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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劳动节期间，央视推出的8集系列节目《大国工匠》，讲述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过程中，幕后匠人的故事，从不同的环境再现了8个工匠“8双劳动的手”的生动故事。除了反映中国航天、船舶、高铁等现代制造之外，还将目光投向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宣纸工匠。于是，周东红出现在镜头之中。
一双超凡的手
在世界藝术之林中，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最能体现汉民族文化精髓的艺术门类之一，而这两种艺术门类无不与宣纸相关。在宣纸上书法能达到“密处不透风，疏时可奔马，飞白时如柳絮纷飞，浓墨时乌云压境”的神妙。山水画能表现出如烟如梦，如临仙境之感；花鸟画既能纤毫毕现，也能有亦真亦幻的妙趣。汉文化圈以外的书画艺术迄今尚无层次、浓淡、深浅、虚实、远近、意境、虚幻、干枯之分，而中国画却传承了上千年。现代艺术创始人、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过“中国画真神奇，齐白石先生画水中鱼，没有一点颜色，用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其实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字都是艺术”。这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有很大一部分就由宣纸提供，宣纸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书画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挥与想象的空间。中国有一位老画家曾说过，“没有好的宣纸就画不出好画”。画家说的好的宣纸最后成纸部分就体现在捞纸这道工序中。
在宣纸厂的捞纸车间，很容易看见捞纸师傅们将纸帘在水里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再一提，一揭，一张宣纸就这么完成了。宣纸的诞生其实并非如此容易。细数起来，仅捞纸这道工序如操作不好就会出现上百种可能降低宣纸品质的瑕疵。在宣纸的整个工艺体系里，只有熟练操作这道工序才能算真正的匠人。在这道工序面前，人的巧思层次很容易区分，有很多一生从事捞纸的工人只能当副手，也有很多人在很长时间捞不好一张纸，还有很多人只能有选择地捞某一款品种的宣纸。即便一个技术全面的捞纸工，在攻破很多技术难关后，还有一项很难超越，那就是控制宣纸的厚薄。一个成熟的捞纸工，如果能在连续多少天制作同一款宣纸品种中，将每刀宣纸的重量差控制在（宣纸计量单位，每刀100张纸）半斤以内就很不错了。按照行业内的技术要求，在每刀宣纸出品后，与标准值相差不能超过5%，均摊到每张宣纸上，克重差数据就在2.2以内。控制这个数据的前提是没有任何度量用具可以依仗，天气的变化、光线的强弱、合作的顺畅、纸浆的浓度、纸帘颜色的深浅、心情的好坏，都是影响厚薄控制的因素。
人们或许会在这一连串的技术用语和数字面前出现茫然，毕竟隔行如隔山，置身事外难解其中之困难。这个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技艺中，太久远的人和物可能不够清晰，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次技术比武中，以单个纸槽为单位，将多少天捞的宣纸通过过秤方式进行检验时，一个槽出现了奇迹，当一刀刀宣纸出现在秤面前时，秤砣没有挪动过一次。也就是说这个槽能将每张纸的克重差控制在0.2以内，只有这样，每刀宣纸的分量误差不超过半两，秤砣才不会挪动。于是，这个槽的掌帘工通过这次检测被推崇的很高。那一年，他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也被简称为“全国群英会”）。据资料显示，那次参会代表有6577人。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集体”称号有2565个，授予的“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有3267人，同一批接受表彰的人中就有闻名一时的王进喜、时传祥等。
56年后的2015年。同样的地点，能达到同样操作水平的捞纸工人周东红伸出满掌老茧的手，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一年后，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手，又接过了全国质量界的“奥斯卡”——全国质量奖，成为宣纸发展史上唯一一个将这两个沉甸甸荣誉领回家的普通宣纸工人。
这位普通的宣纸工人看似“平凡”的事迹作为“大国工匠”在央视的《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共同关注》等栏目先后播出后，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至高荣誉的背后有多少辛酸。
一双筚路蓝缕的手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走向纵深时，泾县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影响了整个泾县农村青年的就业观。事情的起因是一批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农村乡镇干部抓住宣纸之乡这个大品牌，不断在泾县资源较好的地方建宣纸厂。
此前，泾县尽管是个举世闻名的宣纸之乡，实际上只有两三家企业生产宣纸，一家是在新中国成立时恢复生产的泾县宣纸厂，是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另一家是泾县宣纸厂的原料生产基地，在供应原料的同时于1960年代中期恢复了几帘槽的宣纸生产，是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两个厂的年产量总和不过200来吨，距历史最高水平不足五分之一。按照当今一般机械造纸企业的生产进度，这点产量用一台造纸机不过几个小时便可完成。市场严重的不足，引起熟悉这个行业人的普遍关注。1979年，紧邻县城的一个大队在没有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就利用本地宣纸生产旧址及几个老宣纸技工，开办了一家宣纸厂。可能是大家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也可能理解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几年后，一家接一家的宣纸企业纷纷出现，改变了两家企业统揽天下的局面。
1982年，一家全民所有制宣纸企业在泾县城郊开办。
1984年，丁桥乡一家乡办宣纸企业开业。
1985年，潘村乡办宣纸企业开工。
丁桥乡周村李园村民组创办的宣纸企业开工。
丁桥乡枫坑村联户创办的宣纸企业开工。
……
短短的几年时间，全县冒出30多家新办的宣纸厂，各种经营性质的都有。教育部门也沉不住气了，在允许校办工厂的政策引导下，仅丁桥一个乡就冒出两个校办宣纸厂，一个是中学创办的，另一个是小学创办的。这么多宣纸厂的出现，带来了宣纸技工荒。
泾县，这个在计划经济时期乡镇工业不发达的地方，由于受到经营体制的禁锢，除了非农业户口可以等到招工机会有个岗位外，农村青年除了回家继续祖辈、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田种地外，几乎没机会选择其他职业。宣纸技工荒极大诱惑了农村返乡青年，恨不得一夜之间谙熟某个宣纸工序成为一个工人，到月有着不菲的收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国营宣纸厂是进不去了，受到招工指标的阻碍，加上厂里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师傅私自带徒。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由于不是独立工矿区，私自授徒风暗潮涌动，来自全县各地方青年都向那个地方涌去。于是，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采取“堵”不如“疏”的办法，只要师傅愿意，就由徒弟缴纳一定的学徒金，厂里与师傅各享受一半，掌握一门技术后自找企业就业。
那时候的周东红学木匠差不多一年了，只学会了磨刀或整理工具。距规定的学徒期满还有两年多时间，如果加上出师后“谢师”一年的规矩，能真正挣钱的机会距自己很远。他看见有的同学，初中一毕业就开始到宣纸厂学手艺，不过几个月就能拿到工资了。
这样的诱惑对“苦底子”出身的周东红不可谓不强烈。曾经的周家在过去不久的“大呼隆”惟劳动力计酬的年代，又生活在宗族势力较为集中的群居环境里，耳聋讷于言的父亲带着没有一个整劳力的8口人大家庭，“外来户”“超支户”这两顶帽子长年累月相随，歧视与饥寒填满了周家的生活空间。
他不止一次地梦到自己在一家宣纸厂上班，笑呵呵地数着工资在梦中乐醒，醒来的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小祖父就教育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就这样放弃了木匠手艺，不仅对不起师傅，还有可能被亲戚、乡邻指责。何况师傅又是自己姨父，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起头来。
