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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路漫漫，人生虽已走过了大半，心里却难得有几许松懈，几许释然，只为心底还潜藏着几多难以忘却的眷恋。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大师的背影》就已经完稿。然而，直到今天，它在我心中打磨锻造了三十多年后，才终于以现在的面目问世。这里，需要感谢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几十年锲而不舍的追踪和许华伟副总编辑的执著鼓励与催促，没有这些鞭策，它很难有现在的样子。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懵懂的“回乡知青”，没有机会得到正统的教育，是一个在生产队插秧的泥腿子农民。但是，时代的大潮裹挟而下，历史竟然将一份幸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接待了一大批当世第一流的艺术家们。在与他们日积月累地接触中，心灵交汇，耳濡目染，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和这本追忆当年的书。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某个人的传记。书中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生活片段，尽可能还原当初那段岁月里，我接触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及情感状态。我不敢有丝毫攀附名人、借以抬高自己的私欲，就是担心这段历史因为我的懒惰或不负责任而失落；更担心这一批当代文化精英们的身影随着岁月流逝而尘封，如果不记下来，当是一份难以宽恕的罪过。我把记述历史视为一份责任，一份使命。
其实，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并交由某出版社决定出版。当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排好版面的清样时，幸遇诗人邵燕祥先生。他翻看了文稿，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你又是参与者和见证人，应当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属于你个人，它属于人民。你现在的写法未免草率。你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写出来，用ABCD来代替，这怎么行呢？我建议你看一本书，《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写的。他当年秘密去了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但是，他留下遗嘱，文稿五十年后开封。我建议你沉下心来，耐得寂舅，在适当的时候再拿出来，才能体现这段史实的真正价值。
我读了邵先生寄来的《莫斯科日记》，采纳了他的忠告和建议，主动撤销了出版计划。今天看来，如果当年那样出版了这本书，必定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我对邵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在跟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沟通时，她跟我讲了书中令她十分震撼的三个细节。
第一处，她觉得我的这本书很真。这直观地体现在，我从不置评，从不在亲身经历之外，生发感触，辩证论断。比如写到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我因为崔嵬的电影不能通过审查，被派去跟当时的首长江青解释情况。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排练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她对音乐的敏感，对片段处理的得当纯熟，甚至认真刻薄，都令我印象深刻。及至后来，她对我工农兵身份的认可，对我的解释的认真聆听，以及因此下的判断，都没显得傲慢的事实，在书中，我一一做了详述。
编辑说，这段文字，写出来的是贴心贴肺的真。一个政治人物，尽管后来成了众矢之的，也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她任何一个侧面或者既定判断的放大，都无益于解读一个“真”字。而我在书中不夸大、不偏颇的描述，很打动她。当然，这也是她的个人之见，文字是不是有力量，还有待读者自己评说。
这本书，也许有许多力有未逮的地方，然而，真实一直是我在写这部书时的自我要求。本书所有情形、所有谈吐、所有情景，都是冷静客观的叙述，努力还原当时的状态。我在行文中，一直小心谨慎把握分寸，生怕涉及的重要人物的言行，与当时的情状不符。这种力图简朴的还原，既是为了对得起在艺术之路上给我指导，对我帮助甚多的良师益友，也是为了再现人性的复杂。
万变不离其宗。大至历史，小至人性的微末，概莫如是。艺术源于真实，真实的传奇，比舌灿莲花的演绎，更加动人。
她说，第二处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关于郭小川委托我千里送一壶热水的情节。她说，这样的细节，叫人感慨万分，非诗人，做不出这样的表达，非那个年代，滋养不出这样的任性和这样高贵的诗意。
