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6日，因疾病缠身，且多年来身心劳顿，人民艺术家徐悲鸿猝然离世，享年58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所有的作品、倾毕生之力收集的各代书画、碑帖，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哀鸿一羽，就这样清清白白地，悲鸣毕生，然后飞向天际。
　　精神丰碑不死，这个月，他就满126岁了。

江南贫侠

　　1895年7月19日午夜，徐悲鸿诞于江苏宜兴县一个名叫 “屺亭桥”的小镇，他的少年时期，正是在这河流密布的江南水乡度过。
　　出生之时，正是甲午海战次年，腐败的清政府斥巨资打造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交战中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国土的沦丧以及2亿两白银的赔款。
　　危亡之时，破产流亡者不计其数，徐家也深陷贫苦与漂泊之中。
　　徐悲鸿在父亲徐达章的引导下，2岁半开始识字，6岁即可念诵诗书，并执笔研习书法，年至9岁，就读完了《诗》《书》《易》《礼》《四书》《左传》等。他成年后所画的作品，许多题材都来自幼年时期阅读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勤奋、克己，是徐悲鸿从父辈处学到的最宝贵的品质。他的父亲曾画下一幅《课子图》，画面中的父亲手执羽扇，面目凝重地坐于藤椅上，旁边就是正襟危坐的徐悲鸿，正在书桌前接受父亲的教诲。后来，徐悲鸿曾在自述中写到自己童年苦学的经历，“少年也曾锥刺股”。
　　但勤勉学习这件要事，并非终日笼罩在徐悲鸿幼年的生活中，在苦学以外，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对大自然之美的感知。
　　江南风光如梦，父亲领着徐悲鸿沿着小镇的河流步行，逐渐领略朝阳的光芒、石头的奇形怪状、渔舟在晨雾中泛于水上。
　　他并非走马观花式地享受自然风光，而是习惯于注视一切美的事物，观察花鸟虫鱼以及各种植物的外观细节，以及事物的明暗、动静。他的夫人廖静文在与他相识之初，就为这种能力而惊叹，而且他竟然能在沿途路过时，一一说出遇见的乔木和灌木的名字。
　　这为他此后的美术生涯奠定了基础，他所画的骏马奔腾、雄狮坐卧、雀鸟逆风飞翔，活灵活现，富有灵机，正是从这种敏锐的观察中来。

出身寒微，让徐悲鸿从小就与广大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家庭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在时代的海潮中沉浮。他因此更能对民生之苦有所体察。

　　幼年时的所见所感深刻地影响了徐悲鸿的一生，他曾回忆道：“我们的屋子虽然简陋，但有南山作屏风，塘河像根带子，太阳和月亮，霜和雪都点缀了这江南水乡的美丽。我们在这里和打鱼砍柴的人做伴，鸡鸣犬吠，互相唱答，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美妙。”
　　出身寒微，让徐悲鸿从小就与广大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家庭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在时代的海潮中沉浮。他因此更能对民生之苦有所体察，随着他心智逐渐开化，进一步对整个国家的兴亡，产生了使命感。
　　小镇上的茶馆里，说书先生常讲起《水浒》《三国演义》中的英雄故事，徐悲鸿总是凝神倾听，然后默画出英雄的形象，用剪刀剪下，贴在竹竿上，引着一大帮孩子跑来跑去。
　　他还带着伙伴们上山砍竹子，做出玩具式样的刀枪棍棒，模仿着书里的英雄人物那样扶助贫苦之人，铲除奸佞。除此之外，还为自己刻下一方印章，自号“江南贫侠”。
　　从13岁开始，父亲就带着徐悲鸿前往外地谋生，他们一路流浪卖画，来到当时的繁华城市无锡。在这里，他看见了物质生活的丰富，商店里张灯结彩，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同时也看见了世界的沟堑，衣衫褴褛的乞丐穿行街头巷尾，无人管顾。
　　当时，他们在一家茶馆见到群众围观，一名新近丧夫又被夺佃的妇女正在哭泣，她在城门附近搭起窝棚，卖茶水维生，而另一家茶馆老板的儿子带着人手，纵火焚烧了她的营生之所。
　　徐悲鸿见此情形，冲进现场，想劝说茶馆老板发发善心，对妇女给予赔偿，但对方在不屑地聆听完他的诉求以后，先是辱罵，再抓起一只茶杯砸到了徐悲鸿的头上，他的额头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自从他开始对诸如此类的百姓之苦有了切身感受，不尽的忧思和试图作出一些改变的渴望就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
　　他在精心画好的作品上署名“神州少年”，盖上“江南贫侠”的印章。他原名徐寿康，后为自己改名徐悲鸿，是要让自己从个人的康乐安宁之中脱身出来，成为空中长久悲鸣的鸿雁，为这世上不平之事奔走。
　　这一发轫于年少时期的志愿，徐悲鸿终其一生，未改初衷。

