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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父母的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个悲剧。
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那个年月，流行“半边户”。“半边户”中的女人，其实就是留守妇女，这样的婚姻，看起来互补，却又有某种不平等的关系在里面，因为双方在知识与经济层面上不对等，婚后往往难以平等相处，连共同的语言都难找，又何以有真正的心心相印？
父亲曾坦白地讲，他与母亲的婚姻，就是“半边户”。他是出于对我爷爷奶奶的孝心，自己在外工作，不能照顾老人，所以就将自己的小家庭安在农村，这样，似乎他就从没有离开原生家庭，回来能与老人贴得近些。这个初衷，只是考虑男方的家庭需要，并没有为女方的幸福着想，实是男权思想在作怪，让女人为男方家庭作贡献和牺牲。
何止是我父亲，那个年代的“半边户”，多是如此。我所见过的“半边户”家庭，大多是将家安在父母身边，让媳妇在家留守，男人放假就回来相聚。
新组建的家庭，实际上就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维持运转，因此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与累。
家里没有个男人，农村的那些活，里里外外都靠她。山上的活，家里的活，不分轻重，打柴、种地、喂猪，都得母亲一个人扛。
结婚的时候，母亲只有18岁的样子，符合那时的法定婚龄。在如今的城里，18岁的女孩该过着怎样的花样生活，大家可尽情想象。但我母亲，从此承担着一个家庭的重担，正走在被压垮的路上。
我大舅妈回忆，母亲那时回娘家，讲起在婆家的生活就忍不住要哭。她诉苦，又诉累。
可以想象，一个18岁的女孩子，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一嫁过去男人就在外地工作，所有的担子她一个人挑，肯定很辛苦，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晚上都是找我大伯的女儿来陪她。
接着有了孩子，姐姐与我先后来到世间，她的担子就更重了。在修建水库的工地上，别人工休，她要跑几里路回来给我喂奶，然后又匆匆赶到工地挑土石方。母亲做事又拼，身体终于禁不起长期的消磨，就在那个冬天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真正地站起来，一直抱病在身，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那一年，母亲才24岁不到。
我们常想，如果母亲不是那样的拼命劳作，没有那次的病倒，这个家也许如她所愿，父亲在外工作，有份收入，她在家种菜养猪，料理家务，生活应该比普通农户要过得好些。可母亲病倒之后，她与这个家庭，偏偏过得比普通农家还艰难得多。
生活从来没有假设，我常想，以母亲的急性子与要强，做事“咬得蛮”的劲头，累倒病倒是迟早的事。从她病后仍是有多少力气就要用多少力气，从来不愿喘口气的生活姿态就可以看出，性格決定命运，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
母亲病倒时不到24岁，我病倒时是26岁，都是在人生刚开始的阶段，就将身体拼垮，然后长期体弱。我遗传了母亲的急性子与完美主义，做事也是认真要强，在病倒以后，稍有恢复，仍是本能地去不惜体力，没有任何保留，再次将身体消耗一空。这种性格，让我们没有慢下来的概念，总是分秒必争，不愿将时间花在休息与玩耍上，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重复了母亲的命运，也觉得是命中注定，是早晚会发生的事，并没有可以假设的机会。当然这是后话了。
“半边户”中的女人也有叫人羡慕的一面，那就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吃国家粮”的男人。但她也会承受男人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与大男子主义。
母亲就向我们抱怨过，年轻时的父亲从单位一回来，就在家跷着二郎腿，吃了喝了，打把洋伞就又出门了。
我估计，那时的父亲多少还是有些上班族的小派头。这种轻忽，也给他自己种下了隐患，毕竟在母亲累倒后，家里的担子，就全是父亲挑了。
母亲病倒后，父亲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一个家庭需要双方合力，谁都不可拖后腿。父亲不再那么认同母亲的拼劲，总劝母亲悠着点，慢慢来。因为母亲要是累得病发了，治病花的钱比劳动所得还多。
但母亲生性要强，从没反思过自己是因为搏命才造成那样的后果，她对家庭建设的要求并没有放松过。即便卧床不起了，她都恨不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要样样争第一。
但母亲已注定是力不从心了，无论是田地，还是菜园，我们都没有别人种得好。母亲基本上每年都要住院，后期是一年要住几次院。父亲要上班，又要照顾母亲，还要惦记着家里的田地，分身乏术，只有经常请亲戚来帮忙承担农活。
母亲年过四十就离开了，父亲中年丧偶，后来也没有再婚，二人没能相伴到老，这个婚姻，只能说是半生缘。
我所见过的“半边户”家庭，不顺的多。
这样的时代悲剧，在周围其他的例子上，都可以看到。女方在家勤扒苦做，与男方不对等，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般地认命，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也不能自主个人的命运。男方同样没有多少幸福可言，因为与女方存在明显的差异与鸿沟。这样的婚姻，只能说是搭伙过日子，连婚姻合伙人都不能算，因为彼此的角色并不平等。
