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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罗西(Mauro Rosi)供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一名图书政策专家(隶属于文化部的文化表现与创意产业司)，负责管理UNESCO关于语言和多语模式的跨部门平台。
背景
2007年5月16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同时让UNESCO担任各种纪念活动的领导机构。为什么选择UNESCO呢?因为语言在该机构的《组织法》和各项计划(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
《UNESCO组织法》的第一条针对语言有两处明确的表述：第一处是否定性的规定，即如第1款所示，本组织反对任何与语言相关的歧视现象，因其“将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之后，第2款又给出了肯定性的规定：语言(字面理解为“文字”)被视为越过所有政治派别传播和倡导思想的媒介——UNESCO将“为达此目的，建议订立必要之国际协定，以便于运用文字与图像促进思想之自由交流”。
最后，第2款(c)部分规定，本组织必须“通过下列办法维护、增进及传播知识……以利于各国人民获得其他国家之印刷品与出版物”。这一规定以坚定、积极的态度，通过间接的方式，肯定了翻译在获取出版内容过程中的重要性——包括科学、政治，或审美内容——从而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这些条款在该组织创建以来的许多计划中都得到了体现，而且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行动方案，旨在于广泛领域之内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的发展。因此，该组织早期的计划就包括支持翻译事业，倡导母语教学，在语言和教育之间建立战略联系，并在这些领域产生了许多有目共睹的行动成果。
翻译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思想、价值观和科学内容的媒介，在翻译领域，UNESCO从创建之初就接管了“国际知识合作研究所”于1932年建立的“国际翻译文献资源库”(又名“翻译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初创之时适逢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但其宗旨与民族主义日益上升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因为它旨在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跨国界交流的工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该数据库的发展，直至战后它才被UNESCO恢复。今天，“翻泽索引数据库”不仅仅是一种文献资源工具，而且成为一种针对翻译流程的分析工具(主要进行统计分析)。
1948年，为了更好地发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作用，UNESCO启动了一项名为“UNESCO代表作品集”的计划。该计划为翻译和出版人士提供直接的财政补贴，旨在鼓励翻译事业、出版事业和传播事业，其资助对象为在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在具体国境和语境之外鲜为人知的文本。在五十多年时间里，大约有1，000部小说、哲学和社会科学作品被翻译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在整个国际出版市场得以传播。
然而，对联合国体系内唯一担负教育职责的机构而言，语言尤其应成为提供高质量教育所必需的核心教育媒介。因此，UNESCO从成立之初起就推出了基本的教育计划，其中既有实践所需的操作性教育，也有单纯知识性的教育，这些计划中也包含语言的成分。1947年，UNESCO召开了一次以“基础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邀请了全球的专家参加会议。议程包括母语教学法、无书写系统语言的标准化，以及“辅助语言”的学习。
这些文化、教育计划与项目为许多其他行动铺平了道路。从关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国际研讨会(Ceylon，1953年)到“非洲语言政策的政府间会议”(Harare，1997年)，从《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的通过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的第一部阿拉伯文译本的出版及初版《世界濒危语言图鉴》(2001年)的问世，到旨在确保网络空间的语言存在权的法文指南《保证网络空间的语言存在》(2007年)的出现，UNESCO已经在语言领域开展了几百项类型各异的行动方案，其中包括国家实力提升、研究、标准制定及出版活动等。
当前形势
语言与多语模式——跨越诸多意识形态的潮流——已经在UNESCO六十多年的历程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并将继续保持这种局面。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一方面，因为我们发现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承认，包括语言遗产。这一点可以从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得到验证，因为这部公约的起草和批准过程用时极短。另一方面，因为语言通过其与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似乎在政府和市民社会的视野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人们担心全球化会加快语言消亡的步伐，这样的恐惧得到了越来越直接的反映，而这种损失也被视为文化多样性在语言层面所面临的严重损失。
在区域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确凿的例证，表明语言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非洲语言行动计划》，这是非洲联盟(非联)于1986年在毛里求斯召开其组织的“非洲文化部长会议”后启用的计划。2005年12月，该计划在内罗毕召开的“非联文化部长会议”上受到重新肯定，之后便于2006年1月成为非联执委会的决策内容，并促使非联宣布2006年为“非洲语言年”。
其次，欧盟在过去的10年间曾动员各国开展了众多旨在促进多语模式发展的计划，其中有些是和立法相关的。因此，我们可以提及2005年的《盖尔语(苏格兰)法案》，该法案使盖尔语在苏格兰境内获得了与英语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另外，2007年欧盟任命莱昂纳德·奥尔班(Leonard Orban)为欧洲多语模式专员，这一点更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