正当彷徨之际，师傅也坐不住了。刚分田到户的那几年，尽管每户都分到了一些集体的农具，除了不全就是缺胳膊少腿，几乎每户人家都要添置或重新置办，木匠倒是吃香了几年。几年的黄金时间一晃而过，农村的手艺人逐渐变得僧多粥少，竞争也渐趋激烈起来，大多数木匠基本停业在家务农。看着两个常随自己下田务农的徒弟，师傅也觉得对不起他们。年轻气盛的周东红率先提出了心中所想。师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辞，并推荐他可以找在纸厂上班的舅舅学。周东红这才松了口气。
这次是母亲出面了，找到纸厂上班的远房堂弟，对他说了周东红想当学徒的愿望。比周东红大不了几岁的小舅一口就答应了，通过与厂里交涉后托人带信给周东红。周东红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到了十几里外的宣纸厂，没想到一见面，小舅就传达了厂里需要交180元学徒费的要求。180元在当时的周东红眼里可是巨款，如稍微节约一点，可供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一时间，他差点没将眼泪流出来。小舅只好说：“我每个月完成任务都拿不到30块钱，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来找人借钱代交吧。”当时的周东红不知道，这笔钱到厂里后，还有一半是师傅的。
进入捞纸车间，他感到很失望。首先是一种说不出的怪味扑面而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纸浆的味道。捞纸有个习惯性的称呼，称捞纸车间为槽屋，主要是捞纸工整天都围着纸槽转。纸槽，就是以水泥加砖砌就的水池，有大有小，大池称大纸槽，小池称小纸槽或四尺槽。一般的纸槽以两人一组共同抬起一张布满整齐芒杆的方框，方框上铺着一张纸帘，在水里捞起一张纸后，就由一人将那张沾有湿纸的纸帘提走，放在一边的纸板上，再将纸帘揭起，重新铺在方框继续下一张纸。捞纸居然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要学半年，居然还要交180元学徒费！周东红的心顿时阴郁得像化不开的乌云。
当真正开始学的时候，才知道捞纸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是记住与捞纸有关的名称，比如主角称掌帘，配角称抬帘。连工具名称也是让人过目易忘，比如搅拌时用的类似于锄头般的长竹竿叫扒头，托住纸帘的方框叫帘槽，帘槽上夹住纸帘的木片叫帘尺，计数器叫算盘，用来盛纸浆和纸药的容器叫宛子，架着帘槽的竹棍叫浪水棍……连纸帘的每一只角都有不同的名称，算起来有上百个名称。周东红的脑子不够用了。
好容易才记住部分工具和技术术语，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这两天，周东红一直陪着师傅上下班。师傅家住在厂附近的村里，早晨三四点就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去车间上班，周东红只有尾随。这种早起床的时间超出了周东红的想象，而且一直空腹工作至家人送来早饭，草草地吃饱肚子又开始工作。周东红开始学徒后，送饭的任务自然落在他身上。捞纸后续工序是扳榨，捞纸工必须留出时间给扳榨工，下班倒是比较早。所幸的是师傅家不在农村，除了点家务活，其他琐事倒是不多。因此前有了学徒经历，能够摆正学徒的位置。师傅们在捞纸时，他也站在纸槽边观摩。纸槽与纸槽之间的空隙地很小，为了让师傅们能正常工作，观摩中的徒弟们要不断腾挪地方。每一次的挪动，都在考验他们的眼力劲。
下班后，师傅先教他修纸帘。纸帘的两边连着两根竹棍，一根叫额竹，用棉线细细连着；另一根叫梢竹，较为粗放地留有空隙地连着。每天下班时，磨损了一天的棉线出现了断裂，必须重新用线连好。整修纸帘时要学会穿针引线去缝补，也是考验纸工们是否手巧的关鍵。纸帘修好了，还需修帘槽，有的芒杆不能用了，需要重新选粗细差不多的芒杆接上去。而后，垫在纸板上的茅草也可能烂了，还需找新的茅草换上。琐事忙完，差不多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捞纸时，槽内的纸浆从浓到稀，稀薄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添加纸浆了。纸浆通过管道从打浆机中排下来，囤积在浆料池内。这样的浆料与正在捞纸的浆料是不融合的，有的沥水后结了块，必须通过扒子搅拌开，与纸槽里原先的水交融，这叫搞单槽。学捞纸先要学会搞单槽。搞单槽时，先由抬帘工用宛子舀上适量的浆料，再用扒子将其捅开，浆料散开后，再由单槽工配合在槽内做逆时针划动。在划动时，扒子头（像锄头的部位）还不能离开槽底，否则搅不匀。开始搅动时，两人你来我往，纸槽中响起节奏明快的声音，纸浆随声转动，将纸槽中间旋成一个螺旋形的水涡，槽的四角从下往上泛水，很是好看。当周东红听完师傅讲解技术要领后，还由抬帘师傅手把手教他怎么用力，等师傅放手后，扒子就不听话了，不是旋不圆就是扒头离开槽底，一个单槽搞下来，尚未掌握诀窍的周东红筋疲力尽，还得根据师傅的指示，拿起宛子在纸药缸里舀上适量的纸药。此时，盛有纸药的宛子在周东红手里似有千斤重。
真正下水捞纸的那天，师傅先教他抬帘。抬帘就是掌帘的副手，先学会了抬帘才能学掌帘。开始教的时候，师傅站在他的身后，叫他双手接过对面师傅传过来的纸帘，铺在帘槽之前要将右手抬高，左手要把住纸帘边的额竹将其推到帘槽边。将右边的纸帘放下后，用帘尺夹住纸帘边。下水时，左手托起帘槽，右手要将帘尺抓紧，但不能过于用劲，顺水而下，第一遍水完全以左手力量，将纸浆水从右往左反方向自下而上。即便师傅讲好了要领，而且把住了周东红的手，纸还是破了。接下来就是洗帘子。帘就在槽水里洗，师傅称只要抓住额竹带动纸帘，左手反方向沉入水下几分，反方向在水里划上一个圈，沾浮在纸帘上的纸浆就会落下去。没想到，周东红自觉已经做的很好了，但纸帘上还是残留了一些浆料。 一周后，周东红终于可以勉强放手抬帘了。
一双上下求索的手
可以放手抬帘的时候，才觉得纸槽里的水好凉。时下已是冬天，冬天的捞纸工多了一道程序，需要在纸槽边放一个热水桶，每捞一张纸需将手在水里焐一下，否则不仅手受不了冷，还会冻伤。即便这样，周东红的手还是冻坏了。一天下班时，他发现右手手背上出现了一小块硬硬的红块，也没怎么注意，当晚睡在床上时，焐在被子里的右手红块开始瘙痒。半梦半醒的周东红毫不在意地抓挠，等发现疼痛时，才知道有红块的地方皮肤已经破裂，吓得他不敢继续抓挠，只有在瘙痒难忍时下意识地用左手摁住止痒。没想到这样的效果很好，最后他终于在这样的斗争中沉沉睡去。
次日，当周东红将手痒的事对师傅说起时，师傅说：“这很正常，捞纸的哪有不害冻疮的。晚上睡觉痒的时候，就用另一只手按按就好些了。”没想到，周东红的下意识动作与传承的经验吻合了。他心中暗喜的同时又听师傅说：“捞纸时要记得用热水焐手，水凉了要想办法换热水。”即便这样，冻伤处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出现了溃烂。
这些都不影响周东红的技术进步。师傅见周东红能放手了，干脆将纸槽交给副手和周东红，自己睡懒觉了。忽然一天，师傅对周东红说：“我今天教你掌帘，你应该将基本动作都看熟了吧。”周东红顿时欣喜若狂，学捞纸首先要抬上几个月的帘才能学掌帘的，一旦学会了掌帘就意味着快要出师了。而在旧制度中，学徒工可能要抬上将近三年的帘才会有机会学掌帘。那时的师傅不乐意教徒弟掌帘的原因倒不是怕徒弟很快要离自己而去，主要是另有原因：一是教掌帘时纸张成品率低；二是捞纸进度慢；三是这种私学捞纸的徒弟一旦学会掌帘，就意味着可以离开师傅独立了。
掌帘更不容易学了。首先还是槽内功夫。掌帘与抬帘不同的是完全靠右手用力，完全颠倒了抬帘的下水动作。在提帘上纸板的时候还要规定脚步和动作，连手放在什么位置都有讲究。在纸板上倒扣沾有湿纸的纸帘时，先要将额竹靠在衬桩上后再抵住额桩。额竹放在纸板上后放帘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将纸通过暗劲反扣在纸板上。揭帘还需要一系列规定的动作，否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毛病，传送纸帘又要注意什么。周东红的脑子又不管用了。
师傅在教习时，不断示范，有时还手把手地改正他动作。在改正动作时，难免会碰到冻伤处。冻伤溃烂的地方一碰就出血，带给周东红的是钻心地疼。
好容易摸出点门道来，师傅又叫他去抬帘。
他去抬帘时，刚刚在掌帘时右手用力又要改回去，还是不适应。
在断断续续的学掌帘过程中，不知不觉到了腊月底。又是一年的春节来临了。
就在厂里准备放假的时候，师傅对周东红说：“听说那边国营厂招人，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这也是我要教你尽快学会掌帘的目的。”
周东红听了急着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还是我的学徒费没交你不要我了？”
“都不是。你家条件苦，现在私人厂里都不稳当。再说，你学徒时间这么短，人家乡镇企业也不一定要你，就是要了你也不一定给你工资。国营厂里正规，一旦能进去，就能拿到固定工资。万一进不去，回来再学也是一样。”
这个春节，周东红整天捂着冻伤的手。他问父亲，父亲只说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心里有些彷徨地走到位于村后的河边。这条河叫青弋江，被宣纸之乡的人称为“母亲河”。家境贫寒的周东红，夏季几乎都在这条河中度过，少不更事时泡在河里祛暑，稍大一些就用土法捕鱼，在捕鱼时结识了同样爱好的老张。老张是邻村人，比周父略小，不仅爱好捕鱼，还乐意与小孩开玩笑。他一见周东红就问：“小伙子，听说你去纸厂捞纸去啦。怎么样？”遇上这么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周东红索性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哈哈哈，那你就先去试试嘛。国营厂很难进的哟，只要能进去，就成了公家人了。”
