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大事，也是人生成长的标志性大事要事，婚不成则业难立，家不安则社会乱，因此，婚恋故事成为电影题材拍摄的重要领域。从农业时代跨越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婚恋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遭遇现代性危机，个体的思想解放，生命的自由权利，不断深入人心，顺之者则幸福满满，违逆者则悲剧连连。在电影中呈现古老中国的婚恋故事，成为导演们乐此不疲的领域，作品既能满足亿万观众的窥视欲，还能解答年轻人心中的困惑，古老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冲突，成为观众追捧的猎奇点和消费点。张艺谋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冯小宁拍摄的《黄河绝恋》《红河谷》，都涉足婚恋题材，故事好看感人，情节波澜曲折，人物塑造典型，深受观众喜爱，市场效应良好，成为当代电影佳作。
　　李安作为华语电影界的著名导演，有着双重的文化身份和人生经历，使得其电影作品既能较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又能融入美国文化新思维，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冲突等故事情节，形成了李氏独有的特色风格，在国际电影界产生广泛影响，其《喜宴》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作品。
　　一、 跨文化传播的独特魅力
　　古老中国的人生婚恋，有其独特的文明礼数和内涵规则，几千年来对增进家庭幸福，维系社会稳定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大家庭，正是由不同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融汇而成，历史车轮驶入现代之后，社会交往不仅有中华民族内部之间的融合冲突，还有跨国文化的融合传播，如何把跨文化的交融冲突用电影艺术传播出来，成为华语导演能力与智慧的一种考验，而观众则是最好的检验者，拿出过硬作品才是最好的生动诠释。
　　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现代大国，两国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处世风格、思想观念等差别很大，因此两国婚恋文化在社会熔炉中不断交融与冲突，形成独具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电影《喜宴》在1992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熊奖”，并荣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湾金马奖和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佳作。电影主要叙述台湾青年伟同来到纽约工作，有个与自己相爱的同性恋男友Simon，可远在大洋彼岸的台湾父母却希望儿子早结婚、早生孙。伟同在亲情与爱情之间艰难抉择，最终想出和来自上海的非法移民女孩葳葳假结婚，而葳葳通过结婚可以拿到美国绿卡，彼此皆大欢喜。电影取名《喜宴》，其喜在两全其美，既满足父母抱孙子之情感心愿，又满足自我同性恋的自由选择；但喜中有忧愁冲突，年迈父母的身体正在衰弱，在机场依依不舍中远望父母身影的消失，让人感慨人世身份的快速转变。可在喜宴闹洞房那天假戏真做，伟同身体还能行，葳葳意外怀孕，同性恋男友Simon认为遭受伟同欺骗，于是二人大吵大闹，要坚决分手，葳葳则坚决要打掉孩子，选择独立生活，此时故事情节达到高潮。多重压力下的伟同十分痛苦，终于把真相告诉母亲，母亲贤惠包容，但没想到从小乖巧听话、聪明帅气的儿子居然是同性恋，想到出生艰难和成长的快乐时光，面前这个儿子完全不同于小时模样，而父亲假装听不懂英语，最终在父母的关怀感召下，葳葳则保留了孩子，Simon愿意接纳孩子当爹，一个孩子两个爹，最终组成了特殊之家。三人来到来机场欢送父母，与老父母的远别，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故事以美好结局谢幕，给人留下想象空间。
　　在电影跨文化传播中，既要觀众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要感受美国的现代文化，这对导演是极大的挑战。作品通过细节表现中美婚恋文化的交流融合，不断呈现两国文化的矛盾冲突。中国婚恋文化强调成家立业与传宗接代，有家才能有事业，家是幸福港湾。美国婚恋文化则突出自由选择与责任担当，结婚不仅是传宗接代，更是彼此心灵惬意的幸福契合。“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爱的面目而感动，不论爱采取什么形式。我们的同情心遇到它就起共鸣，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或者是构成男女之间的爱情，一个人委身给一个异性，两个生命融合为一；或者是构成家庭之间的各种感情，父母子女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或者是巩固的友谊，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互相信任，彼此忠实。爱的对象越广大，我们就越觉得崇高，因为爱的益处随着应用的范围而扩建。”[1]在全球文化交融的社会里，我们只能去尊重接纳，传播跨文化的内涵特质，融合发展。
　　二、 跨文化传播的叙事方式
　　（一）突出说话者的身份特征
　　在《喜宴》的跨文化传播中，由于导演李安有跨文化的生活体验，在表达中以电影语言为载体来体现跨文化传播，在叙事过程中，时刻不忘将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对他者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和探讨。这种叙事方式既能对他者文化认识保持客观性，又克服文化间的差别对待和傲慢偏见。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因素很多，但能有效沟通是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历史学家赫拉特在《人类简史》书中对人类奥秘探求所讲道：“我们是怎么将其他人类物种赶出世界舞台？为什么就连强壮、脑部发达、不怕寒冷的尼安德特人，也无法挡住智人的屠杀？相关的争论必然会继续。而目前最可能的解答，正是得以辩论的原因：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有独特的语音。”[2]在故事人物之间的发言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影片《喜宴》中，将这两个方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将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承放在了平等交流的位置上，彼此地位得到应有的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导演李安的双重文化身份，由于长期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使得他对这两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电影的艺术表达上最大程度地规避了文化优越感和傲慢心态，同时也没有批判传统文化。整部电影在文化的传播上显得非常客观理性和包容，实现了文化的自我超越，李安在影片中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审视，包含了文化交融和矛盾冲突，对传统和现代的抗衡进行冲突叙述，成就了电影的艺术水平。
　　（二）构建融合冲突的叙事方式
　　人与人之间要想实现跨文化的良好交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在内容上实现相互理解，简单来说就是某种文化符号的理解。电影语言具有自己的符号特征、语汇功能以及叙述规则，运用特定的声音、画面、道具等要素，使它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理解。中国语言文化风格强调委婉迂回，蕴含悠远，其爱突出细心问候，关注生活层面；美国语言文化风格强调直截了当，意味明白，其爱强调尊重理解，关注精神层面。在美国社会，同性恋早已没啥稀奇，父母只会尊重理解，人成年后有选择的自由权；但同性恋和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甚至被看作是龌龊羞辱和心理变态。每次伟同和父母电话交流，都羞于诉说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父母催婚在中国社会是常见之事，美国父母则放任自流，突出自我担当。伟同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最终选择用撒谎的方式来圆满故事，这样既希望得到自由之爱，也得到亲情之爱，故事情节不断向高潮推进。其实，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是关于身体消费的问题，异性之间的身体消费对一部分男女未必快乐开心，同性恋的身体消费对一部分人之间却幸福愉悦，因此，男女身体始终是电影艺术探索的社会问题。“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徒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个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3]“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身穿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4]因此，电影《喜宴》虽然传播文化，但男男和男女的身体成为故事叙述的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