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20世纪是中国政党兴起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不同时期产生的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进行了多种制度选择，使中国政党制度形态先后出现四次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五个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中国政党；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8）０3－００31－06
20世纪是中国政党兴起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在近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结束数千年封建帝制，一件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制度文明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了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研究20世纪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但可以系统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做出更好的把握。
一、20世纪中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
一国何时产生政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与这一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关系密切。世界上许多政党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活动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受其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这是造成政党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中国政党的产生，与西方议会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中国政党不完全是伴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而建立，而是适应中国社会需要而产生。本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倡导，士人历来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严格的等级秩序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历代统治者因此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迟迟难以产生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状况由于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而发生了变化。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社会和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开始研究西方政党，并且在中国着手组建政党，开展以政党为核心的救国革命活动。例如，孙中山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提出建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它不是产生于议会之内，而是产生于社会，为推翻专制政府解决中国独立与民主这一历史任务而建立。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也是为了呼吁改良变革社会而组织的政治组织，它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但它毕竟反映了改良派参与政治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具备近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和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更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
其次，中国政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不在议会，而是社会。在中国，政党的产生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在西方，总体上可以说是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在议会内产生议会政党。即西方政党产生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社会环境之中，拥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在我国，基本上是先建立政党，由政党领导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进入国家的权力部门，实现政党的社会理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强大，政党主导下的议会民主制度不能真正建立所致。所以我国近代产生的政党，凡是主张在议会之内实行竞争的，皆因议会政治难以真正确立而走向衰落，有所作为的是那些形成于社会，发动民众进行社会革命的政党。
第三，中国政党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救国救民，而非在议会争取多数实现组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解决这一问题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主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这是中国政党产生时面对的重大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政党必须把救国救民作为主要任务，才能发展壮大。这种政党与社会制度结合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政党身份的特殊性，即从政党分类考察，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因为都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主要的任务是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因而都属于民族民主主义政党，而且大都属于革命政党而非议会政党，只不过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差异而已。第四，从世界政党兴起的时间上把握，近代中国政党大体属于世界政党兴起过程中第三批次产生的政党。世界上第一批次产生的政党是早期欧美最早确立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国家在议会内产生的议会政党，主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产生的早期政党；第二批次是在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由这些共产党领导；第三批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这批政党主要分布于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
上述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党的基本类型，决定了中国政党产生的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中国政党活动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在中国，政党初创时期首先要为自身争取合法地位而斗争。这从我国第一个政党小组中国兴中会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以及后来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可见一斑。从1894年到1905年，是中国政党取得合法地位的时期，或者说是政党被认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在中国建立政党的必要性进行了宣传。如维新派创办的强学会与保国会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为突破中国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奠定了基础。革命派也对会党与政党的差异进行宣传。这些活动为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做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合法地位的时期。针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类政党小组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展救国活动，以此向社会彰显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从1905年到1914年是中国政党规模发展的时期。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1911年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中国最终实现了政党的合法化。这一步虽然十分迟缓，但毕竟突破了数千年来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1915年到1924年，中国政党发展进入革命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实践阶段。辛亥革命政权被袁世凯北洋军阀窃取之后，在复辟帝制的情况下，多党竞争的局面很快瓦解，大多数政党停止活动，民国初期政党政治迅速幻灭。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对国民党的状况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建立新的革命政党，以党建国进而以党治国的设想。事实上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是以竞争议会组阁为目标的议会政党，而是以推翻北洋军阀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他在这时期提出并且形成了一党革命、一党建国、一党治国的设想，并且进行了艰苦努力。
