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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此命题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公权与腐败的不解之缘；二是公权本身的变异性。在公权存在的条件下，腐败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条铁律。减少公权，不失为目前我国遏制腐败之首要选项。
【关键词】公权腐败根源 首选
一、公共权力与腐败的不解之缘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非公共权力莫属。此命题是基于如下理论设计：公共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或基础；公权人(文中均指公职人员)的利己主义取向和侥幸心理是腐败的主观条件；公权主体的双重性，对公权人的监督制约制度及其执行的缺欠是腐败的客观条件。在腐败的成因上，公权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及刚性功能，而后二者则带较明显的多变性、可控性、可塑性、弹性和柔性等特征。它们对促成腐败所作的“贡献”绝不在同一层面。严酷的历史、现实和将来是，只要社会存在公权，产品有剩余且又未达到极大极大的丰富，腐败就不会销声匿迹。这是因为，公权是普遍存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和到位只是相对的，思想意识的防线并非公权人都能牢牢筑起的，新旧腐败分子的腐败成功也不时激起一些公权人的腐败动机。
原始社会的后期与末期相继出现了两次大分工，产品有了某种程度的剩余，交换应运而生。氏族、部落的酋长们往往代表本组织参与市场交换。这些酋长们一开始是吃私多占交换产品，后来是完全占有。酋长们利用公权假公济私贪污交换所得，这就是最原始的腐败。许多历史教材与典籍对此都有记载。
社会主义社会公权依然存在，设寻租的机会依然很多。就我国现状看，公权体系由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等四个基本部分组成，每一体系又都由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构成。这四大体系通过成千上万个职位控制和分配社会资源，以至于人们无法摆脱官方形影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无所不管的官僚就像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社会，令其窒息。公权人处在其中任何一个职位上都可以搞到租金。青年学者皮均、高波在其《治政论》—书中对我国当前的腐败进行了揭露和评述：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高。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是官员依靠自己的腐败技巧在养着自己，腐败并快乐着。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其危险性不仅在于可能引发政治风波，更在于引发经济生活中一种“不愉快的均衡”，形成一种无穷无尽的经济刺激扭曲的链条，人人都刻意追求和寄生于扭曲的“转移收入”，造成无法估量的生产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况且反腐败还有一个“最佳质量成本控制”问题。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求，这只是从根本意义上讲的，只是遏制腐败的根本优势，但在现实条件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保证它的成员，它的所有公务员在每一时期都不滥用公权搞腐败。在这方面它能做到的仅为两条：不利用公权进行党派、政府“官方徇私”和“群体徇私”；把滥用公权控制在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阈限内或一个较低限度。我们谁也无能力绝对禁止个别事件的发生，但只要有信心路子对，完全可以使腐败不成气候或降到一个较低水准。我们放眼五洲风云，领略八面来风，还可以感受到腐败是当今的世界级难题，重量级灾星，它给不少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民众心理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二、公共权力的变异性
公权对腐败的根源性功能不仅仅表现为公权与腐败的不解之缘，更表现为公权本身特有的变异性。而促成腐败的主客观条件则不然。此特性表现如下：
1、公权的资本性。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权的神圣性及公权布控的广泛性。其广泛性概括地说有两方面：一是为社会生活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国防、安全、秩序、人口调控、环境保护、公用设施的投资建设等；二是国家还掌握着像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分配资源额度等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公权的广泛性特别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客观上使公权成了设租寻租者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资本。怀有设租索租动机的公权人可从对权力客体一一社会资源和价值的支配与控制中获取现实或预期利益，寻租送租者因掌握公共资源和价值的再支配和控制权，其利益更是不菲。就这个意义也完全可以说，公权是实现腐败的根源与基础。
2、公权的商品性。公权是公权人的外在的行为对象。公权人的权力附着在相应的职位上，一旦他与这一职位分离，他便不拥有这类公权的行使权。公权的外在性一方面可能使公权人产生“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心理，滥用职权；另一方面，因为持有公共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具有明显的现实或预期利益，所以它极有可能被公权人用来平衡和照顾各种关系，或干脆被公权人“竞卖”给出高价的寻租者。这样一来双方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呈现出“正和博弈”，倒楣的是公众和社会效益。寻租送租的自然人或法人获得了某种社会稀有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从而得到高于“成本”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而公权人也会通过“竞卖”某种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等价交换”到高额的“贿赂”或“租金”。至于资源的分配与处置的科学合理性，它根本不属于公权人和寻租送租者的价值取向。公权的商品性，不仅表现为公权人通过“竞卖”资源再支配与控制权为自己换回金钱、财富、色情等非法利益，也表现为权权的丑恶交易。总之，公共权力一经成为可交换之物，它便必然走向腐败。
