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欢娱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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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子,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有两个鲜明的群体特征:一是重生命的感性体验,从人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到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风花雪夜,无不令他们充满兴趣地去关注、赏评和体验;二是对生命执着的珍爱、眷恋,因而他们对人事无常、人生短暂极敏感、极易兴发悲慨。魏晋文人士子的这种心理型构、精神气质,在魏晋时期的诗歌、散文及志人记事小说《世说新语》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有了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作参照,再去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关这篇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就容易把握了。
  《兰亭集序》从形式到内容皆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文章开篇即以洗练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暮春时节,江南山水钟灵秀丽、气候清明和畅;文人雅士聚会其中,饮酒赋诗,纵情山水,赏心悦目。作者不饰浓墨重彩、不用铺陈渲染、不加工笔细描,仅以120余字的白描写意之法,即把人生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欢愉快乐之境,出神入化、意味隽永地写出来。然而,当读者尚沉浸于风光旖旎的江南山水、神往那文人雅士的诗酒人生之时,作者却笔锋骤转,突发对人生的幽思玄想,悲从中来,且悲慨之深远沉重,远远超过上文纵情山水、诗酒欢宴产生的快乐,以致全文都被作者对人生深深的悲情所笼罩。这悲慨撼动人心之强烈,令每一位读罢此文的人在心中亦悲情弥漫,挥之不去,拂去还来,久久不能释怀……
  有关这篇文章的主旨,一直是此文教学过程中最难把握的地方。一般评论者(包括现行高中语文教材)都明确地指出,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人生的深重感慨。但具体到感慨什么?又都含糊其辞、言之不详。古代文学作品中,感慨人生的篇目数不胜数,但惟有此篇形式独特,幽思深远。说它形式独特,是因为此文是从文人士子、亲朋好友的宴饮欢聚、观览自然美景等赏心悦目的欢娱中,突发人生的幽思悲情。说它幽思深远,是指此文决不止于以强烈的情绪感染读者。作者在文中还用大段的议论,表达他对人生的思与悟,而这思悟的深远,是直指人类的生命本相的。它超出了一般散文作家对人生思考的深度,是以哲学家的视角和睿智,反思生命存在的境遇。正是作者这样的幽思玄想,使读者在情绪上受到感染后,愈发想深入此文,与作者一道感悟人生。可以说,《兰亭集序》的作者在表达对人生的感慨时,是在强烈的感性下面隐含着对人生的深刻的理性思考——他思考到了生命的悲剧性本相。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悲剧性境遇的认识,使文章弥漫着无尽的悲情,成为文学史上感慨人生的绝响。那么,作者思悟到的生命本相是什么呢?答案全部在文章的第二段: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段议论,文字虽不多,但思考的内容极丰富,义理也极严密,文意发生了三次转承: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为一层,承上启下,转入对人生一世、生命存在状态的思考。二、“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为一层,承上文思考人生因生命的种种内在欲求,造成的欢与悲之两种境况。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为一层,承上文悲慨人生无常、生命短暂。
  这一段的第一层既由“人之相与”“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承继上文的宴饮聚会、纵情山水;又用“俯仰一世”启引下文,展开对人生一世、生命存在状态的思考,在文章的结构脉络上承上启下,文意明晓。
  下面通过对第二层、三层文意分析,来理清作者对人生的幽思玄想,悲情所系。
  
