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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记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小山村——小河。那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一家五口（父、母、姐、哥、我）全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开销（父亲当时任乡长）。母亲给人家做鞋、缝衣服赚点小钱换点粮食添补家计。我们家就像随军家属一样，父亲调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家就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青阳岔镇。大跃进后的非常时期，初谙世事的我正好赶上挨饿，常常饿得我哭笑无声，走路没劲，眼睛抠了进去，头发竖了起来。人常说马瘦毛长屁股深，人也是一样的，我当时活像一头瘦弱不堪的小马驹。有一次，我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连嚎带哭睡在地上打滚，给母亲加压，母亲无奈，翻箱倒柜找到5分钱，我拿上5分钱就往小镇唯一的一个食堂跑去。结果，食堂里的胖脑老汉连一个馍馍也不给我卖，说是没粮票。我哭着、喊着、骂着：“日你妈李庆堂、日你妈王明亮，不给老爷卖馍馍。”
我正在大闹小食堂，被公社的王社长（父亲的同事）碰见了，王叔叔把我领到公社，下到洋芋窑里，拿了一根火棍，刨啊刨，终于刨出一根死蔫黄萝卜，他用水洗了洗给了我，我一把抓过那根黄萝卜，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那根黄萝卜甜啊脆啊，真叫人难忘。人常说饥不择食，那根黄萝卜要比现在的“红富士”好吃多了。
饥饿的日子刚刚过后，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偏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学校里到处都是停课闹革命，我就跟哥哥当了“卫东彪战斗队”的一名小队员。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想造谁的反就造谁的反，觉得好玩极了。后来从县上来了个小个子军人，听说是县武装部的，此人特别凶狠，打“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要多毒就有多毒，被斗者尿了一裤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小个子军人还用虎头钳子把一个姓崔的老地主的十个手指头全部折断，老地主像狼一样嚎叫，两只手肿得像猪蹄子一样，真吓人。看到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真把我给吓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参加什么战斗队，再也不敢去看什么批斗会。同时，也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害怕和仇恨的种子。我恨那个小个子军人，又不敢恨，我怕那个动乱的社会，又不敢说。那个年月搞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唉！那个可怕的年代。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家被下放到了农村，每人每月15斤的国库粮也吃不上了。生产队的粮食缴过公粮自然也就分不了多少了，母亲就像头老母牛一样，从早到晚忙碌着，天不亮就起床推磨、碾米、做饭，白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苦熬一天才挣6分工。父亲当时的工资才40多元，留下自己的生活费，每个月只能给家邮20多元。大姐、大哥上了县里的中学，除过他俩上学的费用，家里剩下的钱只能买半斗小米（一斗24斤）。母亲带领我和两个弟弟，苦熬苦挣，吞糠咽菜，饥饿随时随地伴随着我们一家人。母亲为了让我们哥仨吃饱，自己一天两遇“康茂才”（一个戏中人名，谐指糖冒菜，即野菜拌谷糠煮的吃）。我们家茅圈里的粪便就像一根根带血的狼牙棒……
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每天放学后我就扛起小镢头背上麻绳上山砍柴，家里做饭用的柴禾就全靠我这把小镢头了。我头一天下午没命地砍柴，砍下的柴往家里背一半，留一半藏在山洞里，第二天下午上山就不砍柴了，专心刨药材根根，药材能卖钱，可添补我们的上学费用。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保护环境，乱砍乱伐乱刨，把个小山村的山山峁峁刮得光秃秃的，只有地头地畔长一些地菽、黄蒿、洋突哨什么的，可地下的药材根根还是挺丰富的。记得当时有一种叫老婆脚后跟（贝母）的药材根根，每斤能卖四毛五分钱，还有一种叫野扁豆根根（远志）的，一两就能卖一块一毛钱呢！我就专刨价格高一些的野扁豆根根，此根少而贵重，所以工序也就复杂了。把它刨回来，用擀杖把根上的皮碾松，抽出里边的硬筋，留下薄薄的皮，晒干，捆好，便可出售了。记得我第一次卖药材根根就获得纯利一块八毛钱。我接过收购员给的那笔“巨款”，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激动得简直就要发疯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大一笔收入，一块八毛钱啊！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的第一笔“巨款”。我用汗水渍渍的小手，紧紧地攥着那一块八毛钱，不知怎办才好，藏在上衣口袋怕丢，揣在裤兜里也怕丢，最后还是把它紧攥在手心里，一口气跑回家。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想：这一块八毛钱怎么个花法？对！我首先要买一支钢笔。我用的钢笔都是姐和哥用过的。不是吸不上水，就是没笔帽，我蘸一下水写一下，常常搞得满脸、满手甚至衣服上都是墨水。我每每看见同桌女娃手里的小而精美的钢笔，心里酸酸的，痒痒的，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买一支比你好十倍的钢笔。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就领着两个弟弟一溜烟跑到小镇上，首先在供销社门市上花了五毛五分钱，给我买了一支外形象玉米棒棒一样的小而精致的钢笔，然后又花了两毛钱给两个弟弟一人买了一支带皮擦的铅笔。最后，我们兄弟三人来到“工农兵”会堂，每人要了一碗素粉汤和一个两面馍，美美地大吃了一顿，共计花了八毛四分钱。走出食堂，我把剩下的钱点了一下，这时我手里只剩两毛一分钱了。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我受苦受难的母亲，她为了拉扯我们兄弟几个，起早贪黑，忍饥挨饿……我心里一酸，眼泪就湿了眼眶，想着把这二毛一分钱给母亲买个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又走进供销社，挑来捡去，最后花了两毛钱给
