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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侠对丁玲的同情
1933年5月,时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丁玲被其后夫冯达出卖,遭中统逮捕,押往南京。她开始被关在老虎桥中央看守所,又几经辗转,最后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转移至中山门外苜蓿园一幢米黄色的小洋楼里软禁。
苜蓿园是中山陵陵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园林专家傅焕光的一个实验中心。当时,傅焕光夫妇正大力倡导通过绿化的方法来美化环境。园中种有很多从欧美及南亚各国引进的珍奇花草树木,并建有12栋洋房。
当丁玲夫妇住进来以后,中统的人便立即在他们住的7号楼四周加设了铁丝网,其用心不言而喻。徐恩曾安排了8名训练有素的男女特工每天三班倒,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当时,傅焕光夫妇可能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丁玲的非国民党特务人员了。他们对她十分友善,这令丁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那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又为何会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呢?这件事说起来和徐的小妾费侠有关。费侠是浙江人,早年曾留学苏联,并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她一直在上海和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她被中统逮捕,随后叛变,并很快就和时任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同居了。据说两人恩爱异常,徐还专门为她包租下南京城西清凉山2号的一栋花园洋房。她能歌善舞,爱好文艺,并翻译过一些俄国和英国作家的诗文。她曾极力说服徐不要对被中统逮捕的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动用酷刑,而应以攻心术劝其自首。果然,姚蓬子很快就变节投敌了,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脱党启事。以后,姚蓬子夫妇与徐恩曾夫妇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徐恩曾和费侠还出席过姚文元1周岁的生日宴会。
费侠第一次看到丁玲也是在姚蓬子住过的明瓦廊古宅中,她曾有段时间被囚禁在那里。当时,费侠看到丁玲被独囚于明瓦廊古宅中的一个小房间内,全无自由,动不动就会遭到特务的呵斥,就连上厕所都会有一名女特工跟着,心里对她很是同情。后来,她曾私下劝徐恩曾,丁玲是一位知名女作家,你还是尽量宽待她一些吧。起先,徐恩曾对她的话还很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别多管闲事,因为丁玲和姚蓬子是截然不同的,她在被捕后,一直不肯屈服,还多次与看押她的特工争吵。据费侠的弟弟费逸贤晚年回忆:费侠曾陪徐恩曾3次到苜蓿园傅焕光家做客,她很欣赏那儿的风景。费侠出于同情心,曾力劝徐恩曾将丁玲软禁于苜蓿园,下一步如何处置,以后看情况再说。徐恩曾拿不定主意,曾就此事征求过陈果夫、陈立夫和朱家骅的意见,但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让他自己看着办。而另一中统头目张道藩则主动致电徐恩曾,表示他是赞成让丁玲保外就医的,并说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可能更有利于对她的感化。
软禁3年的沉重生活
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后,确实比在牢中多了一些自由,她和看守她的特务、叛徒之间的关系似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显然,她是接受了傅焕光夫妇的劝告,开始韬光养晦。她竭力控制住自己对叛徒丈夫冯达的厌恶,不仅流露出要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甚至还给他生了个女儿。l935年6月,她还把母亲和儿子(与胡也频所生之子)也接到了苜蓿园,和自己同住。因为产后营养欠缺,丁玲又不愿意接受中统大特务张道藩的“好心”资助,一度生活窘迫,傅焕光还特地派人去中央乳牛场为她们母女订了两份牛奶。
尽管南京政府严加保密,不准各报刊记者采访报道,但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当局还为此增加了看守人员。
一向爱以文化人自居的张道藩倒是多次前来看望丁玲,而且每次来都会带些鲜花、水果和糖块,企图以小恩小惠感化丁玲,但都无功而返。不过在那一两年里,7号楼最常来的客人还不是张道藩,而是姚蓬子。他在上海时就与丁玲很熟。1933年,时任左联天津支部委员兼中共北方局特科交通员的他被捕后,很快就自首了,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被安排在《扶轮月刊》和《钟声》两个刊物做编辑。1935年,他又兼任了中统办的《大江日报》副刊的主笔,收入甚丰。他经常来看望丁玲,和她共进午餐,与她谈论文学与时政。他还经常向丁玲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反复表示自己虽然被迫脱党了,但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亦未曾泄露党的机密,说到动情处,他还赌咒发誓,流下了几滴眼泪。
当时,丁玲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有一次,她还开口向他借了200元钱,用于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姚蓬子当即表示自己眼下生活还算宽裕,这钱就不必还了。他还几次动员丁玲为他主编的《扶轮月刊》和《大江日报》写稿,并许以优厚的稿酬。但都被丁玲严词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是绝不会投靠国民黨当局的。姚蓬子也只好就此作罢。
1936年秋,丁玲获释,后来辗转去了延安。古城南京给她留下了既沉重又复杂的难忘记忆。
