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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对传承人类文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是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部编教材在每单元皆设专门的课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试以七年级上册第15课《两汉的科技与文化》为例，谈谈如何在文化课的教学中把握核心问题，提升教学立意。
一、抽丝剥茧、认识改变
部编教材作为新教材，具有新特点。在备课时，教师必须清楚知道教材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的在教学中把握核心问题。通过对比部编教材与之前的旧版本（以人教版为例）可以发现，部编教材沿用了过去的通史体例，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整合提炼，指向性与目的性更加明确。两个版本关于秦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对比如下：
可以看出部编教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编排结构、呈现内容、课程立意等几个方面有较大改动，结构简化、内容精减。
两个版本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旧版用了两课时、七个子目展示秦汉时期的昌盛文化，而部编简化为一课时、四个子目，用于展现两汉的代表科技文化成就。可能有读者会疑惑：旧版讲述了秦、汉两个时期的成就，而部编仅展现两汉的成就，内容必然会减少，难道秦的代表性文化成就不需要学习和了解吗？这正是部编教材的创新之处：并非不学，而是通过内容整合，使教材结构更加精减、合理。举个例子，秦兵马俑，这是学生并不陌生的内容，展现了秦统一天下的霸气，寄托着秦始皇天下永固的宏愿。部编教材把这一部分的知识整合到第9课《秦统一中国》的课后知识拓展栏目，使教材呈现内容更具连贯性、关联性。
学业负担沉重一直是国家教育部、社会同仁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响应减负的号召，部编教材在课程内容上进行精减，删去了不影响初中生理解历史发展主线的知识点，如将本课原有“《九章算术》和地动仪”、“王充和《论衡》”等内容删去。以《九章算术》为例，我们在学习数学课以及第四单元第20课《魏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的时候，谈及祖冲之的数学成就，都会溯源《九章算术》，所以删去相关知识，是部编教材考虑学科衔接、避免重复、浪费资源的体现。
二、深入分析，把握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两汉的科技与文化》依据“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知道造纸术的发明对传播文化的作用；讲述张仲景和华佗的故事”[2]的课标要求，下设“造纸术的发明”、“张仲景和华佗”、“历史巨著《史记》”、“道教和佛教”四个子目。为什么精选这四个内容？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四部分内容并列存在、缺少关联。不少教师表示不知从何下手，对文化课的教学存有畏难心理。其实，只要深入分析，结合时代背景深挖人物的特点与动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不难发现文化课的核心问题，确立教学目标。
“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究其根本，就是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又是一定的文化体系的本质与基本精神的最集中反映。先进的文化能够科学反映时代发展动态，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3]在历史教学中，只有结合时代背景认识、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才能实现历史之移情，培养历史理解素养，认识其行为所折射的价值观。司马迁因仗义执言被关到狱中，遭受酷刑，忍辱负重，用十多年的时间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并在书中秉笔直书，揭露帝王将相的腐朽和罪恶，司马迁用行动诠释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后汉书·皇后纪》中记载，东汉时期，邓太后不爱珍丽之物爱纸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纸、对知识的渴求。在权贵的支持下，宦官蔡伦改良造纸原料与工艺，使纸的质量大大提高，满足了社会对纸的普及、交流与传播文化的需求。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和华佗救死扶伤、为民治病，深刻诠释仁济天下的仁医精神。东汉末年，下层民众生活极度苦难。道教认为：行善者，“天为其调和风雨，使时节，使不逢灾害，皆食养有顺之……尽年命，子孙延年”[4]；佛教亦云：施恶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谷不成……或遭困厄，疾病着床，除降者少，疫死者多”[5]。行善者天佑，道教和佛教迎合了贫苦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愿望，因而信仰者甚广。
对四部分内容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四个成就展现出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为知识传播革新技术的求知精神、救死扶伤的仁医精神，以及道教和佛教的崇善追求，承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由此，提炼出本课的重点问题一：两汉时期人们对真、知、仁、善等美好精神品格的追求，这不仅是个体行为动机，更是国家、社会的需要；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粹，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习总书记指出不仅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6]在分析历史时，既要聚焦微观，更应关注宏观，把历史事件与人物贡献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
司马迁著《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评司马迁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山鼻祖，作家鲁迅则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蔡伦革新造纸术，不仅满足了社会对纸的普及、交流与传播知识文化的需求，更是确立了造纸的基本工序与方法，后代造纸工艺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成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的医学专著，其确立的治病方法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后医学者奉为经典。华佗，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外科手术的专家、麻醉剂“麻沸散”的发明者、针灸医病的先驱者，被誉为外科鼻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相融，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中国人民千年来的主要信仰之一，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道教的发展与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后世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民性格、民间习俗等方方面面，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 秦汉时期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领先的基础。讲清楚两汉科技和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由此，提炼出本课的重点问题二：两汉科技与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与传承、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基于上述分析，本课的核心目标定为：了解古代科技文化成就、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与地位；认识、传承先辈优良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续性、传承性的体现与要求。