当时，我所在的河南省辉县，老百姓在时任县委书记郑永和的带领下，开山凿洞、架桥修路，手舞钢锨铁锤战天斗地，成为与当时时代风气区别甚大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一部由中央新闻电影厂拍摄的电影《辉县人民干得好》，轰动了全国。从此，辉县成了一方辉煌的土地，川流不息的车队载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学习取经。于是，辉县成了上级安置“牛鬼蛇神”的地方。
郭小川也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到了这里。初来乍到时，他苍白、清瘦、沉默，除了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还处处留心，生怕被上级区别对待了。待与我熟悉了之后，我才看到他枯索而又倔犟的外表下面深埋的战士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沸腾的生活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随着我们上山采风，在偏僻的地方住下，写出滚烫的诗句。个人的荣辱没有遮住他的视野，不公正的磨难没有萎缩他的胸怀，他诗人嘹亮的歌喉，从来没有喑哑过。
后来有一天，我因为办公差，需要奔驰六百余公里去北京一趟。郭小川听说了之后，说是想求我捎点东西，我自然没有推托。临行前，他拿出一个铁皮暖水瓶递给我，大红色的，印有一枝梅花两只喜鹊的图案，暖瓶沉甸甸的，装满开水。他还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地址和收件人的名字。我郑重地将他拿给我的东西揣到怀里，并保证送到。然而，到了地方，敲开的是半条门缝，说明了来意，却吃了闭门羹。人找对了，但是人家否认认识郭小川。于是，我只得带着暖瓶，千里迢迢，怏怏而归。对郭小川说明了情况，他腰杆竟然弯了下来，双手接过暖瓶将之紧紧拥在怀里，眼圈浮出浓重的潮红，嘴唇哆嗦，嘶哑着说：她还是不能理解我。后来，他解释说，我去北京的那些天，刚好是对方，也就是自己妻子的生日，送暖瓶是为了传情达意。暖瓶看上去外表是铁，冷冰冰的，内里却是热的，一腔沸腾的热血啊。
深情如斯，婉转如斯。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心音，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发得出来吧。
她说，书中令她印象深刻的第三处，在我写与启功老人相处的片段里。
因为辉县聚集了一批“牛鬼蛇神”的机缘，我得以认识了“混迹”其中的《人民中国》杂志记者韩瀚。他是一位胸怀天下、眼界开阔、性格不羁、学养深厚的诗人。与他相交日笃是我最大的幸运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我获得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带我走过的历程，让我从一个洋洋自得的县城才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因为韩瀚在辉县采写的长篇报道要送回北京发表，为了应付文章的临时改动，熟悉辉县一草一木的我，被他带到了北京。实际上，是我的诸位良师益友们，共同商定，觉得我应该出门见识一下，开阔眼界。
因为对金石、器皿、绘画都有研究和鉴赏的眼光，韩瀚发掘了许多当时已经是第一流然而却甘于沉默的一大批文艺界人才。诸如：大书法家林散之，本是乡间野老，启功、费新我、周慧珺、康殷；大画家宋文治、戴敦邦等人当时都默默无名，因为他的大力推介宣传而蜚声书坛、画坛，成为国宝级人物。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这样的眼光和号召力，韩瀚与当世名流，多有往来，成为诤友至交。
他对文物的重视，对夫差剑的搜索，对我放任手抄本《石头记》的消亡而痛心疾首，这种种实际行动，让我不仅仅认识到了什么是学养和责任，而且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经历种种厄运和劫难，但总是垮不了，灭不了。
有一天，他带我去拜访的人物，就是启功先生。
在来到启功先生家所在的青砖门楼，敲门之前，韩瀚甚至不同寻常地整了整衣，襟，还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门楼木门紧合，门板油漆斑驳，脚下的青砖台阶，甚至泛着久未人至的碱花。进得门来，院子破旧，瓦房颓败。房间的陈设，也一如民宅，屋里很暗，仔细辨认，才能看到靠窗的书桌旁有一老者，老者很虚弱，说话声音很低，屋里的暗色，更衬得他华发如雪。
韩瀚向老人鞠躬，并介绍了我，老人谦和地应着，却并没有转身转头。两人一番对答的间隙，我才辨清，原来老人脖子上戴着三寸多高的不锈钢钢圈，他被牢牢卡在那里不得动弹。老人面前的书桌上放有书卷、手稿、文房四宝，但是都平常、普通，毫无大学问家的铺张和派头。
天色渐晚，屋里的光线也越来越暗，老人也不开灯。韩瀚也没有什么反应。我只得在一旁果坐。后来，韩瀚拿出一套册页，恭敬地放在老人面前，并一页页翻开，让老人过目，共计十二幅，画的都是花鸟，笔墨酣畅，意趣高古。他说，这是朋友之物，有转让之意，且要价不高，很想买下来，请启先生过目，是否出自石涛之手？老人自己翻着册页，又看了一遍，轻轻合上，用细弱的声音说：“画得很好。”略一停顿，又接下去补充：“不过，这不是大涤子的手笔，是张大干画的。”韩瀚从提包里又拿出一部册页，说：“我还带了一件东西，是文徵明的小楷，一并请您掌眼。”他把册页放到老人面前，刚刚翻开看了三两面，老人便很干脆利索地说了两个字：“假的。”韩瀚把册页收起来，诚恳地向老人讨教：“启老，我毫不怀疑您法眼高深，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只看一眼便下断语？”
