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学还是一种生命现象。综观沈从文的小说，在奇思妙想之后，无不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对人性的执著探求，是沈从文小说的基点和纲要，沈从文以此来构筑属于他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 生命意识 乡土 人性 非理性 悲观
生命意识，意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作自觉的沉思与探索，它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所作的一种返观。生命意识作为一种创作观被得到强调，是因为生命与文学是相伴相生的。文学表达的应当是对万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不倦探寻，真正纯粹的文学精神要求作家用生命的曙光去烛照读者的心灵，借此唤起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烈向往以及对高质量生命的健康追求。所以，生命意识能够成为我们窥探作家创作观念的一个窗口。下面，我们试着对沈从文创作观中的生命意识作一剖析。
一、乡土：生命的根
作家与故土的联系是一种生命联系，尤其对于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作家而言。故乡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地位，除了题材倾向的决定外，更为主要的是对于作家人生观与审美观的铸造，对于作家基本生命素质的确定。那么创作中的乡土意识，在深层意义上，它应该是作家对生命之根的一种寻找。
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孕育在他那片风貌独具的湘西故土中。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使湘西一隅的地域色彩显得异乎寻常的浓厚。在地理分野中，湘西和黔北、川东接壤，有“中国盲肠”之誉，边域荒僻，却不乏大自然的灵秀之气，万山细流，亦处处洋溢着生机，湘西的山与水、城与乡，均非贫瘠偏僻所能概括。人文方面，山民们猎兽充饥，对歌定情，在原始野性中爱与被爱，凭着山民特有的胃口品尝着生命的种种欢愉和忧伤，他们强悍但却充满深情，他们粗犷但却懂理，他们不乏野性却具有璞玉般的品质，湘西人在自己独特的生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湘西的人与事、哀与乐，亦非蛮悍蒙昧所能表达。雄浑而又灵动的湘西山水，自由流动的生存形态生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氛围。沈从文，一个“在这地面上”过了二十年日子的青年毫无选择地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生命意识中最基本的铸造。
沈从文对乡土的依恋并不意味着他对那种近于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完全认同。事实上，沈从文着眼的是现代人生命结构的建设，只不过他是站在昨天的时空里，力求从过去提炼出于今天有益的精神元素。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他是在倾心于“国家重造的设计”。沈从文凝结在乡土情绪中的寻找意识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因而强调它的缺陷，比如《八骏图》里八位教授均心灵空虚，行为乖离，精神异常，由于断了传统之根而害了很蹊跷的病。在沈从文看来，他们共通的病是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但沈从文又并非反对文明的现代进程，他只不过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如何保存和发展自然人性及其他生命素质，使之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要素。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故园乡土的眷恋又并不能使我们据以判定作家是在亲近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童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已开始抵触《诗经》、《论语》、《幼学琼林》一类的教材了，并且形成了自己“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此外，湘西特异的地域环境也使这片土地相对较少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沈从文借乡土以寻生命之根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力图从一个地区性的少数民族（苗）的观点出发，考察一个较大的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仍然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批判。怀疑现代化文明却非主张原始性的回归，寻找传统之根又非对正统文化的盲肯，这就是沈从文乡土意识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具有典型性。一方面，沈从文的乡土情绪源于对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历史过渡的思考，带有明显的现代中国特色，它有别于西方后工业社会那种彻底的原始主义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又能让我们窥见一些传统的精神基因。作品中某些超然的气息，让人想到道家的生存哲学，作家对生命的苦苦探索，让人联系到屈原的上下求索，作家对自然风情的亲昵描绘，又让人忆及陶渊明的与万物同化。所以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依然流淌在沈从文的乡土意识中。沈从文乡土意识中的时化印痕与民族色彩使他能够成为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特立者。