3、公权的一次价值性(或总价值性)。即公权的载体——职务可以用金钱、财富等一次性买得，或一次性卖掉。由于公权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商品性，对公权人具有明显的获利性诱惑，所以一定会有人出高价一次性“买断”它，然后分期分批次地“出售”，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既有出高价的买主，也一定会有上一级公权人的卖主。前河北省委某书记的秘书一一李真(已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就说过，1000万元我也不换局长这个位置(指省国税局局长)。吏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当“卖官鬻爵”出现时，公权的腐败便达到了“巅峰”。
4、公权的工具性。公权的运转和实现是以公权人及其相关意志的存在为前提的。如上所述，公权与利益紧密相连，公权的运行又受公权人控制和支配，一定程度上体现公权人的意志和要求，所以，当公权人把纯粹个人利益要求作为权力运行的目标，并在权力运行中将意志变为现实时，公权就成了谋求私利的利好工具。这就是说，公权的工具性，使公权人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强加于社会公权，利用公权为个人谋取私利。
权力给公权人带来了荣誉、地位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公权人不能忽略其负面作用，即权力本身隐含的腐败。由于权力构成的要素是财富、观念、暴力、组织等，具有鲜明的利益色彩，所以犹如营养丰富的食品最容易腐烂一样，权力本 身就具有腐蚀性，具有自行腐败的特性。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里揭示的公权与腐败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
三、减少公权值是遏制腐败之首选
1、痛下决心，极力遏制“权力欲”。深化改革减少公权，冲破重峦叠嶂，大力推进公共事业市场化，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抓紧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着力发展民营和混合经济，真正建成“扁平形”政府，全身心地培育“大社会小而强政府”的社会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加强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的防治，加强腐败重灾区和重点环节的防治，大幅降低腐败的成功几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大力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公权人的素质，尤其是法律和道德素质，从源到流由本至末作来，必是力轻扛鼎，足轻戎马。否则，保持如此庞大的公权体系及其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腐败将永远是此起彼伏，防不胜防，愈演愈烈，以致出现公权的“悖论”，反腐败也只能是到处救火，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根本无理性可言。因此，减少公权不失为目前我国遏制腐败之首要选项。
2、公共事业市场化。公共事业是指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健康福利事业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管理事业。公共事业市场化，即将公共事业推向市场，按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去运作，甚至按人世承诺，将有关项目推向国际市场，在国内外招标。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公正、有序、充分的竞争，形成多元化的公共事业投资格局，私营部门、独立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自治半自治组织、政府下属组织、国有企业、其他法人与自然人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到那时，政府将由惟一承办者变为特许权经营制的批准者或委办者、规则制定者、终极监管者或监管者。公共事业市场化将大面积、大力度减少公权。目前，公共产品市场化还存在四个主要障碍及其排除问题。其一是“隐性壁垒”。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产品，现已基本上不存在政策上的市场准入障碍，但仍存在严重的“隐性”壁垒。主要是“利益集团”的抵制。这个利益集团就是过去行政垄断时期结成的主管部门与下属工程单位非正常利益共同体。他们现在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这个问题的解决靠主管部门是没有指望的，只有靠当地政府痛下决心解决。第二个障碍是盈利问题，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前提是项目能盈利。但经营基础设施项目周期长、利润低，发达地区稍好些，欠发达地区根本不盈利。政府可考虑予以贴补。第三个障碍是政府的信用风险。投资期政府双手欢迎，但盈利时政府得“红眼病”，往往不守信用，不把合同当回事，政府应提高诚信度，说话算数。第四个障碍是民间资本的势单力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巨大，数亿、数十亿、百亿的项目不在少数，这让民间资本望而却步，项目法人可通过公司制或合伙制筹资。公共管理市场化也存在四个主要障碍及其排除问题。其一是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目前破解的方法惟有大力宣传，小面积试点，先易后难，渐进式推动。其二是来自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的“利益阶层”的阻挠，这个利益阶层由部分靠“灰色收入”维持高消费的特权人组成。目前，惟有高层领导痛下决心，凭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才能冲破它，开好此局。第三是技术层面问题，公共管理市场化实际操作难度大，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时间和精力的宏观微观探讨，必须有系统观和耐心。其四是人的善后问题。“改到最痛是人员”，实行市场化后，现有公务员仅有小部分能留下来，其它人的出路是个大事，社会保障任务将更艰巨，各级政府及有关组织必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政策上、生活上全方位把工作做到家。
