据分析说明企业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亏损调整、临界调整和利润平滑的行为,力图证明企业资产减值行为的不良动机,唯独没有反思資本市场是否有效,是否能够实现完全竞争,资本市场是否利用信号反馈作用和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对企业实施的道德挤压,使企业为生存而被迫迎合资本市场的无理要求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
  
  一、资产减值政策产生与变迁的理论基础
  
  (一)符合资产本质要求:未来经济利益观
  国际财务会计理事会于1989年4月批准,1989年7月公布,2001年4月被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采纳的《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第49段指出:资产是指由于过去事项而由主体控制的、预期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主体的资源。第53段对未来经济利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资产中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主体的潜力。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章第二十条指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间接导致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潜力。以上两个权威机构对资产的释义基本是相同的,都在特别强调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特征,可以理解为,资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未来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反过来,如果资产不具备这样的潜能,那也就不成其为资产了。这样的理念来自于经济学中对资财、财富的认定。经济学认为,只有在资产预期带来的经济利益高于或等于其取得时的市场价格时,企业才会作出取得资产的决策且为此付出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即为取得资产时的价格,它代表了主体当时对资产在其寿命期内所能产出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合理评价。因此,资产取得时,会计上予以确认记录的资产取得成本(市场价格)同资产预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资产在被企业拥有和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在资产取得时无法预料的不利影响因素,从而导致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与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在特定时点上产生差距,这个差距即为资产的价值变动。这种资产价值变动可能呈现两种方向,一是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高于现实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资产取得时的价值评价曲线低于现实资产的真实价值。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企业可以从所拥有资产上获得取得时没有预期到的超额经济利益,会计本着保守、谨慎的态度不在会计信息系统中体现。第二种情况意味着企业将无法从所拥有资产上获得取得时预期的经济利益,那就是资产价值已经贬损,出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可靠性要求,必须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加以反映和揭示。
  由此可见,为了深刻揭示资产的本质特征,企业必须根据资产取得时的交易成本与资产现实价值对比,一旦发现资产价值贬损,应当选择适当的资产减值政策,如实地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提供可供利益相关者信赖的会计信息。
  
  (二)符合财务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论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应当理解为是政府主导型,强调政府发布的各项会计准则属于国家法规内容,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指出: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对财务报告目标进行了明确定位,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满足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信息需求放在了突出位置,彰显了财务报告目标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基本准则规定,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由此可以推定,在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过程中,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存。
  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资源配置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也促使财务报告目标由以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存转向以决策有用观为主。这就要求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对外提供能够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需求的信息,而不确定性的存在又导致稳健主义诞生。国际财务准则理事会《编制财务报表框架》(2008)第37段指出:审慎是指在有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作出所要求的估计时,在判断中加入一定程度的谨慎,以便不虚计资产或收益,也不少计负债或费用。资产减值会计就是在稳健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它与中立会计’相比,的确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能够实现决策有用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
  
  (三)符合会计选择本质要求:会计契约论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所以企业是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这些契约,影响着企业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由此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影响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由此可见,会计选择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会计技术手段的选择过程,更多情况下,是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机制的表现形式,是多个参与者或者参与集团斗争妥协折中的结果。企业会计不仅要计量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资产的多寡,更主要的是通过会计系统反映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揭示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和可能面临的风险,通过计量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即财务报告系统就是一个信号显示系统,是一个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管理者努力程度、工作能力以及企业未来发展空间和获利能力的信号系统。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着不同的信号。当企业选择市场价值已经低于账面价值的资产采用资产减值政策对会计信息予以修正,压缩资产水分时,这种行为表明企业在自愿向契约各方发出真实信号,客观反映公司经济状况,同时也体现出企业管理层对公司的发展前景和预期盈利充满信心。
  会计也是一个计量体系,会计计量包括资产计量和收益决定,资产计量可以是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计量,所以资产计量是反映经济主体财务状况的重要手段。收益决定是要通过对收 入、费用和净收益等要素的衡量、比较,提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的定量信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有关决策的需要。不同计量模式会使会计信息系统产生不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不同的信号,以致影响资本市场对企业的评价和认识。而资产减值政策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计量企业所拥有资产的真实、可靠的价值。当企业所处的外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企业资产价值贬损,那么,原来运用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很明显不能够正确揭示企业资产价值,必定要求企业采用新的计量模式对此进行修正。由此可以肯定地认为,企业管理层必然会根据政府发布的会计准则框架,结合自身所处经济背景、经营管理要求、生产过程特点,选择既符合政府法规规范又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的会计政策,会高度、持续地关心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综上所述,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将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并导致不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本质上是一项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契约安排。企业担负着重大的经济责任。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时应当做到:合法性、独立性、一贯性、适用性、成本与效益相结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必须在此领域遵守职业道德,切实承担企业应当承担的、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高度的责任感、求实的工作态度对待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问题。
  