二、人性：生命的内核
既然沈从文要用一支笔去解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复杂多方”的生命现象，那他就不能不涉足人性的领域。虽然文学与人性是一道复杂的创作命题，但沈从文依然凭着“乡下人”的任性，热情地去表达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追求，重视“人性”为自己生命意识的内核所在。他这样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沈从文的创作观念中，人性应当是文学生产的起点和归宿。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文学使命的理解，沈从文方自称为“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对人性有自己的理解。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是这位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倦探索的主题，同时也正是这一“共通人性”一度给沈从文带来了“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时代发展到令天，随着人性探讨的深入发展和人们人性的不断趋于科学与合理化，那种否定人性存在、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人性已被摒弃，阶级社会中的人性除了带有阶级性外还存在共同人性的观点已为众多人所接受。相应的，在对沈从文人性探求的评判中，人们已经能够运用永恒性与历史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事实上，认为沈从文的人性表达既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某种历史生活的真实，又客观地存在抽象化的瑕疵这种评判已成为共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和辩证评价。
这里我们想谈及的是鲁迅与沈从文两位文学巨匠在人性领域里的不同探索。著名学者金介甫在研究沈从文时指出：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可以比肩的两位巨人。如果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毕生用作品表达了对中国人的恨，那么沈从文的伟大则在于他表达了中国人的爱。尽管这一说法不无商榷之处，但却正确地发现了这两位作家独特性的巨大反差，如同沈从文自视为“人性的治疗者”一样，鲁迅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他们的思维角度及侧重点明显迥异。鲁迅遵循的是历时性原则，在他看来，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沿着从落后、愚昧的“原始”向进步、文明的“现代”这一进化轨迹演变。这种进化论的生命信念恰如摩尔根所表达的：由于人类是同一起源，因而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同。尽管发展不同，但在所有大陆上发展渠道是一样的。人类所有部落和民族都发展成极为相似的进步形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异在于他们所处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前者被后者取代也是历时性逻辑上的必然。鲁迅着眼于国民性的改建，而不考虑人性的普遍性，原因正在于此。与此相反，沈从文在作品中则灌注着共时原则和共同人性的观照，他更愿意关心的是全人类在经济时代都共有的普遍的人性，即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原始形态的现代遗存。他曾表达过这一信仰：因为我说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行影，永远是一种德性，也因此使我们永远对它崇拜和倾向。可以说，沈从文对于人性的共同性的关注和鲁迅对于人性的历时性探索互补地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对人性问题比较完整的表达。
三、非理性：把握生命的方式
沈从文声明，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在这位作家的视野里，生命不是一种合逻辑、合理性的客观存在，而是弥漫了无限的抽象性，是一种精神的生命力，在感官上，它是火焰，是闪光。简言之，沈从文明显地流露出他对生命的非理性把握。
沈从文非理性地观照生命，首先表现于他有将生命审美化的明显倾向。我们所谓生命审美化，一方面指作家在非艺术活动中对生命具有审美化意义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指作家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对于生命审美化的表达。“美在生命”是沈从文对象化的诠释，同时也是对生命的审美化理解。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美的这一等价判断即是作家对自己生命审美化倾向的告白。