没想到进国营厂竟然出乎意料的顺利。春节过后，第一次出远门的周东红骑了一辆自行车，边打听方向边骑车赶到40公里外的国营宣纸厂，找到捞纸车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车间主任、工段长便选了个纸槽叫他捞捞看，也就象征性地看了一下，当即表示欢迎他到厂里上班，并提示他找一个“保人”去厂部人事科领劳保用品。他又傻眼了。在这里举目无亲，到哪儿找保人去。他灵机一动，就地在捞纸车间里找起来。
国营厂的捞纸车间真大，仅槽屋就有五六幢，每一幢槽屋里都有十几个槽。他一幢幢地走，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张正平的老家人，他与周东红不同村却年龄相当，比较熟悉。当张正平知道周东红来捞纸时，立即介绍了他的叔叔。他叔是顶职到厂里工作的全民所有制工人，符合当保人的条件。
还没上班的周东红不仅领到了胶鞋、围腰等劳保用品，还在厂集体宿舍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他将所有的前期工作准备妥当后，骑车赶回家取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
因周東红是中途来的，不能直接顶岗，遇上有人请假就由他顶上，在这个厂被称为替缺。第一天上班，他替的是一个掌帘工。在捞纸时，不仅车间主任、工段长不断来看，生产科长、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也来了。一见那么多人来看，周东红更是紧张不堪，将本就不熟的动作做的一塌糊涂，领导们看后都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正好是当年的二月底。三月份第一天，根据捞纸车间的安排，周东红被安排了固定槽上班，一个与周东红经历差不多的人当了他的助手。正式顶岗的这一天，周东红拿到工资了，按照抬帘工二级工资的实勤计算，再加上书报费、洗理费共有9元。这是他第一次领工资，这9块钱足够他生活大半个月了。他暗自庆幸听了师傅和老张的话。
三月份是宣纸行业的黄金季节，天气乍暖还寒，由于温度在不断升高，可以减少焐手等许多烦琐，捞纸工们也利用这个季节起早贪黑地多捞点纸，以便多挣超产奖金。周东红与同伴和其他人一样，早晨一点多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四五点。
就在他俩信心满满地用手中的纸帘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晒纸工找上门来了。 宣纸是个手工行业，看起来捞纸工的下道工序是扳榨，而真正最早检测捞纸工水平的还是晒纸。扳榨工将每天的湿纸压实后送往晒纸车间，晒纸工根据工艺要求加工后，将湿纸揭下来张贴在火墙上，纸干了再通过检验，按照成品计算产量。
晒纸工一见他们就粗言相向。在夹枪带棒的语言中，周东红明白了，他们捞的纸揭不下来，好容易揭下来了，不是有水洞就是有水泡。一天下来，真正的好纸没几张。
工段长找过来了。
车间主任找过来了。
生产科长也过来了。不时纠正他们俩捞纸的动作，还亲自示范……
月中旬，工段长挨个通报上月产量，二月份上班不过5天的周东红按每天800张成品纸的任务，居然欠产1100多张，意味着他一个掌帘工工资加上书报、洗理、粮食补差等总共不到60元，要扣掉5.5元。而且这个月一直起早贪黑，每天都保持1300多张纸，成品也不够800张基本数，更不知道要欠多少产。
当晚，周东红没吃饭。
一双升华的手
这家宣纸厂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初，历经了联营、公私合营、国营三个阶段。特别在进入国营体制序列后，厂里每进一位新职工都要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指标执行，没有招工指标一切都是白搭。即便有了招工指标，招工权力也在上级劳动部门，厂里只有对人员的调进调出上稍有权力。此前的这个厂，只能接受四种人进厂，一是非农户口的退伍军人被分配进厂，二是返城并占了招工指标的插队“知青”，三是调入人员，四是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或技校毕业生。前三者基本都被安排到一线工作，后者一般都是管理或辅助岗位，新工人的输入不足也限制了宣纸产量。改革开放后，宣纸厂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先是联合地区劳动局通过考试招收了几十名泾县县城的非农户口待业青年，在临时开办的职业技术班里学习两年，被厂里分至各个部门担任后勤保障工作。次年又招收了一批城乡非农户口的青年，补充到生产第一线的捞纸、晒纸等岗位，通过学习后正式上岗。没想到这批青年占了招工指标后，就纷纷寻找关系调离，企业顶住各种压力仍然留不下人。1985年底，顶不住压力的企业放走了一批人，一下子空出了十几个槽没工人去捞。厂里无奈，在上级部门的批准下，招收了一批农村青年当临时工，享受正式职工一样的工资级别、奖金，只在粮食补助等一些福利上加以区别，这些人被厂里称为“计划外用工”。在招收计划外用工时，被招收的对象必须要有正式职工担保，厂里通过这种方式既送给了农村亲戚多的职工人情，也以此为连带关系提高一线人员管理效率。有人担保的技术熟练工自然受到了企业的欢迎，周东红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进了厂。
像周东红这样没学几天来厂里顶岗的不是个例，厂里经过讨论，采取“自找对象老带新”的办法，争取在短时间里提高这些带艺进厂的计划外用工的技术水平。在安排下一个月生产前，安排生产的工段长找周东红谈话，要求他在车间里找一个老师傅，先从抬帘开始，逐步熟悉环境和技术。接受谈话后的周东红当即就下决心，要找就要找一个好师傅。遗憾的是，刚入厂的他不熟悉车间人员的技术构成和配置，只能去请教张正平，帮助打听车间老师傅现状。
可能上天注定周东红有不一般的人生际遇，就在周东红到处寻找好师傅时，沈洁明进入了他的视野。在这样捞纸高手林立的老厂里，年仅三十的沈洁明捞纸技术非常高。沈洁明兄弟姐妹多，父亲虽在厂里上班，但一人要养活全家9口人，家境非常艰苦的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到厂里以临时工身份学捞纸，因掌握技术要领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当了两年临时工后，又与几个同龄人一道被安排到农村插队。名义上已经插队的他继续受到厂里关注，厂里为了生产又特意到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去协调，以借调的名义将他们几个人招回厂里。当时的农村很多地方不通电，为了协调这几个人，厂里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将沈洁明等人插队的生产队架通了电线。1970年代后期，虽经历了插队但从未离开厂的沈洁明被招工了，正遇上国家经委征集全国工业名品，宣纸厂极为重视此次活动，通过仔细遴选，沈洁明捞的纸被送到北京，经过国家的评审获得了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评选的工业产品，被称为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金质奖章。宣纸被评为金奖，沈洁明成为全厂公认的捞纸能手。这一年，他的一个徒弟出师后要独立，需要一个新助手合作。周东红听说了此事，就托关系找到职工医院的副院长，在副院长的说合下，周东红与沈洁明结成了对子。
1986年的4月份，对于周东红来说是个幸运的月份。两人合作时，才知道沈洁明新婚不久，苦家庭出身的沈洁明并没有沉浸在新婚燕尔的甜蜜里，与其他捞纸工一样，抓住每年的黄金季节，为家庭多增加点收入。周东红更是如此，家庭状况不容他等待。
为了能准时起床，他向同事借钱买了一台闹钟。与沈洁明师傅商量后，将时间定在凌晨一点。每天的闹钟响起，就是周东红起床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他就出了门。出门的他穿着捞紙必备的胶鞋，拎着竹篮，篮里放着护身的胶围腰、牙膏、牙刷、毛巾、搪瓷缸、勺子。他快步走到沈洁明家敲门，门内的沈洁明有了回应后，即刻转身赶往车间。进车间门口时顺带了靠墙晾干的本槽帘槽，进屋将帘槽靠在纸槽边，又将竹篮放在屋子一边的榨杆上开始做开槽捞纸前的准备工作。先在纸槽边缘插上凹肖口，架好浪水棍，将帘槽放上去。这些琐碎的工作做完后，从竹篮里拿出牙具，挤好牙膏接上自来水，站在药桶里边踩药（浸泡的猕猴桃藤，捞宣纸必需的辅料）边刷牙，牙刷好的同时，药也差不多好了。洗完脸后，将滤袋在药缸上方挂好，拿起药宛子舀起药桶里的猕猴桃藤汁倒向滤袋，等滤的差不多时候，开始搞槽。用扒头将浸泡一夜的纸浆从槽底上勾起，等勾匀后再开始搅拌。槽搞好后，开始检查纸板上的茅草是否散乱，铺好茅草上的帘子，钉好额桩、衬桩。这些工作中，检查茅草、钉桩是掌帘工干的活，踩药是单槽工干的活。周东红一并做了。一般来说，掌帘、抬帘的活可以交互做，单槽工需要服务于四帘槽，不可能为一帘槽起的很早。所有准备工作妥当后，沈洁明也差不多到了。
勤快的周东红当即获得了沈洁明的好感。 每天长达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在漫长而单调的捞纸过程中，沈洁明不断了解周东红的家庭情况，也不断纠正他的技术错误。在这里有很多名称与他学徒时的称呼不同，比如原来叫帘槽现在叫帘床了，原来的坐梢（捞纸技术术语，指一边特别厚）叫驮梢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学徒在泾县的西乡，操持的是泾县土话，这里说的是泾县官方语言，语言的差异造成部分术语称谓的不同。
