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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极少数参与其间活动的中国人是近代第一批报人。一批科举失意的落魄文人加入了办报的行列，同时也给办报活动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随着维新人士将办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报纸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其后，报纸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报人队伍呈现出了职业化的趋势。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既与报纸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
【关键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三次变迁；社会原因
近代以来，最早在中国办报纸的是外国传教士，从1840年到1890年的5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虽然其目的是通过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但同时也把近代办报纸的理念、手法传到了中国。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一是国人与传教士来往密切，甚至一起工作，如近代报刊撰稿的第一个华人梁发，15岁到广州谋生，研习造笔和雕版术，1811年起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刻书，担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其他宗教宣传品的刻印工作，后复为这个刊物写稿。二是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知识分子应聘参加了外报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一旦脱离外报就能独立办报，如黄胜，1840年就学澳门（后迁香港）马礼逊学校，1847年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1845年起主编香港《中外新报》，1874年1月和王韬一起创办《循环日报》。
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1]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许多城市，近代中国报人开始全面走上历史的舞台。
近代报人的几个特点分析
考察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报人，有的是开明官员、洋务派官员，有的是商人，但主体是一批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即使官员、商人办的报纸，他们也只是创办者、投资者的角色，真正的办报过程还得由知识分子来具体承担。
近代报人的特点有：
籍贯大都是中国南方人，以广东、江浙人士居多。梁发，广东高阳人；黄胜，广东人；邝其照，广东人；钱昕伯，浙江吴兴人；王韬，江苏苏县人；陈霭亭，广东新会人；沈毓桂，江苏吴县人；蔡尔康，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蒋芷湘，浙江杭州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汪康年，浙江杭州人……这些地方，经济富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思想解放，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
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国学根底深厚，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王韬18岁中秀才；梁启超，17岁中举人，18岁入京会试；汪康年，32岁中进士；钱昕伯，早年考中秀才；宋育仁，29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沈毓桂、陈霭亭早年都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精于国学。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同时又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三次变迁
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前，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戊戌变法后，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至20世纪20年代，又是一个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受过现代教育的一批新式报人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报人的整体结构，报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近代早期文人办报，地位极低，办报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论当时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时说：“记者之职业，誉之者至谓无冕之王，而在昔则不敢以此自鸣于世也。”他又引用《上海闲话》中的一段话，说明记者曾被目为文人末路的由来：“昔者左文襄（宗棠）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绍，向洋商借款1200万两，沪上报纸颇有非难……然文襄闻有反对者，即大怒不止。故其与友人书，有云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均为不名誉之职业。”[2]
“沪上报纸颇有非难”，指的是1874年《申报》因非议新疆边防事务，惹火了左宗棠。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也转述了这个例子：左宗棠“故其与友人书，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3]。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举了一个例子：“吾乡沈任铨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4]
《申报》首任主笔蒋芷湘在主持《申报》期间藏头露尾，发表文章诗歌，用“蘅梦庵主”“蠡勺居士”等一连串笔名，以掩人耳目。[4]旧报人的状况，《申报》老报人雷瑨有一个回忆，“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5]。
戊戌变法之后，由于维新派借助报纸宣传维新变法，一些知名报人如梁启超等，通过办报纸鼓动了风潮、影响了国人，报人的地位大为提高。“晚清时期，‘启蒙’、‘救亡’成为主旋律，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政治改革，报刊的影响力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他先后创办的《实务报》《新民丛报》成为1890—1910年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梁启超进一步夯实了由王韬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的办报风格。”[6]
