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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题材影片《旗》是“第五代”导演梁明的电影新作，在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音乐和最佳儿童片三项提名。影片通过乡村教师等开花不辞辛苦给患有自闭症的6岁男孩端端上课的故事，反映了农民进城潮、乡村空心化巨变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影片对现实的呈现深刻、冷静，表现手法诗意、唯美，可谓近年来教育题材影片中的现实主义力作，而其对人性的深入开掘，丰沛的情感表达，让本片呈现出了具有超越意味的独特艺术风貌。
一、 巨变背景下的人性呈现
影片分为四个段落：《等开花》《端端》《傩》《黄与白》，各有侧重，却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乡村教师等开花喜气洋洋地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但丰满的理想很快遭遇了骨感的现实：一是村里生源逐年减少，今年更糟，仅有的两名学生要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他已无学生可教；二是乡里准备撤点并校，现有的教学点即将取消，转成公办教师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下，故事开始展开。等开花老师面对现实束手无策，只能在一次次孤独的升旗、开课的“演习”中，慰藉着对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等老师的妻子深知丈夫所想，把目光瞄向了村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端端，并劝说同样是等老师学生的小琴，把端端送来上学。丈夫李木子外出打工不归，独自带孩子养家的小琴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到学校一试。于是，系在小琴腰间另一端连着端端的绳子，系在了等老师的腰间。6岁的端端，面对外部世界，不说话、不反应，唯独对鲜艳的五星红旗情有独钟。试过诸多办法的等开花，开始利用红旗做起了文章，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红旗成了触手可及、随处可见的教具，尝试的结果，端端竟然真的有了变化。后来，端端还是被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几个人的命运随即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1981年故事片《苗苗》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之后，教育题材影片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挫折之后重绽新生，之后佳作不断，其中涉及乡村教育题材的电影尤为耀眼，1994年的《凤凰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2002年的《美丽的大脚》，2006年的《考试》，2009年的《新来的李老师》等，都是其中可圈可点的写实力作。梁明的《旗》与前述作品的人文情怀一脉相承，将关注的视角投射于正在变化中的乡村教育，并聚焦在了等开花、小琴等人物身上，除了展现乡村教育已经由“没有老师上课”（缺少师资）演变为“没有学生可教”（缺少生源）、努力引进教师（或支教的志愿者）扎根乡村（或孤岛）到教师走出大山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授课的社会变化，也深入展现了人性情感的时代变迁。
等开花，作为中国众多乡村民办教师中的一员（从1994年的《凤凰琴》到2014年的《旗》，20年间，民办教师的身份及待遇问题依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对教育事业保持着执着的热爱，对巨变中现代社会的种种乱象秉持着传统的坚守，对全村人都是自己学生的事实深感欣慰，对无学生可教、流失的学生可能从此辍学的现状充满了无奈和困惑，最终选择到城里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授课，是他对时代变迁做出的有力回答。
等开花的妻子，是贤内助，质朴而炽烈地深爱着丈夫，并竭尽所能解决当下困境。她去劝说小琴，后又外出劝说自己的亲戚送孩子上学，这是争取让丈夫早日转正的现实选择，更是对丈夫教书育人梦想的竭力成全，最后在洪水中猝然离世，有限的生命在陨落中完成了超越、升华。而她和丈夫关于谁爱吃蛋黄谁爱吃蛋白（“黄与白”段落展现）的生活细节，则证明了爱情可以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绽放无限的动人光彩，“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心灵的主宰”[1]，这份真爱直抵心灵，是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即美的一面。
小琴，乡村留守女性的又一位典型代表，儿子有病在身，丈夫外出不归，田间劳作的辛苦无助和夫妻情感的缺失荒芜，让她在强颜欢笑的坚强表象之下孤独、脆弱，充满了压抑的欲望。对丈夫的咒骂，师母去世后对等老师的暧昧情愫，端端“去世”（实为失踪）后对等老师的情感爆发，人性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端端，6岁，与其说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病童，不如说他是一个城乡巨变冲击下不想长大的孩子，他如镜子般接受着大人们的情感投射，也折射着世态的冷暖炎凉。他对红色旗帜的执着迷恋，可能是无意之举，但对大人而言却是对抗纷杂、浮躁的一剂良药，越单纯，便越具有对抗复杂的力量。