与沈洁明的第一天合作在太阳西沉时完成了，这一天使周东红受益不浅。当他将用了一天的纸帘清洗后，沈洁明顺手接过纸帘，要带回家维修。周东红说：“帘子还是我带回去修吧。”沈洁明仔细询问他房间有没有挂帘子的地方。得到确认后，才放心将纸帘交给周东红。这里每天的修纸帘工作由掌帘工完成，作为抬帘工的周东红主动带回去修，再次加深了沈洁明的印象。
回到宿舍，放下篮子，将纸帘挂在墙上，换下穿了一天的胶鞋，拿起缸子和毛巾到食堂吃饭。吃好后，在厂里的公共浴室里舒舒服服地泡了澡。等回到房间时，沈洁明已经等在周东红宿舍里了。周东红住的是四人集体宿舍，基本都是捞纸工。两人合作将纸帘铺开，一人修额竹线，另一人修梢竹线。帘子修完，挂上墙后沈洁明才离开。他一离开，睡意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一天的疲劳就在香甜的睡眠中消去。
一双年轻的手
宣纸行业很特殊，很多工种无法与一般的工业企业相匹配。原料工，与农民一样看天色作业，晴天外出做工，雨天室内忙活；夏天早晚干活，冬天整天劳作；外出负重上山，室内灰尘弥天。捞纸工，整天站立，与水交往，单调又乏味，夏天闷热，手脚溃烂；冬天寒冷，手脚冻疮。晒纸工，一个人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高温室内往来走动，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皮肤干燥开裂。所有的工种中，捞纸工的技术要求最高，也只有捞纸工被整个行业称为“匠人”。尽管有匠人的称谓，却一直享受不到匠人所应有的待遇，捞纸工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比如，捞纸工每捞一张纸并不意味这张纸就是成品，除因自身的技术原因造成这张纸是否合格外，还需要晒纸工、剪纸工技术配合才能确保成品率，也就是说捞纸工要承担下几道工序的废品。一般的捞纸工每天的生产定额是800张，如果按照每小时完成100张纸的工作进度，要想完成日生产任务，至少要捞900张纸的量，多出的部分就是留给自己、晒纸、剪纸等工序中的正常损耗。如果加上每天准备和修补工具时间，意味着一个捞纸工每天要多消耗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如果要想超产，就意味着要牺牲更多的时间。
所以，当时的国营宣纸厂的捞纸工地位是很低的。如果人有等级之分，捞纸工在这个厂的地位可能要降为四五等了，何况还是计划外用工的周东红呢。当了解了所有情况后，周东红也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又是一个周末，周东红乘车回了家。破天荒地拿起好久不用的丝网回到青弋江上，正当他在熟悉的水边放丝网时，老张也在打鱼，他打趣地说：“国营工人抢我们的饭吃啦。”周东红听了，忍不住又将自己的心思一股脑的向对方倒了出来。
“哈哈哈，你别急。原来要想到厂里做临时工还很困难呢，现在政策放宽了，说不定有机会转正呢。何况现在办厂的那么多，宣纸销路都成问题，生产也不正常。老话讲的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只要将手艺学精了，还怕人家看不起，还怕没一口饭吃。”
一语点醒梦中人，周东红眼前一亮，也不管是否网到鱼，就收网回家了。
安心捞纸后的周东红从怎么夹帘尺开始，到掌帘如何走步既省力又节时。沈洁明特意叮嘱他，做手艺一定要靠手，手的灵动能提高对手艺的领悟，比如下水捞纸时有很多人以身体凑，这样的技术肯定提不高。掌帘揭帘的时候，眼睛指挥手，哪边弱眼睛就应该看向哪边。对纸张厚薄的掌握，沈洁明又教他在不同的自然光线、灯光以及两种光线交替情况下如何看不同漆色纸帘来掌握纸张厚薄的诀窍。每一次的细微错误，都被火眼金睛的沈洁明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他的精心辅导下，周东红的捞纸技术可谓突飞猛进。多少年后，沈洁明谈到周东红时说：“他不错。我带的几个徒弟没几个像他那样主动的，也没几个像他一样能吃苦。”
果然天降祥瑞，老张的一句无心话被言中了。与沈洁明合作的第二年，宣纸厂得到了与煤矿招井下工一样的优惠政策，打破户口的限制，面向全县农村招收了300多名返乡青年。这些青年通过文化考试进入了宣纸厂，像周东红这样的临时工、计划外用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测试后，都顺利地进了宣纸厂，成为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众多的学徒工涌进，能授徒的师傅不够用了，只有在技术高的师傅们身上加压。沈洁明首当其冲地被分配了两个徒弟。两个徒弟的进入，将周东红的地位抬高成二师傅了。
为配合沈洁明带好徒弟，周东红又学到了如何授徒。
为了能让徒弟尽快上手，经过手把手地教学后，周东红在沈洁明的安排下，两人各带一名徒弟轮番上岗。为了训练自己，周东红主动带着一个徒弟承担起早开槽任务，沈洁明自然就捞下午班了。在两人轮换时，周东红承担的多一些，他声称自己是个单身汉，没家务活做。当时的企业还没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每逢周六，沈洁明大上午就叫周东红回家。
回到家的周东红在没事可干时，还是习惯性地拿着渔网去了河边。偶尔会遇到老张，在不善言辞的父亲面前，老张成了他的依仗，爱将心里话对老张说。老张除了有时逗他外，更多时以一个年长者对其指导：“我说的没错吧，你们要转正了，户口也要农转非了，就是城里人了。”
“当时幸亏听了你的话。”
除了在河边交往外，周东红也愿意到老张家里，去聆听这位长辈对他的谆谆教诲。随着去的次数增多，他的方向偏移了，更多的时候，他将眼睛转向老张的小女儿。
老张一家在“大呼隆”时期，家境比周家略好，主要是人口少，夫妻两人在生产队做工，不需要养老，生了一男二女三个孩子，负担较轻。周东红经常串他家门的时候，张家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遗憾的是大女儿的腿从小有点残疾。经常走动到張家的周东红自然看上活泼好动的小女儿晓霞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本想将大女儿嫁给周东红的老张看在眼里，只好将原有的心思咽下肚去。 一双手和另一双手
捞纸是一个合作性很强的工种，两人在一起，不仅动作协调性要匹配，还需要两人的性格有互补性。在业内有两句话诠释了合作方的关系，“两个人共一双手”“掌帘、抬帘在一起，比夫妻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雏燕总有飞翔的一天。周东红既是沈洁明的合作者，也是他不记名的徒弟。与沈洁明在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合作捞制了很多特殊品种的宣纸外，还帮沈洁明培养了两个徒弟。按照惯例，徒弟出师需要师傅带上一段时间。周东红只有离开沈洁明重找合作对象。
这次的合作对象几乎没花太大气力，他首选的是邻槽的抬帘工曹爱生。曹爱生与沈洁明一样，也是厂里的职工子女。因母亲没工作，弟妹岁数小，家庭的重荷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许是身材矮小又单薄的原因，曹爱生选择了抬帘。在沈洁明的徒弟出师的当月，商定好的两人组合在了一起。
曹爱生住在距厂不到一公里的厂外。每天凌晨，骑自行车赶到厂里的曹爱生叫醒周东红，便开始了一天的合作。在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周东红留给曹爱生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主要原因是周东红与张晓霞正处于刚建立关系阶段，加上家里摇摇欲坠的房子不得不重建，周东红难以顾及到槽单位产量。当他将一切都协调好后，厂里扩建了一个分厂。分厂里有不少职工宿舍，正当婚龄的曹爱生思量着婚后能分到一套住房，便申请调入新厂。周东红茫然了。
就在周东红左顾右盼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他的视野。他就是合作至今的戴胜。当时的戴胜在另一个槽里学徒期满，因技术不行，几乎没人与他搭档。周东红能与他合作，也与戴胜的家庭困难有关。两个几乎相同家境的人终于走到一起。
为提高戴胜的技术，周东红也像当时的沈洁明对自己一样对待他。无奈，年轻的戴胜对超产挣钱的欲望不像周东红那样强烈。在观念相悖时，两人吵的昏天黑地，甚至出手相向。两人合作了很短的时间就失败了。
当两人在不同的槽里转悠一圈后，又发现了各自优点。周东红有点急躁，戴胜相对平和。再次走到一起的两人遇到意见相左的时候，都学会了忍耐。忍耐与克制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与动力，这一合作就是20多年。
厂里为稳定一线工人，可安排一线职工家属。在别的小厂学过剪纸的张晓霞自然进了厂，成了周东红、戴胜这个槽的剪纸工。
晒纸是捞纸的下道工序，捞好的纸张在这道工序烘干成可用的成品宣纸。剪纸又是晒纸的下道工序，剪纸工又称检验工，负责将晒好的纸逐张检验，剔除不合格部分，将成品纸齐边规整。凡是在捞纸、晒纸两个工序中出现的瑕疵都能在检验时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剪纸工向捞纸、晒纸工说明质量问题时，都相互留点面子。本性泼辣的张晓霞就不一样了，凡是遇到捞纸的问题，就直接将有问题的纸拿到捞纸车间，毫不留情地批评两人。有时候，戴胜看着不服气，等张晓霞走了后，又与周东红争吵。
合作捞纸的两人讲究磨合。时长日久，周东红在捞纸时，能将眼、手和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练得炉火纯青。在与戴胜多年合作中，能从彼此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中读到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无需语言的描述与传达，都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多年后，周东红开玩笑地说：“我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是捞纸的老婆，性格好；家里的老婆最刁钻。”一句话道出了捞纸人生的真理，也道出了捞纸人生的家庭生活。