母亲买了盒海圪贝油，让母亲保护、滋润一下她那双像柳树皮一样的老手……
二、一双女式白凉鞋
记得，在我上初中不到半年的时候，也就是“文革”后期，有一天，当教师的姐夫告诉我，县文工团招收学员，每月发十八元生活费，三年学习期满后，择优录取，转正定级，被录取者就成了文工团的正式演职人员了，也就意味着吃公家饭了。姐夫问我愿不愿意去。怎不愿意？只要给我一口饱饭吃，就是不挣钱我也是一千个同意，一万个同意！当时，我家被下放到农村，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实在在把我饿熊了。所以，一听能吃公家饭，还给挣钱，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当即就答应姐夫报名应考。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学校专门给县文工团腾了一间教室，把课桌都挪在后面，讲台上放了一架风琴，还有二胡，笛子等乐器。讲台下面坐了三个主考官，整个考场很严肃，气氛也很紧张，教室外面围了很多家长、考生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院子里的议论声和谈笑声像马蜂窝一样嗡嗡嗡地叫着，空气里散发着刺鼻的汗水味、旱烟味。这时，从教室里走出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演员叫道：“同志们！老乡们！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开始考试，我叫到哪个同学的名字哪个就进来。”所有群众一下子静了下来，整个院子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从教室传出来一阵阵儿童的歌唱声。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紧张的差点出不上气，但我还是定下神来，强打精神走进考场。我没敢看主考老师一眼，一个立正手往后一背，头仰的高高的，等待老师的摆布。不知哪个老师问道：“小同学，你唱什么歌？”我战战兢兢回答：“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笑道“哈哈，又是这首歌”（那个年代，孩子们只会唱那么几首革命歌曲）。老师用风琴给我拉了过门，我便放开嗓门吼了那首我最拿手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末了，便把三位主考给惊呆了。我先天嗓音圆润，洪亮，加之人样俊秀，举止不俗，主考老师一致认为我是棵好苗子，当即就通知我半个月后到县城参加复试。
临近复试前，母亲将她藏在箱子里准备给哥哥结婚用的一块蓝色老布取了出来，手工给我缝了一条前开口西式裤子，又把一块旧被单洗净漂白后给我缝了一件衬衫。姐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黑色毛背心，又将自己的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贡献”了出来，强行让我穿上，我坚决不同意。姐怒道：
“不识好歹，一家人全力以赴为你忙活，还不是为你好，快穿上！”
“不！我就不穿女式鞋！”
“小娃娃家，什么女式男式的，考演员不穿漂亮点行吗？你想不想考上？”
“想——做梦也想。”
“那就听我的，穿上！”就这样，在姐姐的精心“炮制”和威逼下，我上着白色衬衫，黑色毛背心（毛背心有点长，只好扎在裤子里），下穿蓝色裤子，脚蹬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虽然不太合体，但也穿戴一新。回想起那身行头，在全乡八个参加复试的考生当中，我还是最牛气的一个。可我的心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已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后生了，姐却硬让我穿她的女式鞋，我觉得太丢人了，死活不愿穿，可又抗争不过威严的姐姐，也只能委屈求全了。不过，反过来一想，只要能考上文工团，吃上公家饭，姐姐就是把我打扮成大马猴，我也心甘情愿。
我们一行八人坐了一辆链轨拖拉机，52公里的路程颠簸了一整天，晚上才进了县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集中到人民大礼堂门口。大礼堂又高又大，又宽敞。我是第一次进县城，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好狗日的！那房子大概能坐1000多人，听说是开会和放电影、唱戏的地方。我感到特别新奇，一会儿瞅瞅那长长的街道，街道尽头站着又高又大的毛主席塑像；一会儿绕着大礼堂跑了一圈又一圈，蹦蹦跳跳，美美高兴了一阵子。主考老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1000多名考生一下子涌进大礼堂，把整个礼堂都快抬起来了，嘈杂声嗡嗡响成一片。一会儿，从后台走出一个人来，吹着哨子喊到：“大家静一静，考试就要开始了，请乐队就坐。”这时，舞台一侧的凳子上就坐了十几位乐手。那位拿着哨子的人就开始叫考生的名字。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此时，我的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在那双女式白凉鞋上，生怕别的考生看到我的鞋。为此，我就头仰的高高的等候主考老师叫我的名字，两只脚始终勾在座椅的后面藏着。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心慌意乱，稀里胡涂地跑上台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就像小偷一样溜下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偷觑其它小考生，观察有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女式鞋。经过我细心观察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待心情平静了一会儿，我感到一阵后悔，自己只顾怕别人笑话那双女式凉鞋，竟然连唱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想：逑僵了，这下八成考不上了！当演员吃公家饭的梦想多半成泡影了。太虚伪了！太爱面子了！当时我后悔的狠狠砸几拳自己的头，暗自流下两行悔恨的泪水。
