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今日香港，饮食似乎是耗费多于需要，例如大部分人往往吃剩许多食物，这或关乎饭菜量或胃口。不过，在婚礼喜宴中被浪费的食物往往更多，而且大都很完整。另外，香港茶餐厅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这么多人从事饮食业，每天未被消费的食物谅必十分可观。《剩食》作者就在书中说明，堆填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垃圾本来就是食物，它们因为成为餐厅眼中的“厨余”、“剩食”而被抛弃，结果因腐烂而变成真正的垃圾。
　　由于这类题材一直不被注视和讨论，所以《剩食》这本书在香港引起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可悲的迟钝。文化评论者邓小桦引用社会学家鲍曼《废弃的生命》的观点作讨论此书的论题：“废弃物既神圣又邪恶。”但鲍曼亦引用了玛丽·道格拉斯的说法：“没有生来就是‘废弃物’的东西”，废弃物出现是因为在人的设计中被指定为废弃物，因而被赋予“神秘，令人敬畏、害怕和厌恶的本质”。鲍曼指出现代消费社会对废弃物的迷思，而在现代人消费的背后必然产生另一后果，那就是“耗费”，它就是我们日常消费中的“剩余物”。“耗费”不单意味着生产相对于目的之过剩，更意味着“食物／垃圾”的对立本来就由这类目的来定义，我们可以说：“没有生来的‘剩食’。”
　　从“农产品”到“食物”，从“食物”到“剩食”，我们仿佛回顾自身饮食文化所催生的经济生产过程，《剩食》的作者不胜其烦地穿梭于水果摊、超级市场和酒楼、酒店、高级餐厅及茶餐厅等食肆，作出详实可信的整体调查。由于本身的密集人口，香港饮食业自1980年代起一直空前的繁荣；而且每天总有那么多旅客在街道上徘徊或在酒店里吃喝，这小小的城市对食物的需求比哪里都要多，也比哪里都更讲究，所有过期食物都难逃被当作“剩食”来处理的命运。环保署花了很多钱来处理大量的“剩食”，可是很多“剩食”其实是可被用作肥料或成为“食物”的，《剩食》所探索的“食物环保”问题，不单关乎个人的经济问题，也关乎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
　　而且这不单是经济或社会层面的问题，更属于公民参与的问题。日本以及韩国、台湾等地区都已习惯了将食物回收，日本在这方面的成绩固不待言，韩国和台湾的环保业和食物回收运动也普及到民间层面，已变成了整个社群的参与了。
　　反观香港，虽曾有非政府团体推广环保意识，却怎样也只能成为中产阶级里的风尚，地球之友环保事务经理朱汉强就告诉《剩食》的作者：自1970年代开始，香港的环保运动就开始“走样”，变得中产阶级化，结果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环保就是西方的和中产的价值。但如果我们要问为何普罗大众如此抗拒“食物回收”概念，我们更应该问：香港人日常的饮食习惯，究竟怎样承传了传统的“温饱”观念，而这种观念又如何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被扭曲，排除了“俭食”的美德，只短视地盼望“大鱼大肉”，并害怕处理“厨余”的功夫。香港人处理剩食的方法只求方便，颇令人想起思想家齐泽克在一段短片中讨论垃圾时说的话：人们以为冲厕便可让厌恶之物（他指粪便）从个人世界中消失，但那“嫌恶之物”依然存在，正如我们把“剩食”倒掉，亦不过自私地将它从自己的世界中排出，后果却由整个社会去承担。
　　当然我们的大问题往往是由日常生活的点滴凝聚而成的，例如果贩每日扔掉的腐烂水果、茶餐厅给方包切掉的面包皮，或者酒店餐厅客人吃剩的残羮，酒楼厨师砍下的菜头，这些“剩食”本来可以运用自然方法处理。作者提出许多实践经验的例子，从“Bokashi”（食物发酵）到引入蚯蚓等不能否认，香港农业的式微阻碍了食物回收再生的实践，而且政府的鼓励和商界的推行（如嘉道理农场的“厨余”回收计划）一直成效不彰，但透过个人（如家庭主妇）或私人团体（如屋苑）试行。从这些现象，也可见香港人整体的因循守旧，要打破陋习则只能由零星的个人行动开始。
　　即使由个人行动开始，作者也提醒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书中的师奶团体就发现身边任何废弃的食物都是“黄金”，如猪鼻、菜头等都可再处理然后卖给养殖场和流浪狗场，这正好是一种珍视身边所有资源的思维。我们也要考虑私人生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韩国和台湾的民间实践，更反映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珍视，设法减低私人空间对前者的负面影响，从生产机制中的消费者改变成一个积极行动的公民，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