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儿童案中，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力量悬殊”几乎达到“碾压”地步。这种“力量”不仅是肌肉，还是通过金钱、权势、心智等优势实施难以反抗的性剥夺。

　　不久前，王振华猥亵儿童案一审宣判，王振华以猥亵儿童罪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判决一出，舆论纷纷认为定罪量刑偏轻。更令舆论震惊的是，王振华代理律师陈有西宣称“王振华已经明确提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他无罪”，并公布某些细节。但这不仅没有“脱罪”效果，还被人们认为是“有罪不认罪，应罪加一等”。
　　具体法律和事实问题尚待法庭解决，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罕见的舆论现象，就是即便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和审判结果尚未公布，公众就几乎一边倒地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且应受到极严厉的惩罚。性侵未成年人太过恶劣可恨，以至于即便只是存在嫌疑，也会被早早地贴上十恶不赦的标签。
　　确实，很少有哪类案件，像性侵儿童这样，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力量悬殊”，几乎达到“碾压”的地步。这种“力量”不仅是指，甚至并不是指肌肉力量，而是成年加害人通过自己在金钱、权势、心智等几乎所有领域的优势地位，对被害人实施难以反抗的性剥夺。在2019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01起性侵儿童案例中，熟人作案达212起，占比70.43%。可见，大多数性侵儿童的罪犯，利用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利用了儿童的信任和服从，并以此作为侵害的有利条件。所以，许多性侵案件发生在师生、朋友乃至亲属之间。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在立法和司法中，是否充分考虑了性侵儿童案件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以及这类案件的独特性。比如，猥亵罪若要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需满足加害人“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但性侵儿童有熟人作案特点，侵害几乎都在卧室、教室甚至豪华酒店等隐蔽空间。所以，上述加重刑罚的规定几乎毫無作用，甚至成为加害人逃避惩罚的“空子”。这类规定与案件之间的“错位”，恐怕有待商榷。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若惩治不法，尤须关注案件背后的群体差异。2017年，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揭示了一个现实，未成年人被性侵的心理伤害远大于身体伤害。面对熟人性侵的创伤，未成年人很可能不会反抗，反而会说服自己接受甚至爱上性侵者，来抚平伤痛，将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未成年性侵案中普遍存在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提示我们，若不在相应法律制度设计背后加入心理学、社会学等因素考量，即使法律严惩了罪犯，也不见得能对未成年人实现更好保护。
　　法律是把金钥匙，但不能打开全部的锁。并不是法律规定了、刑罚加高了，相应犯罪率就必然降低，相应危害就不复存在了。根据相关研究，性侵儿童的报案率只有7.3%，大量罪恶不仅没能暴露在阳光下，更无法接受司法程序的救济和矫正。法律只是筑起了呵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在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方面扛起责任、冲锋在前。因为这不仅事关每一个孩子和家庭，也关乎我们共同的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