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是留住历史记忆的第一道堤坝。收藏的理念、行为模式，不仅会影响博物馆藏品的性质，也会影响未来人类对历史的认知。 《国际博物馆》第235期(全球中文版2007年第2辑)的主题是“21世纪收藏的风险”，在我看来——至少从当前中国博物馆发展势态观察，其中的文章其实和这个主题的关系是十分隐晦甚至是十分片面的。除了中国部分之外，该期文章分为“收藏的他者性和哲学”和“对‘普遍性’的再思考”两大板块。其中只有第一篇《旧金山、墨西哥与特奥提华坎壁画》(凯瑟琳·贝林)直接叙述了在文化遗产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旧金山德杨博物馆通过收藏美国富翁瓦格纳捐赠的特奥提华坎壁画而与墨西哥政府及遗产界建立一种友好互动关系所引发的系列反应。第二篇文章《一个喀麦隆村镇的收藏及其背景》(斯蒂文·尼尔森)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喀麦隆一个名叫丰班的小镇上的两座博物馆——巴蒙皇家博物馆和巴蒙艺术风俗博物馆——及其藏品的来历，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深刻的意义。该期内容除与我们所理解和想象的中国传统博物馆收藏活动有关外，更多的文章其实是关于藏品和博物馆的一些我们目前尚未深思的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
　　《工作的场所》(麦克尔·鲍德温，查尔斯·哈里森，梅尔·拉姆斯登)和《准表演实践和晚期现代主义：论当代艺术与博物馆》(马修·杰西·杰克逊)探讨的是当代艺术实践与承纳它们的博物馆之间的纽带关系——如果艺术家将博物馆当作自己的工作场所，或者艺术家的作品要考虑其作为博物馆藏品的可能性，必然会引发艺术与博物馆关系的新模式。更确切地说，无论这藏品是博物馆原本具有的，还是以博物馆的名义——主要是美术馆的名义创造的美术作品，因为它们和博物馆的瓜葛，就必然会具有特殊的文化与象征意义。这其实不仅是博物馆藏品——而且也是当代艺术作品生产的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有了博物馆这种机构，无论是艺术品本身，还是仅仅是生活甚至是工业产品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具有被博物馆收藏的可能性，它们的生产与流传的过程，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博物馆倾向的变化。就这一期里所讲的个案而言，博物馆不仅是收藏的场所，而且直接就是一些艺术品的生产的场所，是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艺术产品的生产场所。博物馆的这种重要的话语权力其实是得益于博物馆的历史积累、角色定位所赋予其巨大的文化与历史象征力量。
　　对“普遍性”的再思考这个板块主要是探讨博物馆收藏的基础、目标与意义。包括的文章有：《“普遍性”概念引言》(罗兰·雷什特)、《艺术现象学：艺术品的位置与收藏品的空间》(埃里克·马里昂)、《博物馆：一个普遍的设施》(让－路易·德奥特)、《收藏行为的伦理道德：对普适性的质疑》(塞西尔·马尔索)。这里的“普遍性”概念既涉及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藏品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藏品的单个历史与博物馆的整体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及藏品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本期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是“审美政体”。博物馆正是我们时代审美政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博物馆和艺术、艺术品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上的艺术杰作的最终和最佳的归宿，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并通过博物馆展览和公众的审美经验联系起来。就艺术的生产来说，本来应该是以艺术家为核心的，但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被和艺术品市场联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与艺术品市场背后的收藏及博物馆理念联系在一起了。博物馆作为一种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展示空间对艺术家的思维、工作方式和艺术风格有巨大的影响。当然，博物馆主观方面的影响对象其实是走进博物馆的审美大众。
　　因此，我们不得不质问，博物馆是否可能走得太远了，或者我们的时代是否赋予了博物馆过度的话语特权?(至少就博物馆文化比较发达的西方社会来说，这样的质问完全可以立足)。也许这些艺术作品就是明天的文物，博物馆买什么对艺术市场的价格应该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更进一步说，博物馆的收藏战略对文物观念的塑造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博物馆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探索，从藏品的角度介入当代艺术品的生产，博物馆就冒了太大的干预当代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危险。
　　时代在塑造着博物馆，人们需不需要博物馆，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这些都必然有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但是博物馆自身的运行也在塑造着我们或者一个时代关于藏品、艺术品、艺术乃至人类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这是一个交错而互动的文化过程，这说明，博物馆正在从更多的角度介入当代人类的生活。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