《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0日社论说，迨梁启超出而办报，社会对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异。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近代历史的跌宕起伏，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横空出世，他们以名副其实的职业报人身份，登上了报业的舞台，并最终有所作为。在他们理想主义情怀的观照之下，记者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不再是早期那种被人蔑视的‘访员’。”[6]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说：“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陋习，复系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者文人学子所不惜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讯员，主之者亦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3]
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戊戌变法前，报人大都是被动地就业，为糊口而来。“较少有人以‘报’为自己的事业的抱负，好一点的就是克尽厥职，敬业乐业，差一点的就是得过且过，或以名士自居，更差一点的是以洋人为护符而藉报营私。”[5]维新报刊的从业者，他们投身报业的行为是主动的，其中虽不乏有投机分子介入，但作为主体来说，则是仁人志士，是把办报作为武器、作为事业来办，或作为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办。二是提高了报人的学历和规格。之前，报人大多是落魄文人，之后一些精英人士进入报业，天津办的《国闻报》的王修植是进士，夏曾佑是进士，严复则是洋翰林。拟办《公论报》的李盛铎是进士。后来办《外交报》的张元济也是进士。从此，办报也是君子们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而言，也是于逆境中走向独立、成熟的开始。有人说，1926年“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肇始之年”[7]，20世纪20年代以后，报人的经历和报人的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开始出现了终身以新闻为职业的职业报人。这些报人从事报业，往往是他们毕生事业的开端，大多以报为业，一旦进了报馆的大门再也不忍离开，兢兢业业为报业工作一辈子。1926年张季鸾进入《大公报》一直到1941年去世，终身供职于《大公报》。王芸生1929年进入《大公报》，终身没有离开过新闻圈子。成舍我1924年4月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创办《世界日报》。“世界”报系的核心圈子，也都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虽然供职的报社中间有所变化。吴范寰在《世界日报》任总经理前后达15年之久。《时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狄楚青，历任主编有罗孝高、陈景韩、雷继兴、包天笑、戈公振，这些人都是终身的新闻家。《新民报》的“三张一赵”（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赵超构）也都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2.大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且出现了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新闻队伍的素质越来越高，新闻队伍越来越专业化。邵飘萍，浙江东阳人，1903年进入浙江省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1906年考进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的前身），1909年毕业后被金华中学聘为教员，不久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新闻人生。林白水，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法系，自戊戌变法以来从事新闻事业。成舍我，湖南湘乡人，因没中学毕业的资格，陈独秀特许他应北大文科选读生考试，录取入学。吴范寰与成舍我是中学、大学同学。龚德柏，湖南湘乡人，日本留学生，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师。戈公振，江苏东台县人，幼年曾在弢庵学塾读书，1908年入东台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因家庭困难未入学，当年冬他去上海，到正书局习业，后任《时报》编辑，旋任总编。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早年师从古文大师刘古愚，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张友鸾回忆说：“1925年我进北京《世界日报》做编辑，当时二十一二岁，还没有读完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当时报业系的主人是邵飘萍，当时的报业系由“三鸟”，指的是左笑鸿、张友鸾、吴隼，都是新闻奇才）。几个月后，被提升做总编辑。”[8]张友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不仅报社的管理层越来越精英化，一般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也要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贺逸文等在《北平〈世界日报〉史稿》中说：“1926年1月招聘编辑时，规定应聘人需年在25岁以上，专门学校毕业，在新闻界积有经验的人，开具略历，编写500字的新闻稿，经审查合格，才能录用。”“《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职员、练习生，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招聘招考办法。”[9]
近代报人地位变迁的社会背景考察
近代文人办报活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其间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心态的调适的过程曲折而又颇有戏剧性。
在科举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苦读、科举、做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生的路径选择是压倒一切的。一些文人要么穷困潦倒，要么科举之途不顺，不得已才走上了办报之路。至于文人自觉的办报活动，在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成熟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早期报人虽身在报业却对科举孜孜以求，与几千年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同时又不自觉地把这种价值取向带到办报的具体过程中，“文人论政”的中国办报特色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唐振常说，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即：中国自晚清以来，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非纯属商业性行为，有识的报业前驱，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10]