如同泰戈尔一样，雪泥鸿爪，晨烟暮霭，莫不让沈从文感到一种生命的躁动和柔美。在非艺术活动中，一切生命，于自然的雨露阳光下萌发、生长、跳跃，这一切均使沈从文醉心神往。他可以从昆明寓所园子里那只跳跃于树枝间的小松鼠，“证实生命存在的快乐”。他也会像《绿魇》中的“我”那样，躺在绿色土坡上，从蚕豆发芽，水里的浮游生物，阳光下的瓢虫，感受着生命的意义。《从文自传》这样写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剚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里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
沈从文曾经对周作人的“普遍趣味”表示欣赏：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不同的是，沈从文没有“绅士有闲心情”，也不具备“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他是怀着一种童心般的惊奇和热情去打量生命的种种。“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待烧红时在盐水里一焠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在一次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苑刻画得整整齐齐？”这种童年的疑问与热情作为一种异常珍贵的禀赋一直留存在作家的大脑中，深刻地影响了他在作品中对自然与人生的审美化表达。
沈从文对生命的非理性把握还表现为他创作活动中的宗教色彩。在《从文自传》中他坦言：“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肯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批评，却愿意考察他在我思想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换言之，沈从文不是通过一种固定的思想观念，而是带着宗教奇观接近生活、接近人生的，这样，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便或多或少地带上宗教色彩。他谈到：“须用神情去接近美（而‘美’在生命），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于所产生的一片铜、一片石头、一把钱、一组声音，其物虽少，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神圣境。”从作品中我们亦不难感受到沈从文的宗教气息。据沈从文l957年的回忆，早期在北京，他的两个伟大“师傅”中，其一便是《圣经》，在沈从文早期短篇小说和后期文章中点缀着不少“旧约”、“新约”的语句。《蒙恩的孩子》即是典型的充满着基督爱的作品。此外，道、佛等宗教气息也不时地流溢于沈从文的笔端。总之，宗教倾向使沈从文从事观照生命的非理性的色彩愈益浓郁。
四、悲观：生命的困惑
沈从文是用“悲悯”的目光凝视着生命的长河向不可知的远方蜿蜒流去。他执著不倦地探索生命，因为他信仰生命，但沈从文对生命的追寻与沉思给他带来的不是充满激情的生命断想，却是流溢着悲观情绪的生命迷惑。
沈从文徘徊在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这两个风貌迥异的两级世界酿就了他无可奈何的“悲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目光打量着那些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的现代都市人，他感到“永远不能同谈‘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对于城市中人于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郁闷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于是这位“乡下人”一边盲失，一边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文明人”的生命形态。《有学问的人》中的×××先生及其同类，“教育修正了他们的身份，却并不能克服他们的本能”，不过身份、教育以及名声之累又不能不让他们去防御诱惑的侵袭，所以×××先生那暧昧的野心稍有萌发时，他只好礼貌地制止了放肆，而去嗅另一种新鲜的“酒”了。沈从文从自然性的观点出发去庄严地包装裸露了的生命残疾。如《八骏图》中故事主角达士先生所写的：“这些人虽然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教授已不无情欲地捡起一只为红色浴衣的赤足女郎所踏过的蚌壳时的姿态，教授丙想从希腊爱神雕刻照片中那大理石胴体凹下凸出处发现些什么的精神，均让人很不愉快地感受到一种绅士阶级的病态情趣和畸变人生。
不幸的是，当沈从文带着对都市文明的失望感将目光投向故园乡土企图去找寻心灵的抚慰时，现实人生又一次让这位“悲悯”的作家感到忧伤。沅水，湘西人的生命之河，它的流淌已显得有些沉重，湘鄂西并不能因为万山环绕而“天然依附”、“独立存在”于现代文明的时空之外。沈从文感到“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探视故乡，便感到一种“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而当他于1937年再访故园时，已感到“四年前的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于是沈从文这样向读者幽幽地诉说：“地方的好习惯早消减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女人也悛悛的像大城市里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富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也许沈从文对死亡的表达更能让我们窥见他深刻的悲观意识，因为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悲观。“生和死，就像人生的游戏，正如一只脚抬起，另一只脚落下，两者都是走的组成部分。”（泰戈尔语）沈从文对死亡的悲观态度正说明了他对生命的悲观理解。他的早期作品对于笔下人物死去的因由以及死亡的过程都缺少关注，相反，沈从文要表现的是一种可选择的力量对人的戏弄，他要表现“生”之偶然，“死”之不可预测和无法把握。初八那日里的两个锯木工正谈论婚姻喜事，却被煅出来的木头夺走了生命；《石子船》中那位活蹦乱跳的棒小伙八牛无声无息地被水吞噬；菜园里的年轻人被邀赴宴实则赴刑；五明与阿黑正陶醉于婚姻的喜悦，突然之间，其中一个撒手归天；年轻的人“啊”过一声，话刚吐一半即饮弹身亡。一切都出人意料，突如其来，一切均无逻辑，无理性依据，一切却出现在无理性的发展之中。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关键词】沈从文 生命意识 乡土 人性 非理性 悲观
