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政府承诺: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将转向对消费的拉动。
　　中国的确需要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细细品味,如果过大力度地拉动消费,搞不好就会落入一个巨大的经济“圈套”。
　　上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消费过度”,而中国人消费不足;相应的,美国人储蓄率过低,而中国人储蓄率过高。双方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导致经济失衡。所以,中国需要提高消费,减少储蓄;而美国需要减少消费,提高储蓄。
　　笔者一直反对这样的看法。表面上看,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反差”,中国储蓄近30万亿人民币,而危机前,美国的储蓄是负值。但是,我们究其原因后不难发现,这其实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分析,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这与美国实体产业大量转移,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所致,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印钞票购买别国商品——也就是“美元霸权”的直接后果。相反,中国的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只是表面现象,这是省吃俭用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真得储蓄过多吗?笔者认为不是。首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主席樊纲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大都不是居民而是企业创造的,2002年之后中国储蓄大幅增长就是这个原因;其次,中国20%的人创造了80%的储蓄,稍加计算便可以得出中国80%的人储蓄不足6000元,有人甚至没有储蓄。所以,中国不是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国民根本没有消费能力。而认为中国储蓄过多导致美国消费过度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
　　而且,增加消费的前提是增加收入。如何才能有效增加中国人的收入?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增加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予消费者一些补贴等等。但是,这些做法除了增加社保以外,其他必须是“适度而为的事情”,基本属于短期政策。
　　尤其是提高工资标准问题(这是很多国人关心的),如希望借此“拉动消费”,则面对的是一个悖论。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的国情。第一,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第二,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第三,出口加工占比非常大,也是中国大量劳动力的主要收入来源。基于这三大国情,中国人的国民收入不可能快速提升,因为那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
　　上游的劳动力成本提升后,下游的资源价格却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国内劳动力价格再形成上涨刚性之势,结果会使中国实体企业的成本大幅提升,如果最终消费品价格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那中国企业势必大量倒闭。
　　所以,中国如果依靠大幅提高国民收入去拉动消费,其后果是,国民将更大程度地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失去消费能力。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消费社会的阶段。从人均GDP角度看,也仅仅是极个别的城市达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所以,中国的经济构成主体依然是投资,最多是以投资带动消费的结构,而绝不可能是以消费为主,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也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