3、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政府部门为第一部门，盈利部门为第二部门，非政府和非盈利部门为第三部门，其形式为中介组织，如协会、社团、基金会、行会、互助会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第二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第二种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不仅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存在缺陷，在提供私人物品上也存在一些功能性缺陷。第二种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不仅在从事竞争性私人物品的生产中存在失灵，在公共事务方面也有失灵之处。第三部门的出现势在必然，但还要靠全社会大力培育，它与政府、企业、市场、个人互相补充，互动发展，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做好政府、企业、市场、个人做不了更做不好的事，而且还在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权。
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规范的公司制运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约束公共权力。国企资本属全民所有，其经营管理权属于公共权力，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按公司制运作，不论是否国有控股，都会减少和规范公共权力。抓大放小，国家只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对金融、保险、通信、军工、铁路、民航、石油、天然气、电力、高科技等领域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权，在其他行业着力发展民营、混合等经济，将会大面积地减少公权。
真正“精兵简政”，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幅度，建成“扁平形”政府，进行职能合并，也是减少公权的重要方面。多层级不仅使信息失真，操控难度加大，而且将增加公权的层次，增加职位设置和公权总量。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印度实行五级政府，而新加坡几百万人口只有中央政府一级，多数国家是三级政府。减少行政层级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趋势和超级工程，必须创造条件尽快建立“扁平形政府”。
【关键词】公权腐败根源 首选
一、公共权力与腐败的不解之缘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非公共权力莫属。此命题是基于如下理论设计：公共权力是腐败的根源或基础；公权人(文中均指公职人员)的利己主义取向和侥幸心理是腐败的主观条件；公权主体的双重性，对公权人的监督制约制度及其执行的缺欠是腐败的客观条件。在腐败的成因上，公权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及刚性功能，而后二者则带较明显的多变性、可控性、可塑性、弹性和柔性等特征。它们对促成腐败所作的“贡献”绝不在同一层面。严酷的历史、现实和将来是，只要社会存在公权，产品有剩余且又未达到极大极大的丰富，腐败就不会销声匿迹。这是因为，公权是普遍存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和到位只是相对的，思想意识的防线并非公权人都能牢牢筑起的，新旧腐败分子的腐败成功也不时激起一些公权人的腐败动机。
原始社会的后期与末期相继出现了两次大分工，产品有了某种程度的剩余，交换应运而生。氏族、部落的酋长们往往代表本组织参与市场交换。这些酋长们一开始是吃私多占交换产品，后来是完全占有。酋长们利用公权假公济私贪污交换所得，这就是最原始的腐败。许多历史教材与典籍对此都有记载。
社会主义社会公权依然存在，设寻租的机会依然很多。就我国现状看，公权体系由执政党体系、行政体系、经济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等四个基本部分组成，每一体系又都由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构成。这四大体系通过成千上万个职位控制和分配社会资源，以至于人们无法摆脱官方形影而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无所不管的官僚就像蟒蛇一样紧紧缠绕着社会，令其窒息。公权人处在其中任何一个职位上都可以搞到租金。青年学者皮均、高波在其《治政论》—书中对我国当前的腐败进行了揭露和评述：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现在官员的工资普遍偏低，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争着去当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灰色收入高。现在不是国家财政在养着官员，不是纳税人在养着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腐败收入在养着官员，是官员依靠自己的腐败技巧在养着自己，腐败并快乐着。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其危险性不仅在于可能引发政治风波，更在于引发经济生活中一种“不愉快的均衡”，形成一种无穷无尽的经济刺激扭曲的链条，人人都刻意追求和寄生于扭曲的“转移收入”，造成无法估量的生产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况且反腐败还有一个“最佳质量成本控制”问题。