传统城市中知识阶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下，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并不以城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依。与城市相比，他们更容易认同于农村，耕读传家始终是他们理想中的梦境，衣锦还乡回到哪里？回到农村老家。当官致仕后回到农村老家，安度晚年。经商发财后，把金钱搬回老家，盖房产，荣耀门庭。虽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繁荣，逐渐出现了士阶层城市化的倾向，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士阶层的城居者在数量上仍然是有限的。根据一项对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出身地的分析，其中在士绅城市化比较明显的江浙一带41.6%出自乡村，52.50%出自城镇，另有6.3%出自小市镇。而在北方的鲁皖晋豫四省中，出自农村的甚至高于出自城市者。[1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据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发生在1840—1900年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12]近代的城市化，与以前的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不同。近代以前的城市，主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物质交换功能。而近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全面、综合功能的实体，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娱乐等各项功能。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加速了近代知识阶层城市化。城市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逐渐形成的中心地位使大多数欲寻求新知识的士子不得不向城市靠拢，日益汇聚于城市。加上科举制度废除后，除小学在乡村还有所分布外，中等教育以上的学校大都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城市，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它们大都集中在全国性大城市或者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能够在城市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知识分子不得不加速自己的专业化、技能化倾向以适应新的需要。这种转化过程在开埠以后的各通商口岸城市便开始逐渐出现，他们或成为专职的记者、编辑，或成为各文化机构的翻译、教师等，总之都成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新式文人。这种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转化过程在此以后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所紧紧局限的职业选择被彻底打破，从而开始了整体的全方位向城市的融入。在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内地开明得多。得这种风气之先，一些出身秀才和举人的江浙读书人，开始游离于科举功名，他们来到上海滩，栖身于洋人开办的学校、商行、书报馆，开辟新的进身之地。这批是“新潮文人”。
伴随着这种整体的社会变迁，加上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力推动，即政治性报纸的风行，其影响、作用，颇为一时之倚重，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地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相一致，中国近代报人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M]//.杨光辉，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4]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雷瑨.《申报》过去的现状[M]//.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6]林溪声，张耐冬.邵飘萍与《京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张友鸾.报人成舍我[M]//.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10]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11]潘光旦，费孝通.科学与社会流动[J].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2）：1-22.
[12]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作者为郑州日报副总编辑、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三次变迁；社会原因
近代以来，最早在中国办报纸的是外国传教士，从1840年到1890年的5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虽然其目的是通过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但同时也把近代办报纸的理念、手法传到了中国。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一是国人与传教士来往密切，甚至一起工作，如近代报刊撰稿的第一个华人梁发，15岁到广州谋生，研习造笔和雕版术，1811年起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刻书，担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其他宗教宣传品的刻印工作，后复为这个刊物写稿。二是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知识分子应聘参加了外报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一旦脱离外报就能独立办报，如黄胜，1840年就学澳门（后迁香港）马礼逊学校，1847年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1845年起主编香港《中外新报》，1874年1月和王韬一起创办《循环日报》。
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1]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许多城市，近代中国报人开始全面走上历史的舞台。
近代报人的几个特点分析
考察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报人，有的是开明官员、洋务派官员，有的是商人，但主体是一批成分复杂的知识分子，即使官员、商人办的报纸，他们也只是创办者、投资者的角色，真正的办报过程还得由知识分子来具体承担。
近代报人的特点有：
籍贯大都是中国南方人，以广东、江浙人士居多。梁发，广东高阳人；黄胜，广东人；邝其照，广东人；钱昕伯，浙江吴兴人；王韬，江苏苏县人；陈霭亭，广东新会人；沈毓桂，江苏吴县人；蔡尔康，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蒋芷湘，浙江杭州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汪康年，浙江杭州人……这些地方，经济富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思想解放，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
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国学根底深厚，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王韬18岁中秀才；梁启超，17岁中举人，18岁入京会试；汪康年，32岁中进士；钱昕伯，早年考中秀才；宋育仁，29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沈毓桂、陈霭亭早年都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精于国学。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同时又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三次变迁
