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正式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党的军队成了友军。但是，这两支军队是根本不同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则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要使这样两支军队在抗日的道路上携手合作，就要求双方领导人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真正团结抗日。而朱德同志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杰出代表，他视抗日利益高于一切，把历史恩怨放在一边，不但积极配合友军打击侵略军，而且真诚地团结和帮助友军进步，坚定他们抗战的决心。正因为这样，在华北抗战的初期，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团结是较好的。
　　八路军开赴前线之后，1937年9月23日上午，朱德和彭德怀同志致电一一五师，命令他们“即向平型关灵邱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25日在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28日，朱德、彭德怀同志在给中央和各师的电报中提出：“在今天局势下，红军与敌决战没有好处，但在有胜利把握下，部分袭击敌人，振大声威，提高友军士气是必要的。”平型关的胜利初步稳定了华北溃退混乱的战局，使友军增强了抗战的信心。
　　为了增强抗战力量，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帮助友军进步，特别是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1938年1月，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一、二战区的高级将领会议，朱德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八路军负责同志趁这个机会，在会后去见蒋，向他提出改造军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当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鉴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严重挫折，而八路军不仅在平型关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深入敌后，不断袭击敌人，取得大大小小一系列胜利，曾向朱德同志探询八路军撒得开、收得拢、打不垮的原因，朱德同志向他介绍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特别讲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年春节卫到八路军总部访问，朱德同志在驻地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他。在欢迎会上，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反映中国军队在上海勇敢作战的《八百壮士》，表现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合作抗日作战的《忻口之战》等活报剧以及其他反映抗日战斗的快板、小调等等，使卫立煌一行和在场的军民一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深受感动。会后，卫向朱提出拟在自己的部队里也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步，并希望给他介绍几个人，朱德同志欣然应允。卫立煌就是在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下政治上进步较快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卫立煌对朱德同志一直非常尊敬，对八路军也始终采取友好的态度。为了帮助友军政治上进步，1939年4月，朱德同志还应友军的要求，举办了东路军政治工作训练队，以提高友军青年军官做抗日政治工作的能力。这些，对推动友军进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朱德同志还非常重视帮助友军提高战略技术水平。早在1937年8月，他同周恩来等同志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就在会上针对国民党内存在着的“速胜论”观点，指出中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针对片面抗战的观点，提出了开放民主、动员民众进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在战略上，针对只重视正规战，根本忽视游击战的思想，强调了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指出它是抗日战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以后，朱德同志总是对友军将领强调，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建议他们不要只机械地运用某一种战术，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用适当的战术。1938年冬，他到晋绥军校尉军官训练团作《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演，详尽地说明抗日战争必须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在战略上进行持久战，在战术上要改变“摆开阵势”、“固守一点”的被动挨打局面，采取“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的战法，灵活地指挥部队绕到敌人的侧后，寻找他的弱点，秘密地、迅速地、坚决地实行进攻，争取主动。他特别强调对敌作战一定要机动，无论进攻退守，都要机动，才有战胜敌人的把握。由于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的帮助以及八路军的榜样，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水平有所提高。1938年9月，朱德同志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时，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就曾指出：“在山西的运动战、游击战已相当的发展起来，中央军同晋绥军也学起我们的运动战、游击战，改变了点他们的战略战术。”
　　在共同作战中，朱德同志经常从各方面给友军以照顾。1937年12月2日，第二战区所管辖的部队除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外，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朱德、彭德怀任东路军总、副指挥。对东路军的这部分国民党军队，朱、彭在作战上和生活上都给以适当照顾。1938年2月2日，他们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提出不要把受他们指挥的一部分卫立煌的军队使用到过分艰苦的战斗中和派到复杂的区域去，以免遭到敌人的意外袭击。3月8日，又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示他们配合曹万钟部作战，侧击由黎城东阳关向长治前进的敌军作战部队及其辎重部队，并和曾部取得密切联系，帮助他们搞好军事、政治、民运等工作，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等等。
