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从合肥的一所大学毕业，大舅给我在北京找了份软件程序员的工作。记得当时他开车带我从海淀一路向东横穿京城，再往南拐上京津塘高速，掠过若干个村庄后到达亦庄。在那个阳光强烈的下午，我从门缝中窥探了一下上课中的新员工，又到公司宿舍看了看，决定放弃。偏远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那些未来同事的神态吓住了我。虽然只是在听课，但他们个个目光炯炯似狼、体态紧绷如豹，这让我心生怯意；员工宿舍里一张紧挨一张的行军床，也让一个已有4年体验的学生感到厌倦。最重要的背景是：二舅给我在东部某海滨城市也联系了一份工作（舅舅们对我是多么关爱啊），有机会进入该城著名的足球俱乐部。而做一个和球星们打交道的足球经纪人，是我当时的梦想。后来我并没有实际践行这样的职业轨迹，但根据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曝光碎片，也差不多可以拼凑出对足球圈内生态的了解。总之，年轻人容易被星空的迷离所吸引，却往往忽视脚下的是沙地还是烂泥。
　　但在10年之后，有人“逃离北上广”，我却逆向来到北京。不知始于何时何人，“北上广”几乎取代了“京沪穗”，对此我相当腹诽，变的多没有文化含量！这一次，我没有立马打道回府，而是待了快一年。《商务周刊》选题会的气氛比当年那个IT公司柔和许多，但这份工作也绝不轻松，在下半夜的MSN上，头像依然在线的往往只剩下编辑部的同事们。第一次外出采访，我和主笔王强绕着“亚洲最大的露天垃圾场”几乎走了一天，回来后主编问我感覺如何，我说很累。“这就叫累？”他眯着眼睛，“以后你就知道了，咱们的记者就是重体力劳动再加上极重脑力劳动。”
　　他这话比较吓人，但没说完所有事实。确实，选题颇让人头疼，约采访也不容易，一天天逼来的截稿期总让人失魂落魄，但这个职业也有它诗意的一面。还拿那次垃圾场的跋涉来说吧，虽然寒风阵阵、臭气熏天，但头顶漫天的黑乌鸦和远处冬日里的村庄，却让人联想起秦观《满庭芳》的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秦观当年看到的景象有这么壮观吗？不可能。因为强哥已经淡定的总结说，“好像全北京的乌鸦都跑这儿觅食来了。”
　　北京城里也有很多诗意。如果模仿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我可以这样叙述：此刻，我坐在西城甘家口的出租屋里。房间里没有一丝风，然而，除了暖气，我仍不由地感受到周遭有什么东西扑面而来。隔一个街区，是汪曾祺曾经的居所；隔三个街区，鲁迅正伏案写下“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10站地外，沈从文正蜗居在‘窄而霉小斋’，用冻得红肿的手指握住一只水笔，写着一篇又一篇无人问津的文章
　　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和汪曾祺先生“离”的这么近，直到有天无意在他书里看到这么一段，“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才不禁大惊——捧着书的我，此刻就身处句中的“路西”。查资料方知，汪先生一家1980年代前曾住在甘家口，他经常去甘家口商场买菜，顺路在“森隆饭庄”喝上二两小酒。30年过去了，森隆饭庄早已不见，那丛“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枸杞也无从寻觅。我到汪先生住过的那一带转了转，是一片有年头的老式住宅楼。资料中说，当年汪家5口人住着拥挤的两居室，有时汪先生灵感来了却无处放下纸笔，“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那模样，就像一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一样。”在这样局促的环境里，却可以写出清阔诗意的《受戒》，文学有时真的是在造梦啊。
　　“1961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我试着走过这段路，并不算太近，到玉渊潭北门差不多两站地。中间要经过一个杂乱的小菜市场，但菜农们已经搬走，原处建起了每平方超10万的豪宅。时代已经变迁，汪老如果重走这条路，笔下会不会有所改变？今日的玉渊潭，公园周边长出了很多高层建筑，园中的花木却更加繁茂，漫步湖畔树下，那种淡淡的、家常的情致并没有消散。
　　蒲黄榆是汪曾祺搬离甘家口之后的下一个居住地，没错，就是现今地铁5号线上的那一站。有天翻看地图，发现蒲黄榆附近有一个公交车站叫“安乐林”，这让我心里一动。汪先生晚年的力作《安乐居》，写的就是安乐林旁边一个小饭馆里一群老头喝酒的闲事。于是，在一个当期杂志已经交稿，下期杂志还没启动的日子（这种日子对写稿特慢的我来说实在不多），我就带着兴奋奔了过去。安乐林是个公园，和文章里写的一样，很小。里面人倒是不少，有下棋的，有围着自行车后座打牌的，一圈大人在踢毽子，几个小孩尖叫疯跑。“安乐居”早已拆掉了，我在安乐林旁边找了个“天桥老字号”小店，坐下吃了碗卤煮火烧，又点了汪先生文章里描写过的豆汁和焦圈，却没有等到一个来喝酒的老头，连一个像他们那样喝酒的人也没有。
　　走出我的“安乐居”，天色已经苍茫。旁边有几条旧砖瓦房构成的胡同，可能文章里的那些人物，当年就是在这里出入的吧。据说，汪先生当时就住在此处南边不远的新华社宿舍，居住条件仍然很“寒碜”，有些第一次去看他的人意外到“几乎要落下泪来”。我没有再去探寻，汪先生和他的老酒友们、连同他们的喝酒方式，已经在岁月中越飘越远。能在20多年后，站在留下来的旧街上，想象一下文中的情味，我已经满足。
　　距离甘家口最近的地铁站在阜成门，我时常去那里转车。出了地铁B口，有一家人气很旺的老北京小吃，再往东走一两百米，就是鲁迅在北京后期的住宅——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了。在这里，能走进鲁迅写下《野草》、《华盖集》的那间书房，“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去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鲁迅博物馆在马路北侧，周围大致保持着老北京胡同的旧貌。而马路的南侧，已改造成高楼林立的北京金融街，据说这条街掌控着全国近五成的金融资产。“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鲁迅先生如果现在站在院子里，仰面看见的将不再是奇而冷的星空，而是摩天的霓虹了。这处当初借钱购置的四合院，如今不可思议的升值，会不会使他得意于自己的投资眼光？这是我荒诞冒失的假设。
　　生存是一个现实问题，诗意和失意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1924年9月，鲁迅在阜成门居所写下了《秋夜》，而在东城银闸胡同的一个小房间里，来京已两年多的沈从文还没有解决衣食之需。“三天两天不吃东西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的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这年冬天，几近绝望的沈从文向京城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郁达夫去看望了他，请他吃了顿饭，留下一条围巾和一点钱，回去后当晚写下那篇耐人寻味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其时，郁达夫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冬天甚至没有一条棉裤”。到第二年初春，沈从文终于发表了得以打开文坛之门的《遥夜》。20多年后，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到了上海，也同样因生存问题而情绪低落。沈从文托人帮他找了份工作，并写信给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又40多年后，汪曾祺写文章回忆恩师，“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7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
　　尽管隔着10站地，还有逾80年的时间间隔，但此刻，似乎真的有某种东西“扑面而来”，把桌前的我给震动了一下。我希望这股“震动力”不要太快消失，因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今晚我还要完成另外一篇稿子，明早还要赶飞机去进行一次采访。2010年已接近末尾，我对自己的一点希望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耐烦”一点，并在“耐烦”中感受到更多的诗意——在我看来，这两者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