老人说：“我打个比方，就拿一个人来说吧，比如我，在你跟我不熟识的时候，只听说我长得什么什么样，打扮，或者只见过一两面，并不熟稔，只留下一个大概的印象。忽然有个人，与我长相略似，打扮相仿，到你面前自称启功，你就可能受骗。现在，你不仅对我的长相，连我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甚至性格、脾气都熟了。如果再有一个人，哪怕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穿上我的衣服，再拿上我的证件，自称是真正的启功，你也会立刻指出他是赝品。”
这深入浅出的话语，让我顿时豁然开朗，明白了一个久久困惑而又深不可测的道理，也对鉴定这门学科有了明晰而形象的认识。能把深奥的道理简单化，是高人才能具备的品质。而后经解释，我才知道，启老家之所以入夜也不肯开灯，是因为他仅有的家产——书籍，被抄光了，他不愿在朋友面前暴露他的清贫苦寒，也怕在灯光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四壁。
近大师如近宝山，他们学问可以牛车拉、汽车装，他们胸有丘壑、虚怀若谷，与他们的相处，令我终生受益。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人物不能不谈到，他对我来说如师如友，对我的人生影响甚深，他就是河南籍作家——李凖。
因为在北影招待所写剧本，我得以与李凖毗邻而居。他宽厚、和善、谈吐睿智而幽默；既家常，又风趣诱人、朴实无华，言语中还常含哲理。听他说话，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他讲过自己为文的诀窍：当一个作家，要有三分钟内征服读者的本领，写电影，更得有让观众三分钟进戏的功夫。不是靠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是靠作者笔下人物的行动。作家不仅赋予笔下人物以性格，还要牢牢把握读者或观众的心理，让他们一起介入故事，产生共鸣。
李凖不仅仅是宽厚的，他身上，还有河南人的精明和睿智。许多在别人看来高妙无比的事，在他，往往是信手拈来，十分随意和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轻松地就能营造出自己想要的氛围，掏出自己想要得到的信息，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与他相处，我得益匪浅。我们互相介入彼此的生活也是很多很深。所以，我敬佩他，是因为他的才华，信任他，则由于他的坦诚；崇敬他，是由于他的博大宽厚；热爱他，则是由于太熟悉他的情爱、隐忍与悲伤。
当时与有缘让我接触到的人物，除了诗人郭小川、大学问家启功、诗人韩瀚、作家李凖，还有画家黄永玉、吴作人、许麟庐、王明明，版画家莫测，著名演员赵丹，导演崔嵬、水华，作家浩然……在书中，我按照接触他们时间为轴，将我与他们相处的点滴，尽可能倾囊呈现。
这些人，都是当时，也几乎是当世，最优秀的人物。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置于时代边缘，或生活拮据，或生存艰难，或屡遭伤害，或几乎没有办法看到细微的希望，但是他们在这样盐腌水泡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艰难的时代，终于成为他们的人生财富，让他们得以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锻造得更加完美。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段不能磨灭的历史。是那段非常时期、特殊岁月里，一群文化精英们给予我的一份特殊的馈赠，刻骨铭心而不敢忘却。在这段历史里，曾经出现过的背影，对整个中国的艺术史、文学史都产生过影响。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不能被湮灭的。这样一段历史，我不书不快，不书难能心安，不书难以面对先贤。书中所述的这段历史，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抱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与我共同收获启迪，分享智慧，印证人生，获取坚持自己理想的勇气和果敢，获得一点点开拓前路的教益。
最后，我还想替我的家乡——太行山下的辉县人民表达一份诚挚的谢意，在那段极端凶险的岁月里，那里的人民敞开善良、宽厚的胸怀，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使得他们平安地度过了灾难，平安地回到他们应有的轨迹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辉县人民作出了平凡而又卓越的贡献，我为我的家乡骄傲而自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版
