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研究历史的学问，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科，其本质是把实际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过程和方法。而在对“包罗万象”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转换”时，“作史者”或“读史者”必然会按照自身的需要从历史长河中对“历史”进行个性化和自私化的选择性阅读。正如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而“客体”则是“过去、现实之事实也”；“主体”则是“作史者、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基于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也不例外。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建立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是梁启超为推进自身政治变革而作出的舆论准备，在推进社会发展、促进历史文化教育进步的同时，《新史学》明显体现了梁启超的阶级性质，存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过度甚至歪曲批判。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对于旧史学的批判，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可谓得失参半。
　　
　　一、《新史学》是梁启超社会政治变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思想观念上的反应”，即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直接表现或代言形式。梁启超身处中国晚清社会，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促使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此时的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社会调整的呼声和浪潮此起彼伏，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在此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思潮的冲击下，晚清的传统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而新的文化也在顺应时代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中油然而生。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这个时期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一种典型文化。
　　梁启超是19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寻求拓展自身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梁启超的《新史学》正是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的。
　　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反对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即君主专制制度，反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创造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对封建旧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梁启超认为封建传统史学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个人为服务对象，体现了传统史学服务对象的落后，研究目的的偏颇。他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之心源泉也”，批判传统史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提出“民族是历史的主流”，将新史学的问题定性为对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将“历史”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两条最基本的内涵充分体现。而梁启超的这种新史学观的提出正是与他政治改革者的角色密不可分的。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民治，这就首先需要确定民众的国民意识，其次要确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而这一要求与传统的“君史”史学观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梁启超必然要对封建的“君史”史学作以上激烈的批判，以扫除其自身政治理想发展的障碍，为自身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其社会政治动员的一种舆论表达形式，也可作为其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具有社会革新解放思想，鸣锣开道的重大作用。
　　
　　二、《新史学》是梁启超阶级自私性的突出表现
　　
　　胡适曾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梁启超在对其《新史学》进行“打扮”时确实凸显了他的“喜爱”即阶级自私性。“阶级自私性”即指阶级代表的主张或观点必须始终符合其阶级的实时需要和为维护其阶级集团的利益服务。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非常注重“国民”“民族”“国家”，但其理想中的“国民”主要是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和资格的政治公民，而这就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公民；他理想中的“国家”就是指摒弃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国家，而这正是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目标。
　　另外，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迫切希望改造中国史学现状的急躁，同时当时梁启超的为文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是为了制造让民众及国人接受《新史学》的迫切氛围，其政治激情明显大于学术研究，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存在对我国传统史学的片面绝对否定，完全剔除否定了我国传统史学在我国古代文明中所产生的重要贡献。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而这是由其阶级立场决定的。
　　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政治语境从而在一个比较超脱的立场上去观察和评价其存在场域的历史渊源和特征，从而达到批判现代社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