谁料想，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不知道是不是祖先烧了什么高香，我竟然从1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没有淘汰出局，懵懵懂懂地闯进了最后的复试。参加复试的有60人，最终录取的名额是48人。如此看来，我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了。我想：一定要使尽浑身解数，竭尽全力向最后一关冲刺。可是没有料到，最后的复试场设在礼堂后面的化妆间里，主考老师和考生面对面的进行测试。见此情景，我平静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糟了，主考老师坐的这么近，我的鞋不是一下子就钻到他们的眼窝里了吗？我得与别人换着穿一下鞋？不行！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的黑底吗？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就要轮到我了，我心急如焚地东瞅瞅，西望望，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身后的角落里放着一些戏箱，便偷偷退到戏箱前，脱下了那双扎眼的女式鞋往箱子缝里一塞，一下好像放下了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浑身一阵轻松。我光着脚片子走进考场，一个立正姿势站好，双手向后一背，挺起胸，昂起头放开嗓门吼了一段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紧接着又唱了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末了，我深深给老师们鞠了一躬。就在这时，有一位好心的女老师说话了：“小后生，你的鞋呢？咋光着脚丫子上场呢？”顷刻间，全场人的眼睛全盯住了我的一双光脚片子，紧接着就是哄堂大笑。
三、撬鼻梁
考入县文工团那会儿，我刚满十三岁，小学毕业，初中念了两个月。非常时期我家被下放到农村，小小年纪的我挨了不少饿，受了不少苦，原以为考进文工团就等于进天堂了，其实不然。
1970年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招了一批学员，我县也不例外，一次就招了我们48名学徒。多半是演员，少半是乐队，我在演员队。那时，文艺界很是吃香，我们这些戏娃子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每月18块生活费，38斤粮（杂粮多），练功服、洗漱用具等都是团里发，基本属于供给制。灶上管包吃，隔三岔五还能吃一顿肉，总算落个饱肚子。
最难挨的就是艰苦而近乎残忍的武功训练。每天早上6点起床，集体跑操，跑到东河湾喊嗓子，7点再跑回团里练功，顺唱。尤其练武功：先是压腿、扳腿，压腿还好，是自己压，疼得厉害压轻点，而扳腿就不同了，扳腿是教练扳。当时，文艺刚刚复苏，老演员陆续回团，他们热情都特别高，所有的老演员都是教练，恨不得一下子就将我们培养成戏梁，推上舞台。男女教练齐动手，扳腿的扳腿，下腰的下腰，那时，他们又不懂什么科学的练功方法，全用的土办法，甚至动用大刑。记得，教练常常给我们坐“老虎凳”，就是将腿平放在一条长板凳上，用一条带子将腿紧紧绑在板凳上，然后教练将我们的脚后跟往高抬，抬一下往脚下垫一块砖头，一连要垫三四块，垫不进的时候，教练就用把刀抽我们的屁股，抽一下，我们就疼得惨叫一声向前爬一下，乘此机会儿，教练就在你屁股下再加一块砖头。那腿弯的筋骨痛得钻心，痛得直喊娘，那汗水搅和着泪水就在我们的脸上洪水似地流淌。
进团三个月的冬训，简直就像血与火的战场，我们那帮戏娃子（当时县城里的娃娃们叫我们团儿子，我们不让叫，为此和街上的娃娃们常常打架）个个好似负了伤的但没有倒下的战士。我当时想：再受疼痛，也比在农村挨饿受冻好得多。在走出农村吃公家饭的信念的支配下，在“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的思想指引下，我们48多名小学员没一个退缩过。记得十冬腊月，拿大顶（手倒立），一拿就半个小时，汗水滴到地上就结成了冰。我的大腿根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梅花斑，痛得我走路一瘸一拐，上厕所尽然蹲下站不起。为了让腰身变细变软，教练给我们亲手扎练功带，那练功带用硬帆布做成，紧紧扎在腰间的光身子上，痛得要命，气也不好出。教练不让松开，晚上睡觉也不准松开，几个月过后，那练功带就把我的皮肉都给扎烂了，带子和血肉粘在一起，后来，只好用温开水将带子浸湿慢慢扒下来。整个冬训，不让请假，不让家人来访。
临近年关，在公社工作的爸爸和当教师的姐姐来看我，姐姐见我瘦成了一个小马猴，走起路来拐着腿，就抱住我痛哭起来，爸爸也在一边暗暗流泪，姐姐哭着要看我的腿。我心里流着泪，强忍着不哭出来，按住裤腿，不让姐姐看我身上的伤痕，假装没事，笑着说：“没事，我这里很好，你们不要担心。”爸爸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靖娃，太受罪，就不要学戏了，跟我回去继续上学。”姐姐也帮腔，让我回去。小小年纪的我被一种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坚定地回答：“不！我决不回去，我一定要学成名演员。”
第二年春天，情况开始好转，我们的筋骨慢慢变柔软，渐渐适应了环境。加之，团里开始排戏，第一本戏就是“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主要演员都是我们的老师扮演，我们这些戏娃子有扮演八路军战士的，也有扮演日本鬼子的，还有扮演喝粥等群众角色的。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我们十几个年龄相当，个头相等的男女小学员扮演八路军战士，成天起来练习那段挥动战刀的舞蹈“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我觉得既好奇又新鲜，好玩极了！
后来，团里又给我们排练《大生产》、《小八路见到毛主席》等现代舞蹈，前者我和一个小师妹扮演抬西红柿的小孩，后者，我又和两个小师弟、两个小师妹扮演小八路。我们一块吃饭、一块练功排戏、一块演出、一块嬉戏玩耍，亲如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再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叫人难堪而无聊的事，不知什么顽皮的师兄弟就在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开始配对对，将我们男女学员全部配成了对儿，不久，就在全团传扬开来，给我配的对儿就是跟我一块抬西红柿、一块演小八路的那个瘦弱身材黄毛小丫头片子的小师妹，本来我们之间有说有笑，亲如兄妹，这下可好，我们见面谁也不敢跟谁说话了，连个招呼也不敢打，表面看就像仇人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十八岁，期间五年，我竟然没跟我那小师妹说一句话。不过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虽然表面不说话，可我俩的眼睛却会说话了，我有时无意中看她，她正好在看我，我的心就一阵狂跳，脸红得发烫。有人夸她，我就在心里高兴，有人说她的不是，我就在心里骂人家。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
