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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大同小异，表明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约束。因此，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走出教科书体系，追求人类性和个性化便成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关键。
走出教科书体系确立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写作的人类性和个性化追求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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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的大同小异，表明文学史的写作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约束。因此，改变既定的文学史观走出教科书体系，追求人类性和个性化便成为文学史写作突破的关键。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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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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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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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期
其他文献
编写一部好的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一个“魂”，而这个“魂”就是“史识”；“史识”鲜活与否、圆融与否、深刻与否、新颖与否，则决定着一部现代文学史的生命和品级。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与教材编写，严格说来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文学”的，只有一条“革命”的红线贯穿其中：在这条红线之下．现代只是表层历史时段上的“现代”；文学也只不过是作为政治工具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近些年发展很快，但也存在着诸多窒碍，诸多困惑，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历史分期问题，即如何认识和处理它同“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很突出。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史学”；我们要建构的文学史学，应该取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传统性的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存在着严重的以“评”代“史”的倾向。这里所说的“评”与“史”，与通常治史模式中所谈论的“论”(主体性评说)与“史”(对象性材料)不同，指的是“批评”与“治史”两种具有不同责任承当的社会文化行为。
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危机。我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由的多元的，对文学史写作应持宽容态度。
编撰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问题，首先就有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正名问题。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写作即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旨在探讨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发达过程中已有和应有的一切内容；狭义的写作则指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产生、并严格依“史”的规范对既有研究的一种集成，一种从个人研究向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汗牛充栋的教材与各种研究论著中，意识形态叙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可否认，这一叙述模式也具有现代性叙述的某些价值范畴，如启蒙、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等概念的不时出现，但其重心不在于此，核心是以政党、阶级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价值来理解阐释这些概念，因而这些
现代文学暨20世纪中国文学都已经成为过去和历史，成为“历史化”、凝固化了的客观存在，因而现在可以以一种“事过境迁”的冷静、客观和科学态度来进行审视，进行“经典化”的筛选与处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的文学大师的认定与排序，百年文学经典作品和逼近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