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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乐歌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专题，对此专题的研究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各位同道虽然做过百般的努力催生了诸多优秀成果，但却远未达到完善的境地。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近代开埠地区学堂乐歌之整体的、文化的、专题的研究较多，而忽略了相对边远地区学堂乐歌的研究①。同时，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摆脱了‘事件史’纵向拉开的单一取向，丰富和扩展了研究的内容”②。故在音乐学界开拓区域音乐史研究，当是推进中国近代音乐研究的重要一途。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量，据笔者所见，2015年出版的《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③正是一部难得的中国近代音乐专题史和区域史研究的创新之作。
一、文 本
蒋英著《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一书（以下简称“蒋著”），叙事的逻辑起点是作者在贵州省档案馆发现的珍贵历史文献——贵州松桃学堂乐歌（1907年）。该文献是创办于1906年的贵州松桃师范学校“唱歌科”所用的教材，共收录28首歌曲，词曲作者为时任教师、新式文人滕凤藻。
蒋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视野中，向读者展示了这一新发掘的贵州学堂乐歌，作者叙述、梳理、观察、分析、阐释了乐歌文本，并以此为基础论及清末民初贵州的乐歌传播和音乐教育的基本面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清末民初贵州的音乐文化发展轨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地图上，标识出了一个边陲亮点——贵州近代音乐。
全书文本，由前言、正文7章、附录3项构成。
前言：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发现。
第一章：学堂乐歌的诞生。主要内容述及：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早期创作者。
第二章：贵州学堂乐歌概述。主要内容述及：贵州近代中小学堂的建立、“乐歌”课。
第三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范本。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背景、《绪言》、曲目与内容。
第四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考订。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记谱源流、旋律来源、旋律变异性、歌词内容。
第五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流传与分布、学堂乐歌与铜鼓。
第六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作者——滕凤藻。主要内容述及：滕凤藻其人、滕凤藻编写的《学堂乐歌集》、滕凤藻的教育生涯、滕凤藻的艺术成就。著者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视野，亲历田野——湖南凤凰，考查了堪称“贵州学堂乐歌的沈心工”——滕凤藻先生的过往业绩。
以上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为全书的叙事重点，也是著者奉献给学堂乐歌文化大厦的珍贵砖石！
第七章：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综述。主要内容述及：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的发展、学校校歌简介、学校的校园歌曲。
附录一：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学校校歌辑录选
附录二：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工作者踪迹
附录三：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调查手记
此3个附录，以历史文献、口述史、田野调查等多样形式，客观地记录了贵州近代音乐史迹，乃至其在当代的延伸性影响。它们不但是对全书的研究主题的客观映照和深化，也将是后续研究贵州区域音乐史的重要学术资源。
二、旁 通
在音乐学界，关于学堂乐歌的研究，一方面是以整体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而展开，另一方面是以上海为中心，涉及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学堂乐歌主要人物的研究居多，而在新的史料发掘方面，除了孙继南先生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发现④外，其他地方鲜见提及。所以，这次见蒋著发掘出贵州松桃学堂相关的人物滕凤藻及其学堂乐歌文本，读来自然令人兴奋。
（一）充分发掘和运用第一手的贵州学堂乐歌史料，凸显传统史学的魅力
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⑤的观点，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已是史学研究的共识。蒋著的最大特色便是关于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原始史料的发掘和运用。
据蒋著所述，作者是在偶然的机会从贵州省档案馆发现了《贵州省松桃师范学校唱歌科歌本》，随之展开了与此原始资料相关的史料考订、人事访谈和分析阐释等系列研究工作。
在对史料的处理方面，作者适当有效地运用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了先期消化、统计和组织，编制了9个表格（第二章6个，第四章1个，第七章2个），计量性地一览直观呈现了贵州学堂乐歌的数量、分布、词曲作者、乐歌教学课程、校歌分布等诸多信息，读来使人一目了然，史迹概览；同时，又在各处插入图片计67幅，图、文、谱互证，相得益彰。
如此做法，结合文字诠释，对原始文献以图表形式条贯、分类、历时呈现，可非常便利地使读者自分“类”“例”，辨索史迹，从而可达“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⑥的学术功效。
（二）当代活态史料的佐证，二重证据相得益彰
本书著者对所获原始材料所涉及的当下人物、事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考察、分析，尤其是书后的3个附录，呈现了实录性的当代音乐家的口述史，在全书中起到了二重证据的作用。全书研究的主体对象——滕凤藻及其学堂乐歌，这一原本“单一”的历史事项，经由著者与其同世及后世相关联的人物、事件、作品的展衍、叙述，使得贵州近代音乐在主角历史与群体历史之间、当世与今世之间，遥相呼应，互为佐证，相得益彰。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最幸寻矿人！蒋老师秉着一腔学术热忱，多年来不辞辛劳，行走在贵州区域音乐的寻矿路上。他经常是不分日夜、不顾身体状况，不惜自己垫资，下去到贵州各处，抢救日益消亡的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本书的问世应是馈赠得这位寻矿人的一块上等之石。他对贵州地方音乐的沉迷与奉献，令同人感佩！
蒋英在近年来还向学界奉献了专著《黔山遗韵——贵州音乐考古》（2014）、《布依族铜鼓文化》（2006）以及他即将进军研究的贵州音乐新领域《中国石门坎波拉苗谱考》⑦，无不处处点滴地贯穿着他心中的贵州情深。他当称中国区域音乐史学领域的执着寻矿者，更是贵州地方音乐文化的不倦敲钟人。 （三）蒋著呈现的贵州音乐区域历史，是闪烁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地图上的一个亮点
