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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如今的技术，在10个50×25m标准游泳池水量中倒入一勺糖，也能检测出糖分子的存在
每天，在伦敦奥运会各个比赛场馆，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进行各项比赛。而位于伦敦东北埃塞克斯郡的伦敦奥运会反兴奋剂实验室里，1000多名工作人员正面对着400多份尿液和血液样本忙个不停。他们的工作就像“奥运侦探”一样，在样本中仔细查找7类240多种违禁药物的蛛丝马迹。
这些样本中，包括所有获得奖牌的选手一没有反兴奋剂实验室兴奋剂阴性的检测结果，获奖运动员不能上台领奖。近50年反兴奋剂的历史
兴奋剂是指能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从而提高机能状态的药物。事实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兴奋剂。茶、可乐、咖啡，这些常见的饮料中所含的咖啡因，就是一种兴奋剂。
而我们的祖先在尚不知兴奋剂为何物时，早已开始食用一些能让人精力异常充沛的食物。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士们，在降伏野兽前，一般会饮下特殊饮料。这种由一些菌类植物和芝麻籽混合酿造的液体，据说喝下后能壮胆。
人类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2000年前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根据德国《时代周报》的报道，当时运动员为了追求“刺激”的感觉，会喝下生物碱和白兰地等烈酒的混合物，或吃一些带有微量毒性的蘑菇。据悉，为了获胜，一些运动员会服用来自蘑菇、仙人掌的提取物，也有运动员将士的宁一类生物碱与酒精混合在一起饮用。
在1896年发源雅典的现代奥运会上，兴奋剂种类开始丰富起来，鸦片、士的宁、苯丙胺、硝酸甘油，均成为运动员使用的兴奋剂。
在《反兴奋剂战争——老鼠永远跑在前面》这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件彼时兴奋剂如何“助跑”运动员的事情：1904年，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获得者希克斯，是靠着士的宁跑完全程。途中，教练卢卡斯一直跟着他，当希克斯精疲力竭之时，卢卡斯就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并给他喝下一大杯威士忌。在终点前4英里，几乎再次崩溃的希克斯又被打了一针士的宁。
为了增强耐力，欧洲的自行车运动员曾服用一种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制成的兴奋剂。当时，欧洲常举行一种日夜不停、持续进行144小时的自行车六日赛，这种比赛特别消耗体力。据报道，参加六日赛的比利时运动员在比赛时会吃一种药物浸泡过的糖片；法国运动员服用咖啡因药片；而英国运动员则吸入纯氧并用白兰地送服士的宁、海洛因和可卡因。
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反而被认为是科技进步的“典型”。如在希克斯夺冠之后，官方报道称，“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又如，在1930年环法比赛参赛手册上注明，主办方不负责提供各参赛队的“药物”费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用不用药物是你们运动员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埋单”。
滥用兴奋剂的恶果，在上个世纪60年代逐渐显现。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在比赛中昏厥，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中提到，他服用了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物。
1967年，前奥运铜牌获得者，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口袋里还有未吃完的甲基苯丙胺，即常说的冰毒。
类固醇类药物，让前东德的运动员脂肪代谢紊乱、高血压、肝功能异常、好斗，让女性外表变得像男性、嗓音粗哑，月经不调或闭经。
一系列令人扼腕的消息，让人们意识到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必要性。
1964年，奥委会开始在自行车项目中试验兴奋剂检测，自此开始了近50年反兴奋剂的历史。
谁比谁快
科技的发展，让反兴奋剂斗争成为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某些时候，猫甚至比老鼠跑得慢些。
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参加现代五项的瑞典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他服用的违禁药物是大量酒精。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奥组委在所有项目中引入了兴奋剂检测。其所公布的违禁药物只有8种，其中如苯丙胺、麻黄碱等刺激剂和大力补、康力龙等合成类固醇是当时运动员常用的。
到了70年代，尿液中的苯丙胺可以被轻易检测出来，但对于类固醇，奥委会依然毫无力崎去。
随后血液兴奋剂，或称血液回输，在欧洲体坛悄然兴盛。