生命意识，意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生命形态作自觉的沉思与探索，它是人对自身生存状态所作的一种返观。生命意识作为一种创作观被得到强调，是因为生命与文学是相伴相生的。文学表达的应当是对万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不倦探寻，真正纯粹的文学精神要求作家用生命的曙光去烛照读者的心灵，借此唤起他们对于生命的热烈向往以及对高质量生命的健康追求。所以，生命意识能够成为我们窥探作家创作观念的一个窗口。下面，我们试着对沈从文创作观中的生命意识作一剖析。
一、乡土：生命的根
作家与故土的联系是一种生命联系，尤其对于一个生长在乡村的作家而言。故乡生活在作家创作中的地位，除了题材倾向的决定外，更为主要的是对于作家人生观与审美观的铸造，对于作家基本生命素质的确定。那么创作中的乡土意识，在深层意义上，它应该是作家对生命之根的一种寻找。
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孕育在他那片风貌独具的湘西故土中。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使湘西一隅的地域色彩显得异乎寻常的浓厚。在地理分野中，湘西和黔北、川东接壤，有“中国盲肠”之誉，边域荒僻，却不乏大自然的灵秀之气，万山细流，亦处处洋溢着生机，湘西的山与水、城与乡，均非贫瘠偏僻所能概括。人文方面，山民们猎兽充饥，对歌定情，在原始野性中爱与被爱，凭着山民特有的胃口品尝着生命的种种欢愉和忧伤，他们强悍但却充满深情，他们粗犷但却懂理，他们不乏野性却具有璞玉般的品质，湘西人在自己独特的生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湘西的人与事、哀与乐，亦非蛮悍蒙昧所能表达。雄浑而又灵动的湘西山水，自由流动的生存形态生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氛围。沈从文，一个“在这地面上”过了二十年日子的青年毫无选择地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生命意识中最基本的铸造。
沈从文对乡土的依恋并不意味着他对那种近于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完全认同。事实上，沈从文着眼的是现代人生命结构的建设，只不过他是站在昨天的时空里，力求从过去提炼出于今天有益的精神元素。按照沈从文的说法，他是在倾心于“国家重造的设计”。沈从文凝结在乡土情绪中的寻找意识一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怀疑，因而强调它的缺陷，比如《八骏图》里八位教授均心灵空虚，行为乖离，精神异常，由于断了传统之根而害了很蹊跷的病。在沈从文看来，他们共通的病是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但沈从文又并非反对文明的现代进程，他只不过是从建设的角度探讨如何保存和发展自然人性及其他生命素质，使之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要素。另一方面，沈从文对于故园乡土的眷恋又并不能使我们据以判定作家是在亲近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童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已开始抵触《诗经》、《论语》、《幼学琼林》一类的教材了，并且形成了自己“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此外，湘西特异的地域环境也使这片土地相对较少地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沈从文借乡土以寻生命之根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力图从一个地区性的少数民族（苗）的观点出发，考察一个较大的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仍然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批判。怀疑现代化文明却非主张原始性的回归，寻找传统之根又非对正统文化的盲肯，这就是沈从文乡土意识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具有典型性。一方面，沈从文的乡土情绪源于对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历史过渡的思考，带有明显的现代中国特色，它有别于西方后工业社会那种彻底的原始主义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又能让我们窥见一些传统的精神基因。作品中某些超然的气息，让人想到道家的生存哲学，作家对生命的苦苦探索，让人联系到屈原的上下求索，作家对自然风情的亲昵描绘，又让人忆及陶渊明的与万物同化。所以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依然流淌在沈从文的乡土意识中。沈从文乡土意识中的时化印痕与民族色彩使他能够成为乡土小说作家群中的特立者。
二、人性：生命的内核
