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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兴起，网络已经深入大学校园，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和进行社交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学校、社会对于网络道德引导和法制教育的脱节，大学生非常容易受到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等不良思想和行为的侵害，或非正当使用网络。鉴于此，当代大学生网络素养亟待提升。本文从社会事件入手，分析了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和成因，并依此提出了高校网络素养提升工作的创新性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网络教育创新；新媒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它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正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延伸和扩张。近几年，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使信息的传播变得更为迅速、形象，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当今高校是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场所，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中使用网络的主要力量。无论是课内学习、课外技能掌握还是人际社交等，网络已经渗透进当代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学生理解并学会正确应用新媒体的速度。或者说，没有相应的教育、课程去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还仅限出于个人意愿去于接收和传递信息，对于网络上的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并不会去独立思考和核实，甚至会使用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这就说明教育工作不仅不能脱离网络和新媒体，反而要更加充分地使其发挥能效。如何在信息化的前提下，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壮大思想舆论”和“把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的要求，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养，保证其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
1、使用自主性较强。大学生群体大部分为18-25岁的青年，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因此他们对于新兴网络媒体的上手速度相对而言更快。同时，在校大学生的自由时间较多，自我意识正在崛起，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取大量信息填充空余时间和丰富自身，无论是课内知识、课外技能，还是娱乐信息，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最后，大学生的集体生活和社交需求使得其通过各种方法融入主流，参与到各种线上的社交活动或情感交流中[1]。所以，大学生在新媒体的使用中是有较强的自主性的，他们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着新媒体的建设和推动着其发展。
2、使用方式多样化。新媒体的使用，既可以通过电脑客户端实现，又可以通过各种便携式的可接入网络的设备实现，如各类手机APP。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在大部分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无障碍地参与信息的接收和发送，无论是课堂上或是宿舍里，他们时刻都能接触到最新鲜的资讯。而且，新媒体的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并且还在不断开发拓展中。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至少一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如QQ、微信、微博、人人网等，并维持着不同程度的活跃度。一个正常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需要从学校的网站获取各类通知和信息，关注学科的动向和学习资料的获取；也需要通过某些线上社交平台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联系。单是这两方面，又可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学校各类选课系统、奖助勤贷系统、志愿者服务系统等，以及QQ空间、朋友圈、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使用方式或主动地推送各类信息，或被动地接受用户的浏览操作。
3、网络社会中独立性增强。很多大学生在进入高校前大部分时间在接受集体化的“模块式”教育，个性并未得到充分的施展。进入大学以后，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体差异，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强的诉求。而在网络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虚拟的个体，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个性，无需被应试教育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和约束，也无需调整自己配合集体的步调。这一点满足了大学生施展个性的诉求，因此他们在网络社会中具有更独立的人格，具有个性化的特点。
4、道德责任感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受到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约束，同时处在师生道德舆论的监督之中，犯错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违规违纪以身试法的学生只占非常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遵守道德法律规范，从而学校能够正常顺利地运转。然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我们无法知道一个ID背后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也就无法去靠舆论去约束他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监督的缺失，很多人在网上变成了“键盘侠”、“喷子”等，丧失了道德和责任的底线，肆无忌惮地发表负面言论，或是出于个人利益造谣传谣，影响社会稳定。由此造成的网络失范行为包括：浏览不法网站，侵犯他人隐私，违反商务交易道德，造谣、煽动和不实报道，黑客技术犯罪，学术不端行为等。