(摘自《党史文汇》2012.7期)B⑦
1933年5月,时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丁玲被其后夫冯达出卖,遭中统逮捕,押往南京。她开始被关在老虎桥中央看守所,又几经辗转,最后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转移至中山门外苜蓿园一幢米黄色的小洋楼里软禁。
苜蓿园是中山陵陵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园林专家傅焕光的一个实验中心。当时,傅焕光夫妇正大力倡导通过绿化的方法来美化环境。园中种有很多从欧美及南亚各国引进的珍奇花草树木,并建有12栋洋房。
当丁玲夫妇住进来以后,中统的人便立即在他们住的7号楼四周加设了铁丝网,其用心不言而喻。徐恩曾安排了8名训练有素的男女特工每天三班倒,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当时,傅焕光夫妇可能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丁玲的非国民党特务人员了。他们对她十分友善,这令丁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那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又为何会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呢?这件事说起来和徐的小妾费侠有关。费侠是浙江人,早年曾留学苏联,并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她一直在上海和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她被中统逮捕,随后叛变,并很快就和时任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同居了。据说两人恩爱异常,徐还专门为她包租下南京城西清凉山2号的一栋花园洋房。她能歌善舞,爱好文艺,并翻译过一些俄国和英国作家的诗文。她曾极力说服徐不要对被中统逮捕的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动用酷刑,而应以攻心术劝其自首。果然,姚蓬子很快就变节投敌了,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脱党启事。以后,姚蓬子夫妇与徐恩曾夫妇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徐恩曾和费侠还出席过姚文元1周岁的生日宴会。
费侠第一次看到丁玲也是在姚蓬子住过的明瓦廊古宅中,她曾有段时间被囚禁在那里。当时,费侠看到丁玲被独囚于明瓦廊古宅中的一个小房间内,全无自由,动不动就会遭到特务的呵斥,就连上厕所都会有一名女特工跟着,心里对她很是同情。后来,她曾私下劝徐恩曾,丁玲是一位知名女作家,你还是尽量宽待她一些吧。起先,徐恩曾对她的话还很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别多管闲事,因为丁玲和姚蓬子是截然不同的,她在被捕后,一直不肯屈服,还多次与看押她的特工争吵。据费侠的弟弟费逸贤晚年回忆:费侠曾陪徐恩曾3次到苜蓿园傅焕光家做客,她很欣赏那儿的风景。费侠出于同情心,曾力劝徐恩曾将丁玲软禁于苜蓿园,下一步如何处置,以后看情况再说。徐恩曾拿不定主意,曾就此事征求过陈果夫、陈立夫和朱家骅的意见,但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让他自己看着办。而另一中统头目张道藩则主动致电徐恩曾,表示他是赞成让丁玲保外就医的,并说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可能更有利于对她的感化。
软禁3年的沉重生活
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后,确实比在牢中多了一些自由,她和看守她的特务、叛徒之间的关系似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显然,她是接受了傅焕光夫妇的劝告,开始韬光养晦。她竭力控制住自己对叛徒丈夫冯达的厌恶,不仅流露出要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甚至还给他生了个女儿。l935年6月,她还把母亲和儿子(与胡也频所生之子)也接到了苜蓿园,和自己同住。因为产后营养欠缺,丁玲又不愿意接受中统大特务张道藩的“好心”资助,一度生活窘迫,傅焕光还特地派人去中央乳牛场为她们母女订了两份牛奶。
尽管南京政府严加保密,不准各报刊记者采访报道,但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国民党当局还为此增加了看守人员。
一向爱以文化人自居的张道藩倒是多次前来看望丁玲,而且每次来都会带些鲜花、水果和糖块,企图以小恩小惠感化丁玲,但都无功而返。不过在那一两年里,7号楼最常来的客人还不是张道藩,而是姚蓬子。他在上海时就与丁玲很熟。1933年,时任左联天津支部委员兼中共北方局特科交通员的他被捕后,很快就自首了,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被安排在《扶轮月刊》和《钟声》两个刊物做编辑。1935年,他又兼任了中统办的《大江日报》副刊的主笔,收入甚丰。他经常来看望丁玲,和她共进午餐,与她谈论文学与时政。他还经常向丁玲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反复表示自己虽然被迫脱党了,但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亦未曾泄露党的机密,说到动情处,他还赌咒发誓,流下了几滴眼泪。
当时,丁玲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有一次,她还开口向他借了200元钱,用于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姚蓬子当即表示自己眼下生活还算宽裕,这钱就不必还了。他还几次动员丁玲为他主编的《扶轮月刊》和《大江日报》写稿,并许以优厚的稿酬。但都被丁玲严词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是绝不会投靠国民黨当局的。姚蓬子也只好就此作罢。
1936年秋,丁玲获释,后来辗转去了延安。古城南京给她留下了既沉重又复杂的难忘记忆。
(摘自《党史文汇》2012.7期)B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