于是，周东红手中的宣纸一天比一天捞的更好，走進了中国手艺人的最高殿堂。
责任编辑 十 月
一双超凡的手
在世界藝术之林中，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是最能体现汉民族文化精髓的艺术门类之一，而这两种艺术门类无不与宣纸相关。在宣纸上书法能达到“密处不透风，疏时可奔马，飞白时如柳絮纷飞，浓墨时乌云压境”的神妙。山水画能表现出如烟如梦，如临仙境之感；花鸟画既能纤毫毕现，也能有亦真亦幻的妙趣。汉文化圈以外的书画艺术迄今尚无层次、浓淡、深浅、虚实、远近、意境、虚幻、干枯之分，而中国画却传承了上千年。现代艺术创始人、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过“中国画真神奇，齐白石先生画水中鱼，没有一点颜色，用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其实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字都是艺术”。这就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有很大一部分就由宣纸提供，宣纸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书画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挥与想象的空间。中国有一位老画家曾说过，“没有好的宣纸就画不出好画”。画家说的好的宣纸最后成纸部分就体现在捞纸这道工序中。
在宣纸厂的捞纸车间，很容易看见捞纸师傅们将纸帘在水里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再一提，一揭，一张宣纸就这么完成了。宣纸的诞生其实并非如此容易。细数起来，仅捞纸这道工序如操作不好就会出现上百种可能降低宣纸品质的瑕疵。在宣纸的整个工艺体系里，只有熟练操作这道工序才能算真正的匠人。在这道工序面前，人的巧思层次很容易区分，有很多一生从事捞纸的工人只能当副手，也有很多人在很长时间捞不好一张纸，还有很多人只能有选择地捞某一款品种的宣纸。即便一个技术全面的捞纸工，在攻破很多技术难关后，还有一项很难超越，那就是控制宣纸的厚薄。一个成熟的捞纸工，如果能在连续多少天制作同一款宣纸品种中，将每刀宣纸的重量差控制在（宣纸计量单位，每刀100张纸）半斤以内就很不错了。按照行业内的技术要求，在每刀宣纸出品后，与标准值相差不能超过5%，均摊到每张宣纸上，克重差数据就在2.2以内。控制这个数据的前提是没有任何度量用具可以依仗，天气的变化、光线的强弱、合作的顺畅、纸浆的浓度、纸帘颜色的深浅、心情的好坏，都是影响厚薄控制的因素。
人们或许会在这一连串的技术用语和数字面前出现茫然，毕竟隔行如隔山，置身事外难解其中之困难。这个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技艺中，太久远的人和物可能不够清晰，只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次技术比武中，以单个纸槽为单位，将多少天捞的宣纸通过过秤方式进行检验时，一个槽出现了奇迹，当一刀刀宣纸出现在秤面前时，秤砣没有挪动过一次。也就是说这个槽能将每张纸的克重差控制在0.2以内，只有这样，每刀宣纸的分量误差不超过半两，秤砣才不会挪动。于是，这个槽的掌帘工通过这次检测被推崇的很高。那一年，他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也被简称为“全国群英会”）。据资料显示，那次参会代表有6577人。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集体”称号有2565个，授予的“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有3267人，同一批接受表彰的人中就有闻名一时的王进喜、时传祥等。
56年后的2015年。同样的地点，能达到同样操作水平的捞纸工人周东红伸出满掌老茧的手，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一年后，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手，又接过了全国质量界的“奥斯卡”——全国质量奖，成为宣纸发展史上唯一一个将这两个沉甸甸荣誉领回家的普通宣纸工人。
这位普通的宣纸工人看似“平凡”的事迹作为“大国工匠”在央视的《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共同关注》等栏目先后播出后，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至高荣誉的背后有多少辛酸。
一双筚路蓝缕的手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走向纵深时，泾县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影响了整个泾县农村青年的就业观。事情的起因是一批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农村乡镇干部抓住宣纸之乡这个大品牌，不断在泾县资源较好的地方建宣纸厂。
此前，泾县尽管是个举世闻名的宣纸之乡，实际上只有两三家企业生产宣纸，一家是在新中国成立时恢复生产的泾县宣纸厂，是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另一家是泾县宣纸厂的原料生产基地，在供应原料的同时于1960年代中期恢复了几帘槽的宣纸生产，是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两个厂的年产量总和不过200来吨，距历史最高水平不足五分之一。按照当今一般机械造纸企业的生产进度，这点产量用一台造纸机不过几个小时便可完成。市场严重的不足，引起熟悉这个行业人的普遍关注。1979年，紧邻县城的一个大队在没有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就利用本地宣纸生产旧址及几个老宣纸技工，开办了一家宣纸厂。可能是大家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也可能理解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几年后，一家接一家的宣纸企业纷纷出现，改变了两家企业统揽天下的局面。
1982年，一家全民所有制宣纸企业在泾县城郊开办。
1984年，丁桥乡一家乡办宣纸企业开业。
1985年，潘村乡办宣纸企业开工。
丁桥乡周村李园村民组创办的宣纸企业开工。
丁桥乡枫坑村联户创办的宣纸企业开工。
……
短短的几年时间，全县冒出30多家新办的宣纸厂，各种经营性质的都有。教育部门也沉不住气了，在允许校办工厂的政策引导下，仅丁桥一个乡就冒出两个校办宣纸厂，一个是中学创办的，另一个是小学创办的。这么多宣纸厂的出现，带来了宣纸技工荒。
泾县，这个在计划经济时期乡镇工业不发达的地方，由于受到经营体制的禁锢，除了非农业户口可以等到招工机会有个岗位外，农村青年除了回家继续祖辈、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田种地外，几乎没机会选择其他职业。宣纸技工荒极大诱惑了农村返乡青年，恨不得一夜之间谙熟某个宣纸工序成为一个工人，到月有着不菲的收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国营宣纸厂是进不去了，受到招工指标的阻碍，加上厂里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师傅私自带徒。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由于不是独立工矿区，私自授徒风暗潮涌动，来自全县各地方青年都向那个地方涌去。于是，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采取“堵”不如“疏”的办法，只要师傅愿意，就由徒弟缴纳一定的学徒金，厂里与师傅各享受一半，掌握一门技术后自找企业就业。
那时候的周东红学木匠差不多一年了，只学会了磨刀或整理工具。距规定的学徒期满还有两年多时间，如果加上出师后“谢师”一年的规矩，能真正挣钱的机会距自己很远。他看见有的同学，初中一毕业就开始到宣纸厂学手艺，不过几个月就能拿到工资了。
这样的诱惑对“苦底子”出身的周东红不可谓不强烈。曾经的周家在过去不久的“大呼隆”惟劳动力计酬的年代，又生活在宗族势力较为集中的群居环境里，耳聋讷于言的父亲带着没有一个整劳力的8口人大家庭，“外来户”“超支户”这两顶帽子长年累月相随，歧视与饥寒填满了周家的生活空间。
他不止一次地梦到自己在一家宣纸厂上班，笑呵呵地数着工资在梦中乐醒，醒来的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小祖父就教育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就这样放弃了木匠手艺，不仅对不起师傅，还有可能被亲戚、乡邻指责。何况师傅又是自己姨父，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起头来。