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母亲常羡慕邻家的那对，因为男方是在村小学任教，离家近，上完课还能回家帮忙，女人在家也不会太孤独，有事到村小学去喊男人回来也方便。母亲总是希望我长大后跟他一样，在村小学当老师，娶个农村媳妇在家里，里里外外都兼顾了，多好。
那时，她都病得不能动了，作为农村女子的她，所能看到的幸福，也就是这么多吧。就是男人有个稳定的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田地，就够好了，就很满足了。
越是贫困的时候，越是容易有满足感，所要的幸福也越简单。对父亲或母亲来说，于生活都没有多大的奢望，能吃饱穿暖，田地有人种，开支能应付，就是安稳的日子。
虽然父母的经济地位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对等，母亲长期抱病在身，也不能成为父亲的帮手，但在感情的天平上，父母却是平等的角色。母亲病倒以后，父亲对母亲从没有半点嫌弃，从没有觉得母亲成了累赘，或是给他添了麻烦。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因为病的时间长了，再亲的人也会失去照顾的耐心。但母亲从生病到去世，18年的时间里一直与疾病相伴，父亲从没有失去对她的关心体贴，也没有显得不耐烦，总是竭尽所能地为母亲治病。这种感情的忠贞，即便在母亲去世以后也是如此。父亲一直将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也没有再找一个老伴。母亲对父亲，同样是发自肺腑的牵挂，每年腌制的腊肉，都是等父亲回家时再一起来吃，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们是不煮肉吃的。父亲在山上做事，母亲再饿，也是等到父亲回来才开饭。虽然两人因为脾气都急躁，也少不了会吵架，但双方谁都没有动过手，感情也没有吵淡过。
父母的婚姻，就是传统的中国旧式婚姻。婚前没有见过面，遵循媒人之约、大人之命，婚后磕磕碰碰、风风雨雨，却能在困难中不离不弃，建立血浓于水的纯朴感情，一起承受岁月的沧桑，成为彼此最亲的人。
我无法评判父母的婚姻或是一生，我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历程。
发生过的事，都只能面对，没有岁月可回头。
我们从不后悔生在这个家庭，虽然经历过不少磨难，但父母所给予的大爱，那些患难中的真情，能温暖我们一生。
他们的坚韧与坚强，那些困难中的相濡以沫，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认输。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母亲已比我年轻》 作者：徐汉雄）
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那个年月，流行“半边户”。“半边户”中的女人，其实就是留守妇女，这样的婚姻，看起来互补，却又有某种不平等的关系在里面，因为双方在知识与经济层面上不对等，婚后往往难以平等相处，连共同的语言都难找，又何以有真正的心心相印？
父亲曾坦白地讲，他与母亲的婚姻，就是“半边户”。他是出于对我爷爷奶奶的孝心，自己在外工作，不能照顾老人，所以就将自己的小家庭安在农村，这样，似乎他就从没有离开原生家庭，回来能与老人贴得近些。这个初衷，只是考虑男方的家庭需要，并没有为女方的幸福着想，实是男权思想在作怪，让女人为男方家庭作贡献和牺牲。
何止是我父亲，那个年代的“半边户”，多是如此。我所见过的“半边户”家庭，大多是将家安在父母身边，让媳妇在家留守，男人放假就回来相聚。
新组建的家庭，实际上就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维持运转，因此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苦与累。
家里没有个男人，农村的那些活，里里外外都靠她。山上的活，家里的活，不分轻重，打柴、种地、喂猪，都得母亲一个人扛。
结婚的时候，母亲只有18岁的样子，符合那时的法定婚龄。在如今的城里，18岁的女孩该过着怎样的花样生活，大家可尽情想象。但我母亲，从此承担着一个家庭的重担，正走在被压垮的路上。
我大舅妈回忆，母亲那时回娘家，讲起在婆家的生活就忍不住要哭。她诉苦，又诉累。
可以想象，一个18岁的女孩子，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一嫁过去男人就在外地工作，所有的担子她一个人挑，肯定很辛苦，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晚上都是找我大伯的女儿来陪她。
接着有了孩子，姐姐与我先后来到世间，她的担子就更重了。在修建水库的工地上，别人工休，她要跑几里路回来给我喂奶，然后又匆匆赶到工地挑土石方。母亲做事又拼，身体终于禁不起长期的消磨，就在那个冬天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真正地站起来，一直抱病在身，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那一年，母亲才24岁不到。
我们常想，如果母亲不是那样的拼命劳作，没有那次的病倒，这个家也许如她所愿，父亲在外工作，有份收入，她在家种菜养猪，料理家务，生活应该比普通农户要过得好些。可母亲病倒之后，她与这个家庭，偏偏过得比普通农家还艰难得多。