5、自制力不强。大学生脱离了严格规律的中学生活，在大学中相对自由。而网络上的信息异常丰富，社交形式五花八门，娱乐资源多种多样，无一不吸引着大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甚至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有的学生甚至在考试中通过手机联系考场外人员获取答案进行作弊，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屏蔽网络信号。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也有“不做低头族”等标语，来提醒大学生不要沉溺于手机和网络，影响现实生活[2]。
6、信息辨别能力不足，缺乏防范意识。《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卫靖）一文中的调查研究显示，对于“你认为网络新闻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事件的反映和报道吗”，10.42%的大学生选择“是”，79.17%的大学生选择“部分是、部分不是”，9.9%的学生选择“不是”，0.52%的大学生选择“不确定”；有80.21%的大学生对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3.13%的大学生完全不信，12.5%選择完全相信，1.7%选择“不清楚”；同时，对于网络上发布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有55.21%的大学生表示多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32.29%的大学生表示少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只有12.5%的大学生表示一般情况下辨别不出来；而对于网络上发布的带有政治目的的错误信息，48.44%的大学生多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34.38%的大学生表示少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只有17.19%的学生表示一般情况下辨别不出来。从该项调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是保持着较为谨慎客观的态度的，对于虚假信息也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然而，虽然只有较低比率的学生表示完全相信网络上的新闻和无法辨别出虚假信息，但根据教育部2015年1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普通本科加高职（专科）在校生有2547.7万人，乘以该比率后是非常庞大的人群规模。所以，提高大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增强其防范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成因及对策分析
1、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提供展示平台。大学生处于身心成长的重要阶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表达欲，而网络这个开放、丰富多彩的空间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由于自制力不足、社会经验较少，部分学生会难以抵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和虚假内容，造成沉迷黄色网站、上当受骗等后果。大学同样具有开放的特点，同时更具有文化性和活力[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据此增强校园活动的多样性和文化性，兼容并包，积极健康，为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提供各方面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引导他们正确的兴趣取向。
2、加强道德与法律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大部分大学生入校前接受了大量的、优质的文化课教育，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但是我国中学的道德法律教育往往受到轻视，与社会脱节。因此大学生的法律和道德意识较为淡薄。不良的网络风气也影响着大学生：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形式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事件发生；甚至在事情未经核实前，仅由于一些毫无逻辑的假消息，就有无辜的人包括青少年遭遇大量网友的谩骂、骚扰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炒作，出现在公众视野博取眼球。近几年，随着大众信息安全意识的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健全。但由于网络上头绪纷繁复杂，追查难度较大，“法不责众”也成为了一部分人肆无忌惮、造谣生事的借口。在网络伤害事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可能是大学生，所以增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和素养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高校应填补网络教育滞后、空白的漏洞，杜绝内容枯燥的说教和形式主义，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法律观念。首先，在道德教育上，培养大学生“君子慎独”的精神，在缺乏群众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证行为正派；在法律教育上，要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校规校纪，推动网络实名制，对不遵守网络法规的学生要进行批评处罚，形成文明健康的校园网络风气[4]。
3、线上教育及时跟进，创新使用新媒体技术。抵制网络带来的负能量、净化学生的网络空间，要求我们争夺网络上的教育阵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高校的各个组织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官媒”，除了较为传统的网站，还有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QQ等宣传平台，及时发布相关讯息。首先，不同部门和职能的宣传平台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尽量减少功能的交叉，避免学生接收到的信息过于重复而琳琅满目，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第二，一线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应有自己的网络宣传平台，无论是何风格，应尽量贴近学生实际、富有教育意义，避免个人色彩过于浓厚的内容和私人生活内容的推送。第三，增强宣传方式的趣味性、互动性、实用性和时代感，注重用户体验，增强用户忠实性。