正当我们一天天长大，功夫也一天天长进，就要上台扮演角色之时，一场意外发生了。
那天早上，我因感冒，身体就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是轻伤不下火线，没有请假，继续参加练功。快要收功时，教练已离开功场，我的一个高桌后空翻，怎么也做不好，于是，我在两个师兄弟的帮助下，从一张高桌上往下翻后空翻，不料，翻到空中，我的身子被一个师弟掀偏，完全失控，一头栽到那师弟的头顶上，然后又重重甩在地上……
我的鼻梁被师弟的头撞扁了，变成了塌鼻子，右胳膊小桡骨骨折。教练闻讯赶来，命令师兄弟们将我抬到县医院。那时，医疗条件较差，骨科医生没用什么医疗器械，凭经验给我结上了胳膊，用两块木板夹住，绑上绷带。然后，就开始医治我的鼻子，医生焦急地说：“没有麻药，你怕疼吗？”我迷迷糊糊答应：“不怕！”我那时十八岁，导演已给我排了《智取威虎山》片段，我扮演杨子荣，一个革命英雄，没鼻子那怎行？再说，我那黄毛丫头片子小师妹已脱掉了黄毛，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看到我没鼻子会有多么伤心啊！为了事业，为了爱，鼻子再疼，我决不喊疼。咬着牙，含着生眼泪花儿。医生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于是，医生就用铁镊子将药棉一块一块添进我的鼻腔，硬是将我那塌陷的鼻梁给添了起来，保住了我的事业，也保住了我那段神神秘秘没有表达过的爱……
四、扮演伍长
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后，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更加猖獗荒谬，尤其在文艺界更是一手遮天，一味推崇被她们政治野心所利用了的“样板戏”。刹时间，全国上下、大小报纸、广播电台、文艺舞台全部被“样板戏”占领，就连田间地头、村落农舍到处都能听到、看到“样板戏”，文艺团体更不用说，一切围绕“样板戏”转。
当时，我们团排练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本“样板戏”。本来，革命现代戏的确凝聚了不少艺术家的心血，她是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艺术造诣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但是，却被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并授予她“特殊”的使命。
那时，我对“样板戏”产生一种恐惧感，因为“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全用刻板刻出一样，都有了固定模式，决不允许变样，多走一步，少说一句，都被提高到阶级立场问题。演员稍有不慎，就有挨“批斗”的可能，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记得，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团要汇报演出，县“革命委员会”全体领导都要来，尤其是，从军分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也要来观看演出。不料，演出前两小时，我团扮演日本鬼子“伍长”的一个年轻演员不知因为什么问题，被军管书记（我团书记也是部队下来的）给停了职。书记和导演临时决定要我顶替。我那时只演过一些群众角色，从来没扮演过有台词的角儿，这个“伍长”还有几句台词，出场也不少，算得上是个角儿了。因为，他是一个反面角色，我学的都是杨子荣、郭建光等正面角色，所以，让我扮演“伍长”就非常害怕，而且，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学会那些台词和动作，就更加困难了。我本来就很害怕，再加上这么大负担，我简直就要紧张死了。可这是任务，这是工作，不容退却，不容置疑的革命工作。“上！舞台就是战场！死也要上！”军管书记瞪着牛眼大声朝我呐喊。我强压住因恐惧而狂跳的心，硬撑着背台词，练动作。
戏开了，前奏一响，灯光一亮，台下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我浑身颤抖，额头冒着冷汗，两腿不听使唤，此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厕所……“轮你上场了！”导演焦急地低声催我，我却紧张的迈不出脚步，导演急了，一把将我推了出去，我趔趄着冲出台口，稀里糊涂喊了声：“报告队长！”
“讲！”扮演日本军官鸠山的是我一个大胖子老师。
“李玉和招了！”因为过度紧张，我一下子说错了台词，台下“嗡嗡”一阵骚乱！
“不，不不不！”扮演鸠山的胖老师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他先是一愣，然后就急中生智将戏连接下去：“凭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招供的！”
“是是是，是不会招供的。”我战战兢兢胡乱应着声。
“滚！下去再审！”胖鸠山在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我连滚带爬下了台。
闯祸了，闯大祸了。当晚，戏一完，我就被软禁了起来，把我跟那个停职的师哥关在一个房间，外面还有人照着。
演革命“样板戏”竟然说错了台词，而且还说反了，尽敢说钢铁汉子、共产党的大英雄李玉和招供了！李玉和一招供就没戏了，这分明就是破坏“样板戏”，破坏“样板戏”也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为此，书记就组织全团演职人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文件、读报纸，然后就结合实际，批斗我们师兄弟俩。批斗的结果是：师哥受到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呢？记过一次。