既然沈从文要用一支笔去解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复杂多方”的生命现象，那他就不能不涉足人性的领域。虽然文学与人性是一道复杂的创作命题，但沈从文依然凭着“乡下人”的任性，热情地去表达自己对人性的理解和追求，重视“人性”为自己生命意识的内核所在。他这样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沈从文的创作观念中，人性应当是文学生产的起点和归宿。他说：“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文学使命的理解，沈从文方自称为“人性的治疗者”。
沈从文对人性有自己的理解。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是这位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不倦探索的主题，同时也正是这一“共通人性”一度给沈从文带来了“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时代发展到令天，随着人性探讨的深入发展和人们人性的不断趋于科学与合理化，那种否定人性存在、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人性已被摒弃，阶级社会中的人性除了带有阶级性外还存在共同人性的观点已为众多人所接受。相应的，在对沈从文人性探求的评判中，人们已经能够运用永恒性与历史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事实上，认为沈从文的人性表达既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某种历史生活的真实，又客观地存在抽象化的瑕疵这种评判已成为共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和辩证评价。
这里我们想谈及的是鲁迅与沈从文两位文学巨匠在人性领域里的不同探索。著名学者金介甫在研究沈从文时指出：鲁迅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可以比肩的两位巨人。如果说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毕生用作品表达了对中国人的恨，那么沈从文的伟大则在于他表达了中国人的爱。尽管这一说法不无商榷之处，但却正确地发现了这两位作家独特性的巨大反差，如同沈从文自视为“人性的治疗者”一样，鲁迅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他们的思维角度及侧重点明显迥异。鲁迅遵循的是历时性原则，在他看来，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沿着从落后、愚昧的“原始”向进步、文明的“现代”这一进化轨迹演变。这种进化论的生命信念恰如摩尔根所表达的：由于人类是同一起源，因而他们的经历也基本相同。尽管发展不同，但在所有大陆上发展渠道是一样的。人类所有部落和民族都发展成极为相似的进步形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异在于他们所处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前者被后者取代也是历时性逻辑上的必然。鲁迅着眼于国民性的改建，而不考虑人性的普遍性，原因正在于此。与此相反，沈从文在作品中则灌注着共时原则和共同人性的观照，他更愿意关心的是全人类在经济时代都共有的普遍的人性，即生命的自然本质和原始形态的现代遗存。他曾表达过这一信仰：因为我说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行影，永远是一种德性，也因此使我们永远对它崇拜和倾向。可以说，沈从文对于人性的共同性的关注和鲁迅对于人性的历时性探索互补地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对人性问题比较完整的表达。
三、非理性：把握生命的方式
沈从文声明，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在这位作家的视野里，生命不是一种合逻辑、合理性的客观存在，而是弥漫了无限的抽象性，是一种精神的生命力，在感官上，它是火焰，是闪光。简言之，沈从文明显地流露出他对生命的非理性把握。
沈从文非理性地观照生命，首先表现于他有将生命审美化的明显倾向。我们所谓生命审美化，一方面指作家在非艺术活动中对生命具有审美化意义的体验，另一方面则指作家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对于生命审美化的表达。“美在生命”是沈从文对象化的诠释，同时也是对生命的审美化理解。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美的这一等价判断即是作家对自己生命审美化倾向的告白。
如同泰戈尔一样，雪泥鸿爪，晨烟暮霭，莫不让沈从文感到一种生命的躁动和柔美。在非艺术活动中，一切生命，于自然的雨露阳光下萌发、生长、跳跃，这一切均使沈从文醉心神往。他可以从昆明寓所园子里那只跳跃于树枝间的小松鼠，“证实生命存在的快乐”。他也会像《绿魇》中的“我”那样，躺在绿色土坡上，从蚕豆发芽，水里的浮游生物，阳光下的瓢虫，感受着生命的意义。《从文自传》这样写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剚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里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里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这些梦直到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常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