如福建师范大学团委的官方新浪微博，勇于尝试时下流行网络用语，用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活泼有爱的风格引领青年学生的思想，并征集了以阳光和向日葵为原型设计的“小葵”网络卡通形象，深入到大学生中间，传递美好的寓意和希望，并以“新媒体在哪里，小葵就在哪里”明确它的功能和身份。再如山东大学的“i山大”微信公众号，设置了大量的服务学生的实用性功能（迎新专题、招聘信息、校园卡转账充值、校车查询、四六级成绩查询、考试安排、绩点计算、自习室查询、图书馆预约、活动抢票、表白墙、吐槽等），因此绑定了大量的、忠实的在校学生用户，能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教育，引领正面的舆论导向。第四，课堂与网络“化敌为友”。网络内容的丰富多彩非常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不分场合，课堂上也无法放下手机，严重影响听课效率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很多课堂视网络为洪水猛兽。随着相关软件的不断开发，新媒体也逐渐被应用到了课堂上，从授课教师自己发明的微信点名、抢红包，到专业教辅软件和APP的开发应用，网络与课堂正在创新性地形成友好、和谐的关系[5]。
4、树立良好典型，传播网络正能量。大力发展积极健康、体现时代精神的网络文化，不仅是满足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的现实需要。由于网络上“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和大学生的猎奇心理，很多反动、虚假、黑暗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大学生围观、转发数量也很庞大。然而很多謠言被辟谣的新闻的转发数量却还远远不及该谣言本身的转发数量，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污浊，给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严重影响他们正确观念的形成和身心健康[6]。针对此，高校一方面应积极回应各类谣言，以真实的姿态和诚恳的态度在网络平台发声，与学生互动交流；另一方面应树立良好的典型，传播弘扬网络正能量，客观、深入浅出地评论政治时事和生活热点。如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徐川，以一篇《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遍网络。他的文章相继被人民日报、团中央等官方微博转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进入了很多高校“两学一做”的党课课堂。他利用人人都能发声的网络自媒体时代，用大学生喜欢和接受的方式与他们对话，给学生解惑，陪学生成长，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春风化雨般温和、自然。他积极推动大学生网络辨别能力的提升，倡导独立思考不盲从，击破网络谣言，成为“网红”中的一股清流，被树立为典型。高校应在大学生网络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正面形象，推广和支持更多的用故事、用段子来讲道理的网络教育专家。
参考文献
[1] 钱飞燕.大学生不良网络行为习惯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3.
[2] 卫靖.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D].中北大学，2014.
[3] 徐川.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J].共产党员（河北），2016，（20）：41.
[4] 肖立新，陈新亮，张晓星.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其培育途径[J].教育与职业，2014，（03）：177-179.
[5] 曾琤.“90后”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提升对策[J].新闻世界，2016，（01）：77-79.
[6] 杜晶波，孙作青，吴夺.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教育对策[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197-202.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网络教育创新；新媒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它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正在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延伸和扩张。近几年，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使信息的传播变得更为迅速、形象，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当今高校是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场所，大学生也成为了高校中使用网络的主要力量。无论是课内学习、课外技能掌握还是人际社交等，网络已经渗透进当代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学生理解并学会正确应用新媒体的速度。或者说，没有相应的教育、课程去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还仅限出于个人意愿去于接收和传递信息，对于网络上的如微博、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并不会去独立思考和核实，甚至会使用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这就说明教育工作不仅不能脱离网络和新媒体，反而要更加充分地使其发挥能效。如何在信息化的前提下，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壮大思想舆论”和“把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的要求，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养，保证其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
1、使用自主性较强。大学生群体大部分为18-25岁的青年，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因此他们对于新兴网络媒体的上手速度相对而言更快。同时，在校大学生的自由时间较多，自我意识正在崛起，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取大量信息填充空余时间和丰富自身，无论是课内知识、课外技能，还是娱乐信息，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最后，大学生的集体生活和社交需求使得其通过各种方法融入主流，参与到各种线上的社交活动或情感交流中[1]。所以，大学生在新媒体的使用中是有较强的自主性的，他们或多或少、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着新媒体的建设和推动着其发展。