每次开批斗会，有一个小女孩总是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偷偷流泪，偷偷伤心……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就是和我贫富厮守、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的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出生于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小山村——小河。那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一家五口（父、母、姐、哥、我）全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开销（父亲当时任乡长）。母亲给人家做鞋、缝衣服赚点小钱换点粮食添补家计。我们家就像随军家属一样，父亲调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出生的第二年，我们家就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来到青阳岔镇。大跃进后的非常时期，初谙世事的我正好赶上挨饿，常常饿得我哭笑无声，走路没劲，眼睛抠了进去，头发竖了起来。人常说马瘦毛长屁股深，人也是一样的，我当时活像一头瘦弱不堪的小马驹。有一次，我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连嚎带哭睡在地上打滚，给母亲加压，母亲无奈，翻箱倒柜找到5分钱，我拿上5分钱就往小镇唯一的一个食堂跑去。结果，食堂里的胖脑老汉连一个馍馍也不给我卖，说是没粮票。我哭着、喊着、骂着：“日你妈李庆堂、日你妈王明亮，不给老爷卖馍馍。”
我正在大闹小食堂，被公社的王社长（父亲的同事）碰见了，王叔叔把我领到公社，下到洋芋窑里，拿了一根火棍，刨啊刨，终于刨出一根死蔫黄萝卜，他用水洗了洗给了我，我一把抓过那根黄萝卜，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那根黄萝卜甜啊脆啊，真叫人难忘。人常说饥不择食，那根黄萝卜要比现在的“红富士”好吃多了。
饥饿的日子刚刚过后，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偏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学校里到处都是停课闹革命，我就跟哥哥当了“卫东彪战斗队”的一名小队员。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想造谁的反就造谁的反，觉得好玩极了。后来从县上来了个小个子军人，听说是县武装部的，此人特别凶狠，打“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要多毒就有多毒，被斗者尿了一裤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小个子军人还用虎头钳子把一个姓崔的老地主的十个手指头全部折断，老地主像狼一样嚎叫，两只手肿得像猪蹄子一样，真吓人。看到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真把我给吓死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参加什么战斗队，再也不敢去看什么批斗会。同时，也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害怕和仇恨的种子。我恨那个小个子军人，又不敢恨，我怕那个动乱的社会，又不敢说。那个年月搞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唉！那个可怕的年代。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家被下放到了农村，每人每月15斤的国库粮也吃不上了。生产队的粮食缴过公粮自然也就分不了多少了，母亲就像头老母牛一样，从早到晚忙碌着，天不亮就起床推磨、碾米、做饭，白天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苦熬一天才挣6分工。父亲当时的工资才40多元，留下自己的生活费，每个月只能给家邮20多元。大姐、大哥上了县里的中学，除过他俩上学的费用，家里剩下的钱只能买半斗小米（一斗24斤）。母亲带领我和两个弟弟，苦熬苦挣，吞糠咽菜，饥饿随时随地伴随着我们一家人。母亲为了让我们哥仨吃饱，自己一天两遇“康茂才”（一个戏中人名，谐指糖冒菜，即野菜拌谷糠煮的吃）。我们家茅圈里的粪便就像一根根带血的狼牙棒……
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每天放学后我就扛起小镢头背上麻绳上山砍柴，家里做饭用的柴禾就全靠我这把小镢头了。我头一天下午没命地砍柴，砍下的柴往家里背一半，留一半藏在山洞里，第二天下午上山就不砍柴了，专心刨药材根根，药材能卖钱，可添补我们的上学费用。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保护环境，乱砍乱伐乱刨，把个小山村的山山峁峁刮得光秃秃的，只有地头地畔长一些地菽、黄蒿、洋突哨什么的，可地下的药材根根还是挺丰富的。记得当时有一种叫老婆脚后跟（贝母）的药材根根，每斤能卖四毛五分钱，还有一种叫野扁豆根根（远志）的，一两就能卖一块一毛钱呢！我就专刨价格高一些的野扁豆根根，此根少而贵重，所以工序也就复杂了。把它刨回来，用擀杖把根上的皮碾松，抽出里边的硬筋，留下薄薄的皮，晒干，捆好，便可出售了。记得我第一次卖药材根根就获得纯利一块八毛钱。我接过收购员给的那笔“巨款”，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激动得简直就要发疯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大一笔收入，一块八毛钱啊！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的第一笔“巨款”。我用汗水渍渍的小手，紧紧地攥着那一块八毛钱，不知怎办才好，藏在上衣口袋怕丢，揣在裤兜里也怕丢，最后还是把它紧攥在手心里，一口气跑回家。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想：这一块八毛钱怎么个花法？对！我首先要买一支钢笔。我用的钢笔都是姐和哥用过的。不是吸不上水，就是没笔帽，我蘸一下水写一下，常常搞得满脸、满手甚至衣服上都是墨水。我每每看见同桌女娃手里的小而精美的钢笔，心里酸酸的，痒痒的，心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买一支比你好十倍的钢笔。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就领着两个弟弟一溜烟跑到小镇上，首先在供销社门市上花了五毛五分钱，给我买了一支外形象玉米棒棒一样的小而精致的钢笔，然后又花了两毛钱给两个弟弟一人买了一支带皮擦的铅笔。最后，我们兄弟三人来到“工农兵”会堂，每人要了一碗素粉汤和一个两面馍，美美地大吃了一顿，共计花了八毛四分钱。走出食堂，我把剩下的钱点了一下，这时我手里只剩两毛一分钱了。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我受苦受难的母亲，她为了拉扯我们兄弟几个，起早贪黑，忍饥挨饿……我心里一酸，眼泪就湿了眼眶，想着把这二毛一分钱给母亲买个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又走进供销社，挑来捡去，最后花了两毛钱给
