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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长在农村，又研究经济学10多年，最近忽然觉得自己对农业问题知之不多。有些事看似明白，但若深究起来，却不容易想得透彻。比如补贴农业，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不是说这个问题有多么尖端，也不是没有人研究过。恰恰相反，是因为问题浅，人们往往不从复杂的层面考虑。我读过一些学者的文章，说到补贴农业的原因，几乎众口一词，都说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收益低。可我的疑问是，为何农业会弱质?是因为它与自然风险有关吗?世上与自然风险有涉的行业多的是，井下采矿，海上捕鱼，都有天灾人祸，为什么偏偏只说农业弱质呢?
其实，存在风险的行业，比较收益也未必一定就低。生产鞭炮的风险肯定大于农业，可人们为何还要铤而走险，不去转投其他风险小的行业呢?经济学的答案，一定是鞭炮生产比他所能从事的其他行业更赚钱。是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大，收益也高，不然，就解释不了某些高风险的行业，为何还有人跃跃欲试，乐此不疲。
理论上讲，有自然风险的产业未必弱质，比较收益也不一定低。可事实却是，全世界农业的收益，通常都要低于工业。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发现：“工业的收益要比农业多很多”。亚当·斯密也说，他看见经常有人白手起家，以小小的资本经营制造业或商业数十年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十分罕见。我们距斯密的时代已有200多年，日月更替，沧桑巨变，可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至今仍没有大的改观。
但凡尊重科学的人，都不会否认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但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比如，如果我们认定农业比较收益低是由于农业有自然风险，那么，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是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府既可以多补，也可以少补；假如说，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另有原因，而且还与政府相干，那么补贴农业就不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而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说出我的观点。我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绝不是由于农业弱质。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农业天然就是弱质产业。首先，从历史上看，农业曾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19世纪前，地球上90％的人口，从事的都是农业；而且近1000年来，农业供养的人口已差不多翻了30倍。其次，从生产率方面看，农业生产率也不见得低于工业。在很多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比工业高。以法国和德国为例，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农业生产率年增长分别为5.2％和5.1％，而同期工业生产率年增长仅3.6％和4.0％。
问题的焦点在于，农业既然不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率也不低于工业，可为何农业的收益会低于工业呢?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对生产率与收益概念懂得通透。生产率，意指单位时间的产量，而收益，则是指产量与价格的乘积。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若是价格不变，收益定是增加。若是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收益则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对生产率与收益之间的这种变动，若从个量与总量两个角度去分析，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个量角度看，假定某农户生产率提高，粮食比上年增产200斤。单个农户增产，自然不会影响到市价，故今年的粮价仍会同于往年，假定还是8毛1斤，那么可以断定，该农户今年要增收160元。但若是从总量角度看，推理也就跟着变了。比如，假定农业生产率全面提高，粮食整体增产30％，那么，今年的粮食可能会供大于求，粮价会下跌。若跌幅超过30％，农业的收益率反而要下降。可见，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是出在产量增加后会使价格往相反的方向变化。
是的，农产品的价格，由农产品的供求决定。而农业的收益率，则主要取决于价格。由此推理，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必先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提高价格，就必须减少农产品供应。否则农产品不减少，价格上不去，农业的收益率就永远不及工业。从政策角度看，此推理的含义是：要帮助农民增收，政府就应网开一面，允许农业要素转向工业。设想一下，假如政府不设限，农业劳动力与土地都能自由地转用于工业，那么工业品供应增加，价格必会下落；而农产品供给减少，必会拉动价格上涨。如此一降一涨，农业与工业收益最终一定会达到均衡。
可见，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而是政府限制了农业要素的流动。世上所有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农业比较收益都低，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反对政府保护耕地，耕地关系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无可厚非。而且，就连欧美、日本等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对耕地用途也有严格管制，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呢?我要说的是，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收益的提高，所以政府补贴农业，就不可看作是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实质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再往下推，有三点结论恐怕是对的：第一，农业比较收益低是事实，但不能据此就说农业是弱质产业；政府补贴农业的理由，并不是农业有自然风险。第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而限制要素流动，那么就得给农业予以补贴。第三，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而且一种互利的交换。既然是交换，补多补少就不可全由政府说了算，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不然，有钱多补，没钱少补或者不补，就算不上是公平的交换了。