从1924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立斗争和中间党派产生并且逐步联合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政党局面发生深刻变化，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继续救国的同时，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也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在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体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党也开始了新的分化和组合。由此，演绎出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长期的对立斗争，中间党派在中国两大政党对立与合作的夹缝中产生并且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二、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容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在政党问题上首先出现的是政党现象，然后才逐步形成了政党政治，而当政党政治发育完善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活动模式时，才形成政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产生了政党，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存在着政党现象，但有政党存在并不等于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所谓政党政治，广义上是指一个国家当其各届政府是由政党出面来组织，在议会中的活动也主要是以政党为单位展开的政治活动方式。综观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政党组织政府、控制议会、影响甚至领导国家的方式是不稳定不成熟的，有时甚至与国家和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有的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也长久不能建立在一个正常规范而有秩序的基础之上，经常发生冲突甚或演化为武力对抗。因此，只有当一国之内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在进入政治过程、影响利益确定过程、控制利益实现过程等各个环节中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秩序，进入了政党行为规范运行的时期，我们才能认为它确立了某种政党制度或称之为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运行体制。可以这样认为，政党制度是规范化稳定化的政党政治状态。
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党产生较晚的国家，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政党现象十分复杂、政党政治发展比较曲折，内容异常丰富且政党作用十分明显的国家。在政党制度形态方面，中国曾经进行过多种实验，最终发展演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
从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同盟会的建立到如今，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百年之中我们的先辈几乎把西方各种政党理论和模式统统搬到我国，“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和宝贵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不同时期产生的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进行了多种制度选择，使中国政党制度形态先后出现四次大的变化，经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的实践及其失败。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这一时期不同党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党仿照西方议会政党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议会政治实验的阶段。无论是改良派政党还是革命派政党，他们都按照自己接受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通过议会竞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阶段的实践虽然因中国政治的特殊性而未能成功，但它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政党林立，党派纷争，是国家民主进步与发展的象征，是辛亥革命后民主的体现，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后来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毕竟比清末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要好，有利于启发民智、解放思想，是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阶段。从1914年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党建国和一党治国的实践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民初多党竞争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进行反思，认为要想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首先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他总结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其失败“非战之罪也”，“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1］( pp.109110)。他要求加强党内团结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以此实现重建民国的目标。根据这一思想，他改组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该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并且将进行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以党建国的思想。这一时期孙中山还对以党建国实现后革命党如何管理国家提出初步的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党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形成了一党治国的主张，从而用一党制的新思路代替了先前的多党竞争。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实践在现实中历经曲折的过程，最终没有成功，但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一种模式，为后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后的国共两党实际上都走上以党建国的道路。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独裁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特殊的两党竞争时期。由于中国政治力量的特殊性和国际背景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不同的政党竞争的局面。这种特殊的两党制是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的两党制度，历经25年的合作与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这其中又有许多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这种局面本身说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党际关系上的反映。两党势力的发展与消长，既反映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同时也打上了深深的国际背景的烙印。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时期。这一政党制度的形成既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特殊性在政党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对立斗争的产物。多党合作制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相叠加，在国共两党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而逐步走向成熟。
从民国初年的多党实践，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最后又发展变化为大陆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台湾先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再到今日多党竞争的局面。纵观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政党制度具有不可人为选择的特征，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一个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受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和力量如何。一般而言，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是雄厚广泛，它所代表的阶级力量越大，这个政党的力量也必然巨大；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力量和作用大小的重要标准。综观世界各国政党，凡是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政党，也都是有影响有地位的政党。近代以来各类政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都是由其对国家和民族进步的贡献而决定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项制度，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21世纪中国政党制度的展望
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具有独创性的政党制度，它是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选择，适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推动了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07年11月15日，我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白皮书首次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五个价值和功能，这就是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这五个价值和功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政党在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前进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非常适合我国特殊国情下的民主需要。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的价值和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将继续显现出其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多党合作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与巩固。