  二、资本市场对资产减值政策的态度与反应
  
  (一)怀疑企业资产减值动机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理论以后,该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对人性认定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就是在利己动机的支配下,以期用最小化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的个体。穆勒(John Stuart Mill)进一步认为,“经济人”定义中应当强调人的“理性行为”。所有经济行为者天生具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它们会利用自己所收集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通过趋利避害的原则对面临的选择以及将要实现的目标进行分析,最后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由此,资本市场先天地认为,企业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都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与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放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审视企业的经济行为,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
  随着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会计准则制定的指导思想由规则导向改变为目标导向,因此会计准则体系为企业留下了可以想象的职业判断空间,企业拥有了会计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加之对会计信息而言,资本市场只是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人之一,不可能参与会计信息生成过程,必须被动地期望企业诚实守信,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因此企业亦即信息提供者具备信息优势,而资本市场亦即信息使用者处于信息劣势,导致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信息提供者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谋求对其有利的经济后果。产生行为中的道德风险。也正因为两者之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关系,资本市场持续地认为,企业在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上总是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有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谋求其经济利益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总是认为企业有异化会计行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加之国内企业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案例又屡见不鲜,并且严重程度不断增加,这种现实更加重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不信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会计行为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行为,对外披露的会计报告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将产生影响。Zeff(1993)指出,会计信息的有用“是指信息必须及时可靠地传播,必须是再现——被理解为再现——一个想要如实反映的经济现实”。作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者,要求“财务信息必须是无偏的——也即財务报表必须是平衡且公正的,而且必须是反映经济现实的真实表象”,但是“社会上总存在从一个角度或另外一个角度抨击财务信息的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市场坚持认为企业会根据自身不同需要(例如,扭亏为盈、配股、股权激励等)主动通过资产减值政策谋求预期的经济后果。多年来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所选取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顾振伟、欧阳令南(2008)指出:资产减值准备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且,资产减值准备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在若干年度中体现出来的。薛爽(2006)发现扭亏公司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的现象。陈小超(2008)认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直接激发了利益相关方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目的有三:一是为实现企业融资要求;二是为管理层实现高额薪酬;三是为了债务契约或合理避税。蒋义宏、李颖琦(1998)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与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动因的关系十分密切。丁方飞(2008)指出,在具有强烈盈余管理动机需求(如扭亏、保牌)的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被利用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财政部会计司在2008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中指出:上市公司2008年巨额资产减值损失也不排除某些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为调低2008年利润以实现2009年业绩回转的可能性。
  
  (二)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过程的理性
  企业资产减值过程包括:资产减值迹象判断、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资产的计量方法有关)、资产减值后续转回等环节。
  首先,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迹象判断的动机。《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可以通过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判断企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迹象,并且罗列出外部信息与内部信息表明的具体内容。所列资产减值迹象判断标准中不只包括定量判断标准。还包括定性判断标准,例如,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资本市场认为,企业如何确认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进而确认资产减值的幅度与范围,是否会出于自身需要认定资产减值迹象?再如,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这个证据是否具有公信力,是否需要鉴证?
  其次,怀疑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可靠性。当资产出现减值迹象后,应当确认资产可收回金额,并与资产账面价值比较,可收回金额低于资产账面价值部分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在资产减值损失确认过程中,资产公允价值与处置费用以及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计算是资产减值损失是否准确的关键因素,而这需要有一个成熟且活跃的生产要素市场做支持。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市场的活跃程度不够,公允价值确认一直受制于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可能由于主客观原因产生技术偏差。所以,企业无论采用 哪一种方法确认资产可收回金额以及资产减值损失,资本市场都怀疑其可靠性。
  最后,怀疑企业资产减值转回处理的真实性。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不允许企业长期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转回,但是并不限制流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的转回。资本市场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给企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谋求自身利益留有缺口,使得资产减值政策演变为企业盈余管理、盈余操纵、选择性披露、财务包装、会计舞弊等异化会计行为的手段。
  综上所述,由于企业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后果直接关系资本市场的利益,那么,资本市场有可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企业对其融资功能的依赖,发挥信号传导功能干预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形成迫使企业按照资本市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信号传导效应。
  