2、使用方式多样化。新媒体的使用，既可以通过电脑客户端实现，又可以通过各种便携式的可接入网络的设备实现，如各类手机APP。这就意味着，大学生在大部分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无障碍地参与信息的接收和发送，无论是课堂上或是宿舍里，他们时刻都能接触到最新鲜的资讯。而且，新媒体的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并且还在不断开发拓展中。几乎每个大学生都有自己至少一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如QQ、微信、微博、人人网等，并维持着不同程度的活跃度。一个正常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需要从学校的网站获取各类通知和信息，关注学科的动向和学习资料的获取；也需要通过某些线上社交平台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联系。单是这两方面，又可演化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学校各类选课系统、奖助勤贷系统、志愿者服务系统等，以及QQ空间、朋友圈、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多样的新媒体使用方式或主动地推送各类信息，或被动地接受用户的浏览操作。
3、网络社会中独立性增强。很多大学生在进入高校前大部分时间在接受集体化的“模块式”教育，个性并未得到充分的施展。进入大学以后，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体差异，大学生的个性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强的诉求。而在网络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虚拟的个体，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个性，无需被应试教育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和约束，也无需调整自己配合集体的步调。这一点满足了大学生施展个性的诉求，因此他们在网络社会中具有更独立的人格，具有个性化的特点。
4、道德责任感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受到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约束，同时处在师生道德舆论的监督之中，犯错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违规违纪以身试法的学生只占非常小的比例，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遵守道德法律规范，从而学校能够正常顺利地运转。然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我们无法知道一个ID背后使用者的真实身份，也就无法去靠舆论去约束他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监督的缺失，很多人在网上变成了“键盘侠”、“喷子”等，丧失了道德和责任的底线，肆无忌惮地发表负面言论，或是出于个人利益造谣传谣，影响社会稳定。由此造成的网络失范行为包括：浏览不法网站，侵犯他人隐私，违反商务交易道德，造谣、煽动和不实报道，黑客技术犯罪，学术不端行为等。
5、自制力不强。大学生脱离了严格规律的中学生活，在大学中相对自由。而网络上的信息异常丰富，社交形式五花八门，娱乐资源多种多样，无一不吸引着大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甚至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有的学生甚至在考试中通过手机联系考场外人员获取答案进行作弊，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屏蔽网络信号。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也有“不做低头族”等标语，来提醒大学生不要沉溺于手机和网络，影响现实生活[2]。
6、信息辨别能力不足，缺乏防范意识。《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卫靖）一文中的调查研究显示，对于“你认为网络新闻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事件的反映和报道吗”，10.42%的大学生选择“是”，79.17%的大学生选择“部分是、部分不是”，9.9%的学生选择“不是”，0.52%的大学生选择“不确定”；有80.21%的大学生对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3.13%的大学生完全不信，12.5%選择完全相信，1.7%选择“不清楚”；同时，对于网络上发布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有55.21%的大学生表示多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32.29%的大学生表示少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只有12.5%的大学生表示一般情况下辨别不出来；而对于网络上发布的带有政治目的的错误信息，48.44%的大学生多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34.38%的大学生表示少数情况下可以辨别出来，只有17.19%的学生表示一般情况下辨别不出来。从该项调查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是保持着较为谨慎客观的态度的，对于虚假信息也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然而，虽然只有较低比率的学生表示完全相信网络上的新闻和无法辨别出虚假信息，但根据教育部2015年1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普通本科加高职（专科）在校生有2547.7万人，乘以该比率后是非常庞大的人群规模。所以，提高大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增强其防范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成因及对策分析
1、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提供展示平台。大学生处于身心成长的重要阶段，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表达欲，而网络这个开放、丰富多彩的空间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由于自制力不足、社会经验较少，部分学生会难以抵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和虚假内容，造成沉迷黄色网站、上当受骗等后果。大学同样具有开放的特点，同时更具有文化性和活力[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据此增强校园活动的多样性和文化性，兼容并包，积极健康，为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提供各方面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引导他们正确的兴趣取向。