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使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国家政权能够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使全体人民的利益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使国家权力更加民主化，吸引更多的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建立一种民主机制来调动社会各阶层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增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其他方面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各参政党分别代表了不同劳动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可体现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又保证了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使全社会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的体现，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与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全面、顺利的贯彻执行。这种党政关系，使共产党和参政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以诚相待、同心同德，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体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重要体现，它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的发展。
第二，多党合作有助于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实现国家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所谓决策的民主化，就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群众能够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充分参与政治主体的政治决策过程，使各项重大决策能够集中人民的智慧，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和国家充满活力。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政治主体以知识、信息、经验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借助于人民的智慧，特别是各方面专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智囊团，实行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等，以准确地反映民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大优势，是其他许多国家不曾具有的特点。参政党派就国家重要问题与执政党共同协商、交换意见、共同决策，对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其他形式和途径无法替代的作用。多党合作制度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五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作出充分说明。什么时候执政党在制定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征求各参政党派的意见，吸纳一切好的建议，党的决策就能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容易贯彻执行。什么时候背离这一原则，排斥和否定各参政党派的作用，就必然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的社会代表性、贯彻落实的彻底性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多党合作制度对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各参政党派自身的特点上。除了参政党派各自代表社会一部分群众之外，重要的是我国各参政党派成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的在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的则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有建树，还有的在国际交往和与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的联系上具有优势，便于收集海外爱国人士对我国重大决策的看法和建议，保证执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全面合理，避免和减少失误。
第三，多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民主监督。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督。 中国共产党拥有七千多万党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又处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复杂环境中。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大党而言，建立强大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之保持长久的政治活力，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十分必要。在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建立党内监督制度和国家政权监督制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参政党派的监督作用，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优势。多党合作制度下的党派监督，其优越性在于它不同于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机关的行政监督和执政党自身的内部监督，它虽不具有法律的、国家权力的强制作用，但它却是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中不同政治团体的异体监督，因此它具有国家监督部门和执政党监督机构无法具备的监督功能，能够发挥特殊的监督作用。加之参政的各参政党知识水平高，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业务专长，他们眼界宽阔，见理真、虑事远，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由于有各参政党派的监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更加严密完善，更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国家和人民的事办好。
第四，多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民主管理。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具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管理意识及管理才能的干部队伍，参政党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参政党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个知识水平较高、有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的特殊政治群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有的人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是一个拥有多学科、多方面人才的“智力集团”。从思想素质讲，我国参政党成员大都有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有参与管理的政治热情。从参加国家政权管理的实践及其效果看，半个世纪以来，各参政党派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担任职务或参加工作，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国家事务发表建议、参与大政方针制定和执行，使我国政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大为加强，更加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在充分认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一定社会环境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必须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只有如此，这一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21世纪，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需要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意识。都应本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进一步解决影响这一制度价值和功能充分发挥的制约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党理论，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的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更多更新的合作形式、拓展多党合作的空间、增加多党合作的内容。在21世纪，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首要，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执政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参政党要树立正确的参政观，双方都要从各自的角度强化合作意识，提高合作的质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其次，要注重制度建设，用制度保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有效性。第三，必须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进一步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参政党的参政能力。
20世纪是中国政党兴起并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纪，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1世纪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探索中走向完善的世纪。
21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政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有力地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这一巨大优势，倍加珍惜这一政党制度。只要执政党与参政党能够以宽广的视野了解世界政党发展的态势，以科学的方法把握世界政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必定会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责任编辑：段志超］