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求，这只是从根本意义上讲的，只是遏制腐败的根本优势，但在现实条件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能保证它的成员，它的所有公务员在每一时期都不滥用公权搞腐败。在这方面它能做到的仅为两条：不利用公权进行党派、政府“官方徇私”和“群体徇私”；把滥用公权控制在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阈限内或一个较低限度。我们谁也无能力绝对禁止个别事件的发生，但只要有信心路子对，完全可以使腐败不成气候或降到一个较低水准。我们放眼五洲风云，领略八面来风，还可以感受到腐败是当今的世界级难题，重量级灾星，它给不少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民众心理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内伤。
二、公共权力的变异性
公权对腐败的根源性功能不仅仅表现为公权与腐败的不解之缘，更表现为公权本身特有的变异性。而促成腐败的主客观条件则不然。此特性表现如下：
1、公权的资本性。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公权的神圣性及公权布控的广泛性。其广泛性概括地说有两方面：一是为社会生活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国防、安全、秩序、人口调控、环境保护、公用设施的投资建设等；二是国家还掌握着像颁发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分配资源额度等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公权的广泛性特别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客观上使公权成了设租寻租者获取非正当利益的资本。怀有设租索租动机的公权人可从对权力客体一一社会资源和价值的支配与控制中获取现实或预期利益，寻租送租者因掌握公共资源和价值的再支配和控制权，其利益更是不菲。就这个意义也完全可以说，公权是实现腐败的根源与基础。
2、公权的商品性。公权是公权人的外在的行为对象。公权人的权力附着在相应的职位上，一旦他与这一职位分离，他便不拥有这类公权的行使权。公权的外在性一方面可能使公权人产生“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心理，滥用职权；另一方面，因为持有公共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具有明显的现实或预期利益，所以它极有可能被公权人用来平衡和照顾各种关系，或干脆被公权人“竞卖”给出高价的寻租者。这样一来双方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呈现出“正和博弈”，倒楣的是公众和社会效益。寻租送租的自然人或法人获得了某种社会稀有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从而得到高于“成本”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而公权人也会通过“竞卖”某种资源的再支配与控制权，“等价交换”到高额的“贿赂”或“租金”。至于资源的分配与处置的科学合理性，它根本不属于公权人和寻租送租者的价值取向。公权的商品性，不仅表现为公权人通过“竞卖”资源再支配与控制权为自己换回金钱、财富、色情等非法利益，也表现为权权的丑恶交易。总之，公共权力一经成为可交换之物，它便必然走向腐败。
3、公权的一次价值性(或总价值性)。即公权的载体——职务可以用金钱、财富等一次性买得，或一次性卖掉。由于公权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商品性，对公权人具有明显的获利性诱惑，所以一定会有人出高价一次性“买断”它，然后分期分批次地“出售”，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既有出高价的买主，也一定会有上一级公权人的卖主。前河北省委某书记的秘书一一李真(已被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就说过，1000万元我也不换局长这个位置(指省国税局局长)。吏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当“卖官鬻爵”出现时，公权的腐败便达到了“巅峰”。
4、公权的工具性。公权的运转和实现是以公权人及其相关意志的存在为前提的。如上所述，公权与利益紧密相连，公权的运行又受公权人控制和支配，一定程度上体现公权人的意志和要求，所以，当公权人把纯粹个人利益要求作为权力运行的目标，并在权力运行中将意志变为现实时，公权就成了谋求私利的利好工具。这就是说，公权的工具性，使公权人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强加于社会公权，利用公权为个人谋取私利。
权力给公权人带来了荣誉、地位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但公权人不能忽略其负面作用，即权力本身隐含的腐败。由于权力构成的要素是财富、观念、暴力、组织等，具有鲜明的利益色彩，所以犹如营养丰富的食品最容易腐烂一样，权力本 身就具有腐蚀性，具有自行腐败的特性。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里揭示的公权与腐败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
三、减少公权值是遏制腐败之首选
1、痛下决心，极力遏制“权力欲”。深化改革减少公权，冲破重峦叠嶂，大力推进公共事业市场化，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抓紧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着力发展民营和混合经济，真正建成“扁平形”政府，全身心地培育“大社会小而强政府”的社会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加强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的防治，加强腐败重灾区和重点环节的防治，大幅降低腐败的成功几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大力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公权人的素质，尤其是法律和道德素质，从源到流由本至末作来，必是力轻扛鼎，足轻戎马。否则，保持如此庞大的公权体系及其错综复杂的高低职位阶梯，腐败将永远是此起彼伏，防不胜防，愈演愈烈，以致出现公权的“悖论”，反腐败也只能是到处救火，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根本无理性可言。因此，减少公权不失为目前我国遏制腐败之首要选项。
