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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1904年，湖南临澧人。少女时代，曾在湘西桃源和长沙岳云中学读书。1922年，丁玲来到上海，翌年考取上海大学文学系。她有很高的文学天赋，时在上海大学教书的瞿秋白、陈望道和茅盾都认为她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後来，她和青年作家胡也频结了婚，并一连写出多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与扶持。1931年，胡也频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联进步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因被後夫出卖，被中统逮捕
1933年5月，时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丁玲因被其後夫冯达出卖，遭中统逮捕，押往南京。开始被关在老虎桥中央看守所，又几经辗转，最後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转移至中山门外苜蓿园一幢米黄色的小洋楼里软禁。
苜蓿园是中山陵陵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园林专家傅焕光的一个实验中心。当时，傅焕光夫妇正大力倡导通过绿化的方法来美化环境。园中种有很多从欧美及南亚各国引进的珍奇花草树木，并建有12栋洋房。
当丁玲夫妇住进来以後，中统的人便立即在他们住的7号楼四周加设了铁丝网，其用心不言而喻。虽然住在这里要比住在监牢里好多了，至少有了些许的自由，且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但丁玲的心情却始终好不起来。因为她仍被严禁与外界接触——徐恩曾安排了8名训练有素的男女特工每天三班倒，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当时，傅焕光夫妇可能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丁玲的非国民党特务人员了。他们对她十分友善，这令丁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傅焕光是江苏太仓人，生于1891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18年，他去了菲律宾，进入马尼拉大学，学习农业。毕业後回国，历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省立第一农业中学校长、绥远实业厅厅长等职。1928年，他又奉调出任了中山陵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那时候，他不仅每天带领近千名工人在陵区内种草植树，还月月张榜公布账目，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不久，他便成为了由蒋介石、林森、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冯玉祥、吴稚晖等12人组成的中山陵陵园建设委员会委员，负实际运作之责。更由于他和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故而深受蒋介石夫妇的信任，经常会奉召到美龄宫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做弥撒祷告，每次做完祷告，都会被留下和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中午饭。
丁玲在住进苜蓿园以後，很快就发现傅焕光与南京政府中的很多上层人士关系很好。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政要和高级将领来此参观。他还特意将园中的一栋小洋楼辟为接待室，蒋介石夫妇亦偶尔会来这里住上一两日。当然，他们一来，整个园区都会实施戒严。来这儿住过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还有张学良、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以及中统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宪兵司令谷正伦，军政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朱培德，空军司令周至柔等人。可能正是因为傅的社会关系如此复杂，是故丁玲才会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尽量避免提到他们夫妇的吧。
两关键人物促成丁玲被软禁在南京苜蓿园中