  三、摆脱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两难境地的方案设计
  
  (一)重塑企业高尚伦理道德机制,以决策有用论规范资产减值信息
  首先,企业应当坚持以决策有用论为主导,客观真实地选用资产减值政策。社会是纷繁复杂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包罗社会活动的全部,会计准则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以来,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由规则导向转为原则导向,给企业会计处理留有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经济活动选择最为恰当的会计处理原则与方法,提供高品质的、可供投资者信赖的财务会计信息。资产减值政策恰是这种信任的集中表现。对企业而言,资产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市场波动而波动的,当资产价值向上变动时,历史成本计量可能更可靠一些,但如果资产价值向下变动时,历史成本计量就失去了可靠性,资产的市场价值更能够体现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所以,出于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论的要求,企业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和范围内选用资产减值政策,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提倡企业伦理道德意识。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含了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有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在处理这些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时,必须遵守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与秩序,必须承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必须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些内容即为企业伦理道德要求的内涵。所以企业管理层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背后体现的企业伦理。任何一个企业部不可能脱离其他企业独立存在,必须与整个经济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一旦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资本市场就会用脚投票,将企业剔除。所以,社会公平、企业及企业家的声誉、利益相关者利益等问题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决策。那么,企业在进行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时,应当在企业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完成,不辜负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任。不能损害企业及企业家的声誉,更不能将其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手段,有选择性地向资本市场提供会计信息,干扰视线,制造“噪音”,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最后,建立企业伦理道德机制,增强企业自身伦理道德约束能力。一种机制的形成须有三个必备的基本条件:一是制度;二是说明和支持制度的观念;三是执行制度和培育观念的机构。机制在本质上既不是制度和机构那样的“实体”,也不是思想观念那样的“虚体”,而是由制度、观念和机构这三个基本条件整合成的工作机理或工作原理。企业伦理道德机制,就是由確认一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的制度和机构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执行手段整合成的工作机理或工作原理。这里制度建设包括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伦理制度建设层面。目前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比较完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明确要求企业遵循职业道德,但是企业的道德伦理制度建设尚需健全,应当形成能够指导企业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制度体系。制度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可以发挥其作用,企业领导层的企业伦理道德观念和理解就是保证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必须要求企业领导层深刻认识市场经济也是法律经济、道德经济,并落实到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机构是执行制度的中枢,没有良好执行机构,任何设计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发挥其功效,企业应当在其内部设计保证高效运行的机构。
  
  (二)加强资本市场规范,以理性视角审视企业资产减值政策行为
  首先,资本市场应正确认识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行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2000)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当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的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虽然经济学中关于理性行为的假设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不一定意味着由此就可以肯定,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它所描述的理性行为行事。所以,人类行为动机存在多元性,自利只能是人类行为动机中的一种,但是不能成为唯一动机。由此出发,可以推出,在经济生活中,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应当以理性经济人的面貌出现,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理性的经济行为维持企业经济活动利益并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企业经济行为并不是狭隘的理性行为,它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资本市场首先应当理智地看待企业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不能先入为主,总是怀疑企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动机不良。
  其次,资本市场应当提高对制度约束能力的信任。会计准则就是会计信息产生到披露全过程的法规性制度,对上市公司具有绝对效力。根据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制度安排即为博弈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当事人所采取的对策,并产生相应的结果。博弈不仅存在静态状态,更主要的是动态状态,所以制度安排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参与人不间断的活动中不断寻求新的均衡点的。制度安排既能对当事人行为起到激励作用又能对当事人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在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的艰辛努力下,就其历史而言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对企业的经济行为已经起到了激励与约束并存的作用。但是就其发展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地改进,力求设计一定历史时期中最为合理、最为科学的会计准则,在更大程度和更高层面上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资本市场应当相信会计准则约束了企业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正常地看待企业资产减值政策运用。
  最后,资本市场应当增加自身信号甄别能力。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作为处于信息劣势的资本市场应当根据企业财务报告等载体充分地获取信息,并对信息采取适当的甄别模型,判断企业信息的可靠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对策,避免陷入逆向选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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