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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泰戈尔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掀起了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一波热浪。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文学研究会对泰戈尔作品的大量翻译和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使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传播。泰戈尔的诗集、散文、小说等被争相翻译过来。但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天定情缘》的译本只见书于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中，本文即旨在探寻泰戈尔《天定情缘》在中国传播的“束缚力”。
【关键词】：泰戈尔；《天定情缘》；束缚力
一、绪论
《天定情缘》是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之一，但比起其他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沉船》等的多次翻译出版，及其大量针对性的论文研究，《天定情缘》的译本只见书于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中，基本没有对其的进一步研究。纵观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首次热潮即出现在泰戈尔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1]“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五四前后中国内在需求泰戈尔文学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主题、东方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力量的契合”，其中翻译量最为可观的就是泰戈尔的诗集。到1924年泰戈尔访华事件的发酵，泰戈尔的诗歌、小说、话剧等的译文大量在中国出版，刊登的杂志也多达三十多种。随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针对泰戈尔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性论文大面铺开，成果较为显著。
但可见的是泰戈尔是一个集大成者，[2]“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余种戏剧、近百篇短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所以再看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天定情缘》在中国受到的冷遇也就能够理解，毕竟比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吉檀迦利》、反映印度时代特征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 和《沉船》等，《天定情缘》没有《吉檀迦利》的国际声望同时叙事也较为小众。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天定情缘》有其丰富的内涵性，可以窥探出泰戈尔的家庭观、妇女观等。而粗看泰戈尔的相关研究，大量集中在泰戈尔作品的相关主题及其思想研究和泰戈尔作品中对中国某作家的影响研究。因此从泰戈尔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泰戈尔各方面的研究还是存在较大空白的。而且以泰戈尔长篇小说《天定情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基本为零。虽然长篇小说《天定情缘》非泰戈尔的著名长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背景，反映的主题也不具有宏观的时代意义，但其可研究性也是非常丰富的。《天定情缘》主要反映的是小我与周围的关系定位问题，反映更多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婚恋问题还有个人的理想事业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正是因为反映的事件的“小”，才更有利于窥探出泰戈尔更细腻的内心世界。
本文即围绕《天定情緣》在中国的冷遇为研究契机，结合源文国印度的现状，政治制约、出版商、译者，译文国中国的接受情况三个方面窥探出泰戈尔《天定情缘》在中国传播的“束缚力”。
二、《天定情缘》传播过程中的“束缚力”
（一）源文国：印度
泰戈尔的作品最早是用孟加拉语写就，随着名望的越来越高，印度使用孟加拉语的地区广泛地吟咏他的诗歌。后来泰戈尔自己将一些作品翻译成英语，更因为此契机，泰戈尔凭借英语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无统一语言文字。据有关资料统计，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33种。同时英语在印度很有影响。除宪法规定的18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外，还规定英语为行政和司法用语。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北印度语言主要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南印度语言主要有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印度东北地区语言主要包括那加语和米佐语等。印度中部地区主要有桑塔尔语、蒙达语等。还有安达曼语，主要流行于安达曼群岛。所以泰戈尔的作品在本国都很难有很好地延伸性传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印度宗教气息浓重，相比于现实生活，印度人更关注来世的永生问题，所以浓郁的宗教氛围与出世精神赋予了印度以统一性的文化因素，导致印度文化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宗教文化发达，而历史学、方志学研究极为缺失，“解脱”是印度人的最高理想。所以面对语言的杂烩，印度人采取的是随波逐流的态度。综上泰戈尔作品在印度的传播本身就受语言这一屏障的阻碍，更不要说泰戈尔作品的版本及其在本国的研究状况问题了，这对于作品的跨国性传播本身就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政治制约、出版商、译者
李金云在《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这篇文章中对泰戈尔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和总结。文章将1913年至1926年年称为泰戈尔的萌蘖期，这时期译文多在杂志上发表，而译者更多的是自发的，以翻译诗集為主；将1926年至1949年称为泰戈尔翻译和研究的守成期；将1950年到1978年归为沉寂期；从1978年到今天称为崛起并繁荣时期。