那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又为何会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呢?这件事说起来应该和两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徐的小妾费侠。她是浙江人，早年曾留学苏联，并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後，她一直在上海和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她被中统逮捕，随後叛变，并很快就和时任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同居了，据说两人恩爱异常。徐还专门为她包租下南京城西清凉山二号的一栋花园洋房。她能歌善舞，爱好文艺，并翻译过一些俄国和英国作家的诗文。她曾极力说服徐不要对被中统逮捕的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动用酷刑，而应以攻心术劝其自首。果然，姚蓬子很快就变节投敌了，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脱党启事。以後，姚蓬子夫妇与徐恩曾夫妇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徐恩曾和费侠还出席过姚文元一周岁的生日宴会。
费侠第一次看到丁玲也是在姚蓬子住过的明瓦廊古宅中，她曾有段时间被囚禁在那里。当时，费侠看到丁玲被独囚于明瓦廊古宅中的一个小房间内，全无自由，动不动就会遭到特务的呵斥，就连上厕所都会有一名女特工跟着，心里对她很是同情。後来，她曾私下劝徐恩曾，丁玲是一位知名女作家，你还是尽量宽待她一些吧。起先，徐恩曾对她的话还很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别多管闲事，因为丁玲和姚蓬子是截然不同的，她在被捕後，一直不肯屈服，还多次与看押她的特工争吵。据费侠的弟弟费逸贤晚年回忆：费侠曾陪徐恩曾三次到苜蓿园傅焕光家做客，她很欣赏那儿的风景，还多次向傅焕光求教如何种植荷兰郁金香、美国黄玫瑰等花卉，也收受过傅焕光夫妇赠送的盆花。费侠出于同情心，曾力劝徐恩曾将丁玲软禁于苜蓿园，下一步如何处置，以後看情况再说。徐恩曾拿不定主意，曾就此事征求过陈果夫、陈立夫和朱家骅的意见，但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让他自己看着办。而另一中统头目张道藩则主动致电徐恩曾，表示他是赞成让丁玲保外就医的，并说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可能更有利于对她的感化。
还有一个人就是张镇，众所周知徐思曾与军统头子戴笠的关系十分紧张，与宪兵司令谷正伦也没什么私交。不过，他和宪兵司令部的二号人物张镇却一向关系不错。张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1926年底，奉命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授上校军衔，深得蒋介石的信任。1930年以後，他曾几次随蒋介石夫妇去傅家花园做客。而且说来也巧，他的内弟徐英誉从中央大学农科毕业以後，就分配在中山陵任技正，是傅焕光的得力助手。1932年，张镇升任宪兵特务团团长，曾专门负责过中山陵的保卫工作，亦是傅家的常客。故当徐恩曾问他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是否妥当时，他大约是出于对这位名气不小的女同乡的恻隐之心，明确表示可以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中，并称据他判断，中共地下党应不至于冒险进入警卫森严的苜蓿园营救丁玲。而且他也会指示部下配合中统做好监管工作，总之，请徐不必多虑。于是，徐恩曾很快就做出了这个安排。
中统大特务张道藩和叛徒姚蓬子轮番上阵欲感化丁玲，均无功而返
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後，确实比在牢中多了一些自由，她和看守她的特务、叛徒之间的关系似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显然，她是接受了傅焕光夫妇的劝告，开始韬光养晦，她竭力控制住自己对叛徒丈夫冯达的厌恶，不仅流露出要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甚至还给他生了个女儿。1935年6月，她还把母亲和儿子(与胡也频所生之子)也接到了苜蓿园，和自己同住。 因为产後营养欠缺，丁玲又不愿意接受中统大特务张道藩的“好心”资助，一度生活窘迫，傅焕光还特地派人去中央乳牛场为她们母女订了两份牛奶。
丁玲对母亲很是孝顺，有一次，冯达对丁母发了脾气，嫌她不讲卫生，惹得丁玲大光其火，与其争吵，还愤怒地一巴掌打落了他鼻梁上的眼镜。随後两人便厮打起来，特务们则都袖手旁观。幸亏傅焕光的妻子包菊仙闻声赶到，各数落了几句，才使两人的情绪都平复了下来。
傅焕光夫妇都很喜欢丁玲的儿子，经常会送他一些上海饼干、糖果和儿童玩具，还弄来了一对小白兔让他养着玩儿。
1935年夏秋之际，丁玲向看管她的特务小头目提出想去陵园东边的灵谷寺玩玩。开始，那个特务小头目显得很为难，说这件事他必须得向上峰请示。傅焕光知道後，出面表示丁玲就是想出去走走，他可以作保，她不会有事的，并可以让他的太太全程陪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个特务小头目也就不好再反对了，但仍带了两名男女特工，远远地跟在包菊仙和丁玲的後面，进行监视。时值七八月份，满目青翠，行走在去往灵谷寺的路上，一路熟悉的景色勾起丁玲对一段往事的回忆…一
那是1924年的夏天，丁玲和好友王剑虹(瞿秋白的前妻)结伴从上海来到南京，住进成贤街的一家旅馆。那时候的南京可比上海闭塞多了，市面也不繁华，只有城南夫子庙一带比较热闹。那一回，她们一起游了玄武湖和夫子庙，每到一处都要拍照留念，品尝风味小吃，玩得十分开心。但麻烦很快就来了。
一天，丁玲独自外出，在回旅馆的途中发现身上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钱包里有她和王剑虹用剩下的60元钱。如此一来，她们连回上海的火车票钱都没有了。就在两人一筹莫展之时，竟在成贤街口碰到了上海大学的熟人柯庆施。当年，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总是叫柯的绰号“柯大鼻子”或“柯老怪”，他也从不见怪。当他得知她们遭窃一事，顿时一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有我在此，两位才女就别发愁啦。”当晚，他就邀请丁玲和王剑虹一起去夫子庙的大集成酒家吃了顿好饭，随後又带她俩去看了场美国电影。