三、联系现实，提升立意
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发扬先辈优秀精神品质，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我们历史所学的内容大多年代久远，难免与现实有距离感，如何将所学内容与现实产生关联，提升教学立意是文化课教学中又一个难题。“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落地生根、才能激发社会大众对核心价值观最真挚最深切的情感共鸣，最终形成广泛的大众认同。”[7]
司马迁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为搜集历史资料游历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入狱后为完成使命忍辱负重、秉笔直书、终成巨著。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曾说：“每一个历史学家必定是个优秀的记者，无论从修昔底德或司马迁开始都是一样。”[8]司马迁立足实践、不畏强权、力求真知的精神，正是现代作家、社会新闻传媒工作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9]蔡伦为革新造纸原料与方法，多次试验后终于成功，确立造纸的基本工序，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之一。蔡伦锐意创新、攻坚克难、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改革者、发明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医者，“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10]，张仲景和华佗为了救治贫苦百姓，前者开“坐堂医生”之先河，后者更是为百姓治病疏忽曹操而被杀。他们之所以被誉为“医圣”、“圣手”，不仅在于医术的高超，更是因为他们救死扶伤、仁济天下的仁医精神。这种精神也在当代得到传承，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胡佩兰毕生为医学、人民殚精竭虑、无私奉献，正是当代仁医、济世良药。当代社会医疗行业从事者若能传承仁医精神，仁心仁术、救死扶伤，医患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佛教和道教依旧是人们寻求心灵慰藉、虔诚信仰的对象。生活中，不乏修心养性、布施善德的信仰者，但某些信仰者违背善行初心、假借善行之名大量、随意放生毒蛇等动物，违反法规、危害社会。我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信仰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应当是每一个宗教信仰者的基本守则。
中学历史教学最终指向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通过联系现实，将先辈的精神品质与现代社会职业素养、社会问题相挂钩，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到实处，提升教学立意，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意识，树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1]。
总结说来，在教授文化课、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应注意把握核心问题，深挖时代背景与人物动机，聚焦微观与着眼宏观相结合，联系现实社会需要，由个人推及社会、国家，过去延至现在，多角度展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性、连续性，提升教学立意。
【注释】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郑晶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大连海事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17年。
王明：《太平经合校》，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591页。
佛教经典《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第四分世记经三中劫品第十一》，大藏经在线阅读全文检索，http：//www3.fosss.org/DZZJ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59
一、抽丝剥茧、认识改变
部编教材作为新教材，具有新特点。在备课时，教师必须清楚知道教材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的在教学中把握核心问题。通过对比部编教材与之前的旧版本（以人教版为例）可以发现，部编教材沿用了过去的通史体例，并在此基础上删繁就简、整合提炼，指向性与目的性更加明确。两个版本关于秦汉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对比如下：
可以看出部编教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编排结构、呈现内容、课程立意等几个方面有较大改动，结构简化、内容精减。
两个版本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旧版用了两课时、七个子目展示秦汉时期的昌盛文化，而部编简化为一课时、四个子目，用于展现两汉的代表科技文化成就。可能有读者会疑惑：旧版讲述了秦、汉两个时期的成就，而部编仅展现两汉的成就，内容必然会减少，难道秦的代表性文化成就不需要学习和了解吗？这正是部编教材的创新之处：并非不学，而是通过内容整合，使教材结构更加精减、合理。举个例子，秦兵马俑，这是学生并不陌生的内容，展现了秦统一天下的霸气，寄托着秦始皇天下永固的宏愿。部编教材把这一部分的知识整合到第9课《秦统一中国》的课后知识拓展栏目，使教材呈现内容更具连贯性、关联性。
学业负担沉重一直是国家教育部、社会同仁所关注的问题。为了响应减负的号召，部编教材在课程内容上进行精减，删去了不影响初中生理解历史发展主线的知识点，如将本课原有“《九章算术》和地动仪”、“王充和《论衡》”等内容删去。以《九章算术》为例，我们在学习数学课以及第四单元第20课《魏晋南北朝的科技与文化》的时候，谈及祖冲之的数学成就，都会溯源《九章算术》，所以删去相关知识，是部编教材考虑学科衔接、避免重复、浪费资源的体现。
二、深入分析，把握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两汉的科技与文化》依据“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知道造纸术的发明对传播文化的作用；讲述张仲景和华佗的故事”[2]的课标要求，下设“造纸术的发明”、“张仲景和华佗”、“历史巨著《史记》”、“道教和佛教”四个子目。为什么精选这四个内容？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四部分内容并列存在、缺少关联。不少教师表示不知从何下手，对文化课的教学存有畏难心理。其实，只要深入分析，结合时代背景深挖人物的特点与动机，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不难发现文化课的核心问题，确立教学目标。
“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究其根本，就是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又是一定的文化体系的本质与基本精神的最集中反映。先进的文化能够科学反映时代发展动态，帮助人们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3]在历史教学中，只有结合时代背景认识、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才能实现历史之移情，培养历史理解素养，认识其行为所折射的价值观。司马迁因仗义执言被关到狱中，遭受酷刑，忍辱负重，用十多年的时间写成历史巨著《史记》，并在书中秉笔直书，揭露帝王将相的腐朽和罪恶，司马迁用行动诠释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后汉书·皇后纪》中记载，东汉时期，邓太后不爱珍丽之物爱纸墨，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纸、对知识的渴求。在权贵的支持下，宦官蔡伦改良造纸原料与工艺，使纸的质量大大提高，满足了社会对纸的普及、交流与传播文化的需求。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瘟疫肆虐，名医张仲景和华佗救死扶伤、为民治病，深刻诠释仁济天下的仁医精神。东汉末年，下层民众生活极度苦难。道教认为：行善者，“天为其调和风雨，使时节，使不逢灾害，皆食养有顺之……尽年命，子孙延年”[4]；佛教亦云：施恶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谷不成……或遭困厄，疾病着床，除降者少，疫死者多”[5]。行善者天佑，道教和佛教迎合了贫苦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愿望，因而信仰者甚广。