血液兴奋剂并不是一种药物，而是将运动员自身的血液抽出一部分保存起来，比赛前再注射回体内，以此来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血液输氧量增大，从而提高肌肉耐力。
这种技术最初是在二战中给士兵使用，之后在瑞典应用于运动员身上。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血液兴奋剂一直都未被视作兴奋剂。
洛杉矶奥运会后，美国奥委会透露，参加自行车比赛的美国运动员中，至少有7名在赛前使用了血液兴奋剂，其中有4名获得了奥运会奖牌。这才使得血液兴奋剂为人所知。不久，国际奥委会便宣布禁止使用血液兴奋剂。
血液兴奋剂在尿液中无法检测。1986年起，对血液兴奋剂的检测研究就已经在进行，然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检测手段。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才找到对血液进行检测的方法，并在1994年冬奥会滑雪项目中，开始采集运动员血液样本进行检测。此时的血液检测，是专门针对血液兴奋剂的。
检测技术的进步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兴奋剂在公众面前不再神秘。
男子100米飞人争夺中，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战胜卡尔·刘易斯，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仅仅几个小时后，本·约翰逊被查出使用了违禁药品康力龙，还没捂热的金牌被收回。
能检测出类固醇，得益于质谱联用仪技术。这种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检测手段，是兴奋剂检测技术的一大进步。
简单来说，检测人员将采集到的运动员尿样，经气化分解，分解出来的化合物通过气相或者液相的色谱分析仪，与禁用药物的成分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确定运动员是否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反而被认为是科技进步的“典型”。 如在希克斯夺冠之后，
官方报道称，
“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使用了兴奋剂。
质谱联用仪技术已经成为目前主要的兴奋剂检测手段。常用的有液相和气相色谱。发展到现在，检测精度已经十分高。
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备了更高效和强大的武器：高分辨率磁质谱仪和同位素质谱仪，检测的准确率可达到99％以上。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液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将成为核心设备。一份尿样在24小时内可以出结果。
检测的精度也大大提高。打个比方，按照如今的技术，在10个50×25m标准游泳池水量中倒入一勺糖，也能检测出糖分子的存在。
在检测时间追溯间隔上，目前达到了50～60天。
除了尿液样本外，头发样本也可以作为检测的基础物质。
飞检，即飞行检查，是另一种较常应用的检测手段。简单来说，就是在非比赛期间，进行不事先通知的突击性兴奋剂抽查。飞检主要是针对著名运动员和在短期内成绩大幅提高的运动员。由于飞检的突然性，它已成为当前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撒手锏”。
例如国际田联在1993年对27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入世界前20名的优秀运动员进行了476人次的飞检，其中20人使用了违规药物，比例为4.20%。而同年国际田联在比赛期间检查的违规比例仅为0.60%。二者相差7倍。事实证明，飞检能如实反映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情况。
然而对于未知的药物，这两种方法还是派不上用场。
2003年，美国巴尔科实验室的ZMA保健品，被美国一位田径教练举报含有违禁药物。检测人员从样品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合成类固醇——THG。在此之前，这种兴奋剂逃过了当时已知的所有检测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上市的ZMA，一直作为运动员保健品销售，美国众多知名运动员都曾服用。著名的美国女飞人琼斯，因为ZMA不得不交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拿到的100米、200米和4×400米三块金牌，也因此在公众面前公开道歉，痛哭流涕。基因兴奋剂带来新挑战
2008年10月，德国自行车选手舒马赫在环法赛中被检测出使用了名为CERA的新型兴奋剂。国际奥委会获悉，立即宣布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样本重新进行检测，共发现9名运动员违规。
CERA被称为第三代人体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一种基因兴奋剂。
1985年，科学家应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了EPO。1989年，美国安进公司的第一个基因药物Epogen上市，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化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等贫血症状。EPO可说是应用最成功的基因药物之一。
