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国家的繁荣一直是从施政者到普通民众的不懈追求。国家的繁荣有各种形式的体现，而国民财富的增长无疑是最为直接的。正因如此，自1776年，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出版了那部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来，两百余年的时间里，依然有无数经济学人在继续斯密对国民财富增长原因的求索。从哈罗德·多马、索洛、卡尔多等人的增长模型，到库兹涅茨等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及发展经济学对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思考，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学人对于国家繁荣原因的孜孜以求。在斯密的思想来到中国110年后，这一次，关于繁荣的求索迎来了一位中国学者的思考。
　　林毅夫教授带来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在《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林毅夫教授以生动、简明而易于理解的语言，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参考；并且指出，GIFF框架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也适用于转型经济以及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意义，林毅夫教授另有专著阐述，其中收入了诸多名家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成败得失的评论。珠玉在前，在此，笔者无意续貂。而新著针对的则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语言更为生动平实，更有大量发展中国家失败或成功的例子，如作者所言，“以浅显的语言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思考”。由于对象是非专业人士，不必拘泥于学术著作必要的限定，叙事反能更为个人化，从中亦能窥见作者的内心世界。反过来，对作者内心世界的贴近，或许亦能使读者更为容易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脉络。
　　纵观全书，除了经济学观点的阐述，在那些充满个人色彩的叙事中，最多的是对责任和使命的强调，例如，“我的责任就是借鉴世界历史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利用经济分析帮助他们制定出充分考虑他们的愿景、优势、约束和目标的合适战略”；“自我童年开始，我人生的追求就是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由于受过儒家传统教育，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有助于我国实现繁荣的方法，让我们的人民能从贫困与饥饿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上述语句不免令人想到横渠先生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传统中的知识者一直强调对社会建构的使命与参与，《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无论是“诚意、正心”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还是“格物、致知”对知识修养的追求，最终都要落实到“治国平天下”。
　　对修齐治平强调到极端，则是以“帝王师”自命。这种对于使命和责任的过度自诩曾经为人诟病。而在现代经济学中，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对社会建构“通往奴役之路”的质疑更是深入人心。然而，撇去这种建构意识在社会层面的滥觞，对于个人而言，即便儒家思想已不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那种对于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无消减。数千年文化传统，早已在不经意间浸润了每个中国士人的灵魂。
　　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人文社会学科中最为贴近自然科学的学科之一。经济学界重视实证研究的主流趋势亦使得经济学家的分析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强调“是什么”而非“应该如何”。然而，经济学的分析固然更多是价值中立的，但经济学家始终有其立场，任何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其背后总是或多或少浸染了经济学家本人所在的文化传统。斯密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分析离不开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子，芝加哥学派对自由市场的强调植根于盎格鲁一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亦时时提醒人们印度社会权利分配的现实。同样，新结构经济学则深深打上了中国烙印。尽管新结构经济学依然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不仅其许多观点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那种来自儒家传统，基于“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或许更是其灵魂。
　　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特点是对所谓“实用理性”的强调，即更强调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发明，在“真、善、美”中相对更强调对“善”的追求而非对“真”的追求。这种传统一方面或许阻碍了现代科学以及思辨哲学在中国的产生，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学以致用”、“经邦济世”成为知识者的当然选择与理想人生。正如本书中提到的李冰与王阳明。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至今仍在灌溉成都平原，正切合了儒家经世致用之主张。而王阳明一方面集宋明心学之大成；另一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赫赫武功，更以其自身的实践诠释了“知行合一”，堪称儒家理想知识分子的典范。
　　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征在于，其从诞生之日起，就着眼于具体的政策实践，即如何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的实施赶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与中国传统的“学以致用”、“知行合～”的主张具有天然的契合。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区别是，其政策主张不可实验，只能通过政策实施的后果来证明其成功或失败。然而，由于国家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涉及成千上万人，一旦错误的政策被实施，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正如本书所提到的加纳等国的例子。“当阅读世界历史时，我常常悲叹于许多政治领导入追求带有真诚和高尚的意图的目标，但却为自己的国家、人民有时也包括自身，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正因错误政策的后果往往需要花费数倍的成本去逆转，甚至难以逆转，因此对于政策的提出更需要使命感与责任感。具有使命感，始能承担政策风险的压力；具有责任感，始能慎重审视政策的确切后果。
　　从这一角度看这本书的叙述，或许我们能够对全书各章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由衷喜悦和对失败的痛切惋惜，以及对政府责任的强调能够有更多的理解。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实质是一种有关尊严的经济学”，仁者爱人，赋予发展中国家每一位社会成员以尊严，乃是发展经济学家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使命。
　　今天，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依然在困扰着世界，面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是继续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还是积极的参与者？前者或许契合经济学价值中立和推崇自由市场的传统，然而，新结构经济学者或许更愿意选择后者，“作为一名关心实际政策问题和现实结果的经济学家，我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介入并提出相关建议”。这种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新的经济理论框架一方面挑战了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可能面临同行学者从各个角度的诘难；另一方面更承担了政策后果不确定的风险。然而，正如凯恩斯在《通论》最后所写到的：“如果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敢作出预言：要想否定它们在一段时期后所产生的力量会是错误的。”而“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政治领导人将有动机和能力去改变国家的命运”，最终实现增长的收敛，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大同世界。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