但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生发与制约。因为在1949年之前，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当中，相对于关注到文学的自身价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文学的外在影响，是否可以鼓舞民族保家卫国的情绪，是否可以振奋还未开化的国人奋起战斗，是否可以唤醒已经丧失国魂的国人找回良知。在生死攸关的1949年前的中国不会单纯的翻译一本质量优良的作品只为附庸风雅或陶养情操，而是更多的被操纵成为一种思想武器、变革厉剑。泰戈尔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无疑就有资格成为这种思想武器，因为泰戈尔在国际上是得到认可的，同时在身份上还是当时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在基本都沦为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来说，泰戈尔的获奖事件可以称得上是一群跪着的东方人当中唯一一位挺直腰板的人，所以泰戈尔作为一个典型在当时的中国刮起一轮“泰戈尔”热也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地又进入了十年文革的境地中，所以1950年到1978年归为沉寂期。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文学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且随着对外交流一步步加深，翻译进来的中国作品也与日俱增。所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影响泰戈尔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 在译者和出版商方面。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商几乎没有进行操纵，更多的是译者的自发与自觉。这个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分裂阶段，而对泰戈尔作品的译者多是探求变革的有思想的知识人，他们办杂志、翻译作品渴求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更多的民族沉睡者。他们将泰戈尔的作品选为翻译目标的原因一为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对于鼓舞民族士气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为泰戈尔与1924年访华带来了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一轮升温及其余热。这时的出版商凭借泰戈尔的热度偏向自觉的去出版出泰戈尔的相关作品。但由于中国经历的阶段是处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期，好多国内的翻译者翻译出来的泰戈尔的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存在杂烩的问题，且由于译者的语言问题，多是选择泰戈尔的英语诗集进行翻译，一方面是由于诗集《吉檀迦利》的名誉，一方面则是当时的译者的自身能力问题了——对孟加拉语不熟知、泰戈尔诗集用词方面偏简单化。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对泰戈尔的研
究更为自觉和系统，为泰戈尔的研究增加了新的丰富的内涵。但参照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国内对泰戈尔的研究还是存在极大的片面性的。拿对《吉檀迦利》的研究为例，占国内泰戈尔研究的三成左右。而泰戈尔的作品是极为高产和豐富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缺少有能力的译者，当然这也与印度文化深厚的内涵性和宗教赋予的深邃气质脱不开关系，且孟加拉语对比英语等其他外语的国际接受情况
来看，更多的人更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一门其他的外语而不是孟加拉语。所以国内出版的泰戈尔作品的译本很多都是经由孟加拉语译成英语再转译成中文，泰戈尔作品的丰富内涵就在一转再转中退去了应有的神采。同时泰戈尔作品中有许多的旁征博引，这导致想要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还要熟悉印度的古文文献和宗教文献。且泰戈尔作品的精华实则是渗透在文章骨子里的宗教观，这是泰戈尔作品中的魂之所在。但中国的译者却鲜有精通印度佛教义理之人。另一方面还跟中国的翻译环境相关，五四时期对泰戈尔作品中的个性主义及其东方元素的需求；革命时期对泰戈尔作品中体现民族革命因子的作品的诉求和对和谐年代里人性中的爱和美的渴求。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些作品的一版再版，而一些泰戈尔同样具有丰富内涵的温性作品在中国却得不到发展。
（三）译文国：中国的接受情况
将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大致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成立前，泰戈尔的作品虽说存在传播契机和其作品本身的积极价值，但对比西方的大量翻译著作在中国的涌入和当时分裂中的中国更为需要的冲击性的作品来说，泰戈尔的作品显而易见略显温吞，同时泰戈尔作品中的大量宗教观念，这在辞旧迎新的中国实在成为一块儿绊脚石。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泰戈尔更是险些成为两元对立的牺牲品。保守派和革命派均带有政治目的地去传播或抵制泰戈尔的思想或作品，多有配合当时的造势之嫌。雖说也不乏像冰心、郭沫若等承得泰戈尔思想内核的，广播爱与和谐的学者，他们引入新的文学样式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多样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思想启蒙更是以西方作为一个标杆，对泰戈尔的研究虽说更系统和完善，但人员和财力的投入对比对西方文学研究的投入也确实是九牛一毛。
三、总结
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显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的。在翻译过来的泰戈尔的作品还是不够详实的，且对于承接的泰戈尔的精神要义也还不够传神。对泰戈尔的研究方面虽然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但若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对泰戈尔作品译的出色和研究的全面也是存在巨大困难的。不仅仅因为我国的译者视见和能力的有限性，而且也在于泰戈尔作品在本国即缺少一个良性的传承。但好在泰戈尔所留下的原本会一直留存，随着时代的发展泰戈尔的作品一定会在中国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注释：
[1]李金云，《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4期。
[2] 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参考文献：
[1]《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董友忱主编，石景武副主编，华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李金云，《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4期。