正当彷徨之际，师傅也坐不住了。刚分田到户的那几年，尽管每户都分到了一些集体的农具，除了不全就是缺胳膊少腿，几乎每户人家都要添置或重新置办，木匠倒是吃香了几年。几年的黄金时间一晃而过，农村的手艺人逐渐变得僧多粥少，竞争也渐趋激烈起来，大多数木匠基本停业在家务农。看着两个常随自己下田务农的徒弟，师傅也觉得对不起他们。年轻气盛的周东红率先提出了心中所想。师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辞，并推荐他可以找在纸厂上班的舅舅学。周东红这才松了口气。
这次是母亲出面了，找到纸厂上班的远房堂弟，对他说了周东红想当学徒的愿望。比周东红大不了几岁的小舅一口就答应了，通过与厂里交涉后托人带信给周东红。周东红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到了十几里外的宣纸厂，没想到一见面，小舅就传达了厂里需要交180元学徒费的要求。180元在当时的周东红眼里可是巨款，如稍微节约一点，可供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一时间，他差点没将眼泪流出来。小舅只好说：“我每个月完成任务都拿不到30块钱，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来找人借钱代交吧。”当时的周东红不知道，这笔钱到厂里后，还有一半是师傅的。
进入捞纸车间，他感到很失望。首先是一种说不出的怪味扑面而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纸浆的味道。捞纸有个习惯性的称呼，称捞纸车间为槽屋，主要是捞纸工整天都围着纸槽转。纸槽，就是以水泥加砖砌就的水池，有大有小，大池称大纸槽，小池称小纸槽或四尺槽。一般的纸槽以两人一组共同抬起一张布满整齐芒杆的方框，方框上铺着一张纸帘，在水里捞起一张纸后，就由一人将那张沾有湿纸的纸帘提走，放在一边的纸板上，再将纸帘揭起，重新铺在方框继续下一张纸。捞纸居然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动作居然要学半年，居然还要交180元学徒费！周东红的心顿时阴郁得像化不开的乌云。
当真正开始学的时候，才知道捞纸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容易。首先是记住与捞纸有关的名称，比如主角称掌帘，配角称抬帘。连工具名称也是让人过目易忘，比如搅拌时用的类似于锄头般的长竹竿叫扒头，托住纸帘的方框叫帘槽，帘槽上夹住纸帘的木片叫帘尺，计数器叫算盘，用来盛纸浆和纸药的容器叫宛子，架着帘槽的竹棍叫浪水棍……连纸帘的每一只角都有不同的名称，算起来有上百个名称。周东红的脑子不够用了。
好容易才记住部分工具和技术术语，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这两天，周东红一直陪着师傅上下班。师傅家住在厂附近的村里，早晨三四点就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去车间上班，周东红只有尾随。这种早起床的时间超出了周东红的想象，而且一直空腹工作至家人送来早饭，草草地吃饱肚子又开始工作。周东红开始学徒后，送饭的任务自然落在他身上。捞纸后续工序是扳榨，捞纸工必须留出时间给扳榨工，下班倒是比较早。所幸的是师傅家不在农村，除了点家务活，其他琐事倒是不多。因此前有了学徒经历，能够摆正学徒的位置。师傅们在捞纸时，他也站在纸槽边观摩。纸槽与纸槽之间的空隙地很小，为了让师傅们能正常工作，观摩中的徒弟们要不断腾挪地方。每一次的挪动，都在考验他们的眼力劲。
下班后，师傅先教他修纸帘。纸帘的两边连着两根竹棍，一根叫额竹，用棉线细细连着；另一根叫梢竹，较为粗放地留有空隙地连着。每天下班时，磨损了一天的棉线出现了断裂，必须重新用线连好。整修纸帘时要学会穿针引线去缝补，也是考验纸工们是否手巧的关鍵。纸帘修好了，还需修帘槽，有的芒杆不能用了，需要重新选粗细差不多的芒杆接上去。而后，垫在纸板上的茅草也可能烂了，还需找新的茅草换上。琐事忙完，差不多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捞纸时，槽内的纸浆从浓到稀，稀薄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添加纸浆了。纸浆通过管道从打浆机中排下来，囤积在浆料池内。这样的浆料与正在捞纸的浆料是不融合的，有的沥水后结了块，必须通过扒子搅拌开，与纸槽里原先的水交融，这叫搞单槽。学捞纸先要学会搞单槽。搞单槽时，先由抬帘工用宛子舀上适量的浆料，再用扒子将其捅开，浆料散开后，再由单槽工配合在槽内做逆时针划动。在划动时，扒子头（像锄头的部位）还不能离开槽底，否则搅不匀。开始搅动时，两人你来我往，纸槽中响起节奏明快的声音，纸浆随声转动，将纸槽中间旋成一个螺旋形的水涡，槽的四角从下往上泛水，很是好看。当周东红听完师傅讲解技术要领后，还由抬帘师傅手把手教他怎么用力，等师傅放手后，扒子就不听话了，不是旋不圆就是扒头离开槽底，一个单槽搞下来，尚未掌握诀窍的周东红筋疲力尽，还得根据师傅的指示，拿起宛子在纸药缸里舀上适量的纸药。此时，盛有纸药的宛子在周东红手里似有千斤重。
真正下水捞纸的那天，师傅先教他抬帘。抬帘就是掌帘的副手，先学会了抬帘才能学掌帘。开始教的时候，师傅站在他的身后，叫他双手接过对面师傅传过来的纸帘，铺在帘槽之前要将右手抬高，左手要把住纸帘边的额竹将其推到帘槽边。将右边的纸帘放下后，用帘尺夹住纸帘边。下水时，左手托起帘槽，右手要将帘尺抓紧，但不能过于用劲，顺水而下，第一遍水完全以左手力量，将纸浆水从右往左反方向自下而上。即便师傅讲好了要领，而且把住了周东红的手，纸还是破了。接下来就是洗帘子。帘就在槽水里洗，师傅称只要抓住额竹带动纸帘，左手反方向沉入水下几分，反方向在水里划上一个圈，沾浮在纸帘上的纸浆就会落下去。没想到，周东红自觉已经做的很好了，但纸帘上还是残留了一些浆料。 一周后，周东红终于可以勉强放手抬帘了。
一双上下求索的手
可以放手抬帘的时候，才觉得纸槽里的水好凉。时下已是冬天，冬天的捞纸工多了一道程序，需要在纸槽边放一个热水桶，每捞一张纸需将手在水里焐一下，否则不仅手受不了冷，还会冻伤。即便这样，周东红的手还是冻坏了。一天下班时，他发现右手手背上出现了一小块硬硬的红块，也没怎么注意，当晚睡在床上时，焐在被子里的右手红块开始瘙痒。半梦半醒的周东红毫不在意地抓挠，等发现疼痛时，才知道有红块的地方皮肤已经破裂，吓得他不敢继续抓挠，只有在瘙痒难忍时下意识地用左手摁住止痒。没想到这样的效果很好，最后他终于在这样的斗争中沉沉睡去。
次日，当周东红将手痒的事对师傅说起时，师傅说：“这很正常，捞纸的哪有不害冻疮的。晚上睡觉痒的时候，就用另一只手按按就好些了。”没想到，周东红的下意识动作与传承的经验吻合了。他心中暗喜的同时又听师傅说：“捞纸时要记得用热水焐手，水凉了要想办法换热水。”即便这样，冻伤处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出现了溃烂。
这些都不影响周东红的技术进步。师傅见周东红能放手了，干脆将纸槽交给副手和周东红，自己睡懒觉了。忽然一天，师傅对周东红说：“我今天教你掌帘，你应该将基本动作都看熟了吧。”周东红顿时欣喜若狂，学捞纸首先要抬上几个月的帘才能学掌帘的，一旦学会了掌帘就意味着快要出师了。而在旧制度中，学徒工可能要抬上将近三年的帘才会有机会学掌帘。那时的师傅不乐意教徒弟掌帘的原因倒不是怕徒弟很快要离自己而去，主要是另有原因：一是教掌帘时纸张成品率低；二是捞纸进度慢；三是这种私学捞纸的徒弟一旦学会掌帘，就意味着可以离开师傅独立了。
掌帘更不容易学了。首先还是槽内功夫。掌帘与抬帘不同的是完全靠右手用力，完全颠倒了抬帘的下水动作。在提帘上纸板的时候还要规定脚步和动作，连手放在什么位置都有讲究。在纸板上倒扣沾有湿纸的纸帘时，先要将额竹靠在衬桩上后再抵住额桩。额竹放在纸板上后放帘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将纸通过暗劲反扣在纸板上。揭帘还需要一系列规定的动作，否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毛病，传送纸帘又要注意什么。周东红的脑子又不管用了。
师傅在教习时，不断示范，有时还手把手地改正他动作。在改正动作时，难免会碰到冻伤处。冻伤溃烂的地方一碰就出血，带给周东红的是钻心地疼。
好容易摸出点门道来，师傅又叫他去抬帘。
他去抬帘时，刚刚在掌帘时右手用力又要改回去，还是不适应。
在断断续续的学掌帘过程中，不知不觉到了腊月底。又是一年的春节来临了。
就在厂里准备放假的时候，师傅对周东红说：“听说那边国营厂招人，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这也是我要教你尽快学会掌帘的目的。”
周东红听了急着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还是我的学徒费没交你不要我了？”
“都不是。你家条件苦，现在私人厂里都不稳当。再说，你学徒时间这么短，人家乡镇企业也不一定要你，就是要了你也不一定给你工资。国营厂里正规，一旦能进去，就能拿到固定工资。万一进不去，回来再学也是一样。”
这个春节，周东红整天捂着冻伤的手。他问父亲，父亲只说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心里有些彷徨地走到位于村后的河边。这条河叫青弋江，被宣纸之乡的人称为“母亲河”。家境贫寒的周东红，夏季几乎都在这条河中度过，少不更事时泡在河里祛暑，稍大一些就用土法捕鱼，在捕鱼时结识了同样爱好的老张。老张是邻村人，比周父略小，不仅爱好捕鱼，还乐意与小孩开玩笑。他一见周东红就问：“小伙子，听说你去纸厂捞纸去啦。怎么样？”遇上这么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周东红索性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哈哈哈，那你就先去试试嘛。国营厂很难进的哟，只要能进去，就成了公家人了。”