勿甘于微小

　　徐悲鸿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出生与成长的时代，正是国家命运跌宕，亟待仁人志士成长起来救国救民之时。他的少年时代，中华民国诞生，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
　　他出生于江苏宜兴，向东行进不到200公里，就能抵达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辗转于北京与南京之间，又在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求学多年。
　　在这段不断流浪辗转的经历中，他先后结识了黄震之、康有为、田汉、鲁迅等人，又师从弗拉孟、达仰。这些都是后来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一个小镇青年，没有父辈显赫声名的支撑，推动他自己一步步走下去的，仍然是从小的志愿，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个动力驱动着他，不断地学习绘画，求取变革。
　　不过，这条道路非但不平坦，而且荆棘遍布。
　　徐悲鸿17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他随后前往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当时，在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授的同乡徐子明先生收到了他的来信，其中附有他的绘画作品，徐子明将作品带去给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看，得到了校长的赞赏，以及可以安排工作的许诺。 　　但当徐悲鸿辞去家乡的3份教职，来到上海站到李校长面前时，校长却认为，徐悲鸿还只是个孩子，无法胜任工作。徐悲鸿因此流落于上海，找不到谋生的办法。
　　后来徐子明接受了北大的聘请，离开了上海，但惦念着徐悲鸿，又来信叫他去见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编辑恽铁樵。恽铁樵看过他的画后，本为徐悲鸿在商务印书馆谋得了一个给中小学教科书画插图的工作，却又不知为何被人从中阻断，说是“徐悲鸿的画不合用”。
　　这对于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徐悲鸿而言，是生命中又一次重大的打击，他饥寒交迫，流落在他乡，绝望之中，他来到黄浦江畔，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嘱托，家中两代画家，父亲殷切地盼望他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先辈。此刻，母亲和弟妹还在小镇上的家中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他是长子，是全家的顶梁柱。
　　他因此收回了结束生命的念头，他告诉自己：“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呵！”