关键词：中国政党；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０8）０3－００31－06
20世纪是中国政党兴起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在近代中国，政党的产生对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件是结束数千年封建帝制，一件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政党领导下实现的。一百年来，中国政党实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探索过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对人类制度文明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创造并确立了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研究20世纪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但可以系统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认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还可以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对于21世纪中国政党发展的趋势，能够做出更好的把握。
一、20世纪中国政党产生的社会环境
一国何时产生政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与这一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关系密切。世界上许多政党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活动方式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受其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这是造成政党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中国政党的产生，与西方议会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中国政党不完全是伴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而建立，而是适应中国社会需要而产生。本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倡导，士人历来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严格的等级秩序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历代统治者因此都不遗余力地禁止结党。这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迟迟难以产生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状况由于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权威的衰落而发生了变化。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社会和传统政治文明转型加快了步伐，从而为政党的产生与合法化准备了阶级条件和活动空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开始研究西方政党，并且在中国着手组建政党，开展以政党为核心的救国革命活动。例如，孙中山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就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兴中会虽有较浓的会党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提出建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可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它不是产生于议会之内，而是产生于社会，为推翻专制政府解决中国独立与民主这一历史任务而建立。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也是为了呼吁改良变革社会而组织的政治组织，它把政治与学术相结合，虽然有明显的改良主义特征，但它毕竟反映了改良派参与政治的愿望，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具备近代意义的政治团体。而作为维新人士的政治联盟和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的保国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的章程规约，有领导骨干和组织形式，更是具备了政党的雏形。
其次，中国政党活动的主要场所也不在议会，而是社会。在中国，政党的产生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在西方，总体上可以说是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在议会内产生议会政党。即西方政党产生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社会环境之中，拥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在我国，基本上是先建立政党，由政党领导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进入国家的权力部门，实现政党的社会理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强大，政党主导下的议会民主制度不能真正建立所致。所以我国近代产生的政党，凡是主张在议会之内实行竞争的，皆因议会政治难以真正确立而走向衰落，有所作为的是那些形成于社会，发动民众进行社会革命的政党。
第三，中国政党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救国救民，而非在议会争取多数实现组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解决这一问题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很难通过和平的方式，主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这是中国政党产生时面对的重大社会现实，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政党必须把救国救民作为主要任务，才能发展壮大。这种政党与社会制度结合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我国政党身份的特殊性，即从政党分类考察，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因为都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主要的任务是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因而都属于民族民主主义政党，而且大都属于革命政党而非议会政党，只不过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差异而已。第四，从世界政党兴起的时间上把握，近代中国政党大体属于世界政党兴起过程中第三批次产生的政党。世界上第一批次产生的政党是早期欧美最早确立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国家在议会内产生的议会政党，主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产生的早期政党；第二批次是在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由这些共产党领导；第三批次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这批政党主要分布于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
上述四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政党的基本类型，决定了中国政党产生的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中国政党活动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在中国，政党初创时期首先要为自身争取合法地位而斗争。这从我国第一个政党小组中国兴中会的建立与发展历程，以及后来各地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可见一斑。从1894年到1905年，是中国政党取得合法地位的时期，或者说是政党被认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在中国建立政党的必要性进行了宣传。如维新派创办的强学会与保国会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宣传与介绍，起到了为政党正名的作用，为突破中国传统的“君子不党”的观念奠定了基础。革命派也对会党与政党的差异进行宣传。这些活动为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做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合法地位的时期。针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类政党小组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展救国活动，以此向社会彰显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从1905年到1914年是中国政党规模发展的时期。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1911年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中国最终实现了政党的合法化。这一步虽然十分迟缓，但毕竟突破了数千年来传统政治文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1915年到1924年，中国政党发展进入革命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实践阶段。辛亥革命政权被袁世凯北洋军阀窃取之后，在复辟帝制的情况下，多党竞争的局面很快瓦解，大多数政党停止活动，民国初期政党政治迅速幻灭。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对国民党的状况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建立新的革命政党，以党建国进而以党治国的设想。事实上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是以竞争议会组阁为目标的议会政党，而是以推翻北洋军阀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他在这时期提出并且形成了一党革命、一党建国、一党治国的设想，并且进行了艰苦努力。
从1924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立斗争和中间党派产生并且逐步联合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政党局面发生深刻变化，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继续救国的同时，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也登上历史舞台，而且在世界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体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党也开始了新的分化和组合。由此，演绎出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长期的对立斗争，中间党派在中国两大政党对立与合作的夹缝中产生并且最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二、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容