柯庆施是安徽屯溪人，家境富裕，爱交朋友。他在1922年就加入了青年团。1923年被派到上海大学工作，还担任过上海大学国民党支部的筹备委员，是个活跃人物。不久前，他刚在芜湖为准备南下报考黄埔军校的同乡青年学生许继慎和廖运泽提供了旅费。这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来，是因为失恋而来散心的。次日，他又邀请丁玲、王剑虹同游了南京东郊风景区。他们先在四牌楼马车行雇了一辆马车，然後驾车出朝阳门(今中山门)，游玩了明孝陵、灵谷寺和无梁殿。是故丁玲对这儿的景色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尽管南京政府严加保密，不准各报刊记者采访报道，但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市立一中的磨风剧社、中央大学的春潮文学社等学生文艺团体都曾要求前往苜蓿园探视丁玲，但均遭拒绝。国民党当局还为此增加了看守人员。
一向爱以文化人自居的中统大特务张道藩倒是多次前来看望丁玲，而且每次来都会带些鲜花、水果和糖块，企图以小思小惠感化丁玲，但都无功而返。不过在那一二年里，7号楼最常来的客人还不是张道藩，而是姚蓬子。他在上海时就与丁玲很熟。1933年，时任左联天津支部委员兼中共北方局特科交通员的他被捕後，很快就自首了。後在徐恩曾的关照下被安排在《扶轮月刊》和《钟声》两个刊物做编辑。1935年，他又兼任了中统办的《大江日报》副刊的主笔，收入甚丰。他经常来看望丁玲，和她共进午餐，与她谈论文学与时政。他还经常向丁玲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反复表示自己虽然被迫脱党了，但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亦未曾泄露党的机密，说到动情处，他还赌咒发誓，流下了几滴眼泪。
当时，丁玲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有一次，她还开口向他借了200元钱，用于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姚蓬子当即表示自己眼下生活还算宽裕，这钱就不必还了。他还几次动员丁玲为他主编的《扶轮月刊》和《大江日报》写稿，并许以优厚的稿酬。但都被丁玲严词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是绝不会投靠国民党当局的。姚蓬子也只好就此作罢。
1936年秋，丁玲获释，後来辗转去了延安。古城南京给她留下了既沉重而又复杂的难忘记忆。
傅焕光在抗战胜利以後，担任了国民政府林业实验所副所长兼中山陵陵园管理处处长，直到解放。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曾经召见过他，并对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建设中山陵给予了肯定。1950年，他被调到上海，担任了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副局长，後来又被调往合肥，担任了安徽省农林厅副总工程师兼林科所副所长。他毕生都在大力推广植树造林，为改变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1972年11月，傅焕光病逝于合肥，终年81岁。
1933年5月，丁玲因被後夫出卖，被中统逮捕
1933年5月，时任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丁玲因被其後夫冯达出卖，遭中统逮捕，押往南京。开始被关在老虎桥中央看守所，又几经辗转，最後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转移至中山门外苜蓿园一幢米黄色的小洋楼里软禁。
苜蓿园是中山陵陵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园林专家傅焕光的一个实验中心。当时，傅焕光夫妇正大力倡导通过绿化的方法来美化环境。园中种有很多从欧美及南亚各国引进的珍奇花草树木，并建有12栋洋房。
当丁玲夫妇住进来以後，中统的人便立即在他们住的7号楼四周加设了铁丝网，其用心不言而喻。虽然住在这里要比住在监牢里好多了，至少有了些许的自由，且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但丁玲的心情却始终好不起来。因为她仍被严禁与外界接触——徐恩曾安排了8名训练有素的男女特工每天三班倒，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在当时，傅焕光夫妇可能是唯一能够接触到丁玲的非国民党特务人员了。他们对她十分友善，这令丁玲“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傅焕光是江苏太仓人，生于1891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18年，他去了菲律宾，进入马尼拉大学，学习农业。毕业後回国，历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省立第一农业中学校长、绥远实业厅厅长等职。1928年，他又奉调出任了中山陵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那时候，他不仅每天带领近千名工人在陵区内种草植树，还月月张榜公布账目，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不久，他便成为了由蒋介石、林森、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冯玉祥、吴稚晖等12人组成的中山陵陵园建设委员会委员，负实际运作之责。更由于他和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故而深受蒋介石夫妇的信任，经常会奉召到美龄宫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做弥撒祷告，每次做完祷告，都会被留下和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中午饭。