没想到进国营厂竟然出乎意料的顺利。春节过后，第一次出远门的周东红骑了一辆自行车，边打听方向边骑车赶到40公里外的国营宣纸厂，找到捞纸车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后，车间主任、工段长便选了个纸槽叫他捞捞看，也就象征性地看了一下，当即表示欢迎他到厂里上班，并提示他找一个“保人”去厂部人事科领劳保用品。他又傻眼了。在这里举目无亲，到哪儿找保人去。他灵机一动，就地在捞纸车间里找起来。
国营厂的捞纸车间真大，仅槽屋就有五六幢，每一幢槽屋里都有十几个槽。他一幢幢地走，终于遇到了一个叫张正平的老家人，他与周东红不同村却年龄相当，比较熟悉。当张正平知道周东红来捞纸时，立即介绍了他的叔叔。他叔是顶职到厂里工作的全民所有制工人，符合当保人的条件。
还没上班的周东红不仅领到了胶鞋、围腰等劳保用品，还在厂集体宿舍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他将所有的前期工作准备妥当后，骑车赶回家取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
因周東红是中途来的，不能直接顶岗，遇上有人请假就由他顶上，在这个厂被称为替缺。第一天上班，他替的是一个掌帘工。在捞纸时，不仅车间主任、工段长不断来看，生产科长、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也来了。一见那么多人来看，周东红更是紧张不堪，将本就不熟的动作做的一塌糊涂，领导们看后都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正好是当年的二月底。三月份第一天，根据捞纸车间的安排，周东红被安排了固定槽上班，一个与周东红经历差不多的人当了他的助手。正式顶岗的这一天，周东红拿到工资了，按照抬帘工二级工资的实勤计算，再加上书报费、洗理费共有9元。这是他第一次领工资，这9块钱足够他生活大半个月了。他暗自庆幸听了师傅和老张的话。
三月份是宣纸行业的黄金季节，天气乍暖还寒，由于温度在不断升高，可以减少焐手等许多烦琐，捞纸工们也利用这个季节起早贪黑地多捞点纸，以便多挣超产奖金。周东红与同伴和其他人一样，早晨一点多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四五点。
就在他俩信心满满地用手中的纸帘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晒纸工找上门来了。 宣纸是个手工行业，看起来捞纸工的下道工序是扳榨，而真正最早检测捞纸工水平的还是晒纸。扳榨工将每天的湿纸压实后送往晒纸车间，晒纸工根据工艺要求加工后，将湿纸揭下来张贴在火墙上，纸干了再通过检验，按照成品计算产量。
晒纸工一见他们就粗言相向。在夹枪带棒的语言中，周东红明白了，他们捞的纸揭不下来，好容易揭下来了，不是有水洞就是有水泡。一天下来，真正的好纸没几张。
工段长找过来了。
车间主任找过来了。
生产科长也过来了。不时纠正他们俩捞纸的动作，还亲自示范……
月中旬，工段长挨个通报上月产量，二月份上班不过5天的周东红按每天800张成品纸的任务，居然欠产1100多张，意味着他一个掌帘工工资加上书报、洗理、粮食补差等总共不到60元，要扣掉5.5元。而且这个月一直起早贪黑，每天都保持1300多张纸，成品也不够800张基本数，更不知道要欠多少产。
当晚，周东红没吃饭。
一双升华的手
这家宣纸厂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初，历经了联营、公私合营、国营三个阶段。特别在进入国营体制序列后，厂里每进一位新职工都要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指标执行，没有招工指标一切都是白搭。即便有了招工指标，招工权力也在上级劳动部门，厂里只有对人员的调进调出上稍有权力。此前的这个厂，只能接受四种人进厂，一是非农户口的退伍军人被分配进厂，二是返城并占了招工指标的插队“知青”，三是调入人员，四是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或技校毕业生。前三者基本都被安排到一线工作，后者一般都是管理或辅助岗位，新工人的输入不足也限制了宣纸产量。改革开放后，宣纸厂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先是联合地区劳动局通过考试招收了几十名泾县县城的非农户口待业青年，在临时开办的职业技术班里学习两年，被厂里分至各个部门担任后勤保障工作。次年又招收了一批城乡非农户口的青年，补充到生产第一线的捞纸、晒纸等岗位，通过学习后正式上岗。没想到这批青年占了招工指标后，就纷纷寻找关系调离，企业顶住各种压力仍然留不下人。1985年底，顶不住压力的企业放走了一批人，一下子空出了十几个槽没工人去捞。厂里无奈，在上级部门的批准下，招收了一批农村青年当临时工，享受正式职工一样的工资级别、奖金，只在粮食补助等一些福利上加以区别，这些人被厂里称为“计划外用工”。在招收计划外用工时，被招收的对象必须要有正式职工担保，厂里通过这种方式既送给了农村亲戚多的职工人情，也以此为连带关系提高一线人员管理效率。有人担保的技术熟练工自然受到了企业的欢迎，周东红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进了厂。
像周东红这样没学几天来厂里顶岗的不是个例，厂里经过讨论，采取“自找对象老带新”的办法，争取在短时间里提高这些带艺进厂的计划外用工的技术水平。在安排下一个月生产前，安排生产的工段长找周东红谈话，要求他在车间里找一个老师傅，先从抬帘开始，逐步熟悉环境和技术。接受谈话后的周东红当即就下决心，要找就要找一个好师傅。遗憾的是，刚入厂的他不熟悉车间人员的技术构成和配置，只能去请教张正平，帮助打听车间老师傅现状。
可能上天注定周东红有不一般的人生际遇，就在周东红到处寻找好师傅时，沈洁明进入了他的视野。在这样捞纸高手林立的老厂里，年仅三十的沈洁明捞纸技术非常高。沈洁明兄弟姐妹多，父亲虽在厂里上班，但一人要养活全家9口人，家境非常艰苦的他在初中毕业后，就到厂里以临时工身份学捞纸，因掌握技术要领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当了两年临时工后，又与几个同龄人一道被安排到农村插队。名义上已经插队的他继续受到厂里关注，厂里为了生产又特意到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去协调，以借调的名义将他们几个人招回厂里。当时的农村很多地方不通电，为了协调这几个人，厂里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将沈洁明等人插队的生产队架通了电线。1970年代后期，虽经历了插队但从未离开厂的沈洁明被招工了，正遇上国家经委征集全国工业名品，宣纸厂极为重视此次活动，通过仔细遴选，沈洁明捞的纸被送到北京，经过国家的评审获得了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评选的工业产品，被称为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金质奖章。宣纸被评为金奖，沈洁明成为全厂公认的捞纸能手。这一年，他的一个徒弟出师后要独立，需要一个新助手合作。周东红听说了此事，就托关系找到职工医院的副院长，在副院长的说合下，周东红与沈洁明结成了对子。
1986年的4月份，对于周东红来说是个幸运的月份。两人合作时，才知道沈洁明新婚不久，苦家庭出身的沈洁明并没有沉浸在新婚燕尔的甜蜜里，与其他捞纸工一样，抓住每年的黄金季节，为家庭多增加点收入。周东红更是如此，家庭状况不容他等待。
为了能准时起床，他向同事借钱买了一台闹钟。与沈洁明师傅商量后，将时间定在凌晨一点。每天的闹钟响起，就是周东红起床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他就出了门。出门的他穿着捞紙必备的胶鞋，拎着竹篮，篮里放着护身的胶围腰、牙膏、牙刷、毛巾、搪瓷缸、勺子。他快步走到沈洁明家敲门，门内的沈洁明有了回应后，即刻转身赶往车间。进车间门口时顺带了靠墙晾干的本槽帘槽，进屋将帘槽靠在纸槽边，又将竹篮放在屋子一边的榨杆上开始做开槽捞纸前的准备工作。先在纸槽边缘插上凹肖口，架好浪水棍，将帘槽放上去。这些琐碎的工作做完后，从竹篮里拿出牙具，挤好牙膏接上自来水，站在药桶里边踩药（浸泡的猕猴桃藤，捞宣纸必需的辅料）边刷牙，牙刷好的同时，药也差不多好了。洗完脸后，将滤袋在药缸上方挂好，拿起药宛子舀起药桶里的猕猴桃藤汁倒向滤袋，等滤的差不多时候，开始搞槽。用扒头将浸泡一夜的纸浆从槽底上勾起，等勾匀后再开始搅拌。槽搞好后，开始检查纸板上的茅草是否散乱，铺好茅草上的帘子，钉好额桩、衬桩。这些工作中，检查茅草、钉桩是掌帘工干的活，踩药是单槽工干的活。周东红一并做了。一般来说，掌帘、抬帘的活可以交互做，单槽工需要服务于四帘槽，不可能为一帘槽起的很早。所有准备工作妥当后，沈洁明也差不多到了。
勤快的周东红当即获得了沈洁明的好感。 每天长达十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在漫长而单调的捞纸过程中，沈洁明不断了解周东红的家庭情况，也不断纠正他的技术错误。在这里有很多名称与他学徒时的称呼不同，比如原来叫帘槽现在叫帘床了，原来的坐梢（捞纸技术术语，指一边特别厚）叫驮梢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学徒在泾县的西乡，操持的是泾县土话，这里说的是泾县官方语言，语言的差异造成部分术语称谓的不同。
与沈洁明的第一天合作在太阳西沉时完成了，这一天使周东红受益不浅。当他将用了一天的纸帘清洗后，沈洁明顺手接过纸帘，要带回家维修。周东红说：“帘子还是我带回去修吧。”沈洁明仔细询问他房间有没有挂帘子的地方。得到确认后，才放心将纸帘交给周东红。这里每天的修纸帘工作由掌帘工完成，作为抬帘工的周东红主动带回去修，再次加深了沈洁明的印象。
回到宿舍，放下篮子，将纸帘挂在墙上，换下穿了一天的胶鞋，拿起缸子和毛巾到食堂吃饭。吃好后，在厂里的公共浴室里舒舒服服地泡了澡。等回到房间时，沈洁明已经等在周东红宿舍里了。周东红住的是四人集体宿舍，基本都是捞纸工。两人合作将纸帘铺开，一人修额竹线，另一人修梢竹线。帘子修完，挂上墙后沈洁明才离开。他一离开，睡意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一天的疲劳就在香甜的睡眠中消去。