但是很快EPO开始作为运动员的兴奋剂，它同样是为了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从而提高运动员的耐力。
滥用EPO会导致人体血液黏滞度升高，增加血栓、中风和心脏病突发的机会。因此，2003年，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明确禁止使用EPO等基因兴奋剂。
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基因兴奋剂除了EPO外，还有人体生长激素(HGH)。这种激素原本由人体大脑自动分泌，对人体骨骼和肌肉具有显著的增强功效。人工合成的HGH在许多国家允许生产，因为它是促进儿童身高增长、治疗矮小症的良药。
EPO与HGH皆来源于人体，与自然生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和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几乎没有区别，而且注射后会很快在体内消失，所以检测难度很大。
国际奥委会和欧盟在1998年合作出资300万美元，启动了一个关于EPO和HGH检测方法的研究计划，1999年WADA成立后，该研究计划也转为WADA的重点内容。
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进行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血检成为普遍的检测手段。除了对EPO的检测，也涵盖了HGH的检测。
目前对运动员是否使用EPO，WADA给出的建议是对5项常规血液指标来筛选可疑的运动员。
2008年北京奥运会，HGH的检测手段主要是测量生长激素变化比值。这一手段只能测出24小时内的比值变化，对于长期注射HGH的情况无法进行准确判断。
更高效的检测手段仍在探索中。
基因兴奋剂需要使用病毒作为载体，将人工合成DNA导人人体。所以通过检测人体对作为载体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或可准确检测基因兴奋剂。然而这种方法需要对某些部位进行肌肉活检，很难被运动员所接受。
更长远的做法是给每一个运动员建立生长激素和血红细胞的数据库，以备日后的追踪检测。
其他的基因兴奋剂也开始出现，诸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机械生长因子(MGF)等等。前一种是为了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后两种是为了增加肌肉的耐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计会有超过6000次的兴奋剂检测，相信会接到更多新型兴奋剂的挑战。另一方面，伦敦奥运会所有的检测样本都会保留8年，以待检测技术更新之后进行重新检测。
据美国福克斯近日报道，一些科学家研究发现，甜菜根汁可以增加人体内的一氧化氮，也许能使肌肉更好利用氧气。但一些实际服用甜菜根汁的自行车、划艇等项目运动员，成绩提升并不明显。
也许未来某一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违禁药品目录中，甜菜根会赫然在列。
每天，在伦敦奥运会各个比赛场馆，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进行各项比赛。而位于伦敦东北埃塞克斯郡的伦敦奥运会反兴奋剂实验室里，1000多名工作人员正面对着400多份尿液和血液样本忙个不停。他们的工作就像“奥运侦探”一样，在样本中仔细查找7类240多种违禁药物的蛛丝马迹。
这些样本中，包括所有获得奖牌的选手一没有反兴奋剂实验室兴奋剂阴性的检测结果，获奖运动员不能上台领奖。近50年反兴奋剂的历史
兴奋剂是指能刺激人体神经系统，使人产生兴奋从而提高机能状态的药物。事实上，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接触兴奋剂。茶、可乐、咖啡，这些常见的饮料中所含的咖啡因，就是一种兴奋剂。
而我们的祖先在尚不知兴奋剂为何物时，早已开始食用一些能让人精力异常充沛的食物。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士们，在降伏野兽前，一般会饮下特殊饮料。这种由一些菌类植物和芝麻籽混合酿造的液体，据说喝下后能壮胆。
人类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成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2000年前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根据德国《时代周报》的报道，当时运动员为了追求“刺激”的感觉，会喝下生物碱和白兰地等烈酒的混合物，或吃一些带有微量毒性的蘑菇。据悉，为了获胜，一些运动员会服用来自蘑菇、仙人掌的提取物，也有运动员将士的宁一类生物碱与酒精混合在一起饮用。
在1896年发源雅典的现代奥运会上，兴奋剂种类开始丰富起来，鸦片、士的宁、苯丙胺、硝酸甘油，均成为运动员使用的兴奋剂。
在《反兴奋剂战争——老鼠永远跑在前面》这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件彼时兴奋剂如何“助跑”运动员的事情：1904年，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获得者希克斯，是靠着士的宁跑完全程。途中，教练卢卡斯一直跟着他，当希克斯精疲力竭之时，卢卡斯就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并给他喝下一大杯威士忌。在终点前4英里，几乎再次崩溃的希克斯又被打了一针士的宁。