[3]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摘要】：泰戈尔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中国掀起了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一波热浪。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文学研究会对泰戈尔作品的大量翻译和1924年泰戈尔的访华，使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传播。泰戈尔的诗集、散文、小说等被争相翻译过来。但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天定情缘》的译本只见书于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中，本文即旨在探寻泰戈尔《天定情缘》在中国传播的“束缚力”。
【关键词】：泰戈尔；《天定情缘》；束缚力
一、绪论
《天定情缘》是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之一，但比起其他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沉船》等的多次翻译出版，及其大量针对性的论文研究，《天定情缘》的译本只见书于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中，基本没有对其的进一步研究。纵观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首次热潮即出现在泰戈尔在1913年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1]“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五四前后中国内在需求泰戈尔文学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主题、东方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力量的契合”，其中翻译量最为可观的就是泰戈尔的诗集。到1924年泰戈尔访华事件的发酵，泰戈尔的诗歌、小说、话剧等的译文大量在中国出版，刊登的杂志也多达三十多种。随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针对泰戈尔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性论文大面铺开，成果较为显著。
但可见的是泰戈尔是一个集大成者，[2]“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二十余种戏剧、近百篇短片小说、十二部中长篇小说……”。所以再看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天定情缘》在中国受到的冷遇也就能够理解，毕竟比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吉檀迦利》、反映印度时代特征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 和《沉船》等，《天定情缘》没有《吉檀迦利》的国际声望同时叙事也较为小众。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天定情缘》有其丰富的内涵性，可以窥探出泰戈尔的家庭观、妇女观等。而粗看泰戈尔的相关研究，大量集中在泰戈尔作品的相关主题及其思想研究和泰戈尔作品中对中国某作家的影响研究。因此从泰戈尔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泰戈尔各方面的研究还是存在较大空白的。而且以泰戈尔长篇小说《天定情缘》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基本为零。虽然长篇小说《天定情缘》非泰戈尔的著名长篇小说，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背景，反映的主题也不具有宏观的时代意义，但其可研究性也是非常丰富的。《天定情缘》主要反映的是小我与周围的关系定位问题，反映更多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婚恋问题还有个人的理想事业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正是因为反映的事件的“小”，才更有利于窥探出泰戈尔更细腻的内心世界。
本文即围绕《天定情緣》在中国的冷遇为研究契机，结合源文国印度的现状，政治制约、出版商、译者，译文国中国的接受情况三个方面窥探出泰戈尔《天定情缘》在中国传播的“束缚力”。
二、《天定情缘》传播过程中的“束缚力”
（一）源文国：印度
泰戈尔的作品最早是用孟加拉语写就，随着名望的越来越高，印度使用孟加拉语的地区广泛地吟咏他的诗歌。后来泰戈尔自己将一些作品翻译成英语，更因为此契机，泰戈尔凭借英语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无统一语言文字。据有关资料统计，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33种。同时英语在印度很有影响。除宪法规定的18种语言为联邦官方语言外，还规定英语为行政和司法用语。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北印度语言主要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南印度语言主要有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印度东北地区语言主要包括那加语和米佐语等。印度中部地区主要有桑塔尔语、蒙达语等。还有安达曼语，主要流行于安达曼群岛。所以泰戈尔的作品在本国都很难有很好地延伸性传播。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印度宗教气息浓重，相比于现实生活，印度人更关注来世的永生问题，所以浓郁的宗教氛围与出世精神赋予了印度以统一性的文化因素，导致印度文化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宗教文化发达，而历史学、方志学研究极为缺失，“解脱”是印度人的最高理想。所以面对语言的杂烩，印度人采取的是随波逐流的态度。综上泰戈尔作品在印度的传播本身就受语言这一屏障的阻碍，更不要说泰戈尔作品的版本及其在本国的研究状况问题了，这对于作品的跨国性传播本身就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二）政治制约、出版商、译者
李金云在《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这篇文章中对泰戈尔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和总结。文章将1913年至1926年年称为泰戈尔的萌蘖期，这时期译文多在杂志上发表，而译者更多的是自发的，以翻译诗集為主；将1926年至1949年称为泰戈尔翻译和研究的守成期；将1950年到1978年归为沉寂期；从1978年到今天称为崛起并繁荣时期。