母亲买了盒海圪贝油，让母亲保护、滋润一下她那双像柳树皮一样的老手……
二、一双女式白凉鞋
记得，在我上初中不到半年的时候，也就是“文革”后期，有一天，当教师的姐夫告诉我，县文工团招收学员，每月发十八元生活费，三年学习期满后，择优录取，转正定级，被录取者就成了文工团的正式演职人员了，也就意味着吃公家饭了。姐夫问我愿不愿意去。怎不愿意？只要给我一口饱饭吃，就是不挣钱我也是一千个同意，一万个同意！当时，我家被下放到农村，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实在在把我饿熊了。所以，一听能吃公家饭，还给挣钱，我高兴的一蹦三尺高，当即就答应姐夫报名应考。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学校专门给县文工团腾了一间教室，把课桌都挪在后面，讲台上放了一架风琴，还有二胡，笛子等乐器。讲台下面坐了三个主考官，整个考场很严肃，气氛也很紧张，教室外面围了很多家长、考生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院子里的议论声和谈笑声像马蜂窝一样嗡嗡嗡地叫着，空气里散发着刺鼻的汗水味、旱烟味。这时，从教室里走出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演员叫道：“同志们！老乡们！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开始考试，我叫到哪个同学的名字哪个就进来。”所有群众一下子静了下来，整个院子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过了一会儿，只听见从教室传出来一阵阵儿童的歌唱声。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紧张的差点出不上气，但我还是定下神来，强打精神走进考场。我没敢看主考老师一眼，一个立正手往后一背，头仰的高高的，等待老师的摆布。不知哪个老师问道：“小同学，你唱什么歌？”我战战兢兢回答：“大海航行靠舵手！”老师笑道“哈哈，又是这首歌”（那个年代，孩子们只会唱那么几首革命歌曲）。老师用风琴给我拉了过门，我便放开嗓门吼了那首我最拿手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曲末了，便把三位主考给惊呆了。我先天嗓音圆润，洪亮，加之人样俊秀，举止不俗，主考老师一致认为我是棵好苗子，当即就通知我半个月后到县城参加复试。
临近复试前，母亲将她藏在箱子里准备给哥哥结婚用的一块蓝色老布取了出来，手工给我缝了一条前开口西式裤子，又把一块旧被单洗净漂白后给我缝了一件衬衫。姐姐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黑色毛背心，又将自己的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贡献”了出来，强行让我穿上，我坚决不同意。姐怒道：
“不识好歹，一家人全力以赴为你忙活，还不是为你好，快穿上！”
“不！我就不穿女式鞋！”
“小娃娃家，什么女式男式的，考演员不穿漂亮点行吗？你想不想考上？”
“想——做梦也想。”
“那就听我的，穿上！”就这样，在姐姐的精心“炮制”和威逼下，我上着白色衬衫，黑色毛背心（毛背心有点长，只好扎在裤子里），下穿蓝色裤子，脚蹬一双白色女式凉鞋。虽然不太合体，但也穿戴一新。回想起那身行头，在全乡八个参加复试的考生当中，我还是最牛气的一个。可我的心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已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后生了，姐却硬让我穿她的女式鞋，我觉得太丢人了，死活不愿穿，可又抗争不过威严的姐姐，也只能委屈求全了。不过，反过来一想，只要能考上文工团，吃上公家饭，姐姐就是把我打扮成大马猴，我也心甘情愿。
我们一行八人坐了一辆链轨拖拉机，52公里的路程颠簸了一整天，晚上才进了县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集中到人民大礼堂门口。大礼堂又高又大，又宽敞。我是第一次进县城，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好狗日的！那房子大概能坐1000多人，听说是开会和放电影、唱戏的地方。我感到特别新奇，一会儿瞅瞅那长长的街道，街道尽头站着又高又大的毛主席塑像；一会儿绕着大礼堂跑了一圈又一圈，蹦蹦跳跳，美美高兴了一阵子。主考老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1000多名考生一下子涌进大礼堂，把整个礼堂都快抬起来了，嘈杂声嗡嗡响成一片。一会儿，从后台走出一个人来，吹着哨子喊到：“大家静一静，考试就要开始了，请乐队就坐。”这时，舞台一侧的凳子上就坐了十几位乐手。那位拿着哨子的人就开始叫考生的名字。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此时，我的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在那双女式白凉鞋上，生怕别的考生看到我的鞋。为此，我就头仰的高高的等候主考老师叫我的名字，两只脚始终勾在座椅的后面藏着。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心慌意乱，稀里胡涂地跑上台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就像小偷一样溜下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偷觑其它小考生，观察有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女式鞋。经过我细心观察后，发现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的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待心情平静了一会儿，我感到一阵后悔，自己只顾怕别人笑话那双女式凉鞋，竟然连唱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想：逑僵了，这下八成考不上了！当演员吃公家饭的梦想多半成泡影了。太虚伪了！太爱面子了！当时我后悔的狠狠砸几拳自己的头，暗自流下两行悔恨的泪水。