人类社会政治发展中在政党问题上首先出现的是政党现象，然后才逐步形成了政党政治，而当政党政治发育完善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活动模式时，才形成政党制度。如果一个国家产生了政党，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存在着政党现象，但有政党存在并不等于进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所谓政党政治，广义上是指一个国家当其各届政府是由政党出面来组织，在议会中的活动也主要是以政党为单位展开的政治活动方式。综观各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政党组织政府、控制议会、影响甚至领导国家的方式是不稳定不成熟的，有时甚至与国家和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有的国家政党之间的关系也长久不能建立在一个正常规范而有秩序的基础之上，经常发生冲突甚或演化为武力对抗。因此，只有当一国之内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在进入政治过程、影响利益确定过程、控制利益实现过程等各个环节中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秩序，进入了政党行为规范运行的时期，我们才能认为它确立了某种政党制度或称之为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运行体制。可以这样认为，政党制度是规范化稳定化的政党政治状态。
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党产生较晚的国家，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政党现象十分复杂、政党政治发展比较曲折，内容异常丰富且政党作用十分明显的国家。在政党制度形态方面，中国曾经进行过多种实验，最终发展演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
从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政党组织同盟会的建立到如今，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百年之中我们的先辈几乎把西方各种政党理论和模式统统搬到我国，“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和宝贵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不同时期产生的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进行了多种制度选择，使中国政党制度形态先后出现四次大的变化，经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的实践及其失败。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曾出现过三百多个政党或政团。这一时期不同党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党仿照西方议会政党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议会政治实验的阶段。无论是改良派政党还是革命派政党，他们都按照自己接受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通过议会竞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阶段的实践虽然因中国政治的特殊性而未能成功，但它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政党林立，党派纷争，是国家民主进步与发展的象征，是辛亥革命后民主的体现，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后来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毕竟比清末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要好，有利于启发民智、解放思想，是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阶段。从1914年到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党建国和一党治国的实践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民初多党竞争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进行反思，认为要想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首先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他总结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教训时认为其失败“非战之罪也”，“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1］( pp.109110)。他要求加强党内团结统一，加强组织纪律性，以此实现重建民国的目标。根据这一思想，他改组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该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并且将进行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以党建国的思想。这一时期孙中山还对以党建国实现后革命党如何管理国家提出初步的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党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形成了一党治国的主张，从而用一党制的新思路代替了先前的多党竞争。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实践在现实中历经曲折的过程，最终没有成功，但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一种模式，为后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此后的国共两党实际上都走上以党建国的道路。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独裁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特殊的两党竞争时期。由于中国政治力量的特殊性和国际背景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不同的政党竞争的局面。这种特殊的两党制是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的两党制度，历经25年的合作与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这其中又有许多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这种局面本身说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党际关系上的反映。两党势力的发展与消长，既反映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同时也打上了深深的国际背景的烙印。
第四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时期。这一政党制度的形成既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特殊性在政党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对立斗争的产物。多党合作制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相叠加，在国共两党斗争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而逐步走向成熟。
从民国初年的多党实践，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最后又发展变化为大陆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台湾先是国民党一党执政再到今日多党竞争的局面。纵观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政党制度具有不可人为选择的特征，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一个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受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和力量如何。一般而言，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是雄厚广泛，它所代表的阶级力量越大，这个政党的力量也必然巨大；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力量和作用大小的重要标准。综观世界各国政党，凡是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政党，也都是有影响有地位的政党。近代以来各类政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都是由其对国家和民族进步的贡献而决定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智慧的结晶，在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项制度，既合乎时代发展潮流，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21世纪中国政党制度的展望
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具有独创性的政党制度，它是百年中国政党发展的历史选择，适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推动了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丰富了世界政党政治的内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07年11月15日，我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白皮书首次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五个价值和功能，这就是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这五个价值和功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政党在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前进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非常适合我国特殊国情下的民主需要。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的价值和功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将继续显现出其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多党合作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与巩固。