其实，存在风险的行业，比较收益也未必一定就低。生产鞭炮的风险肯定大于农业，可人们为何还要铤而走险，不去转投其他风险小的行业呢?经济学的答案，一定是鞭炮生产比他所能从事的其他行业更赚钱。是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大，收益也高，不然，就解释不了某些高风险的行业，为何还有人跃跃欲试，乐此不疲。
理论上讲，有自然风险的产业未必弱质，比较收益也不一定低。可事实却是，全世界农业的收益，通常都要低于工业。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发现：“工业的收益要比农业多很多”。亚当·斯密也说，他看见经常有人白手起家，以小小的资本经营制造业或商业数十年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十分罕见。我们距斯密的时代已有200多年，日月更替，沧桑巨变，可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至今仍没有大的改观。
但凡尊重科学的人，都不会否认农业比较收益低的事实。但我想追问的是，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比如，如果我们认定农业比较收益低是由于农业有自然风险，那么，补贴农业就是政府的善举，是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府既可以多补，也可以少补；假如说，农业比较收益低是另有原因，而且还与政府相干，那么补贴农业就不是政府对农民的照顾，而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先说出我的观点。我认为，农业比较收益低，绝不是由于农业弱质。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农业天然就是弱质产业。首先，从历史上看，农业曾长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19世纪前，地球上90％的人口，从事的都是农业；而且近1000年来，农业供养的人口已差不多翻了30倍。其次，从生产率方面看，农业生产率也不见得低于工业。在很多国家，农业生产率反而比工业高。以法国和德国为例，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农业生产率年增长分别为5.2％和5.1％，而同期工业生产率年增长仅3.6％和4.0％。
问题的焦点在于，农业既然不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率也不低于工业，可为何农业的收益会低于工业呢?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对生产率与收益概念懂得通透。生产率，意指单位时间的产量，而收益，则是指产量与价格的乘积。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若是价格不变，收益定是增加。若是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收益则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对生产率与收益之间的这种变动，若从个量与总量两个角度去分析，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个量角度看，假定某农户生产率提高，粮食比上年增产200斤。单个农户增产，自然不会影响到市价，故今年的粮价仍会同于往年，假定还是8毛1斤，那么可以断定，该农户今年要增收160元。但若是从总量角度看，推理也就跟着变了。比如，假定农业生产率全面提高，粮食整体增产30％，那么，今年的粮食可能会供大于求，粮价会下跌。若跌幅超过30％，农业的收益率反而要下降。可见，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是出在产量增加后会使价格往相反的方向变化。
是的，农产品的价格，由农产品的供求决定。而农业的收益率，则主要取决于价格。由此推理，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必先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提高价格，就必须减少农产品供应。否则农产品不减少，价格上不去，农业的收益率就永远不及工业。从政策角度看，此推理的含义是：要帮助农民增收，政府就应网开一面，允许农业要素转向工业。设想一下，假如政府不设限，农业劳动力与土地都能自由地转用于工业，那么工业品供应增加，价格必会下落；而农产品供给减少，必会拉动价格上涨。如此一降一涨，农业与工业收益最终一定会达到均衡。
可见，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并非农业有自然风险，而是政府限制了农业要素的流动。世上所有实行耕地保护的国家，农业比较收益都低，就是这个道理。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反对政府保护耕地，耕地关系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无可厚非。而且，就连欧美、日本等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对耕地用途也有严格管制，何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呢?我要说的是，政府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却限制了农业收益的提高，所以政府补贴农业，就不可看作是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实质是政府花钱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再往下推，有三点结论恐怕是对的：第一，农业比较收益低是事实，但不能据此就说农业是弱质产业；政府补贴农业的理由，并不是农业有自然风险。第二，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必须放开农村要素市场；政府若考虑粮食安全而限制要素流动，那么就得给农业予以补贴。第三，补贴农业不是政府的单向支出，而且一种互利的交换。既然是交换，补多补少就不可全由政府说了算，应该和农民商量着定。不然，有钱多补，没钱少补或者不补，就算不上是公平的交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