汤因比曾提出：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何为人性，北京师范大学王和教授在比较了多种学说之后，将其定义为：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独有特征，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欲望、感情、理性、非理性，等等，并由此主张以解读人性为基础去解读历史。[2]回到人性层面去关注人本身，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在时代变迁的推动和电影导演的自觉探索之下，我国的教育题材电影完成了塑造“园丁”形象——展现人物多样性——回归人性情感的转变，对人性情感的探索和展现成为支撑电影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在商业大片的强势扩张和艺术迷惘的复杂交错中，教育题材影片呈现出了更接近电影本身的艺术风貌。
二、 多元维度中的情感表达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借助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性层次划分可以发现，在人追求满足需求的过程中，“本我”的欲望冲动和“超我”的道德良心，在以“自我”的理性权衡为中介的作用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敢于表现人性情感的深度，应当说是历史进步的必然”[3]，人性有多复杂，情感便有多复杂，越是对这样的复杂进行深入开掘和展现，就代表着社会文明愈加开化，从这样的角度对《旗》进行解读，便能品评出本片所具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试举几场戏为例。
小琴带着端端在田间劳作，面对乡人调侃，怒从心头起，大骂外出不归的丈夫：“李木子，狗日的！”不想，患有自闭症从不说话的端端竟然脱口而出“李木子，狗日的”，简单的六个字让小琴大喜过望，原来儿子不是聋子哑巴，他能听懂大人说话。再骂，端端再次应和，于是田间响起了母子俩此起彼伏的咒骂声，话本难听，此时却让人畅快、欣慰且感动。 小琴带着端端提前到等老师家报到，不想正好听见等老师夫妇正在家里做“那事儿”，转身便逃。事毕，等老师有些尴尬，妻子安慰他说这是人之常情。对于这一情节，梁明导演给出的解释是，“等老师是人，不是神”，每次开学前一天做“那事儿”是等老师的习惯，拍摄时，这一段落非常写实，剪辑时出于艺术表现力的考虑进行了删减，处理得含蓄了些。
等老师的妻子不幸去世后，小琴负责起了等老师的饮食起居，事必躬亲，无微不至，两人之间的情感（小琴更加主动）开始超越师生情的世俗伦理界限。后来，小琴把端端送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当端端“去世”的消息传来，小琴万念俱灰，悬梁自尽，被及时赶来的等老师救下后，小琴情感爆发，要和等老师立即生一个孩子，日久生发的情愫在悲剧性的时间、逼仄的空间里扭曲地爆发、宣泄，尽管最终等老师的一记巴掌让一切重归理性，但此情此景让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在梁明导演的作品中，诗意唯美的运动影像表现和对复杂人性情感的现实呈现是明显特征。因为是摄影师出身，且为“第五代”，梁明导演一直保持着对影像表达的高度关注，曾被业内人士称为“运动摄影专家”“油画运动派”，画面精致、唯美、充满动感，角度复杂多变，这在本片中亦体现明显。而对人性的呈现，则应该源于导演对于人生的感悟和对于电影的认知，“我一直对电影有两个观点，一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二是要表现当代生活反映现实”。[4]
笔者试着对本片和梁明导演2012年的作品《都市童话》进行比较，可约略看出导演对于人性处理的分寸掌控和风格形成。
其一，二者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原作的人性挖掘与呈现已经为作品夯实了基础。
其二，二者都表现了社会巨变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困境。本片的城乡巨变中留守教师、家庭的困境与抉择，《都市童话》里贫富差距下富人与平民的身份落差与角色转换，在社会的“冰山”之上，人性作为“一角”以平实、质朴的方式得到展现。
其三，人物设置上，患自闭症的端端和智障少年康小小，“阿甘式”的特殊人物像镜子般承载着社会群体的“情感投射”。端端虽小，却对红旗有着执着的迷恋，他的患病与成长是社会之悲剧，又是人间之喜剧。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康小小，在突然失去奶奶之后，世态炎凉次第上演，而他的若愚“大智”最终让貌似聪明绝顶的成年人重新找回了“超我的耻感”，回归“自我”。
什么是好电影？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出的答案是：有趣，好懂。[5]这是黑泽明用毕生实践体悟到的艺术真谛，他所达到的无可企及的高度意味着后辈们需要经历更多的坚守和探索，才能更加接近电影本身，接近大师。所谓法无定法，没有人可以给出艺术创作的具体法则，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丰富的电影语言表达情感、展现人性，是让电影更加充满趣味，更易被接受、读懂的必由之路，在艺术探索的征途上，恐怕无人可以例外。
结语
艺术家是时代之子，其使命就是用凝结情感的艺术作品解开时代的困惑，诠释时代精神，导引未来的方向。对于电影导演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在努力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展示复杂与厚重的人性、注入真挚而丰沛的情感，是让电影以最接近“人”的方式表现人、走进人心的不二法门，艺术家由此将更加接近时代的真相，诚如恩格斯多次被引用的那段话：“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之谜了”。
参考文献：
[1]朱旭辉，汪淑双等.知青影像：小说到影视剧的改编研究[J].新闻知识，2014（3）：6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17.