在国际层面上，过去约20年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大量法规和宣言的诞生，它们提高了人们对语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例如，关于“属少数族裔人士”的语言权利的《维也纳宣言》(1993年)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原则宣言》(日内瓦，2003年)。在联合国体制内，这方面的例证包括联合国大会关于多语模式的呼吁(1999年12月)，关于保存和保护所有语言的联合国第56/262号决议(第二部分)，以及在2007年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并指定UNESCO作为其领导机构的举动。
在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有严格要求的语境下，UNESCO曾通过制定标准性法律文件和启动行动计划，从而致力于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的发展。
在标准制定方面，我们发现，自2001年以来，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将重点——且以较为显著的方式——放在对语言重要性的认可上：例如UNESCO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其《行动计 划》(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年)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在实际行动领域，UNESCO自2005年以来制定的、旨在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发展的战略都基于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强调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联，最初由“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墨西哥城，1982年)加以强调，后来又经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我们富有创意的多样性》，1995年)，最终在“关于发展的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闭幕之际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批准(斯德哥尔摩，1998年)。人们主要从文化角度(因此也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语言，所以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的实际研究手段。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到文化行动，而且涉及到跨学科、跨社会部门的工作，使各界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例如扫除贫困、预防疾病、教育、发展，以及对基本权利的尊重。
这就是最近UNESCO关于语言的文件做出特殊规定的原因，它们指出，在制定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语言因素。这些文件强调，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公民权利的有效提升，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和公众生活来抵制边缘化，以及鼓励不同民族进行对话，这些能力都主要取决于语言政策。例如，只有用学习者自己的语言进行教学，健康教育(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才能收到成效。最后，语言在此处凸显为一种传递知识的媒介，它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根本权利的落实(自由表达的权利、教育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从科学进步中获益的权利)。
考虑到语言作为文化工具和人类体验的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普遍性，UNESCO曾在两个方面组织过“媒介－术语战略”(2008－2013年)。通过促进语言的多样性和多语模式，UNESCO一方面力图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问的对话作贡献，另一方面也旨在增强文化(包括其语言成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实际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语言问题在部门和跨部门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重视：在教育领域，强调了母语在学校体制中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强调了濒危语言的复兴以及本土语言的出版事业；在传播和信息领域，强调了网络空间的多语模式；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范例。此外，每个项目都采取整合性措施，以便号召该组织的教育、文化和传媒等职能部门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针对国家层面的规划过程。
为了确保各部门资源能有效地配置到跨部门的协作中来，2006年1月，UNESCO创建了一个战略监控机构(“语言和多语模式工作组”，由总干事直接领导)与一个行动监控框架(“语言关键点网络”)。这种精心设计的资源组合在2008年2月又得到了增强和更新，因为该组织又创建了一个“语言和多语模式跨部门平台”。在此基础上，该组织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努力促进由与语言和多语模式相关的标准性文件所规定或衍生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在区域层面上开发具有连续性的国家和地区性语言政策。在开发新的联盟和网络体系的同时，该组织也在联合国体系内部积极倡导，例如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来开展工作，因为经社理事会的职责就在于鼓励各界充分承认与语言相关的人权。
然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提高成员国和各类团体的认识方面，毫无疑问，“国际语言年”的到来将给这个过程提供新的推动力。
国际社会可以参与包括制定标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行动，自从UNESCO执委会请求针对“本土和濒危语言公约”进行可行性研究以来，这些行动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这些讨论将提出何种最终建议，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多语模式的挑战性要求我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并且利用广泛的资源，支持各成员国和语言使用者社群开发各自的计划，以便复兴、保存和记录各自的语言，同时制定行动计划，为后者提供宣传、分析和发掘工作，并提高人们的意识，目的在于吸引新的受众，包括参观博物馆的访客。