   一、“感慨系之矣”是感慨人生胜事不常、快乐易逝
  
  第二层的两句话:“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和“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实质上是写出了人生中的两种生命状态:前一种情形写的是人在生活中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事物时的快乐。这是人的生命种种的内在欲求及其外在感官体验获得满足时的精神状态,是人之共性。后一种情形写的是人对其所追求的事物一旦拥有、实现后,随着欲求的满足、感官体验的疲惫,已拥有的事物或生活状态就很快失去了对生命活动的刺激性,不仅原有的快乐性体验消失了,且随之产生了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或生活状态的体验性厌倦或腻烦,对生存的不满足(缺憾)感随之产生——即所谓“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这也是生命种种内在欲求及其外在感官体验的本质特征,也是一种人之共性。我们知道,人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种种内在欲求及其感官体验,总是在已有的满足和新的需要之间不断嬗变,总是趋向于求新(变化)、求全(丰富)、求高级、求完美,因而也就永无止境,即所谓“人心无止”。这种人性特征,使人类生命在其生存过程中,内在的欲求和外在的感官体验总是处于已有的满足与新产生的欲求相继而生,且满足总是短暂的、而新欲求所造成的缺憾则是恒常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中。从而使人在生活中,在人与外物发生关系时,快乐总是短暂易逝的,而缺憾则是恒常易生的。作者在文中的这几句话:“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正是对这种由生命本性造成的人生喜乐悲伤之境,所做的极具感性的描述。下文所谓“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正是对人生“盛事不常”、“快乐易逝”无奈而深重的直接慨叹吗?
  
   二、“死生亦大矣”是悲慨人生的生死之变、生命终将消逝
  
  人生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事物莫过于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的存在,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源。人性本能,是渴望生命永存,但生命的存在又无法超越自然造化的局限,终有一死,而面对宇宙无穷,生命又极其短暂。感悟到人生这种无奈的悲剧性的终极处境,眷恋生命的人怎能不情动于衷?这就是“死生亦大矣”一句的悲感之由。
  “死生亦大矣”出自《庄子·德充符》。原句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赞美一种理想人格。具有这种理想人格的人,因为感悟了宇宙自然及人生的真谛,能够在精神上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故他们在生活中,无论身临何种处境,其精神人格都不受外物变化的影响,哪怕是遭遇肉体的死与生这样大的人生巨变,也不会影响他们——因为他们的精神人格已经超越了肉体的局限,达到了与天地自然的同在(“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只与“天道自然”一同变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而不随肉体的生与死发生变化,肉体的生灭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精神人格的存在(也就是《庄子·大宗师》所说的“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死生一如)。这句话的本意是:“肉体的死和生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但其(秉“道”而生的人)精神人格却不会随之发生变化。”(郭庆藩《庄子集释》、曹础基《庄子浅注》)
  《兰亭集序》中,作者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感慨人生最大的变化给人造成的最大的痛:生命从有到无,终不免一死。故他先从人生胜事不常、快乐易逝(小的变化,小的痛苦:“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写起,过渡到人生终有一死(大的变化,大的痛苦:“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然后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一句发出了惊心动魄之慨叹:“岂不悲哉!”——面对美好的生命终将消失这样的人生变化,哪一个钟情于人生的人能不痛苦?
  在这里,“死生亦大矣”一句,由原作中“死与生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之意,经作者巧妙地化用在此处,语意已发生转变,转向特指死,即“死是人生最大的变化”。语意的这一转变,被后世多数文评家们忽略了,仍把这句话注解成“生死是人生的大问题”,这是对《庄子》原作和此处引用的双重误读。人教版《语文》课本也是如此误读,无意中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困惑。当代学者中,唯有张中行先生在其著述中指出了王羲之引用这句话时语意的这种转变(张中行《禅外说禅》)。
  因宴饮欢聚,纵情山水而引发对人生的感慨,由感慨人生的胜事不常、快乐易逝,到感慨人生短暂、生命终将消逝,王羲之就这样在《兰亭集序》的第二个文段里完成了他对人生的深重悲慨,写出了古往今来的共同人性,既表达了他对生命悲剧性的终极体验,更表达了他对生命执著的眷恋。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中,曾精辟地指出,汉末魏晋时代的文人士子,在精神风貌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对人事无常、生命短暂的悲慨上。这种生命意识觉醒程度之强烈,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直接地面对生老病死、人事变迁,还是在宴饮聚会、览物观景时,都会触目伤怀、兴发感动、悲喜交集。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到曹氏父子、阮籍、嵇康、陶渊明的作品及《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故事,无不弥散着这种精神特质。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更是以其完美的形式,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精神。
  
  [作者通联:河北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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