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爱如藤蔓

　　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国立东南大学成立。这年开学时，学校迎来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她叫张宗英，是首届学生中唯一的女生。
　　她风度高雅又谈吐不俗，爱慕者众，其中就有数理系的严济慈。
　　严济慈出身于浙江省东阳县的贫苦农家，靠“叔祖父卖掉祖产，同窗好友解囊相助”才迈进大学校门。虽布衣布履，带着泥土气息，但他很快凭着出色学业声名鹊起。数学家何鲁的课上，因课程艰难，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出众才华有目共睹，他被邀请去暑期学校讲课，数学讲稿也被何鲁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校内外引起轰动。那时，他才大三。
　　尽管成绩出类拔萃，可是严济慈自知出身贫寒，长相普通，对张宗英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唯有默默祝福。谁料，幸运的光环竟悄悄降临了——教育家张绎墨找上门来，请严济慈为独生女补习数学和物理。他的女儿正是张宗英。
　　一教一学间，两人来往多了起来，严济慈的聪明才智、报国理想逐渐打动了张宗英，爱情的种子悄然孕育。
　　大四时，由严济慈编写的《初中算术》正式出版，应约编写的《几何证题法》也终于完成。他第一时间把两本书送给张宗英。看着封面上的“严济慈”三个字，张宗英既钦佩又骄傲。她送上一个嫣然微笑，他的数月辛劳顿时一扫而空。
　　拒绝了豪门公子、达官显贵，不顧家境大相径庭，张宗英认准了严济慈。严济慈大学毕业后，1923年8月8日，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那一天，秦淮河畔，爱如藤蔓。

她是指南针、掌舵者

　　国内动荡，在几位教授资助下，严济慈前往法国留学。和着眼泪，共吃了一碗阳春面，他告别了张宗英。严济慈离开后，张宗英把无限痴情倾注笔下，日日打开地图，计算着他的航程。十天后，终于收到他的信，读到“我没有想你，却亦可说刻刻想到你”时，动人的情话令她精神大振。张宗英产生了一个想法。在信中，她建议严济慈：以后，二人通信都用同样大小的纸张，方便将来装订成册。回顾再看，应有颇多乐趣。
　　因等信、写信，旅程不再枯燥，收到张宗英的第一封信时，严济慈“极快活”。望着海上明月，他写下思念：“月儿！你若有意，为我传语：那鸡鸣山下，伊人怎样？把我看顾他，曾否酣卧入梦;告诉他，我心似水志如舟。”一想到教授们和爱人的期盼，离愁别绪顿时化作满腔豪情，他告诉张宗英，此次留学“一为国家，二为你我”，他将以居里夫人为楷模，“生不欲万户侯，但愿一握天下学者手”。
　　到法国后，严济慈经济困窘，他深感“面包远较书籍重要”。在信中，他常常流露出焦虑和矛盾，产生了“不如暂归”的念头。张宗英一面鼓励他坚持下去，一面硬着头皮“拜望”各位老师，为他筹集费用。她甚至想要牺牲学业，去挣钱接济他，在母亲强烈反对下，无奈作罢。
　　忧愁、担心、思念齐齐涌来，本就瘦弱的张宗英病倒了。父亲知道后，立刻想办法为严济慈汇款，这才解了他燃眉之急。不久，教授们的资助也到了，严济慈终于可以安心学业。
　　半年后，严济慈如愿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张宗英却因久病不愈，不得不休学。
　　万里之外，严济慈为她写下绵绵情话，“吾之爱卿……尘世间最可爱者耳”“吾辈何分尔我，不过暂时半个在南京，半个在法国耳”。塞纳河畔，紫兰花开得正好，他欣然采撷，做成标本寄给她，“聊表相念之殷”。
　　爱情给了他力量，1925年7月，进入巴黎大学一年后，严济慈便拿下微积分、理论力学、普通物理三门主课文凭，获得硕士学位。这在巴黎大学前所未有。
　　捷报传遍巴黎，严济慈的名字登上法国报纸，不仅在旅法华侨中引起轰动，还受到居里夫人的关注。这一成绩也是他献上的订婚两周年礼物。彼岸这端，张宗英流下喜悦的泪水。正如严济慈说的，她是他的“指南针、掌舵者”。
　　严济慈如愿进入巴黎大学光学研究室，并立志以物理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不到一年时间，他的研究课题便取得重大发现。更大的好消息是，张宗英和父亲不断奔走，终于为他申请到官费留学。收到第一笔官费时，他既感动又愧疚。爱的路途中，他收获鲜花和绚丽，而张宗英只有辛劳和汗水。
　　爱情成为提神剂，严济慈信心大增。1927年6月，在巴黎大学大礼堂里，27岁的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严济慈一鸣惊人，轰动海内外。谢绝高薪邀请，他决定回国任教。国内有等待他的爱人，他迫不及待要见到她。
　　四年的来往信件已装订成厚厚三大册，那是他们爱的见证。1927年9月，严济慈带着丰硕成果踏上归途。在上海码头，一眼看到那个魂牵梦萦的身影，他不禁热泪盈眶。

爱是彼此付出

　　回国后，严济慈一边在四所大学任教，一边著书立说。张宗英已从东南大学毕业，在祝福声中，他们结为伴侣。新婚燕尔意气风发，奔走于南京与上海，严济慈披星戴月乐此不疲。一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取名又光。
　　为了让自己更加充实，“让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严济慈再次赴法。这一次，他带上了张宗英。张宗英文字功底深厚，非常适合编写课本读物，严济慈认为她不应该只当一个贤妻良母。
　　在法国，严济慈继续从事物理研究，张宗英则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文学。随着论文不断发表，严济慈进入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与此同时，小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张宗英的学业也因此中断。
　　1930年10月，他们携幼子回国，定居北京。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泡在实验室里。他培养了一批年轻物理学家，一篇篇论文被刊登在法、英、美等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上，被中外学者引用，那是他科学生涯的黄金时代。
　　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张宗英被困住了手脚，她收起翅膀，心甘情愿地在家相夫教子。
　　抗战爆发后，严济慈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轰炸声中，他带领大家磨镜头、镜片，研制的显微镜、振荡器陆续被送往前线，那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战乱中，他们的五个孩子全靠张宗英照顾。
　　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走上领导岗位。张宗英站在他身后默默操持，无怨无悔。
　　当年寄往法兰西的情书里，她鼓励、叮咛、启发，给他爱，给他力量，正是那些用圈点、曲线标注的话语，激励着他一步步迈向科学高峰。正是这种信赖与支持，让严济慈在压力晶体、压力与照相和光谱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六十多年的牵手令人欣羡。直到1984年11月，张宗英病逝。
　　她走了，可是又无处不在。她的照片挂满卧室、书房;餐桌上，她的位置永远保留;每天早晨，严济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她的遗像三鞠躬。遗像前，是他的亲笔悼词：“真卿（张宗英的字）吾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6年，严济慈去世，而他们留下的情书仍然浅唱着爱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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