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历史必修三和选修四对儒学发展和孔子的生平思想作了系统介绍，但对儒家思想中的尚武精神却鲜有涉及。儒家思想与尚武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中两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作为两种异质文化精神，儒家思想与尚武精神并非是水火不容式的绝对对立。儒家思想与尚武精神都脱胎于上古和三代文明，由先秦“士”阶层分化而出的儒、兵、侠则是二者产生的物质载体。儒家思想继承了上古和三代文明，而上古和三代文明的特质则主要体现为尚武传统，因而儒家思想在继承了上古礼乐文化精神的同时，也接纳了尚武精神。儒家思想中具有尚武精神，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只是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被人为地“阉割”，使我们难见其全貌。
　　一、儒家人格修养学说中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在本质上表现为勇武刚健的阳刚精神，这正是儒家人格修养所要求的。
　　《礼记·儒行》有云：“儒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其刚毅有如此者。”这体现了强烈的春秋“武士道”精神。儒家原典，尤其是《诗经》中，令人振奋的刚健精神俯拾皆是，比如“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等。《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还描写了一位勇敢善射、与老虎赤手相搏的青年猎人形象。《易传·乾卦》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刚健精神的最佳诠释。《尚书·皋陶谟》记载了“九德”，其中“栗”、“立”、“乱”、“毅”均有“坚、刚”之意，而“简”、“刚”、“强”三种品格更为勇者所必具。钱穆先生说：“据《论语》与《周易》，儒家论人事皆尚刚，不尚柔。”
　　孔子关于人格修养还有著名的“智仁勇”“三达德”之说。“勇”其实是孔子仁学体系的重要内容。由这种刚毅精神而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精神力量发展到极致，便有了“杀身成仁”的大节大勇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武士精神”。这种精神的宣誓一直回荡在华夏两千年的历史长廊中。《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实堪称前无古人之大气魄，胡适将孔子所言的君子称为“见危致命的武士道君子”。孔子的这种“杀身成仁”精神后来为孟子继承，并提出了异曲同工的“舍生取义”说。
　　孟子在人格修养方面还提出了独特的“养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毛泽东同志后来将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大丈夫”人格称之为“豪杰精神”，并深深推崇。至孟子时，尚武精神作为儒家人格修养精神的重要内容，被发挥到了极致。
　　二、儒家思想中的军事尚武精神
　　军事尚武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尚武精神在《尚书》中被推崇备至。《尚书》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尚书·甘誓》有关于战士们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描述。《尚书·牧誓》中还有周武王勉励军士的记载，号召士兵们以勇猛威武的军容和果敢坚毅的精神，勇往前进，成就自己君王的功业。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军事和武备很重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射”和“御”都是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军事技能。孔子也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冉有为季康子帅军与齐国作战，大获全胜。季氏问冉有深谙军事的原因，冉有回答说是“学之于孔子”。另外，《论语·颜渊》和《论语·子路》两章都讲的是练兵习武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并非像后世的腐儒一样，是只讲修身、文化之类的书呆子。孔子认为，只要武力用于为民取福，就值得提倡和赞扬，所以他才对管仲的武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另外，儒家仁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接纳和包含了暴力。孔子提倡保卫国家等正义之战，所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另外，《左传·定公十年》与《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与夹谷，孔子负责会盟事宜，他主张外交等文事应以武力作为后盾。后来在会盟中，齐国企图劫持鲁定公，而孔子一人退齐师，以致齐景公“惧而动，归而大恐”。所以，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赞曰：“非大勇熟能与于斯？……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至矣！”
　　孟子与孔子一样，反对不义之战和纯粹以功利为目标的战争，但他绝不是一个“非战主义者”或“非暴力主义者”。
　　孟子主张为施行仁政而采用战争工具，他把这种正义的军队称为“仁义之师”或“仁者之师”。他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儒家军事尚武思想的命题，如“仁者无敌”，“以至仁伐至不仁”，“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等等。
　　孟子主张“诛其君而吊其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并提出了具有一定民主意识的“君主易位”思想。由此，又直接生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暴力革命思想。
　　儒家暴力革命论来源于《尚书》中的“伐无道”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诛一夫”观点。这种对无道之君可以暴力诛之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起义和革命。“诛乱除暴”、“解民倒悬”在古代战争史上具有神奇般的号召力，直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孟子的主张属于王道，而荀子则兼尚霸道。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较之于孔孟具有更强的“刚性”。
　　首先，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军事尚武思想，使儒家军事尚武精神体系渐臻完善。《荀子》中有很多论述军事问题的篇目。其次，上古血族复仇精神到孔子时形成了“以恶制恶”的思想，而荀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武力除恶扬善的“以暴制暴”的思想。此外，荀子还提出了重军备、爱军士的思想。他还非常重视军事和战争的效用，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具体的战争原则。
　　综上，儒家思想与尚武精神作为中华文明传统中两个重要的文化因子，并非是水火不容式的对立，二者相互渗透，具有很强的相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