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月，两大学术争议事件—“曹雪涛论文图片争议”“饶毅举报三位科研工作者”，引发极大关注。
　　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学术造假事件，指向一个环环相扣的“科研成果”生产/消费链条：国外SCI杂志出售版面；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中介公司购买版面，或以此作為国家级资助项目的成果，或以此作为申请国家级资助项目的凭借；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购买枪手公司的论文服务；SCI杂志刊登文章—皆大欢喜。
　　学术活动在人们眼中常常带有“纯洁”的意味，它象征着人类纯粹的脑力活动，以及一种超脱于金钱的高尚追求。但是，当中国的“学术市场”，以规模化生产、规模化消费、不断生产创造新消费的“福特式流水线”方式呈现出来，无疑是对“社会想象”的沉重打击。
　　大量的指责可以理解，但仅有道德鞭挞，还不够。
　　从公共的角度来讨论学术争议问题，重要的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做法是否道德，而是这样的做法到底对谁有利，由谁来作出选择，影响选择的因素是什么。尼采对道德的谱系学分析提供了这样的启发：善是出于利，而恶与害相联系，并带有阶级因素。
　　因此，它需要我们深入地追问：中国的科研激励制度、评审制度如何形成，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科研激励制度、评审制度的存在，是期待提升科研实力、科技话语权的国家性需求。而千千万万个依赖此制度生存的人，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个“经济人”的计算—最先考虑制度的物质激励。
　　制度当然不只有物质激励。如果制度的多重激励，和大多数“科研经济人”的追逐正向匹配，才是国家与社会真正期待的结果。
　　但是，如果造假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收益却丰厚无比，那么许多没有真正研究成果的“科研经济人”就会选择一条“学术不端”的捷径。
　　这是制度的“指挥棒”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制度。
　　修正制度中的缺点，也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简单。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是法学界最有名的杂志之一，里面有个引用率最高的文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家幼儿园，家长经常在放学后很久还不来接孩子，给幼儿园老师带来很多麻烦。于是，有个学者就做了个实验，划出一些班，学生家长如果放学后没有准时来接孩子，就罚款。按照直觉，罚款应该会减少家长们的迟到行为。事实是，这些班的家长迟到率大幅度上升。
　　没有罚款的时候，每位家长的心中和幼儿园是有个“隐性合同”的，一旦违约，他们的心里十分内疚，就会争取下一次早点来。实施了罚款制度以后，隐性合同就被显性化了，家长们再也不会心怀歉意，“不就是交点钱吗”？！
　　制度最大的作用，是改变在个人身上起作用的激励机制，从而对整个社会形成规范。如何去设计激励，改变激励，有时往往是物质之外的东西在起作用。
　　所以，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 “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的措施公布后，人们欢呼政府“及时出手”的同时，存在“国内期刊水更深”的担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天讨论中国的学术争议事件、论文造假问题，并不是要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来评价一种科研制度，而是作出一种提醒：科学研究需要更科学的激励制度，科研激励/评审制度的设计和更正，需要在学术界总体历时、共时的层面进行利害权衡，同时必须考虑到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心理活动。
　　而且，学术界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法和规范，还要包括一系列社会中正在形成、发展、演变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