[3]（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1.
[4]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7-38.
[5]邵牧君.西方电影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
[6]仲呈祥.审美之旅——仲呈祥文艺评论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85.
一、 巨变背景下的人性呈现
影片分为四个段落：《等开花》《端端》《傩》《黄与白》，各有侧重，却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乡村教师等开花喜气洋洋地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但丰满的理想很快遭遇了骨感的现实：一是村里生源逐年减少，今年更糟，仅有的两名学生要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他已无学生可教；二是乡里准备撤点并校，现有的教学点即将取消，转成公办教师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下，故事开始展开。等开花老师面对现实束手无策，只能在一次次孤独的升旗、开课的“演习”中，慰藉着对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等老师的妻子深知丈夫所想，把目光瞄向了村里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端端，并劝说同样是等老师学生的小琴，把端端送来上学。丈夫李木子外出打工不归，独自带孩子养家的小琴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到学校一试。于是，系在小琴腰间另一端连着端端的绳子，系在了等老师的腰间。6岁的端端，面对外部世界，不说话、不反应，唯独对鲜艳的五星红旗情有独钟。试过诸多办法的等开花，开始利用红旗做起了文章，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红旗成了触手可及、随处可见的教具，尝试的结果，端端竟然真的有了变化。后来，端端还是被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几个人的命运随即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1981年故事片《苗苗》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之后，教育题材影片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挫折之后重绽新生，之后佳作不断，其中涉及乡村教育题材的电影尤为耀眼，1994年的《凤凰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2002年的《美丽的大脚》，2006年的《考试》，2009年的《新来的李老师》等，都是其中可圈可点的写实力作。梁明的《旗》与前述作品的人文情怀一脉相承，将关注的视角投射于正在变化中的乡村教育，并聚焦在了等开花、小琴等人物身上，除了展现乡村教育已经由“没有老师上课”（缺少师资）演变为“没有学生可教”（缺少生源）、努力引进教师（或支教的志愿者）扎根乡村（或孤岛）到教师走出大山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授课的社会变化，也深入展现了人性情感的时代变迁。
等开花，作为中国众多乡村民办教师中的一员（从1994年的《凤凰琴》到2014年的《旗》，20年间，民办教师的身份及待遇问题依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对教育事业保持着执着的热爱，对巨变中现代社会的种种乱象秉持着传统的坚守，对全村人都是自己学生的事实深感欣慰，对无学生可教、流失的学生可能从此辍学的现状充满了无奈和困惑，最终选择到城里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授课，是他对时代变迁做出的有力回答。
等开花的妻子，是贤内助，质朴而炽烈地深爱着丈夫，并竭尽所能解决当下困境。她去劝说小琴，后又外出劝说自己的亲戚送孩子上学，这是争取让丈夫早日转正的现实选择，更是对丈夫教书育人梦想的竭力成全，最后在洪水中猝然离世，有限的生命在陨落中完成了超越、升华。而她和丈夫关于谁爱吃蛋黄谁爱吃蛋白（“黄与白”段落展现）的生活细节，则证明了爱情可以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绽放无限的动人光彩，“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心灵的主宰”[1]，这份真爱直抵心灵，是人性中最有价值的一面，即美的一面。
小琴，乡村留守女性的又一位典型代表，儿子有病在身，丈夫外出不归，田间劳作的辛苦无助和夫妻情感的缺失荒芜，让她在强颜欢笑的坚强表象之下孤独、脆弱，充满了压抑的欲望。对丈夫的咒骂，师母去世后对等老师的暧昧情愫，端端“去世”（实为失踪）后对等老师的情感爆发，人性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端端，6岁，与其说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病童，不如说他是一个城乡巨变冲击下不想长大的孩子，他如镜子般接受着大人们的情感投射，也折射着世态的冷暖炎凉。他对红色旗帜的执着迷恋，可能是无意之举，但对大人而言却是对抗纷杂、浮躁的一剂良药，越单纯，便越具有对抗复杂的力量。
汤因比曾提出：人类文明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何为人性，北京师范大学王和教授在比较了多种学说之后，将其定义为：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独有特征，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如欲望、感情、理性、非理性，等等，并由此主张以解读人性为基础去解读历史。[2]回到人性层面去关注人本身，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在时代变迁的推动和电影导演的自觉探索之下，我国的教育题材电影完成了塑造“园丁”形象——展现人物多样性——回归人性情感的转变，对人性情感的探索和展现成为支撑电影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在商业大片的强势扩张和艺术迷惘的复杂交错中，教育题材影片呈现出了更接近电影本身的艺术风貌。