25.00元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以非洲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作者以东非国家乌干达为落脚点，对数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大量深入、扎实的采访，并选取了三个人物（创业者、打工者、商界成功人士）重点介绍，力图为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大师的背影》就已经完稿。然而，直到今天，它在我心中打磨锻造了三十多年后，才终于以现在的面目问世。这里，需要感谢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几十年锲而不舍的追踪和许华伟副总编辑的执著鼓励与催促，没有这些鞭策，它很难有现在的样子。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懵懂的“回乡知青”，没有机会得到正统的教育，是一个在生产队插秧的泥腿子农民。但是，时代的大潮裹挟而下，历史竟然将一份幸运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接待了一大批当世第一流的艺术家们。在与他们日积月累地接触中，心灵交汇，耳濡目染，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和这本追忆当年的书。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某个人的传记。书中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生活片段，尽可能还原当初那段岁月里，我接触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及情感状态。我不敢有丝毫攀附名人、借以抬高自己的私欲，就是担心这段历史因为我的懒惰或不负责任而失落；更担心这一批当代文化精英们的身影随着岁月流逝而尘封，如果不记下来，当是一份难以宽恕的罪过。我把记述历史视为一份责任，一份使命。
其实，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并交由某出版社决定出版。当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排好版面的清样时，幸遇诗人邵燕祥先生。他翻看了文稿，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你又是参与者和见证人，应当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属于你个人，它属于人民。你现在的写法未免草率。你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敢写出来，用ABCD来代替，这怎么行呢？我建议你看一本书，《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写的。他当年秘密去了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记下了自己的见闻。但是，他留下遗嘱，文稿五十年后开封。我建议你沉下心来，耐得寂舅，在适当的时候再拿出来，才能体现这段史实的真正价值。
我读了邵先生寄来的《莫斯科日记》，采纳了他的忠告和建议，主动撤销了出版计划。今天看来，如果当年那样出版了这本书，必定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所以，我对邵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在跟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沟通时，她跟我讲了书中令她十分震撼的三个细节。
第一处，她觉得我的这本书很真。这直观地体现在，我从不置评，从不在亲身经历之外，生发感触，辩证论断。比如写到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我因为崔嵬的电影不能通过审查，被派去跟当时的首长江青解释情况。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排练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她对音乐的敏感，对片段处理的得当纯熟，甚至认真刻薄，都令我印象深刻。及至后来，她对我工农兵身份的认可，对我的解释的认真聆听，以及因此下的判断，都没显得傲慢的事实，在书中，我一一做了详述。
编辑说，这段文字，写出来的是贴心贴肺的真。一个政治人物，尽管后来成了众矢之的，也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她任何一个侧面或者既定判断的放大，都无益于解读一个“真”字。而我在书中不夸大、不偏颇的描述，很打动她。当然，这也是她的个人之见，文字是不是有力量，还有待读者自己评说。
这本书，也许有许多力有未逮的地方，然而，真实一直是我在写这部书时的自我要求。本书所有情形、所有谈吐、所有情景，都是冷静客观的叙述，努力还原当时的状态。我在行文中，一直小心谨慎把握分寸，生怕涉及的重要人物的言行，与当时的情状不符。这种力图简朴的还原，既是为了对得起在艺术之路上给我指导，对我帮助甚多的良师益友，也是为了再现人性的复杂。
万变不离其宗。大至历史，小至人性的微末，概莫如是。艺术源于真实，真实的传奇，比舌灿莲花的演绎，更加动人。
她说，第二处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关于郭小川委托我千里送一壶热水的情节。她说，这样的细节，叫人感慨万分，非诗人，做不出这样的表达，非那个年代，滋养不出这样的任性和这样高贵的诗意。