丁玲在住进苜蓿园以後，很快就发现傅焕光与南京政府中的很多上层人士关系很好。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政要和高级将领来此参观。他还特意将园中的一栋小洋楼辟为接待室，蒋介石夫妇亦偶尔会来这里住上一两日。当然，他们一来，整个园区都会实施戒严。来这儿住过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还有张学良、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以及中统头子陈立夫、徐恩曾，军统头子郑介民、戴笠，宪兵司令谷正伦，军政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朱培德，空军司令周至柔等人。可能正是因为傅的社会关系如此复杂，是故丁玲才会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尽量避免提到他们夫妇的吧。
两关键人物促成丁玲被软禁在南京苜蓿园中
那么，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又为何会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呢?这件事说起来应该和两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徐的小妾费侠。她是浙江人，早年曾留学苏联，并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後，她一直在上海和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她被中统逮捕，随後叛变，并很快就和时任中统局副局长的徐恩曾同居了，据说两人恩爱异常。徐还专门为她包租下南京城西清凉山二号的一栋花园洋房。她能歌善舞，爱好文艺，并翻译过一些俄国和英国作家的诗文。她曾极力说服徐不要对被中统逮捕的姚文元之父姚蓬子动用酷刑，而应以攻心术劝其自首。果然，姚蓬子很快就变节投敌了，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脱党启事。以後，姚蓬子夫妇与徐恩曾夫妇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徐恩曾和费侠还出席过姚文元一周岁的生日宴会。
费侠第一次看到丁玲也是在姚蓬子住过的明瓦廊古宅中，她曾有段时间被囚禁在那里。当时，费侠看到丁玲被独囚于明瓦廊古宅中的一个小房间内，全无自由，动不动就会遭到特务的呵斥，就连上厕所都会有一名女特工跟着，心里对她很是同情。後来，她曾私下劝徐恩曾，丁玲是一位知名女作家，你还是尽量宽待她一些吧。起先，徐恩曾对她的话还很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别多管闲事，因为丁玲和姚蓬子是截然不同的，她在被捕後，一直不肯屈服，还多次与看押她的特工争吵。据费侠的弟弟费逸贤晚年回忆：费侠曾陪徐恩曾三次到苜蓿园傅焕光家做客，她很欣赏那儿的风景，还多次向傅焕光求教如何种植荷兰郁金香、美国黄玫瑰等花卉，也收受过傅焕光夫妇赠送的盆花。费侠出于同情心，曾力劝徐恩曾将丁玲软禁于苜蓿园，下一步如何处置，以後看情况再说。徐恩曾拿不定主意，曾就此事征求过陈果夫、陈立夫和朱家骅的意见，但他们都没有明确表态，让他自己看着办。而另一中统头目张道藩则主动致电徐恩曾，表示他是赞成让丁玲保外就医的，并说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可能更有利于对她的感化。
还有一个人就是张镇，众所周知徐思曾与军统头子戴笠的关系十分紧张，与宪兵司令谷正伦也没什么私交。不过，他和宪兵司令部的二号人物张镇却一向关系不错。张是湖南常德人，黄埔一期生。1926年底，奉命赴苏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国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副官，授上校军衔，深得蒋介石的信任。1930年以後，他曾几次随蒋介石夫妇去傅家花园做客。而且说来也巧，他的内弟徐英誉从中央大学农科毕业以後，就分配在中山陵任技正，是傅焕光的得力助手。1932年，张镇升任宪兵特务团团长，曾专门负责过中山陵的保卫工作，亦是傅家的常客。故当徐恩曾问他把丁玲软禁在苜蓿园是否妥当时，他大约是出于对这位名气不小的女同乡的恻隐之心，明确表示可以将丁玲安置在苜蓿园中，并称据他判断，中共地下党应不至于冒险进入警卫森严的苜蓿园营救丁玲。而且他也会指示部下配合中统做好监管工作，总之，请徐不必多虑。于是，徐恩曾很快就做出了这个安排。
中统大特务张道藩和叛徒姚蓬子轮番上阵欲感化丁玲，均无功而返
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後，确实比在牢中多了一些自由，她和看守她的特务、叛徒之间的关系似也得到了一些“改善”。显然，她是接受了傅焕光夫妇的劝告，开始韬光养晦，她竭力控制住自己对叛徒丈夫冯达的厌恶，不仅流露出要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甚至还给他生了个女儿。1935年6月，她还把母亲和儿子(与胡也频所生之子)也接到了苜蓿园，和自己同住。 因为产後营养欠缺，丁玲又不愿意接受中统大特务张道藩的“好心”资助，一度生活窘迫，傅焕光还特地派人去中央乳牛场为她们母女订了两份牛奶。