对四部分内容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四个成就展现出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为知识传播革新技术的求知精神、救死扶伤的仁医精神，以及道教和佛教的崇善追求，承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由此，提炼出本课的重点问题一：两汉时期人们对真、知、仁、善等美好精神品格的追求，这不仅是个体行为动机，更是国家、社会的需要；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粹，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习总书记指出不仅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6]在分析历史时，既要聚焦微观，更应关注宏观，把历史事件与人物贡献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
司马迁著《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近代史学家翦伯赞评司马迁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山鼻祖，作家鲁迅则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蔡伦革新造纸术，不仅满足了社会对纸的普及、交流与传播知识文化的需求，更是确立了造纸的基本工序与方法，后代造纸工艺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成熟。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的医学专著，其确立的治病方法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被后医学者奉为经典。华佗，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外科手术的专家、麻醉剂“麻沸散”的发明者、针灸医病的先驱者，被誉为外科鼻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与本土文化相融，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中国人民千年来的主要信仰之一，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道教的发展与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后世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民性格、民间习俗等方方面面，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 秦汉时期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领先的基础。讲清楚两汉科技和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由此，提炼出本课的重点问题二：两汉科技与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与传承、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
基于上述分析，本课的核心目标定为：了解古代科技文化成就、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与地位；认识、传承先辈优良精神品质。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连续性、传承性的体现与要求。
三、联系现实，提升立意
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发扬先辈优秀精神品质，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我们历史所学的内容大多年代久远，难免与现实有距离感，如何将所学内容与现实产生关联，提升教学立意是文化课教学中又一个难题。“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落地生根、才能激发社会大众对核心价值观最真挚最深切的情感共鸣，最终形成广泛的大众认同。”[7]
司马迁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为搜集历史资料游历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入狱后为完成使命忍辱负重、秉笔直书、终成巨著。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曾说：“每一个历史学家必定是个优秀的记者，无论从修昔底德或司马迁开始都是一样。”[8]司马迁立足实践、不畏强权、力求真知的精神，正是现代作家、社会新闻传媒工作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9]蔡伦为革新造纸原料与方法，多次试验后终于成功，确立造纸的基本工序，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之一。蔡伦锐意创新、攻坚克难、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现代社会改革者、发明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医者，“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10]，张仲景和华佗为了救治贫苦百姓，前者开“坐堂医生”之先河，后者更是为百姓治病疏忽曹操而被杀。他们之所以被誉为“医圣”、“圣手”，不仅在于医术的高超，更是因为他们救死扶伤、仁济天下的仁医精神。这种精神也在当代得到传承，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胡佩兰毕生为医学、人民殚精竭虑、无私奉献，正是当代仁医、济世良药。当代社会医疗行业从事者若能传承仁医精神，仁心仁术、救死扶伤，医患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佛教和道教依旧是人们寻求心灵慰藉、虔诚信仰的对象。生活中，不乏修心养性、布施善德的信仰者，但某些信仰者违背善行初心、假借善行之名大量、随意放生毒蛇等动物，违反法规、危害社会。我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信仰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应当是每一个宗教信仰者的基本守则。
中学历史教学最终指向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通过联系现实，将先辈的精神品质与现代社会职业素养、社会问题相挂钩，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到实处，提升教学立意，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意识，树立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1]。
总结说来，在教授文化课、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应注意把握核心问题，深挖时代背景与人物动机，聚焦微观与着眼宏观相结合，联系现实社会需要，由个人推及社会、国家，过去延至现在，多角度展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性、连续性，提升教学立意。
【注释】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郑晶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大连海事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17年。
王明：《太平经合校》，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591页。
佛教经典《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十二·第四分世记经三中劫品第十一》，大藏经在线阅读全文检索，http：//www3.fosss.org/DZZJ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