当时，我所在的河南省辉县，老百姓在时任县委书记郑永和的带领下，开山凿洞、架桥修路，手舞钢锨铁锤战天斗地，成为与当时时代风气区别甚大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一部由中央新闻电影厂拍摄的电影《辉县人民干得好》，轰动了全国。从此，辉县成了一方辉煌的土地，川流不息的车队载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学习取经。于是，辉县成了上级安置“牛鬼蛇神”的地方。
郭小川也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到了这里。初来乍到时，他苍白、清瘦、沉默，除了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还处处留心，生怕被上级区别对待了。待与我熟悉了之后，我才看到他枯索而又倔犟的外表下面深埋的战士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沸腾的生活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随着我们上山采风，在偏僻的地方住下，写出滚烫的诗句。个人的荣辱没有遮住他的视野，不公正的磨难没有萎缩他的胸怀，他诗人嘹亮的歌喉，从来没有喑哑过。
后来有一天，我因为办公差，需要奔驰六百余公里去北京一趟。郭小川听说了之后，说是想求我捎点东西，我自然没有推托。临行前，他拿出一个铁皮暖水瓶递给我，大红色的，印有一枝梅花两只喜鹊的图案，暖瓶沉甸甸的，装满开水。他还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地址和收件人的名字。我郑重地将他拿给我的东西揣到怀里，并保证送到。然而，到了地方，敲开的是半条门缝，说明了来意，却吃了闭门羹。人找对了，但是人家否认认识郭小川。于是，我只得带着暖瓶，千里迢迢，怏怏而归。对郭小川说明了情况，他腰杆竟然弯了下来，双手接过暖瓶将之紧紧拥在怀里，眼圈浮出浓重的潮红，嘴唇哆嗦，嘶哑着说：她还是不能理解我。后来，他解释说，我去北京的那些天，刚好是对方，也就是自己妻子的生日，送暖瓶是为了传情达意。暖瓶看上去外表是铁，冷冰冰的，内里却是热的，一腔沸腾的热血啊。
深情如斯，婉转如斯。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心音，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发得出来吧。
她说，书中令她印象深刻的第三处，在我写与启功老人相处的片段里。
因为辉县聚集了一批“牛鬼蛇神”的机缘，我得以认识了“混迹”其中的《人民中国》杂志记者韩瀚。他是一位胸怀天下、眼界开阔、性格不羁、学养深厚的诗人。与他相交日笃是我最大的幸运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我获得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带我走过的历程，让我从一个洋洋自得的县城才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因为韩瀚在辉县采写的长篇报道要送回北京发表，为了应付文章的临时改动，熟悉辉县一草一木的我，被他带到了北京。实际上，是我的诸位良师益友们，共同商定，觉得我应该出门见识一下，开阔眼界。
因为对金石、器皿、绘画都有研究和鉴赏的眼光，韩瀚发掘了许多当时已经是第一流然而却甘于沉默的一大批文艺界人才。诸如：大书法家林散之，本是乡间野老，启功、费新我、周慧珺、康殷；大画家宋文治、戴敦邦等人当时都默默无名，因为他的大力推介宣传而蜚声书坛、画坛，成为国宝级人物。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这样的眼光和号召力，韩瀚与当世名流，多有往来，成为诤友至交。
他对文物的重视，对夫差剑的搜索，对我放任手抄本《石头记》的消亡而痛心疾首，这种种实际行动，让我不仅仅认识到了什么是学养和责任，而且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经历种种厄运和劫难，但总是垮不了，灭不了。
有一天，他带我去拜访的人物，就是启功先生。
在来到启功先生家所在的青砖门楼，敲门之前，韩瀚甚至不同寻常地整了整衣，襟，还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门楼木门紧合，门板油漆斑驳，脚下的青砖台阶，甚至泛着久未人至的碱花。进得门来，院子破旧，瓦房颓败。房间的陈设，也一如民宅，屋里很暗，仔细辨认，才能看到靠窗的书桌旁有一老者，老者很虚弱，说话声音很低，屋里的暗色，更衬得他华发如雪。
韩瀚向老人鞠躬，并介绍了我，老人谦和地应着，却并没有转身转头。两人一番对答的间隙，我才辨清，原来老人脖子上戴着三寸多高的不锈钢钢圈，他被牢牢卡在那里不得动弹。老人面前的书桌上放有书卷、手稿、文房四宝，但是都平常、普通，毫无大学问家的铺张和派头。
天色渐晚，屋里的光线也越来越暗，老人也不开灯。韩瀚也没有什么反应。我只得在一旁果坐。后来，韩瀚拿出一套册页，恭敬地放在老人面前，并一页页翻开，让老人过目，共计十二幅，画的都是花鸟，笔墨酣畅，意趣高古。他说，这是朋友之物，有转让之意，且要价不高，很想买下来，请启先生过目，是否出自石涛之手？老人自己翻着册页，又看了一遍，轻轻合上，用细弱的声音说：“画得很好。”略一停顿，又接下去补充：“不过，这不是大涤子的手笔，是张大干画的。”韩瀚从提包里又拿出一部册页，说：“我还带了一件东西，是文徵明的小楷，一并请您掌眼。”他把册页放到老人面前，刚刚翻开看了三两面，老人便很干脆利索地说了两个字：“假的。”韩瀚把册页收起来，诚恳地向老人讨教：“启老，我毫不怀疑您法眼高深，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只看一眼便下断语？”