2、加强道德与法律教育，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大部分大学生入校前接受了大量的、优质的文化课教育，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但是我国中学的道德法律教育往往受到轻视，与社会脱节。因此大学生的法律和道德意识较为淡薄。不良的网络风气也影响着大学生：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形式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事件发生；甚至在事情未经核实前，仅由于一些毫无逻辑的假消息，就有无辜的人包括青少年遭遇大量网友的谩骂、骚扰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炒作，出现在公众视野博取眼球。近几年，随着大众信息安全意识的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健全。但由于网络上头绪纷繁复杂，追查难度较大，“法不责众”也成为了一部分人肆无忌惮、造谣生事的借口。在网络伤害事件中，施暴者和受害者都可能是大学生，所以增强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和素养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高校应填补网络教育滞后、空白的漏洞，杜绝内容枯燥的说教和形式主义，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法律观念。首先，在道德教育上，培养大学生“君子慎独”的精神，在缺乏群众监督的情况下，也要保证行为正派；在法律教育上，要明确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校规校纪，推动网络实名制，对不遵守网络法规的学生要进行批评处罚，形成文明健康的校园网络风气[4]。
3、线上教育及时跟进，创新使用新媒体技术。抵制网络带来的负能量、净化学生的网络空间，要求我们争夺网络上的教育阵地。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高校的各个组织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官媒”，除了较为传统的网站，还有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QQ等宣传平台，及时发布相关讯息。首先，不同部门和职能的宣传平台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尽量减少功能的交叉，避免学生接收到的信息过于重复而琳琅满目，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第二，一线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应有自己的网络宣传平台，无论是何风格，应尽量贴近学生实际、富有教育意义，避免个人色彩过于浓厚的内容和私人生活内容的推送。第三，增强宣传方式的趣味性、互动性、实用性和时代感，注重用户体验，增强用户忠实性。如福建师范大学团委的官方新浪微博，勇于尝试时下流行网络用语，用大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活泼有爱的风格引领青年学生的思想，并征集了以阳光和向日葵为原型设计的“小葵”网络卡通形象，深入到大学生中间，传递美好的寓意和希望，并以“新媒体在哪里，小葵就在哪里”明确它的功能和身份。再如山东大学的“i山大”微信公众号，设置了大量的服务学生的实用性功能（迎新专题、招聘信息、校园卡转账充值、校车查询、四六级成绩查询、考试安排、绩点计算、自习室查询、图书馆预约、活动抢票、表白墙、吐槽等），因此绑定了大量的、忠实的在校学生用户，能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教育，引领正面的舆论导向。第四，课堂与网络“化敌为友”。网络内容的丰富多彩非常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力。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不分场合，课堂上也无法放下手机，严重影响听课效率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很多课堂视网络为洪水猛兽。随着相关软件的不断开发，新媒体也逐渐被应用到了课堂上，从授课教师自己发明的微信点名、抢红包，到专业教辅软件和APP的开发应用，网络与课堂正在创新性地形成友好、和谐的关系[5]。
4、树立良好典型，传播网络正能量。大力发展积极健康、体现时代精神的网络文化，不仅是满足大学生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清朗网络空间的现实需要。由于网络上“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和大学生的猎奇心理，很多反动、虚假、黑暗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大学生围观、转发数量也很庞大。然而很多謠言被辟谣的新闻的转发数量却还远远不及该谣言本身的转发数量，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污浊，给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严重影响他们正确观念的形成和身心健康[6]。针对此，高校一方面应积极回应各类谣言，以真实的姿态和诚恳的态度在网络平台发声，与学生互动交流；另一方面应树立良好的典型，传播弘扬网络正能量，客观、深入浅出地评论政治时事和生活热点。如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徐川，以一篇《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遍网络。他的文章相继被人民日报、团中央等官方微博转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进入了很多高校“两学一做”的党课课堂。他利用人人都能发声的网络自媒体时代，用大学生喜欢和接受的方式与他们对话，给学生解惑，陪学生成长，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春风化雨般温和、自然。他积极推动大学生网络辨别能力的提升，倡导独立思考不盲从，击破网络谣言，成为“网红”中的一股清流，被树立为典型。高校应在大学生网络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正面形象，推广和支持更多的用故事、用段子来讲道理的网络教育专家。
参考文献
[1] 钱飞燕.大学生不良网络行为习惯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3.
[2] 卫靖.大学生网络道德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D].中北大学，2014.
[3] 徐川.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J].共产党员（河北），2016，（20）：41.
[4] 肖立新，陈新亮，张晓星.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其培育途径[J].教育与职业，2014，（03）：177-179.
[5] 曾琤.“90后”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提升对策[J].新闻世界，2016，（01）：77-79.
[6] 杜晶波，孙作青，吴夺.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教育对策[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197-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