(严志军 张 沫 译)
背景
2007年5月16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同时让UNESCO担任各种纪念活动的领导机构。为什么选择UNESCO呢?因为语言在该机构的《组织法》和各项计划(无论是过去还是当前)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联合国体系内的专门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
《UNESCO组织法》的第一条针对语言有两处明确的表述：第一处是否定性的规定，即如第1款所示，本组织反对任何与语言相关的歧视现象，因其“将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来促进各国间之合作，对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之后，第2款又给出了肯定性的规定：语言(字面理解为“文字”)被视为越过所有政治派别传播和倡导思想的媒介——UNESCO将“为达此目的，建议订立必要之国际协定，以便于运用文字与图像促进思想之自由交流”。
最后，第2款(c)部分规定，本组织必须“通过下列办法维护、增进及传播知识……以利于各国人民获得其他国家之印刷品与出版物”。这一规定以坚定、积极的态度，通过间接的方式，肯定了翻译在获取出版内容过程中的重要性——包括科学、政治，或审美内容——从而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这些条款在该组织创建以来的许多计划中都得到了体现，而且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行动方案，旨在于广泛领域之内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的发展。因此，该组织早期的计划就包括支持翻译事业，倡导母语教学，在语言和教育之间建立战略联系，并在这些领域产生了许多有目共睹的行动成果。
翻译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思想、价值观和科学内容的媒介，在翻译领域，UNESCO从创建之初就接管了“国际知识合作研究所”于1932年建立的“国际翻译文献资源库”(又名“翻译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初创之时适逢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但其宗旨与民族主义日益上升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因为它旨在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跨国界交流的工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该数据库的发展，直至战后它才被UNESCO恢复。今天，“翻泽索引数据库”不仅仅是一种文献资源工具，而且成为一种针对翻译流程的分析工具(主要进行统计分析)。
1948年，为了更好地发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作用，UNESCO启动了一项名为“UNESCO代表作品集”的计划。该计划为翻译和出版人士提供直接的财政补贴，旨在鼓励翻译事业、出版事业和传播事业，其资助对象为在文化和文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在具体国境和语境之外鲜为人知的文本。在五十多年时间里，大约有1，000部小说、哲学和社会科学作品被翻译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在整个国际出版市场得以传播。
然而，对联合国体系内唯一担负教育职责的机构而言，语言尤其应成为提供高质量教育所必需的核心教育媒介。因此，UNESCO从成立之初起就推出了基本的教育计划，其中既有实践所需的操作性教育，也有单纯知识性的教育，这些计划中也包含语言的成分。1947年，UNESCO召开了一次以“基础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为主题的国际会议，邀请了全球的专家参加会议。议程包括母语教学法、无书写系统语言的标准化，以及“辅助语言”的学习。
这些文化、教育计划与项目为许多其他行动铺平了道路。从关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国际研讨会(Ceylon，1953年)到“非洲语言政策的政府间会议”(Harare，1997年)，从《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的通过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的第一部阿拉伯文译本的出版及初版《世界濒危语言图鉴》(2001年)的问世，到旨在确保网络空间的语言存在权的法文指南《保证网络空间的语言存在》(2007年)的出现，UNESCO已经在语言领域开展了几百项类型各异的行动方案，其中包括国家实力提升、研究、标准制定及出版活动等。
当前形势
语言与多语模式——跨越诸多意识形态的潮流——已经在UNESCO六十多年的历程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并将继续保持这种局面。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一方面，因为我们发现人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承认，包括语言遗产。这一点可以从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得到验证，因为这部公约的起草和批准过程用时极短。另一方面，因为语言通过其与文化认同以及社会整合之间的关联，似乎在政府和市民社会的视野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人们担心全球化会加快语言消亡的步伐，这样的恐惧得到了越来越直接的反映，而这种损失也被视为文化多样性在语言层面所面临的严重损失。
在区域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确凿的例证，表明语言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非洲语言行动计划》，这是非洲联盟(非联)于1986年在毛里求斯召开其组织的“非洲文化部长会议”后启用的计划。2005年12月，该计划在内罗毕召开的“非联文化部长会议”上受到重新肯定，之后便于2006年1月成为非联执委会的决策内容，并促使非联宣布2006年为“非洲语言年”。
其次，欧盟在过去的10年间曾动员各国开展了众多旨在促进多语模式发展的计划，其中有些是和立法相关的。因此，我们可以提及2005年的《盖尔语(苏格兰)法案》，该法案使盖尔语在苏格兰境内获得了与英语平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另外，2007年欧盟任命莱昂纳德·奥尔班(Leonard Orban)为欧洲多语模式专员，这一点更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