老人说：“我打个比方，就拿一个人来说吧，比如我，在你跟我不熟识的时候，只听说我长得什么什么样，打扮，或者只见过一两面，并不熟稔，只留下一个大概的印象。忽然有个人，与我长相略似，打扮相仿，到你面前自称启功，你就可能受骗。现在，你不仅对我的长相，连我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甚至性格、脾气都熟了。如果再有一个人，哪怕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穿上我的衣服，再拿上我的证件，自称是真正的启功，你也会立刻指出他是赝品。”
这深入浅出的话语，让我顿时豁然开朗，明白了一个久久困惑而又深不可测的道理，也对鉴定这门学科有了明晰而形象的认识。能把深奥的道理简单化，是高人才能具备的品质。而后经解释，我才知道，启老家之所以入夜也不肯开灯，是因为他仅有的家产——书籍，被抄光了，他不愿在朋友面前暴露他的清贫苦寒，也怕在灯光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四壁。
近大师如近宝山，他们学问可以牛车拉、汽车装，他们胸有丘壑、虚怀若谷，与他们的相处，令我终生受益。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人物不能不谈到，他对我来说如师如友，对我的人生影响甚深，他就是河南籍作家——李凖。
因为在北影招待所写剧本，我得以与李凖毗邻而居。他宽厚、和善、谈吐睿智而幽默；既家常，又风趣诱人、朴实无华，言语中还常含哲理。听他说话，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他讲过自己为文的诀窍：当一个作家，要有三分钟内征服读者的本领，写电影，更得有让观众三分钟进戏的功夫。不是靠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是靠作者笔下人物的行动。作家不仅赋予笔下人物以性格，还要牢牢把握读者或观众的心理，让他们一起介入故事，产生共鸣。
李凖不仅仅是宽厚的，他身上，还有河南人的精明和睿智。许多在别人看来高妙无比的事，在他，往往是信手拈来，十分随意和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很轻松地就能营造出自己想要的氛围，掏出自己想要得到的信息，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与他相处，我得益匪浅。我们互相介入彼此的生活也是很多很深。所以，我敬佩他，是因为他的才华，信任他，则由于他的坦诚；崇敬他，是由于他的博大宽厚；热爱他，则是由于太熟悉他的情爱、隐忍与悲伤。
当时与有缘让我接触到的人物，除了诗人郭小川、大学问家启功、诗人韩瀚、作家李凖，还有画家黄永玉、吴作人、许麟庐、王明明，版画家莫测，著名演员赵丹，导演崔嵬、水华，作家浩然……在书中，我按照接触他们时间为轴，将我与他们相处的点滴，尽可能倾囊呈现。
这些人，都是当时，也几乎是当世，最优秀的人物。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置于时代边缘，或生活拮据，或生存艰难，或屡遭伤害，或几乎没有办法看到细微的希望，但是他们在这样盐腌水泡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艰难的时代，终于成为他们的人生财富，让他们得以把自己和自己的艺术锻造得更加完美。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段不能磨灭的历史。是那段非常时期、特殊岁月里，一群文化精英们给予我的一份特殊的馈赠，刻骨铭心而不敢忘却。在这段历史里，曾经出现过的背影，对整个中国的艺术史、文学史都产生过影响。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不能被湮灭的。这样一段历史，我不书不快，不书难能心安，不书难以面对先贤。书中所述的这段历史，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抱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与我共同收获启迪，分享智慧，印证人生，获取坚持自己理想的勇气和果敢，获得一点点开拓前路的教益。
最后，我还想替我的家乡——太行山下的辉县人民表达一份诚挚的谢意，在那段极端凶险的岁月里，那里的人民敞开善良、宽厚的胸怀，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使得他们平安地度过了灾难，平安地回到他们应有的轨迹上，散发出璀璨的光芒。辉县人民作出了平凡而又卓越的贡献，我为我的家乡骄傲而自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版
25.00元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以非洲为主题的纪实作品，作者以东非国家乌干达为落脚点，对数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的文化精英进行了大量深入、扎实的采访，并选取了三个人物（创业者、打工者、商界成功人士）重点介绍，力图为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