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黑是长期生活在海边的礼物，李国强愿意表达他对此的赞叹。这也大概是每次说到潭门镇和当地的渔民们时，李国强都会变得情感尤其饱满的主要原因。
　　时间在这场相遇产生的化学反应里如同酿酒师，让这种情感愈发醇香。
　　与海南省琼海市的潭门镇相遇，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
　　在那之前的1988年，25岁的李国强从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当时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这年年底，因为课题研究的需要，李国强去海南做调研。那时北京到海南的路线是先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长途车到湛江的海安码头，从海安坐轮船跨过琼州海峡到海口。
　　30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李国强每年都会去海南，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初。海南的变化让他惊叹，尤其是潭门镇这些年的经历。在他看来，“潭门镇的发展就是中国边疆发展的一个缩影”。
　　他经历了与边疆有关的话题从“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到“国民热烈讨论”，也因此从不被别人理解的“科研冷板凳”到频频成为各个场合的座上宾。如今他担任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对“一带一路”的研究颇具独到创新之处。2016年4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他做了有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讲解。
　　“人们开始越来越关心与国家疆域有关的话题了。”他在这场变化里，见证了边疆学发展的起伏，也看到了随之而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

发现历史、还原历史

　　南风窗：你毕业后就进入了社科院边疆所，在你看来，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国强：我们单位原来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是社科院新建的一个科研单位，在当时还不是特别正规，先后挂靠民族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实际上也是一块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进入这个单位之后，我切身感受了30年间中国边疆史地学科发展的历程。这些年，边疆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对边疆地区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系列新的挑战：西藏的社会稳定问题、新疆的暴恐问题、南海和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和严峻程度，应该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特别是2009年以来，周边国家对我们海洋权益的挑战给海疆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哲学社会工作者要有更大的担当。我们怎样去做边疆治理？边疆治理能力怎样提升？现在来看，无论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还是具体的新疆、西藏、海疆等等这些理论的研究，远没有终止。中国边疆学这个学科还在讨论和探索当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任重而道远吧。
　　南风窗：你认为边疆史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李国强：研究中国海疆的历史，就是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科学认识和客观揭示中国海疆疆域历史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体系。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是基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和经营以及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的基础上而确立的。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相关权利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

研究中国海疆的历史，就是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科学认识和客观揭示中国海疆疆域历史的本来面貌。

　　我们通过边疆历史研究，也是为了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规律，更好地维护好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比现在的成分还要多，这么多民族共同缔造了一个国家，到底是如何发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规律是什么，这是边疆史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只有遵循好这个规律，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正确的道路上去实现。所以，我们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南风窗：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2016年，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课也与“丝绸之路”有关。
　　李国强：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给边疆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带一路”建设给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五年来，无论是新疆、福建，无论陆地和海洋，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对于新一轮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边疆地区也正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过去的五年仅是开始，边疆地区所处于的特殊区位，在“一带一路”建设未来的发展中，潜力会更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实际上，美国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丝绸之路法案”。2011年，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但是一直没有大的推进。
　　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提出这五年当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展和成效都超过了预期。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思考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根底，而我们的“一带一路”立足于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沃土。而且，我们倡导的是合作，是要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是这个理念是先进的，符合人类的文明发展目标。