在国际层面上，过去约20年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大量法规和宣言的诞生，它们提高了人们对语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例如，关于“属少数族裔人士”的语言权利的《维也纳宣言》(1993年)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原则宣言》(日内瓦，2003年)。在联合国体制内，这方面的例证包括联合国大会关于多语模式的呼吁(1999年12月)，关于保存和保护所有语言的联合国第56/262号决议(第二部分)，以及在2007年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并指定UNESCO作为其领导机构的举动。
在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有严格要求的语境下，UNESCO曾通过制定标准性法律文件和启动行动计划，从而致力于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的发展。
在标准制定方面，我们发现，自2001年以来，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将重点——且以较为显著的方式——放在对语言重要性的认可上：例如UNESCO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其《行动计 划》(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年)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在实际行动领域，UNESCO自2005年以来制定的、旨在促进语言和多语模式发展的战略都基于一个总体的概念，它强调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联，最初由“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墨西哥城，1982年)加以强调，后来又经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得以继续发展(《我们富有创意的多样性》，1995年)，最终在“关于发展的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闭幕之际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批准(斯德哥尔摩，1998年)。人们主要从文化角度(因此也从人文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语言，所以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的实际研究手段。因此，它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到文化行动，而且涉及到跨学科、跨社会部门的工作，使各界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例如扫除贫困、预防疾病、教育、发展，以及对基本权利的尊重。
这就是最近UNESCO关于语言的文件做出特殊规定的原因，它们指出，在制定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语言因素。这些文件强调，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促进公民权利的有效提升，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和公众生活来抵制边缘化，以及鼓励不同民族进行对话，这些能力都主要取决于语言政策。例如，只有用学习者自己的语言进行教学，健康教育(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才能收到成效。最后，语言在此处凸显为一种传递知识的媒介，它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和根本权利的落实(自由表达的权利、教育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以及从科学进步中获益的权利)。
考虑到语言作为文化工具和人类体验的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普遍性，UNESCO曾在两个方面组织过“媒介－术语战略”(2008－2013年)。通过促进语言的多样性和多语模式，UNESCO一方面力图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问的对话作贡献，另一方面也旨在增强文化(包括其语言成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实际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语言问题在部门和跨部门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重视：在教育领域，强调了母语在学校体制中的作用；在文化领域，强调了濒危语言的复兴以及本土语言的出版事业；在传播和信息领域，强调了网络空间的多语模式；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范例。此外，每个项目都采取整合性措施，以便号召该组织的教育、文化和传媒等职能部门都能参与进来，尤其是针对国家层面的规划过程。
为了确保各部门资源能有效地配置到跨部门的协作中来，2006年1月，UNESCO创建了一个战略监控机构(“语言和多语模式工作组”，由总干事直接领导)与一个行动监控框架(“语言关键点网络”)。这种精心设计的资源组合在2008年2月又得到了增强和更新，因为该组织又创建了一个“语言和多语模式跨部门平台”。在此基础上，该组织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努力促进由与语言和多语模式相关的标准性文件所规定或衍生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在区域层面上开发具有连续性的国家和地区性语言政策。在开发新的联盟和网络体系的同时，该组织也在联合国体系内部积极倡导，例如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来开展工作，因为经社理事会的职责就在于鼓励各界充分承认与语言相关的人权。
然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在提高成员国和各类团体的认识方面，毫无疑问，“国际语言年”的到来将给这个过程提供新的推动力。
国际社会可以参与包括制定标准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行动，自从UNESCO执委会请求针对“本土和濒危语言公约”进行可行性研究以来，这些行动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无论这些讨论将提出何种最终建议，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多语模式的挑战性要求我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措施，并且利用广泛的资源，支持各成员国和语言使用者社群开发各自的计划，以便复兴、保存和记录各自的语言，同时制定行动计划，为后者提供宣传、分析和发掘工作，并提高人们的意识，目的在于吸引新的受众，包括参观博物馆的访客。
(严志军 张 沫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