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使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国家政权能够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使全体人民的利益都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首先考虑如何使国家权力更加民主化，吸引更多的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建立一种民主机制来调动社会各阶层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如何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增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其他方面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忠实代表，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各参政党分别代表了不同劳动阶层中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可体现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又保证了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使全社会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的体现，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与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得到正确、全面、顺利的贯彻执行。这种党政关系，使共产党和参政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以诚相待、同心同德，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最充分、最广泛的体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重要体现，它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的发展。
第二，多党合作有助于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实现国家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所谓决策的民主化，就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群众能够以各种有效的形式充分参与政治主体的政治决策过程，使各项重大决策能够集中人民的智慧，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真正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和国家充满活力。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政治主体以知识、信息、经验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基础，借助于人民的智慧，特别是各方面专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智囊团，实行集体决策、科学决策等，以准确地反映民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大优势，是其他许多国家不曾具有的特点。参政党派就国家重要问题与执政党共同协商、交换意见、共同决策，对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其他形式和途径无法替代的作用。多党合作制度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五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作出充分说明。什么时候执政党在制定重大决策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征求各参政党派的意见，吸纳一切好的建议，党的决策就能更好地体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加容易贯彻执行。什么时候背离这一原则，排斥和否定各参政党派的作用，就必然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的社会代表性、贯彻落实的彻底性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多党合作制度对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各参政党派自身的特点上。除了参政党派各自代表社会一部分群众之外，重要的是我国各参政党派成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有的在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的则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有建树，还有的在国际交往和与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的联系上具有优势，便于收集海外爱国人士对我国重大决策的看法和建议，保证执政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更加全面合理，避免和减少失误。
第三，多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民主监督。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对执政党和国家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督。 中国共产党拥有七千多万党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又处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复杂环境中。对于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大党而言，建立强大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之保持长久的政治活力，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十分必要。在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建立党内监督制度和国家政权监督制度的同时，充分发挥参政党派的监督作用，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优势。多党合作制度下的党派监督，其优越性在于它不同于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机关的行政监督和执政党自身的内部监督，它虽不具有法律的、国家权力的强制作用，但它却是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中不同政治团体的异体监督，因此它具有国家监督部门和执政党监督机构无法具备的监督功能，能够发挥特殊的监督作用。加之参政的各参政党知识水平高，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和业务专长，他们眼界宽阔，见理真、虑事远，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由于有各参政党派的监督，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监督机制更加严密完善，更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把国家和人民的事办好。
第四，多党合作有利于国家政权的民主管理。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具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管理意识及管理才能的干部队伍，参政党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参政党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个知识水平较高、有管理能力和丰富经验的特殊政治群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有的人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是一个拥有多学科、多方面人才的“智力集团”。从思想素质讲，我国参政党成员大都有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有参与管理的政治热情。从参加国家政权管理的实践及其效果看，半个世纪以来，各参政党派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中担任职务或参加工作，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对重要的方针政策和国家事务发表建议、参与大政方针制定和执行，使我国政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大为加强，更加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在充分认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一定社会环境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必须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只有如此，这一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21世纪，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需要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意识。都应本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进一步解决影响这一制度价值和功能充分发挥的制约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党理论，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的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创造更多更新的合作形式、拓展多党合作的空间、增加多党合作的内容。在21世纪，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首要，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执政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参政党要树立正确的参政观，双方都要从各自的角度强化合作意识，提高合作的质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其次，要注重制度建设，用制度保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有效性。第三，必须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进一步提高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参政党的参政能力。
20世纪是中国政党兴起并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纪，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21世纪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探索中走向完善的世纪。
21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政治现代化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有力地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这一巨大优势，倍加珍惜这一政党制度。只要执政党与参政党能够以宽广的视野了解世界政党发展的态势，以科学的方法把握世界政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必定会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