丁玲对母亲很是孝顺，有一次，冯达对丁母发了脾气，嫌她不讲卫生，惹得丁玲大光其火，与其争吵，还愤怒地一巴掌打落了他鼻梁上的眼镜。随後两人便厮打起来，特务们则都袖手旁观。幸亏傅焕光的妻子包菊仙闻声赶到，各数落了几句，才使两人的情绪都平复了下来。
傅焕光夫妇都很喜欢丁玲的儿子，经常会送他一些上海饼干、糖果和儿童玩具，还弄来了一对小白兔让他养着玩儿。
1935年夏秋之际，丁玲向看管她的特务小头目提出想去陵园东边的灵谷寺玩玩。开始，那个特务小头目显得很为难，说这件事他必须得向上峰请示。傅焕光知道後，出面表示丁玲就是想出去走走，他可以作保，她不会有事的，并可以让他的太太全程陪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个特务小头目也就不好再反对了，但仍带了两名男女特工，远远地跟在包菊仙和丁玲的後面，进行监视。时值七八月份，满目青翠，行走在去往灵谷寺的路上，一路熟悉的景色勾起丁玲对一段往事的回忆…一
那是1924年的夏天，丁玲和好友王剑虹(瞿秋白的前妻)结伴从上海来到南京，住进成贤街的一家旅馆。那时候的南京可比上海闭塞多了，市面也不繁华，只有城南夫子庙一带比较热闹。那一回，她们一起游了玄武湖和夫子庙，每到一处都要拍照留念，品尝风味小吃，玩得十分开心。但麻烦很快就来了。
一天，丁玲独自外出，在回旅馆的途中发现身上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钱包里有她和王剑虹用剩下的60元钱。如此一来，她们连回上海的火车票钱都没有了。就在两人一筹莫展之时，竟在成贤街口碰到了上海大学的熟人柯庆施。当年，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总是叫柯的绰号“柯大鼻子”或“柯老怪”，他也从不见怪。当他得知她们遭窃一事，顿时一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道：“有我在此，两位才女就别发愁啦。”当晚，他就邀请丁玲和王剑虹一起去夫子庙的大集成酒家吃了顿好饭，随後又带她俩去看了场美国电影。
柯庆施是安徽屯溪人，家境富裕，爱交朋友。他在1922年就加入了青年团。1923年被派到上海大学工作，还担任过上海大学国民党支部的筹备委员，是个活跃人物。不久前，他刚在芜湖为准备南下报考黄埔军校的同乡青年学生许继慎和廖运泽提供了旅费。这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来，是因为失恋而来散心的。次日，他又邀请丁玲、王剑虹同游了南京东郊风景区。他们先在四牌楼马车行雇了一辆马车，然後驾车出朝阳门(今中山门)，游玩了明孝陵、灵谷寺和无梁殿。是故丁玲对这儿的景色都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尽管南京政府严加保密，不准各报刊记者采访报道，但丁玲被软禁在苜蓿园的消息还是传开了。市立一中的磨风剧社、中央大学的春潮文学社等学生文艺团体都曾要求前往苜蓿园探视丁玲，但均遭拒绝。国民党当局还为此增加了看守人员。
一向爱以文化人自居的中统大特务张道藩倒是多次前来看望丁玲，而且每次来都会带些鲜花、水果和糖块，企图以小思小惠感化丁玲，但都无功而返。不过在那一二年里，7号楼最常来的客人还不是张道藩，而是姚蓬子。他在上海时就与丁玲很熟。1933年，时任左联天津支部委员兼中共北方局特科交通员的他被捕後，很快就自首了。後在徐恩曾的关照下被安排在《扶轮月刊》和《钟声》两个刊物做编辑。1935年，他又兼任了中统办的《大江日报》副刊的主笔，收入甚丰。他经常来看望丁玲，和她共进午餐，与她谈论文学与时政。他还经常向丁玲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反复表示自己虽然被迫脱党了，但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亦未曾泄露党的机密，说到动情处，他还赌咒发誓，流下了几滴眼泪。
当时，丁玲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有一次，她还开口向他借了200元钱，用于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姚蓬子当即表示自己眼下生活还算宽裕，这钱就不必还了。他还几次动员丁玲为他主编的《扶轮月刊》和《大江日报》写稿，并许以优厚的稿酬。但都被丁玲严词拒绝了，她表示自己是绝不会投靠国民党当局的。姚蓬子也只好就此作罢。
1936年秋，丁玲获释，後来辗转去了延安。古城南京给她留下了既沉重而又复杂的难忘记忆。
傅焕光在抗战胜利以後，担任了国民政府林业实验所副所长兼中山陵陵园管理处处长，直到解放。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曾经召见过他，并对他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建设中山陵给予了肯定。1950年，他被调到上海，担任了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副局长，後来又被调往合肥，担任了安徽省农林厅副总工程师兼林科所副所长。他毕生都在大力推广植树造林，为改变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环境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1972年11月，傅焕光病逝于合肥，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