中国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有两个明显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前，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戊戌变法后，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至20世纪20年代，又是一个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受过现代教育的一批新式报人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报人的整体结构，报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近代早期文人办报，地位极低，办报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论当时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时说：“记者之职业，誉之者至谓无冕之王，而在昔则不敢以此自鸣于世也。”他又引用《上海闲话》中的一段话，说明记者曾被目为文人末路的由来：“昔者左文襄（宗棠）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绍，向洋商借款1200万两，沪上报纸颇有非难……然文襄闻有反对者，即大怒不止。故其与友人书，有云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均为不名誉之职业。”[2]
“沪上报纸颇有非难”，指的是1874年《申报》因非议新疆边防事务，惹火了左宗棠。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也转述了这个例子：左宗棠“故其与友人书，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社会上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3]。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举了一个例子：“吾乡沈任铨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4]
《申报》首任主笔蒋芷湘在主持《申报》期间藏头露尾，发表文章诗歌，用“蘅梦庵主”“蠡勺居士”等一连串笔名，以掩人耳目。[4]旧报人的状况，《申报》老报人雷瑨有一个回忆，“彼时朝野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之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兴，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5]。
戊戌变法之后，由于维新派借助报纸宣传维新变法，一些知名报人如梁启超等，通过办报纸鼓动了风潮、影响了国人，报人的地位大为提高。“晚清时期，‘启蒙’、‘救亡’成为主旋律，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政治改革，报刊的影响力在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是梁启超。他先后创办的《实务报》《新民丛报》成为1890—1910年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梁启超进一步夯实了由王韬等人开创的文人论政的办报风格。”[6]
《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0日社论说，迨梁启超出而办报，社会对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异。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近代历史的跌宕起伏，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横空出世，他们以名副其实的职业报人身份，登上了报业的舞台，并最终有所作为。在他们理想主义情怀的观照之下，记者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而不再是早期那种被人蔑视的‘访员’。”[6] 姚公鹤在《上海报纸小史》中说：“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陋习，复系数革除。各报社内部受营业上之竞争，外部受社会间之督促，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者文人学子所不惜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讯员，主之者亦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辞。”[3]
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戊戌变法前，报人大都是被动地就业，为糊口而来。“较少有人以‘报’为自己的事业的抱负，好一点的就是克尽厥职，敬业乐业，差一点的就是得过且过，或以名士自居，更差一点的是以洋人为护符而藉报营私。”[5]维新报刊的从业者，他们投身报业的行为是主动的，其中虽不乏有投机分子介入，但作为主体来说，则是仁人志士，是把办报作为武器、作为事业来办，或作为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办。二是提高了报人的学历和规格。之前，报人大多是落魄文人，之后一些精英人士进入报业，天津办的《国闻报》的王修植是进士，夏曾佑是进士，严复则是洋翰林。拟办《公论报》的李盛铎是进士。后来办《外交报》的张元济也是进士。从此，办报也是君子们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中国的新闻事业而言，也是于逆境中走向独立、成熟的开始。有人说，1926年“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肇始之年”[7]，20世纪20年代以后，报人的经历和报人的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开始出现了终身以新闻为职业的职业报人。这些报人从事报业，往往是他们毕生事业的开端，大多以报为业，一旦进了报馆的大门再也不忍离开，兢兢业业为报业工作一辈子。1926年张季鸾进入《大公报》一直到1941年去世，终身供职于《大公报》。王芸生1929年进入《大公报》，终身没有离开过新闻圈子。成舍我1924年4月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创办《世界日报》。“世界”报系的核心圈子，也都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虽然供职的报社中间有所变化。吴范寰在《世界日报》任总经理前后达15年之久。《时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狄楚青，历任主编有罗孝高、陈景韩、雷继兴、包天笑、戈公振，这些人都是终身的新闻家。《新民报》的“三张一赵”（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赵超构）也都是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2.大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且出现了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新闻队伍的素质越来越高，新闻队伍越来越专业化。邵飘萍，浙江东阳人，1903年进入浙江省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1906年考进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的前身），1909年毕业后被金华中学聘为教员，不久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新闻人生。