谁料想，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不知道是不是祖先烧了什么高香，我竟然从1000多人中脱颖而出，没有淘汰出局，懵懵懂懂地闯进了最后的复试。参加复试的有60人，最终录取的名额是48人。如此看来，我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了。我想：一定要使尽浑身解数，竭尽全力向最后一关冲刺。可是没有料到，最后的复试场设在礼堂后面的化妆间里，主考老师和考生面对面的进行测试。见此情景，我平静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糟了，主考老师坐的这么近，我的鞋不是一下子就钻到他们的眼窝里了吗？我得与别人换着穿一下鞋？不行！这不是自己暴露自己的黑底吗？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就要轮到我了，我心急如焚地东瞅瞅，西望望，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身后的角落里放着一些戏箱，便偷偷退到戏箱前，脱下了那双扎眼的女式鞋往箱子缝里一塞，一下好像放下了压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浑身一阵轻松。我光着脚片子走进考场，一个立正姿势站好，双手向后一背，挺起胸，昂起头放开嗓门吼了一段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紧接着又唱了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末了，我深深给老师们鞠了一躬。就在这时，有一位好心的女老师说话了：“小后生，你的鞋呢？咋光着脚丫子上场呢？”顷刻间，全场人的眼睛全盯住了我的一双光脚片子，紧接着就是哄堂大笑。
三、撬鼻梁
考入县文工团那会儿，我刚满十三岁，小学毕业，初中念了两个月。非常时期我家被下放到农村，小小年纪的我挨了不少饿，受了不少苦，原以为考进文工团就等于进天堂了，其实不然。
1970年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招了一批学员，我县也不例外，一次就招了我们48名学徒。多半是演员，少半是乐队，我在演员队。那时，文艺界很是吃香，我们这些戏娃子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每月18块生活费，38斤粮（杂粮多），练功服、洗漱用具等都是团里发，基本属于供给制。灶上管包吃，隔三岔五还能吃一顿肉，总算落个饱肚子。
最难挨的就是艰苦而近乎残忍的武功训练。每天早上6点起床，集体跑操，跑到东河湾喊嗓子，7点再跑回团里练功，顺唱。尤其练武功：先是压腿、扳腿，压腿还好，是自己压，疼得厉害压轻点，而扳腿就不同了，扳腿是教练扳。当时，文艺刚刚复苏，老演员陆续回团，他们热情都特别高，所有的老演员都是教练，恨不得一下子就将我们培养成戏梁，推上舞台。男女教练齐动手，扳腿的扳腿，下腰的下腰，那时，他们又不懂什么科学的练功方法，全用的土办法，甚至动用大刑。记得，教练常常给我们坐“老虎凳”，就是将腿平放在一条长板凳上，用一条带子将腿紧紧绑在板凳上，然后教练将我们的脚后跟往高抬，抬一下往脚下垫一块砖头，一连要垫三四块，垫不进的时候，教练就用把刀抽我们的屁股，抽一下，我们就疼得惨叫一声向前爬一下，乘此机会儿，教练就在你屁股下再加一块砖头。那腿弯的筋骨痛得钻心，痛得直喊娘，那汗水搅和着泪水就在我们的脸上洪水似地流淌。
进团三个月的冬训，简直就像血与火的战场，我们那帮戏娃子（当时县城里的娃娃们叫我们团儿子，我们不让叫，为此和街上的娃娃们常常打架）个个好似负了伤的但没有倒下的战士。我当时想：再受疼痛，也比在农村挨饿受冻好得多。在走出农村吃公家饭的信念的支配下，在“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的思想指引下，我们48多名小学员没一个退缩过。记得十冬腊月，拿大顶（手倒立），一拿就半个小时，汗水滴到地上就结成了冰。我的大腿根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梅花斑，痛得我走路一瘸一拐，上厕所尽然蹲下站不起。为了让腰身变细变软，教练给我们亲手扎练功带，那练功带用硬帆布做成，紧紧扎在腰间的光身子上，痛得要命，气也不好出。教练不让松开，晚上睡觉也不准松开，几个月过后，那练功带就把我的皮肉都给扎烂了，带子和血肉粘在一起，后来，只好用温开水将带子浸湿慢慢扒下来。整个冬训，不让请假，不让家人来访。
临近年关，在公社工作的爸爸和当教师的姐姐来看我，姐姐见我瘦成了一个小马猴，走起路来拐着腿，就抱住我痛哭起来，爸爸也在一边暗暗流泪，姐姐哭着要看我的腿。我心里流着泪，强忍着不哭出来，按住裤腿，不让姐姐看我身上的伤痕，假装没事，笑着说：“没事，我这里很好，你们不要担心。”爸爸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靖娃，太受罪，就不要学戏了，跟我回去继续上学。”姐姐也帮腔，让我回去。小小年纪的我被一种美好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坚定地回答：“不！我决不回去，我一定要学成名演员。”
第二年春天，情况开始好转，我们的筋骨慢慢变柔软，渐渐适应了环境。加之，团里开始排戏，第一本戏就是“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主要演员都是我们的老师扮演，我们这些戏娃子有扮演八路军战士的，也有扮演日本鬼子的，还有扮演喝粥等群众角色的。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我们十几个年龄相当，个头相等的男女小学员扮演八路军战士，成天起来练习那段挥动战刀的舞蹈“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我觉得既好奇又新鲜，好玩极了！
后来，团里又给我们排练《大生产》、《小八路见到毛主席》等现代舞蹈，前者我和一个小师妹扮演抬西红柿的小孩，后者，我又和两个小师弟、两个小师妹扮演小八路。我们一块吃饭、一块练功排戏、一块演出、一块嬉戏玩耍，亲如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再后来，就出现了一些叫人难堪而无聊的事，不知什么顽皮的师兄弟就在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间开始配对对，将我们男女学员全部配成了对儿，不久，就在全团传扬开来，给我配的对儿就是跟我一块抬西红柿、一块演小八路的那个瘦弱身材黄毛小丫头片子的小师妹，本来我们之间有说有笑，亲如兄妹，这下可好，我们见面谁也不敢跟谁说话了，连个招呼也不敢打，表面看就像仇人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十八岁，期间五年，我竟然没跟我那小师妹说一句话。不过也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虽然表面不说话，可我俩的眼睛却会说话了，我有时无意中看她，她正好在看我，我的心就一阵狂跳，脸红得发烫。有人夸她，我就在心里高兴，有人说她的不是，我就在心里骂人家。回想起来，那可能就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爱……