潭门镇是理解南海诸岛问题的枢纽

　　南风窗：海南省琼海市的潭门镇是你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保有联络跟踪研究的地方，你与这个地方也建立了学术研究之外的情感。想知道这背后更多产生连接的故事。
　　李国强：潭门镇以前就是一个小渔村，后来才成为一个小镇，与博鳌相邻，同位于海南东部，但是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还真不一样。小镇不大，现有常住人口3万多人。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驾船远行南沙捕鱼。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潭门镇的渔民是理解南海诸岛问题的枢纽。他们是极特殊的渔民，特殊在于作业方式独特：他们作业的地点是珊瑚礁，哪里有珊瑚礁，就奔向哪里；不撒网捕鱼，在珊瑚礁中的湖或边缘地带潜水作业；捕捞的海产品不以量，而是靠质取胜。潭门渔民捕捞的海参、鲍鱼、鲨鱼、海龟、玳瑁等海珍品（这些海洋生物现在成为被保护的濒危物种，曾经不是），大都生活在珊瑚礁中。
　　潭门镇渔民去三沙的珊瑚礁中潜水捕捞海珍品的商业行为，无意中把三沙拴到了中国的版图上。
　　最早给南沙岛礁取名的是潭门渔民，最早在南海长期从事经营开发活动的，也是潭门渔民。潭门渔民把南海视为“祖宗海”，他们是南海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
　　有潭门镇是中国的幸运。这里有“能看罗盘、望星象、辨海流”的真正的船长。这里的渔民拥有海洋文明的核心精神：敢冒险、敢向陌生领域前进、敢冲破束缚，追求自由。
　　我每次去，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历史，了解海洋文化，比如兄弟公崇拜、祭海文化等。最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相比内地人要充分得多，比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
　　每个渔民都是一部历史，你看他们一个个晒得黑黝黝的。他们热爱“祖宗海”，甚至有很强烈的主权意识。他们认为：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生产作业，就显示我们在这个地方存在，这是我们的。
　　他们身上有很多书本上学不来甚至没有见到过的东西，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养分，同时纠正了以往研究当中的偏差。比如说过去看《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时，上面记载说“大潭出航”。那么大潭在什么地方？我到了潭门镇，进了村子，当地渔民指给我看，说：这就是大潭。大潭是潭门港，海面宽阔。我站在海边时，想到当年出海的壮观场景，有多少渔船从这个地方起航到西沙、南沙捕鱼作业。当看到兄弟公崇拜时，又想到有多少先人葬身大海。
　　这是他们曾经的生活，是活生生的现实，不是文学创作。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谋生方式，与现代社会的环保生态理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些年，我看着他们困惑、挣扎、纠结、转型，很少有抱怨。还有那些海上工作人员，他们日复一日守在鲜有人至的地方，那种敬业、奉献与务实，是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体会不到的。
　　我经常对学生说，我们不是决策者，是研究者，就是研究这些问题，为他们呼吁，呼吁怎样才更合理地进行制度性安排，给予他们更好的保障。

创建“更路簿学”很有必要

　　南风窗：围绕《更路簿》的研究和传承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更路簿学”的呼声越来越高。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和研究《更路簿》，20多年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潭门镇的渔民是理解南海诸岛问题的枢纽。

　　李国强：对《更路簿》的研究愈发深入，其中的价值也就愈发凸显。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维权来讲，《更路簿》都是重要的历史证据，它是海南渔民南海航海作业的航行指南。一般来讲只有船长有，船长手拿一个罗盘，再拿一本《更路簿》就可以闯南海了。
　　学界对《更路簿》的研究日趋深入，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不少空白点，创新和突破的力度也还远远不够。
　　昔日的海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今天的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更路簿》不仅是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强有力佐证，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更路簿》本身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价值。
　　比如现存的《更路簿》中记录了200多条航路。细细研读这些航路，你会发现，我国古代渔民非常智慧地绕开了海底暗礁，确保了在航行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较快到达鱼类丰富的海区。这种做法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是没有记录的。又比如，在对《更路簿》的“更”进行解读时可以看到，海南渔民用“更”所记录的航行时间误差很小，而这种航行的技术、能力与手段，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也都不具备。其中透露的歷史信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当时的航海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进步，我国渔民也就具备了长期和平利用南海的条件和优势。
　　《更路簿》的研究如火如荼，但需要提醒的是，要构建“更路簿学”，学界就不能为了迎合热点，再做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工作了，必须从理论研究本身出发，遵循学术规律、潜心开展研究、实事求是地发表观点。
　　比如，可以“跳出南海”研究《更路簿》，即从东南沿海省份渔民持有的相似航海指南的手抄本中寻找异同，谋求突破；可以“走近渔民”研究《更路簿》，因为其来自民间最终也将服务于百姓，渔民是最有发言权的；可以“强强联手”研究《更路簿》，即不同学科专家可从政治学、法学、气象学等方面对《更路簿》进行全方位解读，最终使其形成全面立体的学科。
　　创建“更路簿学”很有必要，但这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我们的研究应该推动《更路簿》成为南海维权的重要历史证据，并且助力海南强省乃至中国海洋强国之建设，以优秀的南海海洋文化为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