一双年轻的手
宣纸行业很特殊，很多工种无法与一般的工业企业相匹配。原料工，与农民一样看天色作业，晴天外出做工，雨天室内忙活；夏天早晚干活，冬天整天劳作；外出负重上山，室内灰尘弥天。捞纸工，整天站立，与水交往，单调又乏味，夏天闷热，手脚溃烂；冬天寒冷，手脚冻疮。晒纸工，一个人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高温室内往来走动，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皮肤干燥开裂。所有的工种中，捞纸工的技术要求最高，也只有捞纸工被整个行业称为“匠人”。尽管有匠人的称谓，却一直享受不到匠人所应有的待遇，捞纸工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比如，捞纸工每捞一张纸并不意味这张纸就是成品，除因自身的技术原因造成这张纸是否合格外，还需要晒纸工、剪纸工技术配合才能确保成品率，也就是说捞纸工要承担下几道工序的废品。一般的捞纸工每天的生产定额是800张，如果按照每小时完成100张纸的工作进度，要想完成日生产任务，至少要捞900张纸的量，多出的部分就是留给自己、晒纸、剪纸等工序中的正常损耗。如果加上每天准备和修补工具时间，意味着一个捞纸工每天要多消耗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如果要想超产，就意味着要牺牲更多的时间。
所以，当时的国营宣纸厂的捞纸工地位是很低的。如果人有等级之分，捞纸工在这个厂的地位可能要降为四五等了，何况还是计划外用工的周东红呢。当了解了所有情况后，周东红也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又是一个周末，周东红乘车回了家。破天荒地拿起好久不用的丝网回到青弋江上，正当他在熟悉的水边放丝网时，老张也在打鱼，他打趣地说：“国营工人抢我们的饭吃啦。”周东红听了，忍不住又将自己的心思一股脑的向对方倒了出来。
“哈哈哈，你别急。原来要想到厂里做临时工还很困难呢，现在政策放宽了，说不定有机会转正呢。何况现在办厂的那么多，宣纸销路都成问题，生产也不正常。老话讲的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只要将手艺学精了，还怕人家看不起，还怕没一口饭吃。”
一语点醒梦中人，周东红眼前一亮，也不管是否网到鱼，就收网回家了。
安心捞纸后的周东红从怎么夹帘尺开始，到掌帘如何走步既省力又节时。沈洁明特意叮嘱他，做手艺一定要靠手，手的灵动能提高对手艺的领悟，比如下水捞纸时有很多人以身体凑，这样的技术肯定提不高。掌帘揭帘的时候，眼睛指挥手，哪边弱眼睛就应该看向哪边。对纸张厚薄的掌握，沈洁明又教他在不同的自然光线、灯光以及两种光线交替情况下如何看不同漆色纸帘来掌握纸张厚薄的诀窍。每一次的细微错误，都被火眼金睛的沈洁明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他的精心辅导下，周东红的捞纸技术可谓突飞猛进。多少年后，沈洁明谈到周东红时说：“他不错。我带的几个徒弟没几个像他那样主动的，也没几个像他一样能吃苦。”
果然天降祥瑞，老张的一句无心话被言中了。与沈洁明合作的第二年，宣纸厂得到了与煤矿招井下工一样的优惠政策，打破户口的限制，面向全县农村招收了300多名返乡青年。这些青年通过文化考试进入了宣纸厂，像周东红这样的临时工、计划外用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测试后，都顺利地进了宣纸厂，成为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众多的学徒工涌进，能授徒的师傅不够用了，只有在技术高的师傅们身上加压。沈洁明首当其冲地被分配了两个徒弟。两个徒弟的进入，将周东红的地位抬高成二师傅了。
为配合沈洁明带好徒弟，周东红又学到了如何授徒。
为了能让徒弟尽快上手，经过手把手地教学后，周东红在沈洁明的安排下，两人各带一名徒弟轮番上岗。为了训练自己，周东红主动带着一个徒弟承担起早开槽任务，沈洁明自然就捞下午班了。在两人轮换时，周东红承担的多一些，他声称自己是个单身汉，没家务活做。当时的企业还没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每逢周六，沈洁明大上午就叫周东红回家。
回到家的周东红在没事可干时，还是习惯性地拿着渔网去了河边。偶尔会遇到老张，在不善言辞的父亲面前，老张成了他的依仗，爱将心里话对老张说。老张除了有时逗他外，更多时以一个年长者对其指导：“我说的没错吧，你们要转正了，户口也要农转非了，就是城里人了。”
“当时幸亏听了你的话。”
除了在河边交往外，周东红也愿意到老张家里，去聆听这位长辈对他的谆谆教诲。随着去的次数增多，他的方向偏移了，更多的时候，他将眼睛转向老张的小女儿。
老张一家在“大呼隆”时期，家境比周家略好，主要是人口少，夫妻两人在生产队做工，不需要养老，生了一男二女三个孩子，负担较轻。周东红经常串他家门的时候，张家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遗憾的是大女儿的腿从小有点残疾。经常走动到張家的周东红自然看上活泼好动的小女儿晓霞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本想将大女儿嫁给周东红的老张看在眼里，只好将原有的心思咽下肚去。 一双手和另一双手
捞纸是一个合作性很强的工种，两人在一起，不仅动作协调性要匹配，还需要两人的性格有互补性。在业内有两句话诠释了合作方的关系，“两个人共一双手”“掌帘、抬帘在一起，比夫妻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雏燕总有飞翔的一天。周东红既是沈洁明的合作者，也是他不记名的徒弟。与沈洁明在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合作捞制了很多特殊品种的宣纸外，还帮沈洁明培养了两个徒弟。按照惯例，徒弟出师需要师傅带上一段时间。周东红只有离开沈洁明重找合作对象。
这次的合作对象几乎没花太大气力，他首选的是邻槽的抬帘工曹爱生。曹爱生与沈洁明一样，也是厂里的职工子女。因母亲没工作，弟妹岁数小，家庭的重荷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许是身材矮小又单薄的原因，曹爱生选择了抬帘。在沈洁明的徒弟出师的当月，商定好的两人组合在了一起。
曹爱生住在距厂不到一公里的厂外。每天凌晨，骑自行车赶到厂里的曹爱生叫醒周东红，便开始了一天的合作。在合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周东红留给曹爱生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主要原因是周东红与张晓霞正处于刚建立关系阶段，加上家里摇摇欲坠的房子不得不重建，周东红难以顾及到槽单位产量。当他将一切都协调好后，厂里扩建了一个分厂。分厂里有不少职工宿舍，正当婚龄的曹爱生思量着婚后能分到一套住房，便申请调入新厂。周东红茫然了。
就在周东红左顾右盼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他的视野。他就是合作至今的戴胜。当时的戴胜在另一个槽里学徒期满，因技术不行，几乎没人与他搭档。周东红能与他合作，也与戴胜的家庭困难有关。两个几乎相同家境的人终于走到一起。
为提高戴胜的技术，周东红也像当时的沈洁明对自己一样对待他。无奈，年轻的戴胜对超产挣钱的欲望不像周东红那样强烈。在观念相悖时，两人吵的昏天黑地，甚至出手相向。两人合作了很短的时间就失败了。
当两人在不同的槽里转悠一圈后，又发现了各自优点。周东红有点急躁，戴胜相对平和。再次走到一起的两人遇到意见相左的时候，都学会了忍耐。忍耐与克制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与动力，这一合作就是20多年。
厂里为稳定一线工人，可安排一线职工家属。在别的小厂学过剪纸的张晓霞自然进了厂，成了周东红、戴胜这个槽的剪纸工。
晒纸是捞纸的下道工序，捞好的纸张在这道工序烘干成可用的成品宣纸。剪纸又是晒纸的下道工序，剪纸工又称检验工，负责将晒好的纸逐张检验，剔除不合格部分，将成品纸齐边规整。凡是在捞纸、晒纸两个工序中出现的瑕疵都能在检验时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剪纸工向捞纸、晒纸工说明质量问题时，都相互留点面子。本性泼辣的张晓霞就不一样了，凡是遇到捞纸的问题，就直接将有问题的纸拿到捞纸车间，毫不留情地批评两人。有时候，戴胜看着不服气，等张晓霞走了后，又与周东红争吵。
合作捞纸的两人讲究磨合。时长日久，周东红在捞纸时，能将眼、手和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练得炉火纯青。在与戴胜多年合作中，能从彼此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中读到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无需语言的描述与传达，都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多年后，周东红开玩笑地说：“我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是捞纸的老婆，性格好；家里的老婆最刁钻。”一句话道出了捞纸人生的真理，也道出了捞纸人生的家庭生活。
于是，周东红手中的宣纸一天比一天捞的更好，走進了中国手艺人的最高殿堂。
责任编辑 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