　　由于朱德同志坚定而灵活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所以在抗战初期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动人情景。1938年4月，日军3万多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九路围攻。这次战役一开始，朱德、彭德怀即向东路军各部发出《粉碎日寇围攻战役战术之指示》，要求采取运动防御之姿态，疲倦敌人，分散敌人，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而消灭其一部。同日，还发出了《粉碎日寇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在朱德同志的统一部署下，各路进攻的日军均被东路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阻击、袭扰，加上群众空室清野，使日军陷入饥饿、疲惫、恐慌不安的困境。4月1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一五师一部将日军九路围攻中的主力一O八师团压在武乡县长乐村附近15里长的河谷里，加以围歼，并对从辽县来援之敌予以打击，共消灭日军2200多人。此后各路日军纷纷退却，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涉县等十余座县城。此役共毙伤日军4000多人。此次战役除个别部队不能应命坚决作战外，其余各部均能积极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国民党九十四师、一百六十九师在东西固城、盘陀镇的战斗，十七军在沁源附近的战斗，八十三师、四十七师在和川镇及其以西的战斗，十七师收复屯留城的战斗以及骑四师在麻田镇的战斗，都打得较好。
　　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作战，而八路军则在敌后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从侧后配合友军作战。1938年3月，日军企图打通津浦线时，朱德命令八路军全面出击，特别在津浦线北段袭击敌人，使敌人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去增援正面战场。再拿台儿庄战役来说，这是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役，共歼灭日军2万多人，而这个战役的胜利如果没有敌后游击战争的配合，是不可能取得的。关于这一点，连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也不能不承认，他说：“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的不算）计共有50余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术以来，各处歼其小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沿线，不能远离铁路一步，其他平汉线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
　　


　　在战役、战斗中配合友军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在忻口战役中，忻口处于平原地区，附近只有一座几十米高的土丘，而卫立煌的部队竟坚守了23天之久。为什么能这样呢？原因既在于卫立煌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坚决，也在于八路军在敌人的侧翼展开，切断敌人的交通，攻打沿线敌人的兵站和各种后勤设施，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敌人飞机24架，使敌人多日不能对忻口守军阵地进行轰炸。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还乘势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浑源、蔚县、阳原、易县、涞源、紫荆关、曲阳、平山、唐县、完县、行唐、满城、宁武、阳方口、平鲁、井坪等广大地区，这就使忻口正面战场之敌完全处于孤军深入、粮食弹药供应不上的状态之中。娘子关失陷时，曾万钟部在旧关以西遭遇苦战，1000多人被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闻讯，即赶去救援他们脱险；邓锡侯部陈离师在寿阳附近与敌激战，一部被包围，八路军一一五师曾国华支队即主动驰援，不惜牺牲，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友军；王奇峰的骑兵第四师在武安以北地区与敌苦战，被重重包围，一二九师陈赓旅及时赶到，击溃敌人，使之转败为胜。这些对于鼓舞友军坚持抗战和加强两军的团结合作，无疑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本军国主义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以政治上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越战越强，影响也越来越大，担心将来无法控制，于是1939年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从政治上限共，六中全会更进一步作出了军事上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决策，这就使统一战线内部的形势变得非常复杂了。在此形势下，朱德同志仍然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从抗战大局着眼，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摩擦，他一方面采取自卫原则，另一方面总是尽量进行说服和争取工作，并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灵活而坚定地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夏，八路军已经从日军手中夺回了河北大片土地，并建立了民主政权，但蒋介石却派鹿钟麟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即使这样，朱德同志仍然本着团结的精神，致电左权、刘伯承等，提出：“鹿钟麟如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是，鹿钟麟却提出了“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变本加厉地制造摩擦。1939年6月21日，他在部下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袭击了驻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对此，八路军不得不进行适当的还击。朱、彭仍采取了克制态度，6月30日，他们致电贺龙、聂荣臻、吕正操等，指出：“在冀中和冀南，须加紧和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便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克服目前的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对他们（制造）的摩擦斗争，须予反击，但要适可而止。”直到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继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和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之后，1940年初，蒋介石又密令朱怀冰、鹿钟麟、石友三等部向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攻。至此，朱德同志才不得不指挥八路军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进行反击，歼灭石友三部6000多人，歼灭朱怀冰部两个正规师及其他反共游击武装1万多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军的进攻。
　　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同志出色地争取了卫立煌等部队以及朱怀冰所辖的一个师不参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在打击顽固军中又注意取得中间分子的同情，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以便今后同国民党恢复统一战线关系。在朱怀冰被打败以后，八路军部队故意让出一条路，让他逃掉，对在河北积极反共的鹿钟麟也把他放走了。对被俘的朱部军官和家属也加以优待，并在适当时机全部释放。战役结束后，又主动提出和国民党军谈判，终于达成划分双方防区的协议。
　　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在华北前线与国民党军军队合作抗战前后将近三年时间，这一段珍贵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之处。
　　2005年2月15日
　　
　　 （责编 东曙）
　　（题图为朱德〈中〉同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右〉会谈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