不断流浪辗转的他先后结识了黄震之、康有为、田汉、鲁迅等人，又师从弗拉孟、达仰。这些都是后来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这年春节过后，他再一次回到上海，在这里遇见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黄震之先生。黄震之是上海的富商，酷爱美术，也是一位颇具鉴赏力的书画收藏家，他无意间发现了徐悲鸿画的雪景图，那是上海雪中的街道，画面里，泥泞的人行道上，行人瑟缩着身体匆匆前行。
　　黄震之的出现缓解了徐悲鸿的燃眉之急，他为徐悲鸿提供了最初的落脚之处。
　　后来，徐悲鸿报名应考震旦大学，被录取后，向同乡的小商借贷交上学费，然后一边作画取得微薄的收入，一边开始了求学生涯。
　　因才华出众，虽然年纪尚浅，徐悲鸿还是陆续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赏识。仓圣明智大学邀请他为仓颉画像，在这里，他结识了康有为、王国维等学者。后又经康有为的引荐，去到北京，经名士罗瘿公的推荐，认識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先生，为此后出国留学埋下伏笔。
　　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十分活跃，《新青年》等刊物对封建思想展开猛烈抨击，徐悲鸿因此受到深刻影响。
　　1918年5月14日，年仅23岁的徐悲鸿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进行了题为《中国画改良之方法》的演讲，就提出要进行美术革新的想法：“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
　　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仍处在以清代著名绘画流派“四王画”为主流的暗影中。
　　这个流派的绘画技法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集大成者，但问题在于，过于泥古，将古法绘画中的草木再反复描摹，不求创新，是徐悲鸿口中“投机取巧的末流文人画”，以及“馆阁体的八股山水”。
　　徐悲鸿认为，要开美术之新风，应当从西方的美术界汲取绘画经验，因此下定决心要前往欧洲学习。在他的坚持下，傅增湘最终决定派遣他前往欧洲留学。
　　1919年5月，徐悲鸿到达巴黎。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那些传世的艺术真迹，达·芬奇的著作《蒙娜丽莎》，大卫的油画《荷拉斯兄弟之誓》，以及让徐悲鸿热泪盈眶的，法国著名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笔下的巨幅油画《希阿岛的屠杀》。
　　在近距离观察了这些作品后，徐悲鸿才意识到自己的缺乏，他常画写意的中国画，描写物象并不精确，手又放溢，像无缰之马，不得控制。
　　因此，他更加勤苦学习，考取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拜入历史画家弗拉孟门下。
　　他珍惜留学的每一天，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下午没课，他就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回家时绕道塞纳河畔，在书摊上浏览书籍图片。也常去马场，精细钻研马的解剖构造，画下达千幅手稿，画上是马的各种形态，立马、饮马、群马、奔马，各有姿态。

　　这就不难理解后来徐悲鸿画马之高深，他画面中那些奔跑的马匹栩栩如生，骨骼线条流畅，肌肉遒健。这是大师所下过的苦工。
　　但他生活贫寒，又时常因作画忘记进食，最终导致他落下终身不愈的肠痉挛症。
　　当时，他在法国拜达仰为师，这位时年68岁的先生，是19世纪末期法国学院派绘画名家。
　　达仰对徐悲鸿的教诲，使他终身铭记。
　　达仰说，自己17岁时成为柯罗的学生，柯罗教他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学画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希望你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

