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过去30年，经济发展主要遵循邓小平改革的两个目标，“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政治体制主要延续邓小平的两个主要思路，“代际政治”和“三位一体”。从“邓小平时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胡锦涛时代”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制，国家逐渐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寻求平衡，保持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相对稳定。“代际政治”指的是邓小平确立了一代一代的领导人，“三位一体”则指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者一体。
　　与以往相比，目前我们面临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从国际环境的风险来说，再过不到20年，中国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会出现诸多不稳定性因素。第二，国内风险主要是指面临现代化建设里的“亨廷顿陷阱”。过去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因为我们人口主要在农村。但是现在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按照现在的速度，未来10年-20年将有70%的人进入城市。因此，中国将面临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问题。
　　对于未来的设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关于发展目标的定位以及国家重建秩序。以中国的能力，国家应该明确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继续保持在亚洲区域的优势，与美国在全球也有合作，以避免一些冲突。除了国际发展目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重建秩序，过往十年发展没有讲秩序，但是发展是需要有秩序的，如果社会、法律没有秩序的话就会带来政治不稳定。
　　重建秩序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要探索中国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其次要重建法制，最后要进行以县域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重建。目前社会秩序混乱、道德价值崩溃都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树立核心价值观，这是未来需要着手探索的。
　　对于法制建设，中国过去20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江泽民时代学习西方现代法治，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如何避免与社会文化脱节，许多老百姓对法制现状并不满意。第二阶段是过去10年重返实质法制，提出了以人为本，有时候我们错误理解了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的本意，过分强调以人为本，没有强调依法治国，所以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强调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和司法的权威性。目前司法判决不具备最高的权力效力。
　　重建社会秩序有一个问题是今天城市化发展以后，改变了传统乡村城市的格局，这使得社会重建目标不清楚，我们第一个目标是目前的大城市化。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所有城市规模都向大城市发展，但是这样的城市显然不能容纳中国所有人。有人提出分散，小城镇化，但是我们看小城镇化不是很成功的，应该实行以县为中心的城市建设，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基本单位为县，所以若非将县从行政管理机构变成重建社会秩序的支点，小城镇化不可能。
　　第三方面是宪政建设，民主化应该通过宪政秩序的安排来展开，这一次我们在十八大报告明确地讲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也讲到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学者认为，目前全世界宪政体制只有三种模式，第一是西方自由宪政体制，第二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神权宪政体制，第三从苏联开始到中国发展起来的一党宪政体系。一党宪政体制目前核心是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把党和国家合在一起，这导致目前党和国家高度整合的机制。这个机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需要通过《宪法》、《党章》这样的规范性文本，调节党和国家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树立人大的权威、处理党和人大等方面的关系，以及违宪问题。
　　我们国内主流宪法学家讨论宪政问题时不理解我们的体制，认为只要看宪法、看人大、看法院就可以了。把党带到宪法研究里是学术上应该做的，核心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的宪政问题，在宪法之下怎么运作。刚才说到“三位一体”的完善，制度没有写到宪法，要理解中国宪政困难不仅要看法条，还要看党章，党对自己的约束首先是党章的约束。还有一个是宪法惯例问题，英、美的宪法惯例就很不一样。把这些东西带进来，对中国宪政体制研究是有益的。
　　总体来讲，未来要有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有明确的社会秩序重建的构想，更重要的还要有宪政制度的建设。只有完成宪政制度和法制秩序建设，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民主化的一套成熟稳定的发展规范，否则未来十年的发展会面临政治不稳定的危险。
　　強世功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