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先入为主之成见,寻绎文本内在之逻辑,不难发现,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开始都严守礼教,后为情所牵而追求违背礼教的非法恋情,再后由于不能赋予非法恋情以正当性而逃避非法恋情皈依礼教,因此,《莺莺传》不过是崔张(也是元稹)的悔过书,与元稹品格之高下、崔莺莺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爱情无关;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中的崔莺莺与张生同样没有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反抗或否定礼教,即使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礼教的规定,也只是行动上的无意违犯而不是有目的的违背,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礼教框架之内给爱情留下可怜空间的合法婚姻,王实甫不过是企图调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爱情与婚姻的矛盾紧张,因此,《西厢记》所描绘的只是弥补现实缺陷的一场人生美梦。明清剧作家或将崔张婚前非法接触合法化,或否认崔张婚前曾非法接触,或谴责崔张婚前非法接触。做法有异,目的则同,即用封建婚姻伦理改造以往的西厢故事,教化世道人心。西厢题材戏曲的嬗变,反映出古代文人不敢正视现实缺陷、不能理性反思人生出路的思维惰性与品格软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