正当我们一天天长大，功夫也一天天长进，就要上台扮演角色之时，一场意外发生了。
那天早上，我因感冒，身体就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是轻伤不下火线，没有请假，继续参加练功。快要收功时，教练已离开功场，我的一个高桌后空翻，怎么也做不好，于是，我在两个师兄弟的帮助下，从一张高桌上往下翻后空翻，不料，翻到空中，我的身子被一个师弟掀偏，完全失控，一头栽到那师弟的头顶上，然后又重重甩在地上……
我的鼻梁被师弟的头撞扁了，变成了塌鼻子，右胳膊小桡骨骨折。教练闻讯赶来，命令师兄弟们将我抬到县医院。那时，医疗条件较差，骨科医生没用什么医疗器械，凭经验给我结上了胳膊，用两块木板夹住，绑上绷带。然后，就开始医治我的鼻子，医生焦急地说：“没有麻药，你怕疼吗？”我迷迷糊糊答应：“不怕！”我那时十八岁，导演已给我排了《智取威虎山》片段，我扮演杨子荣，一个革命英雄，没鼻子那怎行？再说，我那黄毛丫头片子小师妹已脱掉了黄毛，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看到我没鼻子会有多么伤心啊！为了事业，为了爱，鼻子再疼，我决不喊疼。咬着牙，含着生眼泪花儿。医生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于是，医生就用铁镊子将药棉一块一块添进我的鼻腔，硬是将我那塌陷的鼻梁给添了起来，保住了我的事业，也保住了我那段神神秘秘没有表达过的爱……
四、扮演伍长
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后，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更加猖獗荒谬，尤其在文艺界更是一手遮天，一味推崇被她们政治野心所利用了的“样板戏”。刹时间，全国上下、大小报纸、广播电台、文艺舞台全部被“样板戏”占领，就连田间地头、村落农舍到处都能听到、看到“样板戏”，文艺团体更不用说，一切围绕“样板戏”转。
当时，我们团排练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本“样板戏”。本来，革命现代戏的确凝聚了不少艺术家的心血，她是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在艺术造诣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巅峰，但是，却被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并授予她“特殊”的使命。
那时，我对“样板戏”产生一种恐惧感，因为“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全用刻板刻出一样，都有了固定模式，决不允许变样，多走一步，少说一句，都被提高到阶级立场问题。演员稍有不慎，就有挨“批斗”的可能，甚至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记得，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团要汇报演出，县“革命委员会”全体领导都要来，尤其是，从军分区新调来的县委书记也要来观看演出。不料，演出前两小时，我团扮演日本鬼子“伍长”的一个年轻演员不知因为什么问题，被军管书记（我团书记也是部队下来的）给停了职。书记和导演临时决定要我顶替。我那时只演过一些群众角色，从来没扮演过有台词的角儿，这个“伍长”还有几句台词，出场也不少，算得上是个角儿了。因为，他是一个反面角色，我学的都是杨子荣、郭建光等正面角色，所以，让我扮演“伍长”就非常害怕，而且，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学会那些台词和动作，就更加困难了。我本来就很害怕，再加上这么大负担，我简直就要紧张死了。可这是任务，这是工作，不容退却，不容置疑的革命工作。“上！舞台就是战场！死也要上！”军管书记瞪着牛眼大声朝我呐喊。我强压住因恐惧而狂跳的心，硬撑着背台词，练动作。
戏开了，前奏一响，灯光一亮，台下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我浑身颤抖，额头冒着冷汗，两腿不听使唤，此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上厕所……“轮你上场了！”导演焦急地低声催我，我却紧张的迈不出脚步，导演急了，一把将我推了出去，我趔趄着冲出台口，稀里糊涂喊了声：“报告队长！”
“讲！”扮演日本军官鸠山的是我一个大胖子老师。
“李玉和招了！”因为过度紧张，我一下子说错了台词，台下“嗡嗡”一阵骚乱！
“不，不不不！”扮演鸠山的胖老师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他先是一愣，然后就急中生智将戏连接下去：“凭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李玉和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招供的！”
“是是是，是不会招供的。”我战战兢兢胡乱应着声。
“滚！下去再审！”胖鸠山在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我连滚带爬下了台。
闯祸了，闯大祸了。当晚，戏一完，我就被软禁了起来，把我跟那个停职的师哥关在一个房间，外面还有人照着。
演革命“样板戏”竟然说错了台词，而且还说反了，尽敢说钢铁汉子、共产党的大英雄李玉和招供了！李玉和一招供就没戏了，这分明就是破坏“样板戏”，破坏“样板戏”也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为此，书记就组织全团演职人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文件、读报纸，然后就结合实际，批斗我们师兄弟俩。批斗的结果是：师哥受到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呢？记过一次。
每次开批斗会，有一个小女孩总是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里，偷偷流泪，偷偷伤心……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就是和我贫富厮守、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