为了增强耐力，欧洲的自行车运动员曾服用一种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制成的兴奋剂。当时，欧洲常举行一种日夜不停、持续进行144小时的自行车六日赛，这种比赛特别消耗体力。据报道，参加六日赛的比利时运动员在比赛时会吃一种药物浸泡过的糖片；法国运动员服用咖啡因药片；而英国运动员则吸入纯氧并用白兰地送服士的宁、海洛因和可卡因。
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反而被认为是科技进步的“典型”。如在希克斯夺冠之后，官方报道称，“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又如，在1930年环法比赛参赛手册上注明，主办方不负责提供各参赛队的“药物”费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用不用药物是你们运动员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埋单”。
滥用兴奋剂的恶果，在上个世纪60年代逐渐显现。
1960年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在比赛中昏厥，于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中提到，他服用了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物。
1967年，前奥运铜牌获得者，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口袋里还有未吃完的甲基苯丙胺，即常说的冰毒。
类固醇类药物，让前东德的运动员脂肪代谢紊乱、高血压、肝功能异常、好斗，让女性外表变得像男性、嗓音粗哑，月经不调或闭经。
一系列令人扼腕的消息，让人们意识到禁止使用兴奋剂的必要性。
1964年，奥委会开始在自行车项目中试验兴奋剂检测，自此开始了近50年反兴奋剂的历史。
谁比谁快
科技的发展，让反兴奋剂斗争成为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某些时候，猫甚至比老鼠跑得慢些。
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参加现代五项的瑞典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他服用的违禁药物是大量酒精。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奥组委在所有项目中引入了兴奋剂检测。其所公布的违禁药物只有8种，其中如苯丙胺、麻黄碱等刺激剂和大力补、康力龙等合成类固醇是当时运动员常用的。
到了70年代，尿液中的苯丙胺可以被轻易检测出来，但对于类固醇，奥委会依然毫无力崎去。
随后血液兴奋剂，或称血液回输，在欧洲体坛悄然兴盛。
血液兴奋剂并不是一种药物，而是将运动员自身的血液抽出一部分保存起来，比赛前再注射回体内，以此来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血液输氧量增大，从而提高肌肉耐力。
这种技术最初是在二战中给士兵使用，之后在瑞典应用于运动员身上。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血液兴奋剂一直都未被视作兴奋剂。
洛杉矶奥运会后，美国奥委会透露，参加自行车比赛的美国运动员中，至少有7名在赛前使用了血液兴奋剂，其中有4名获得了奥运会奖牌。这才使得血液兴奋剂为人所知。不久，国际奥委会便宣布禁止使用血液兴奋剂。
血液兴奋剂在尿液中无法检测。1986年起，对血液兴奋剂的检测研究就已经在进行，然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检测手段。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人员才找到对血液进行检测的方法，并在1994年冬奥会滑雪项目中，开始采集运动员血液样本进行检测。此时的血液检测，是专门针对血液兴奋剂的。
检测技术的进步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兴奋剂在公众面前不再神秘。
男子100米飞人争夺中，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战胜卡尔·刘易斯，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仅仅几个小时后，本·约翰逊被查出使用了违禁药品康力龙，还没捂热的金牌被收回。
能检测出类固醇，得益于质谱联用仪技术。这种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检测手段，是兴奋剂检测技术的一大进步。
简单来说，检测人员将采集到的运动员尿样，经气化分解，分解出来的化合物通过气相或者液相的色谱分析仪，与禁用药物的成分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确定运动员是否在那个时代，使用药物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反而被认为是科技进步的“典型”。 如在希克斯夺冠之后，
官方报道称，
“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使用了兴奋剂。
质谱联用仪技术已经成为目前主要的兴奋剂检测手段。常用的有液相和气相色谱。发展到现在，检测精度已经十分高。
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备了更高效和强大的武器：高分辨率磁质谱仪和同位素质谱仪，检测的准确率可达到99％以上。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液相色谱一质谱联用仪将成为核心设备。一份尿样在24小时内可以出结果。
检测的精度也大大提高。打个比方，按照如今的技术，在10个50×25m标准游泳池水量中倒入一勺糖，也能检测出糖分子的存在。