2、公共事业市场化。公共事业是指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健康福利事业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管理事业。公共事业市场化，即将公共事业推向市场，按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律去运作，甚至按人世承诺，将有关项目推向国际市场，在国内外招标。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公正、有序、充分的竞争，形成多元化的公共事业投资格局，私营部门、独立机构、中介组织、社会自治半自治组织、政府下属组织、国有企业、其他法人与自然人都可以成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到那时，政府将由惟一承办者变为特许权经营制的批准者或委办者、规则制定者、终极监管者或监管者。公共事业市场化将大面积、大力度减少公权。目前，公共产品市场化还存在四个主要障碍及其排除问题。其一是“隐性壁垒”。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产品，现已基本上不存在政策上的市场准入障碍，但仍存在严重的“隐性”壁垒。主要是“利益集团”的抵制。这个利益集团就是过去行政垄断时期结成的主管部门与下属工程单位非正常利益共同体。他们现在口头上欢迎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背地里却合力抵制。这个问题的解决靠主管部门是没有指望的，只有靠当地政府痛下决心解决。第二个障碍是盈利问题，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前提是项目能盈利。但经营基础设施项目周期长、利润低，发达地区稍好些，欠发达地区根本不盈利。政府可考虑予以贴补。第三个障碍是政府的信用风险。投资期政府双手欢迎，但盈利时政府得“红眼病”，往往不守信用，不把合同当回事，政府应提高诚信度，说话算数。第四个障碍是民间资本的势单力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巨大，数亿、数十亿、百亿的项目不在少数，这让民间资本望而却步，项目法人可通过公司制或合伙制筹资。公共管理市场化也存在四个主要障碍及其排除问题。其一是传统观念的巨大惯性，目前破解的方法惟有大力宣传，小面积试点，先易后难，渐进式推动。其二是来自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的“利益阶层”的阻挠，这个利益阶层由部分靠“灰色收入”维持高消费的特权人组成。目前，惟有高层领导痛下决心，凭着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才能冲破它，开好此局。第三是技术层面问题，公共管理市场化实际操作难度大，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时间和精力的宏观微观探讨，必须有系统观和耐心。其四是人的善后问题。“改到最痛是人员”，实行市场化后，现有公务员仅有小部分能留下来，其它人的出路是个大事，社会保障任务将更艰巨，各级政府及有关组织必须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上、政策上、生活上全方位把工作做到家。
3、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政府部门为第一部门，盈利部门为第二部门，非政府和非盈利部门为第三部门，其形式为中介组织，如协会、社团、基金会、行会、互助会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第二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第二种市场失灵是指市场不仅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存在缺陷，在提供私人物品上也存在一些功能性缺陷。第二种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不仅在从事竞争性私人物品的生产中存在失灵，在公共事务方面也有失灵之处。第三部门的出现势在必然，但还要靠全社会大力培育，它与政府、企业、市场、个人互相补充，互动发展，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做好政府、企业、市场、个人做不了更做不好的事，而且还在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权。
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规范的公司制运作，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约束公共权力。国企资本属全民所有，其经营管理权属于公共权力，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按公司制运作，不论是否国有控股，都会减少和规范公共权力。抓大放小，国家只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对金融、保险、通信、军工、铁路、民航、石油、天然气、电力、高科技等领域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权，在其他行业着力发展民营、混合等经济，将会大面积地减少公权。
真正“精兵简政”，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幅度，建成“扁平形”政府，进行职能合并，也是减少公权的重要方面。多层级不仅使信息失真，操控难度加大，而且将增加公权的层次，增加职位设置和公权总量。全世界目前只有中国、印度实行五级政府，而新加坡几百万人口只有中央政府一级，多数国家是三级政府。减少行政层级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趋势和超级工程，必须创造条件尽快建立“扁平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