但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生发与制约。因为在1949年之前，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当中，相对于关注到文学的自身价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关注到的是文学的外在影响，是否可以鼓舞民族保家卫国的情绪，是否可以振奋还未开化的国人奋起战斗，是否可以唤醒已经丧失国魂的国人找回良知。在生死攸关的1949年前的中国不会单纯的翻译一本质量优良的作品只为附庸风雅或陶养情操，而是更多的被操纵成为一种思想武器、变革厉剑。泰戈尔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无疑就有资格成为这种思想武器，因为泰戈尔在国际上是得到认可的，同时在身份上还是当时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在基本都沦为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来说，泰戈尔的获奖事件可以称得上是一群跪着的东方人当中唯一一位挺直腰板的人，所以泰戈尔作为一个典型在当时的中国刮起一轮“泰戈尔”热也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地又进入了十年文革的境地中，所以1950年到1978年归为沉寂期。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文学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且随着对外交流一步步加深，翻译进来的中国作品也与日俱增。所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是影响泰戈尔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 在译者和出版商方面。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商几乎没有进行操纵，更多的是译者的自发与自觉。这个时期的中国还处于分裂阶段，而对泰戈尔作品的译者多是探求变革的有思想的知识人，他们办杂志、翻译作品渴求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更多的民族沉睡者。他们将泰戈尔的作品选为翻译目标的原因一为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对于鼓舞民族士气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为泰戈尔与1924年访华带来了翻译泰戈尔作品的一轮升温及其余热。这时的出版商凭借泰戈尔的热度偏向自觉的去出版出泰戈尔的相关作品。但由于中国经历的阶段是处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期，好多国内的翻译者翻译出来的泰戈尔的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存在杂烩的问题，且由于译者的语言问题，多是选择泰戈尔的英语诗集进行翻译，一方面是由于诗集《吉檀迦利》的名誉，一方面则是当时的译者的自身能力问题了——对孟加拉语不熟知、泰戈尔诗集用词方面偏简单化。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对泰戈尔的研
究更为自觉和系统，为泰戈尔的研究增加了新的丰富的内涵。但参照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国内对泰戈尔的研究还是存在极大的片面性的。拿对《吉檀迦利》的研究为例，占国内泰戈尔研究的三成左右。而泰戈尔的作品是极为高产和豐富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缺少有能力的译者，当然这也与印度文化深厚的内涵性和宗教赋予的深邃气质脱不开关系，且孟加拉语对比英语等其他外语的国际接受情况
来看，更多的人更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一门其他的外语而不是孟加拉语。所以国内出版的泰戈尔作品的译本很多都是经由孟加拉语译成英语再转译成中文，泰戈尔作品的丰富内涵就在一转再转中退去了应有的神采。同时泰戈尔作品中有许多的旁征博引，这导致想要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还要熟悉印度的古文文献和宗教文献。且泰戈尔作品的精华实则是渗透在文章骨子里的宗教观，这是泰戈尔作品中的魂之所在。但中国的译者却鲜有精通印度佛教义理之人。另一方面还跟中国的翻译环境相关，五四时期对泰戈尔作品中的个性主义及其东方元素的需求；革命时期对泰戈尔作品中体现民族革命因子的作品的诉求和对和谐年代里人性中的爱和美的渴求。所以这就导致了一些作品的一版再版，而一些泰戈尔同样具有丰富内涵的温性作品在中国却得不到发展。
（三）译文国：中国的接受情况
将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大致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新中国成立前，泰戈尔的作品虽说存在传播契机和其作品本身的积极价值，但对比西方的大量翻译著作在中国的涌入和当时分裂中的中国更为需要的冲击性的作品来说，泰戈尔的作品显而易见略显温吞，同时泰戈尔作品中的大量宗教观念，这在辞旧迎新的中国实在成为一块儿绊脚石。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泰戈尔更是险些成为两元对立的牺牲品。保守派和革命派均带有政治目的地去传播或抵制泰戈尔的思想或作品，多有配合当时的造势之嫌。雖说也不乏像冰心、郭沫若等承得泰戈尔思想内核的，广播爱与和谐的学者，他们引入新的文学样式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多样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新思想启蒙更是以西方作为一个标杆，对泰戈尔的研究虽说更系统和完善，但人员和财力的投入对比对西方文学研究的投入也确实是九牛一毛。
三、总结
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显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的。在翻译过来的泰戈尔的作品还是不够详实的，且对于承接的泰戈尔的精神要义也还不够传神。对泰戈尔的研究方面虽然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但若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对泰戈尔作品译的出色和研究的全面也是存在巨大困难的。不仅仅因为我国的译者视见和能力的有限性，而且也在于泰戈尔作品在本国即缺少一个良性的传承。但好在泰戈尔所留下的原本会一直留存，随着时代的发展泰戈尔的作品一定会在中国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注释：
[1]李金云，《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4期。
[2] 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参考文献：
[1]《泰戈尔小说全译——长篇小说VII》，董友忱主编，石景武副主编，华文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李金云，《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研究及翻译现状的思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4卷第4期。
[3]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