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中男女关系的世界里,没有和谐,也不见圆满,有的只是残缺、破碎、无奈与挣扎。杜拉斯在《情人》中试图伸张与重构女性,她用女性话语书写女性独特的经历、感觉、隐秘的内心世界。
　　
　　法国作家杜拉斯和中国作家张爱玲都是优秀的极具个性的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1984年获龚古尔文学奖。1985年,王东亮先生翻译了《情人》,杜拉斯在中国文坛掀起波澜。她把爱情的本质阐述得淋漓尽致,那份绝望的美,爱情,欲望,激情都在她的镜头下变得虚幻和绝望。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作品深含中国文字的独特韵味,既体现着通俗文学的故事性,又融汇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揭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本质。《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富传奇色彩的小说,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市为背景,以男女关系为观察角度,描写了光怪陆离的洋场生活及封建遗老遗少的没落历史,表现了糟粕文化同流合污情形和苍凉的时代氛围。笔者将比较她们代表作中的女性世界及东西方文化的冲撞。
　　
　　比较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世界的描写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一个新时代的旧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渴望追求个人幸福,可是却像一只羊羔,她被迫嫁人,被迫回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处处忍受着家人的奚落和冷遇,当与家人的矛盾最终爆发出来以后,只能破釜沉舟,将自己嫁给范柳这个花花公子,明知爱上他没有希望,但恶劣的生存环境却逼着她一步步走上冒险的绝路。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中,一方面是她们原来所赖以生存的旧有经济保障的逐渐失去,另一方面,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旧的文化和教育却又束缚着她们无从适应和接受。她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种种因素都驱使她们把获取安稳人生的目标锁定于男人身上,男人成了她们所有欲望的集结点,成了她们获取安稳人生的唯一途径。《倾城之恋》中男女关系的世界,那里没有和谐,也不见圆满,有的只是残缺、破碎、无奈与挣扎。白流苏扮演着双重矛盾的角色,是被压抑着,同时也是压抑自我的施虐者。
　　《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曾明白地告诉白流苏:“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就是女性的命运,要等到战争把文明毁了,两人劫后相逢,才可能得到其乱世余生的一点“真心”。对男人而言,她们更多的是作为性的对象、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为了人生的安稳,她们却不得不忍耐着、承受着。她们的精神麻木愚昧 ,习惯于屈辱与卑贱 ,以至出现精神病症和畸变 . 张爱玲表达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困惑和批判。
　　《情人》中,情人是经济不独立的成年人,生活中唯一期待的事就是恋爱与婚姻。当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他只会痛哭流涕地抱怨,继而认命。“母亲是家庭的支柱,对儿子的爱让她屡屡把女儿置于无爱的荒漠中。杜拉斯重构女性主体形象,大胆挑战,颠覆传统男权社会的女性审美规范。她的反叛姿态不仅是对女性地位、本质的追问与对女性的关怀,同时显露了作家对人类的浓重的人文关怀。
　　《情人》中的“我”在对待感情问题上,十分理智,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处境 清醒地意识到金钱和种族关系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尽管现实中存在与黄种男人物质上的依附关系,但精神上,她并不屈从。她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最大的愿望是以后离家出走,当个作家,相反倒是黄种男人任由家庭摆布,内心空虚,只好在爱情中求得解脱。杜拉斯用嘲弄、蔑视的方式戏谑曾经是社会和家庭精神支柱的男人,对女性形象进行了重构,即独立、反叛、无所禁忌。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看,毋庸置疑,杜拉斯在《情人》中试图伸张与重构女性,她用女性话语书写女性独特的经历、感觉、隐秘的内心世界。
　　
　　比较两部作品中的东西文化冲突
　　
　　《情人》中的华人,麻木、怠惰、驯服而没有主动性,头脑迟钝,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情欲及生殖力,他是受过白人教育的黄种人。但华人终究只是个黄种人。白人小姑娘的母亲与哥哥甚至瞧不起那个中国人,即使吃饭也不愿意多和他讲一句话,他们有着白人的自豪与骄傲。而那个中国人的父亲也坚决反对小姑娘与儿子的来往。作品中的东西冲突主要表现在门第,种族观念的冲突上。
　　《倾城之恋》中的文化冲突体现在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人身上。白流苏对待婚姻是传统而郑重的, 是一种东方典型的婚恋文化心态。范柳原从小在英国长大, 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特殊的生活背景养成了他漂泊的个性。作为华侨,他被西洋文明疏离,怀着对故乡的梦幻和期盼,回到祖国,却又陷入深深的失望,所以当他从流苏身上找到了“真正的中国女性美”时,他感觉到一种本能的依恋和久违的安稳。流苏在恋爱中寻找的是经济保障, 而“柳原在这场‘倾城之恋’中所追求的是‘一点真心, 真感情,最能表现他对流苏真心的是战争爆发后, 他仍不顾生命安全来救流苏。他要流苏懂得他, 懂他的真心, 懂他的追求, 懂他不愿接受婚姻的理由, 实则也是要她懂他的文化。流苏对爱情生活的理解正如《诗经》中的那句“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柳原却觉得那样很可笑, 在他接受的西方文化中“真心并不是与时间连在一起的”.所以中西文化对爱情观的差异就显而易见的流露出来了。柳原与流苏的爱情观争执实际上是他们文化背景上的撞击, 是中西文化不同层次要求的矛盾碰撞。中西文化矛盾不僅表现在他们之间的爱情观上, 更表现在他们对待婚姻与经济的关系上。流苏是把婚姻与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 婚姻是经济的基础, 只有抓住婚姻才能使经济得以永久性的保障, 她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而柳原认为婚姻是不能与经济放在一起的, 婚姻是独立的, 与经济沾在一起是庸俗而掺假的, 所以柳原一针见血地指出流苏对婚姻的定义是“长期的卖淫”。
　　优秀的东西方文化孕育了两位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关注着女性命运,共同书写女性欲望的情结。张爱玲的作品深含中国文字的独特韵味,又融汇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揭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本质。杜拉斯则把爱情的本质阐述得淋漓尽致,那份绝望的美,爱情,欲望,激情都在她的镜头下变得虚幻和绝望。无论她们的作品的女性世界和文化有何不同,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