在检测时间追溯间隔上，目前达到了50～60天。
除了尿液样本外，头发样本也可以作为检测的基础物质。
飞检，即飞行检查，是另一种较常应用的检测手段。简单来说，就是在非比赛期间，进行不事先通知的突击性兴奋剂抽查。飞检主要是针对著名运动员和在短期内成绩大幅提高的运动员。由于飞检的突然性，它已成为当前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撒手锏”。
例如国际田联在1993年对27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入世界前20名的优秀运动员进行了476人次的飞检，其中20人使用了违规药物，比例为4.20%。而同年国际田联在比赛期间检查的违规比例仅为0.60%。二者相差7倍。事实证明，飞检能如实反映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情况。
然而对于未知的药物，这两种方法还是派不上用场。
2003年，美国巴尔科实验室的ZMA保健品，被美国一位田径教练举报含有违禁药物。检测人员从样品中检测出一种新型合成类固醇——THG。在此之前，这种兴奋剂逃过了当时已知的所有检测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上市的ZMA，一直作为运动员保健品销售，美国众多知名运动员都曾服用。著名的美国女飞人琼斯，因为ZMA不得不交出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拿到的100米、200米和4×400米三块金牌，也因此在公众面前公开道歉，痛哭流涕。基因兴奋剂带来新挑战
2008年10月，德国自行车选手舒马赫在环法赛中被检测出使用了名为CERA的新型兴奋剂。国际奥委会获悉，立即宣布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样本重新进行检测，共发现9名运动员违规。
CERA被称为第三代人体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是一种基因兴奋剂。
1985年，科学家应用基因重组技术，获得了EPO。1989年，美国安进公司的第一个基因药物Epogen上市，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化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等贫血症状。EPO可说是应用最成功的基因药物之一。
但是很快EPO开始作为运动员的兴奋剂，它同样是为了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从而提高运动员的耐力。
滥用EPO会导致人体血液黏滞度升高，增加血栓、中风和心脏病突发的机会。因此，2003年，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明确禁止使用EPO等基因兴奋剂。
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基因兴奋剂除了EPO外，还有人体生长激素(HGH)。这种激素原本由人体大脑自动分泌，对人体骨骼和肌肉具有显著的增强功效。人工合成的HGH在许多国家允许生产，因为它是促进儿童身高增长、治疗矮小症的良药。
EPO与HGH皆来源于人体，与自然生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和脑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几乎没有区别，而且注射后会很快在体内消失，所以检测难度很大。
国际奥委会和欧盟在1998年合作出资300万美元，启动了一个关于EPO和HGH检测方法的研究计划，1999年WADA成立后，该研究计划也转为WADA的重点内容。
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进行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血检成为普遍的检测手段。除了对EPO的检测，也涵盖了HGH的检测。
目前对运动员是否使用EPO，WADA给出的建议是对5项常规血液指标来筛选可疑的运动员。
2008年北京奥运会，HGH的检测手段主要是测量生长激素变化比值。这一手段只能测出24小时内的比值变化，对于长期注射HGH的情况无法进行准确判断。
更高效的检测手段仍在探索中。
基因兴奋剂需要使用病毒作为载体，将人工合成DNA导人人体。所以通过检测人体对作为载体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或可准确检测基因兴奋剂。然而这种方法需要对某些部位进行肌肉活检，很难被运动员所接受。
更长远的做法是给每一个运动员建立生长激素和血红细胞的数据库，以备日后的追踪检测。
其他的基因兴奋剂也开始出现，诸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机械生长因子(MGF)等等。前一种是为了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后两种是为了增加肌肉的耐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预计会有超过6000次的兴奋剂检测，相信会接到更多新型兴奋剂的挑战。另一方面，伦敦奥运会所有的检测样本都会保留8年，以待检测技术更新之后进行重新检测。
据美国福克斯近日报道，一些科学家研究发现，甜菜根汁可以增加人体内的一氧化氮，也许能使肌肉更好利用氧气。但一些实际服用甜菜根汁的自行车、划艇等项目运动员，成绩提升并不明显。
也许未来某一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违禁药品目录中，甜菜根会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