二、 多元维度中的情感表达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交往需求、被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借助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性层次划分可以发现，在人追求满足需求的过程中，“本我”的欲望冲动和“超我”的道德良心，在以“自我”的理性权衡为中介的作用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对于电影创作而言，“敢于表现人性情感的深度，应当说是历史进步的必然”[3]，人性有多复杂，情感便有多复杂，越是对这样的复杂进行深入开掘和展现，就代表着社会文明愈加开化，从这样的角度对《旗》进行解读，便能品评出本片所具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试举几场戏为例。
小琴带着端端在田间劳作，面对乡人调侃，怒从心头起，大骂外出不归的丈夫：“李木子，狗日的！”不想，患有自闭症从不说话的端端竟然脱口而出“李木子，狗日的”，简单的六个字让小琴大喜过望，原来儿子不是聋子哑巴，他能听懂大人说话。再骂，端端再次应和，于是田间响起了母子俩此起彼伏的咒骂声，话本难听，此时却让人畅快、欣慰且感动。 小琴带着端端提前到等老师家报到，不想正好听见等老师夫妇正在家里做“那事儿”，转身便逃。事毕，等老师有些尴尬，妻子安慰他说这是人之常情。对于这一情节，梁明导演给出的解释是，“等老师是人，不是神”，每次开学前一天做“那事儿”是等老师的习惯，拍摄时，这一段落非常写实，剪辑时出于艺术表现力的考虑进行了删减，处理得含蓄了些。
等老师的妻子不幸去世后，小琴负责起了等老师的饮食起居，事必躬亲，无微不至，两人之间的情感（小琴更加主动）开始超越师生情的世俗伦理界限。后来，小琴把端端送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当端端“去世”的消息传来，小琴万念俱灰，悬梁自尽，被及时赶来的等老师救下后，小琴情感爆发，要和等老师立即生一个孩子，日久生发的情愫在悲剧性的时间、逼仄的空间里扭曲地爆发、宣泄，尽管最终等老师的一记巴掌让一切重归理性，但此情此景让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在梁明导演的作品中，诗意唯美的运动影像表现和对复杂人性情感的现实呈现是明显特征。因为是摄影师出身，且为“第五代”，梁明导演一直保持着对影像表达的高度关注，曾被业内人士称为“运动摄影专家”“油画运动派”，画面精致、唯美、充满动感，角度复杂多变，这在本片中亦体现明显。而对人性的呈现，则应该源于导演对于人生的感悟和对于电影的认知，“我一直对电影有两个观点，一是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二是要表现当代生活反映现实”。[4]
笔者试着对本片和梁明导演2012年的作品《都市童话》进行比较，可约略看出导演对于人性处理的分寸掌控和风格形成。
其一，二者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原作的人性挖掘与呈现已经为作品夯实了基础。
其二，二者都表现了社会巨变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困境。本片的城乡巨变中留守教师、家庭的困境与抉择，《都市童话》里贫富差距下富人与平民的身份落差与角色转换，在社会的“冰山”之上，人性作为“一角”以平实、质朴的方式得到展现。
其三，人物设置上，患自闭症的端端和智障少年康小小，“阿甘式”的特殊人物像镜子般承载着社会群体的“情感投射”。端端虽小，却对红旗有着执着的迷恋，他的患病与成长是社会之悲剧，又是人间之喜剧。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康小小，在突然失去奶奶之后，世态炎凉次第上演，而他的若愚“大智”最终让貌似聪明绝顶的成年人重新找回了“超我的耻感”，回归“自我”。
什么是好电影？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出的答案是：有趣，好懂。[5]这是黑泽明用毕生实践体悟到的艺术真谛，他所达到的无可企及的高度意味着后辈们需要经历更多的坚守和探索，才能更加接近电影本身，接近大师。所谓法无定法，没有人可以给出艺术创作的具体法则，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丰富的电影语言表达情感、展现人性，是让电影更加充满趣味，更易被接受、读懂的必由之路，在艺术探索的征途上，恐怕无人可以例外。
结语
艺术家是时代之子，其使命就是用凝结情感的艺术作品解开时代的困惑，诠释时代精神，导引未来的方向。对于电影导演而言，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在努力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展示复杂与厚重的人性、注入真挚而丰沛的情感，是让电影以最接近“人”的方式表现人、走进人心的不二法门，艺术家由此将更加接近时代的真相，诚如恩格斯多次被引用的那段话：“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之谜了”。
参考文献：
[1]朱旭辉，汪淑双等.知青影像：小说到影视剧的改编研究[J].新闻知识，2014（3）：6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17.
[3]（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1.
[4]韩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7-38.
[5]邵牧君.西方电影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
[6]仲呈祥.审美之旅——仲呈祥文艺评论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