沈从文曾经对周作人的“普遍趣味”表示欣赏：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不同的是，沈从文没有“绅士有闲心情”，也不具备“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他是怀着一种童心般的惊奇和热情去打量生命的种种。“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待烧红时在盐水里一焠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为什么小铜匠在一次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苑刻画得整整齐齐？”这种童年的疑问与热情作为一种异常珍贵的禀赋一直留存在作家的大脑中，深刻地影响了他在作品中对自然与人生的审美化表达。
沈从文对生命的非理性把握还表现为他创作活动中的宗教色彩。在《从文自传》中他坦言：“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肯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批评，却愿意考察他在我思想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换言之，沈从文不是通过一种固定的思想观念，而是带着宗教奇观接近生活、接近人生的，这样，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便或多或少地带上宗教色彩。他谈到：“须用神情去接近美（而‘美’在生命），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于所产生的一片铜、一片石头、一把钱、一组声音，其物虽少，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最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刹那即逝，即从此显示一种美丽的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神圣境。”从作品中我们亦不难感受到沈从文的宗教气息。据沈从文l957年的回忆，早期在北京，他的两个伟大“师傅”中，其一便是《圣经》，在沈从文早期短篇小说和后期文章中点缀着不少“旧约”、“新约”的语句。《蒙恩的孩子》即是典型的充满着基督爱的作品。此外，道、佛等宗教气息也不时地流溢于沈从文的笔端。总之，宗教倾向使沈从文从事观照生命的非理性的色彩愈益浓郁。
四、悲观：生命的困惑
沈从文是用“悲悯”的目光凝视着生命的长河向不可知的远方蜿蜒流去。他执著不倦地探索生命，因为他信仰生命，但沈从文对生命的追寻与沉思给他带来的不是充满激情的生命断想，却是流溢着悲观情绪的生命迷惑。
沈从文徘徊在乡村与都市之间，是这两个风貌迥异的两级世界酿就了他无可奈何的“悲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目光打量着那些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的现代都市人，他感到“永远不能同谈‘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对于城市中人于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郁闷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于是这位“乡下人”一边盲失，一边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文明人”的生命形态。《有学问的人》中的×××先生及其同类，“教育修正了他们的身份，却并不能克服他们的本能”，不过身份、教育以及名声之累又不能不让他们去防御诱惑的侵袭，所以×××先生那暧昧的野心稍有萌发时，他只好礼貌地制止了放肆，而去嗅另一种新鲜的“酒”了。沈从文从自然性的观点出发去庄严地包装裸露了的生命残疾。如《八骏图》中故事主角达士先生所写的：“这些人虽然富于学识，却不曾享受过什么人生。”教授已不无情欲地捡起一只为红色浴衣的赤足女郎所踏过的蚌壳时的姿态，教授丙想从希腊爱神雕刻照片中那大理石胴体凹下凸出处发现些什么的精神，均让人很不愉快地感受到一种绅士阶级的病态情趣和畸变人生。
不幸的是，当沈从文带着对都市文明的失望感将目光投向故园乡土企图去找寻心灵的抚慰时，现实人生又一次让这位“悲悯”的作家感到忧伤。沅水，湘西人的生命之河，它的流淌已显得有些沉重，湘鄂西并不能因为万山环绕而“天然依附”、“独立存在”于现代文明的时空之外。沈从文感到“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探视故乡，便感到一种“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而当他于1937年再访故园时，已感到“四年前的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于是沈从文这样向读者幽幽地诉说：“地方的好习惯早消减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女人也悛悛的像大城市里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富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也许沈从文对死亡的表达更能让我们窥见他深刻的悲观意识，因为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悲观。“生和死，就像人生的游戏，正如一只脚抬起，另一只脚落下，两者都是走的组成部分。”（泰戈尔语）沈从文对死亡的悲观态度正说明了他对生命的悲观理解。他的早期作品对于笔下人物死去的因由以及死亡的过程都缺少关注，相反，沈从文要表现的是一种可选择的力量对人的戏弄，他要表现“生”之偶然，“死”之不可预测和无法把握。初八那日里的两个锯木工正谈论婚姻喜事，却被煅出来的木头夺走了生命；《石子船》中那位活蹦乱跳的棒小伙八牛无声无息地被水吞噬；菜园里的年轻人被邀赴宴实则赴刑；五明与阿黑正陶醉于婚姻的喜悦，突然之间，其中一个撒手归天；年轻的人“啊”过一声，话刚吐一半即饮弹身亡。一切都出人意料，突如其来，一切均无逻辑，无理性依据，一切却出现在无理性的发展之中。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