林白水，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法系，自戊戌变法以来从事新闻事业。成舍我，湖南湘乡人，因没中学毕业的资格，陈独秀特许他应北大文科选读生考试，录取入学。吴范寰与成舍我是中学、大学同学。龚德柏，湖南湘乡人，日本留学生，曾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师。戈公振，江苏东台县人，幼年曾在弢庵学塾读书，1908年入东台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因家庭困难未入学，当年冬他去上海，到正书局习业，后任《时报》编辑，旋任总编。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早年师从古文大师刘古愚，1905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张友鸾回忆说：“1925年我进北京《世界日报》做编辑，当时二十一二岁，还没有读完平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当时报业系的主人是邵飘萍，当时的报业系由“三鸟”，指的是左笑鸿、张友鸾、吴隼，都是新闻奇才）。几个月后，被提升做总编辑。”[8]张友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不仅报社的管理层越来越精英化，一般的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也要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贺逸文等在《北平〈世界日报〉史稿》中说：“1926年1月招聘编辑时，规定应聘人需年在25岁以上，专门学校毕业，在新闻界积有经验的人，开具略历，编写500字的新闻稿，经审查合格，才能录用。”“《世界日报》录用人员，无论编辑、职员、练习生，很长时间内是采取招聘招考办法。”[9]
近代报人地位变迁的社会背景考察
近代文人办报活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又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随，其间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心态的调适的过程曲折而又颇有戏剧性。
在科举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苦读、科举、做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人生的路径选择是压倒一切的。一些文人要么穷困潦倒，要么科举之途不顺，不得已才走上了办报之路。至于文人自觉的办报活动，在大的社会变迁还没有成熟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早期报人虽身在报业却对科举孜孜以求，与几千年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同时又不自觉地把这种价值取向带到办报的具体过程中，“文人论政”的中国办报特色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是一以贯之的。唐振常说，中国近世报业之兴起，与西方进入商业社会而报纸繁兴有一大不同，即：中国自晚清以来，创出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非纯属商业性行为，有识的报业前驱，皆以报纸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投身于从长远看是致力于国家近代化现代化的躬行实践中。[10]
传统城市中知识阶层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下，他们的社会活动往往并不以城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依。与城市相比，他们更容易认同于农村，耕读传家始终是他们理想中的梦境，衣锦还乡回到哪里？回到农村老家。当官致仕后回到农村老家，安度晚年。经商发财后，把金钱搬回老家，盖房产，荣耀门庭。虽然随着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繁荣，逐渐出现了士阶层城市化的倾向，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士阶层的城居者在数量上仍然是有限的。根据一项对清代贡生、举人和进士出身地的分析，其中在士绅城市化比较明显的江浙一带41.6%出自乡村，52.50%出自城镇，另有6.3%出自小市镇。而在北方的鲁皖晋豫四省中，出自农村的甚至高于出自城市者。[11]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据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发生在1840—1900年间，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12]近代的城市化，与以前的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不同。近代以前的城市，主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物质交换功能。而近代以来城市已经成为全面、综合功能的实体，它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娱乐等各项功能。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加速了近代知识阶层城市化。城市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逐渐形成的中心地位使大多数欲寻求新知识的士子不得不向城市靠拢，日益汇聚于城市。加上科举制度废除后，除小学在乡村还有所分布外，中等教育以上的学校大都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城市，高等教育更是如此，它们大都集中在全国性大城市或者区域性中心城市。 为了能够在城市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知识分子不得不加速自己的专业化、技能化倾向以适应新的需要。这种转化过程在开埠以后的各通商口岸城市便开始逐渐出现，他们或成为专职的记者、编辑，或成为各文化机构的翻译、教师等，总之都成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新式文人。这种早期新式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转化过程在此以后呈现出不断加大的趋势，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所紧紧局限的职业选择被彻底打破，从而开始了整体的全方位向城市的融入。在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比内地开明得多。得这种风气之先，一些出身秀才和举人的江浙读书人，开始游离于科举功名，他们来到上海滩，栖身于洋人开办的学校、商行、书报馆，开辟新的进身之地。这批是“新潮文人”。
伴随着这种整体的社会变迁，加上另外一种力量的强力推动，即政治性报纸的风行，其影响、作用，颇为一时之倚重，大大提升了报纸的地位。近代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相伴随、相一致，中国近代报人地位的变迁也折射出一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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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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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11]潘光旦，费孝通.科学与社会流动[J].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4（2）：1-22.
[12]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作者为郑州日报副总编辑、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