生活从来没有假设，我常想，以母亲的急性子与要强，做事“咬得蛮”的劲头，累倒病倒是迟早的事。从她病后仍是有多少力气就要用多少力气，从来不愿喘口气的生活姿态就可以看出，性格決定命运，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
母亲病倒时不到24岁，我病倒时是26岁，都是在人生刚开始的阶段，就将身体拼垮，然后长期体弱。我遗传了母亲的急性子与完美主义，做事也是认真要强，在病倒以后，稍有恢复，仍是本能地去不惜体力，没有任何保留，再次将身体消耗一空。这种性格，让我们没有慢下来的概念，总是分秒必争，不愿将时间花在休息与玩耍上，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重复了母亲的命运，也觉得是命中注定，是早晚会发生的事，并没有可以假设的机会。当然这是后话了。
“半边户”中的女人也有叫人羡慕的一面，那就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吃国家粮”的男人。但她也会承受男人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与大男子主义。
母亲就向我们抱怨过，年轻时的父亲从单位一回来，就在家跷着二郎腿，吃了喝了，打把洋伞就又出门了。
我估计，那时的父亲多少还是有些上班族的小派头。这种轻忽，也给他自己种下了隐患，毕竟在母亲累倒后，家里的担子，就全是父亲挑了。
母亲病倒后，父亲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一个家庭需要双方合力，谁都不可拖后腿。父亲不再那么认同母亲的拼劲，总劝母亲悠着点，慢慢来。因为母亲要是累得病发了，治病花的钱比劳动所得还多。
但母亲生性要强，从没反思过自己是因为搏命才造成那样的后果，她对家庭建设的要求并没有放松过。即便卧床不起了，她都恨不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要样样争第一。
但母亲已注定是力不从心了，无论是田地，还是菜园，我们都没有别人种得好。母亲基本上每年都要住院，后期是一年要住几次院。父亲要上班，又要照顾母亲，还要惦记着家里的田地，分身乏术，只有经常请亲戚来帮忙承担农活。
母亲年过四十就离开了，父亲中年丧偶，后来也没有再婚，二人没能相伴到老，这个婚姻，只能说是半生缘。
我所见过的“半边户”家庭，不顺的多。
这样的时代悲剧，在周围其他的例子上，都可以看到。女方在家勤扒苦做，与男方不对等，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般地认命，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也不能自主个人的命运。男方同样没有多少幸福可言，因为与女方存在明显的差异与鸿沟。这样的婚姻，只能说是搭伙过日子，连婚姻合伙人都不能算，因为彼此的角色并不平等。
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母亲常羡慕邻家的那对，因为男方是在村小学任教，离家近，上完课还能回家帮忙，女人在家也不会太孤独，有事到村小学去喊男人回来也方便。母亲总是希望我长大后跟他一样，在村小学当老师，娶个农村媳妇在家里，里里外外都兼顾了，多好。
那时，她都病得不能动了，作为农村女子的她，所能看到的幸福，也就是这么多吧。就是男人有个稳定的收入，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田地，就够好了，就很满足了。
越是贫困的时候，越是容易有满足感，所要的幸福也越简单。对父亲或母亲来说，于生活都没有多大的奢望，能吃饱穿暖，田地有人种，开支能应付，就是安稳的日子。
虽然父母的经济地位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对等，母亲长期抱病在身，也不能成为父亲的帮手，但在感情的天平上，父母却是平等的角色。母亲病倒以后，父亲对母亲从没有半点嫌弃，从没有觉得母亲成了累赘，或是给他添了麻烦。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因为病的时间长了，再亲的人也会失去照顾的耐心。但母亲从生病到去世，18年的时间里一直与疾病相伴，父亲从没有失去对她的关心体贴，也没有显得不耐烦，总是竭尽所能地为母亲治病。这种感情的忠贞，即便在母亲去世以后也是如此。父亲一直将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也没有再找一个老伴。母亲对父亲，同样是发自肺腑的牵挂，每年腌制的腊肉，都是等父亲回家时再一起来吃，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们是不煮肉吃的。父亲在山上做事，母亲再饿，也是等到父亲回来才开饭。虽然两人因为脾气都急躁，也少不了会吵架，但双方谁都没有动过手，感情也没有吵淡过。
父母的婚姻，就是传统的中国旧式婚姻。婚前没有见过面，遵循媒人之约、大人之命，婚后磕磕碰碰、风风雨雨，却能在困难中不离不弃，建立血浓于水的纯朴感情，一起承受岁月的沧桑，成为彼此最亲的人。
我无法评判父母的婚姻或是一生，我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历程。
发生过的事，都只能面对，没有岁月可回头。
我们从不后悔生在这个家庭，虽然经历过不少磨难，但父母所给予的大爱，那些患难中的真情，能温暖我们一生。
他们的坚韧与坚强，那些困难中的相濡以沫，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认输。
（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母亲已比我年轻》 作者：徐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