在近距离观察了这些作品后，徐悲鸿才意识到自己的缺乏，他常画写意的中国画，描写物象并不精确，手又放溢，像无缰之马，不得控制。因此，他更加勤苦学习。

成为九方皋

　　老师教徐悲鸿，勿甘于微小的成就，他便真的成为了一代传奇。
　　他的传奇之处，并不在于个人美术造诣如何高企，而是在于，他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连接了起来，20世纪上半叶，经徐悲鸿的发掘及支持，国内美术界无数人才真正开始被看见。
　　1927年，徐悲鸿结束8年的留学生涯，返回国内。受好友田汉的邀请，他义务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
　　这所学校是田汉寄予厚望的教育改革之地，他想要在此处复兴中国美术，清除腐朽的积习，推行现实主义艺术教育。学校经费困难，教师不多，校内闲杂事务全由学生负责，全校没有一个职工。
　　徐悲鸿满怀热情地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教育事业，他把自己的书籍、图片都搬到学校，容学生们自由翻阅，还把画具都带到学校，成天在此教课和作画。 　　在欧洲接受了严格的美术教育后，徐悲鸿在自己的教学中，也将素描放在了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地位，这是一种严格的训练方式，必须使学生从中初步掌握写生的能力的造型的规律。
　　他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在教学中要求高度的准确，不允许一线之差，学生心中必须要有数，下笔时务必要准，即使画错了也不能擦掉，要让学生知道，错在了哪里。他也强调注重体积、结构、质感和空间感，而且要求学生默写图画，以达到落笔有神的效果。
　　他提出“三宁三勿”理论，要求学生作画宁方勿圆，宁拙勿巧，宁脏勿净。
　　如果想要表现圆润，需以像素般方正细致的面去达到。如果想要练就娴熟的技巧，必须笨拙一些，老老实实按照步骤去练习作画。画面干净固然好，但不能为了追求干净，丢失画面的细节。
　　有天在素描习作课上，徐悲鸿发现有个学生没有用心仔细观察，只是漫不经心在作画，他走过去严厉地问学生，“你看看，对象的哪一点最亮？”学生发窘，答不上来。又问，“你说说，哪一点最黑、最暗？”学生紧张起来，用手指了指素描对象的某个点。
　　徐悲鸿批评他说：“你不看，不比较，不观察，你就答不出我提出的问题，也就画不好这张画。”
　　但严厉只是徐悲鸿教育过程中的一小个切面，严厉的底色，是博爱。
　　1928年暑假，福建省教育厅邀请徐悲鸿为烈士蔡公时作一幅油画。画完后，福建省教育厅问徐悲鸿，应付多少稿酬，他说，自己不希望得到稿酬，只想福建省教育厅能给一个留学生名额，以派他的一名优秀学生去法国学习油画。
　　最后，他的学生吕斯百和王临乙都得到了去法國学习的名额。此二人分别学习油画和雕塑，学成归国后，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并且都在美术教育事业上继续付出努力，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
　　后来，徐悲鸿前往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教授，他此前的学生吴作人等人一路追随，也来到中央大学成为旁听生。但吴作人等人此后遭到中央大学驱逐，原因是他们接触了一些左派人物，学校担心他们有不轨活动。
　　徐悲鸿得知此事，异常愤怒，他因此决定将吴作人也派往法国留学。
　　但吴作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没有能力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徐悲鸿敏锐地察觉出学生的顾虑，并告诉他，自己会为他想办法，反正不会饿死。
　　可问题紧接而来，吴作人当时甚至还没有取得大学毕业的文凭，无法达到出国留学申请护照的要求。于是徐悲鸿找到田汉，田汉笑呵呵地随手从身边的橱柜中取出一叠空白的艺术学院毕业文凭，填上了吴作人的名字。

在九方皋相马的作品中，骏马心甘情愿地受脖子上红缰所缚，徐悲鸿对此解释道：“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

　　徐悲鸿识别出了吴作人的非凡才能，并竭尽全力支持他完成了学业。1958年，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84年，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
　　艺术奇才滑田友，只是将自己的雕刻作品《小儿头像》拍成照片寄给了徐悲鸿，就迅速得到了回信。
　　徐悲鸿在信中直接写道：“中国现在恐怕还没有人能刻出这样的雕像，你不必进中央大学，我愿与你做朋友，要把你送到法国去学雕塑，并希望你春假时来南京相见。”
　　与此类似，徐悲鸿还向陈子奋、傅抱石等人提供了可贵的支持，而其中，最令人感怀的，是徐悲鸿与齐白石的友谊。
　　1928年，徐悲鸿受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这所学院是顽固守旧之地，徐悲鸿想要在此也发动革新，想要起用当时已年届67岁的齐白石老先生。
　　齐白石是木匠出身，他的作品是师法自然，通过对生活中真实事物的细致观察，来进行艺术表现。这与当时因循守旧，刻板效仿的美术习气背道而驰。齐白石自身也不愿意再多周折，平白搅弄风波。
　　但徐悲鸿连续三次上门，请求齐白石出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他为了打消齐白石的顾虑，提出只需要齐白石在课堂上进行示范即可的请求，“我一定在旁边陪着你上课。冬天，给你生只炉子，夏天，给你安一台电扇，不会使你感到不舒服”。
　　在这样赤诚的邀请下，齐白石为之感动，到校为学生上课，教育学生：“不要死学死仿，我有我法，贵在自然。花未开色浓，花谢色淡，画梅花不可画圈，画圈者匠气。”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徐悲鸿深知这点。他曾作画《九方皋》，呈现了《列子》所载的农民九方皋的故事。九方皋能相千里马，且其相马不看表象，而能洞察其内在的肌理。
　　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大多恣意洒脱，不带缰绳，但在九方皋相马的作品中，骏马心甘情愿地受脖子上红缰所缚，徐悲鸿对此解释道：“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不愿为昏庸者所制。”
　　千古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