中国近代音乐史，总是紧随时代风云而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难寻一以贯之的历史轨迹。蒋著通过对学堂乐歌相关后世学人的访谈形成口述史，结合书中大量图表所呈现的人物、乐谱、历史场景等，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段历史，在近代中国新音乐启蒙的大地图上，可见贵州新音乐在熠熠闪光，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散发出人文的温度。特别是在读到书中的附录二《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者踪迹》时，使人置身于古今音乐历史时空，感同身受，情景历历。
如书中叙述到：1939年，遵义县成立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第123页），会员65人，有会章和组织机构，编印《活页歌选》。这一行动几乎与全国同步，与当时的“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7―1944），同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推进器；更有，书中呈示出“新音乐运动”在贵州的重要史料（第223—225页）：音乐教员魏岩为李凌指定的贵州新音乐运动的负责人，他在贵州出版了《战略音乐教材》《和平进行曲》等，领导组织“soido”合唱团，为了避免政治非难，改《延安颂》为《古城颂》，改《八路军进行曲》为《军队进行曲》等。从中可见当时新音乐运动在各地的广泛与深入，更显示了当时贵州的音乐活动在全国统一阵线上的重要性。
再看本书叙述的主角、学堂乐歌的作者滕凤藻先生，亦堪称“贵州学堂乐歌的沈心工”。将滕凤藻先生对照同时期全国学堂乐歌的前沿诸君，他们实在是相映生辉，难分伯仲。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的彩页上，又多了一个闪亮的贵州！
（四）呈现出诸多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的学术范畴
滴水见日，一叶知秋。阅读蒋著，读者即或是徜徉在书中所述偏隅的贵州，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诸多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学术“通感”与“联觉”，进而引人时空隧道的思索和考辨。
如：多样的近代学制名词——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师范养成所、师范讲习所（第17—18页）；在清末民初在贵州兴办的女子学堂的校名中，有“光懿”“毓秀”“培德”“贞静”“崇德”“蕴贞”“复旦”“自奋”“淑慎”“达德”等，这些名词有如《谿山琴况》中的24个关键词，它们与晚清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特别是发达地区的教会音乐教育、女子音乐教育等史实遥相呼应。我想，如若通过“概念史”或“范畴史”的研究，或许将能解析它们所透视出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目标宗旨与审美趣味。
上述读者“旁通”所及，围绕蒋著显示出的研究特点，使读者不禁联想到：时下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在不断广泛地和纵深地推进中，基于“专题音乐史研究的区域化”倾向，是否意味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作业转向”？
三、辨 岐
前文谈到，蒋著的叙事基础是“贵州松桃学堂乐歌”。作者设计了一个中时段的区域音乐史研究框架，欲作“以点带面”式的整体研究。这一写作方式清晰全面，特点和优势如前所述，但为避免落入“大道以多歧亡羊”⑧的陷阱，建议在以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订正和改进。
（一） 宜删削枝蔓，突出主干
观蒋著，从全书的研究重心和叙事逻辑来看，书中第一章、第五章略有重合，
第一章《学堂乐歌的诞生》，全面梳理中国近代乐歌的源流，它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中一个显著的学术对象，其实已“昭如三星”“可推百世”⑨。所以，建议在贵州学堂乐歌的研究中，可“由大略而切求”“寻度数而徐达”⑩。
第五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对全书主体对象而言具有极好的学术深化和映衬主体的作用，但从现有内容来看，作者可能囿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和调查进程的有限，“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之研究还可作进一步的完善。
（二）尚待梳理的历史人物谱系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曲折性，在全国不同的区域呈现出参差错落的景观，相应地，各类历史人物亦活跃在如此多样的格局中，交集纷繁的人事踪迹，令人着迷。然而，在“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11}的学术目标鞭策下，我们还有很多音乐人物研究的细节工作要做。同理，在蒋著中，涉及诸多词曲作者、教育家、艺术家、知名学者：李端棻、岑春萱、马一浮、邱望湘、唐学咏、郭可诹（薛良）、汪秋逸等，尚待做进一步的史实疏证。其中部分人物，如薛良、汪秋逸，曾在贵州音乐史上留有较多踪迹，薛良先生还有关于贵州民间音乐的著述{12}。他们在现有的中国音乐通史中鲜见提及，于今人来说可能多有生疏。而做区域史的研究恰逢良机，得以关注那些已被正史所“边缘”了的乐坛故人。所以，建议本书对上述人物做些相应的注释。此举，可最大限度地还原近代文化名人的贵州踪迹；同时，他们也将与蒋著中的主角——滕凤藻，共时辉映，丰盈史实。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学科突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重写音乐史”那场论争的推动建设之功。如今，“重写”之后的研究成果，有如春风化雨，孕育积累了如《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研究》这样的珍贵的“砖石”性研究成果；同时，在各地的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成果也已等量齐观{13}，为推进“重写”工作进程，夯实了分部建设的基础。
如是，贵州学者蒋英，以其深广的研究基础、真挚深厚的情感和低调朴实的文风，奉献给中国音乐学界的这部《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研究》，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当自不待言。
① 目前所见，学堂乐歌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整体性的历史研究，代表作如张静蔚的《论学堂乐歌》，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首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张静蔚同时还编有较为完善的《学堂乐歌曲目索引》，载《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其二，音乐源流研究，代表作如钱仁康的《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其三，乐歌文化研究，代表作如李静的《乐歌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其四，学堂乐歌代表人物研究，如：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沈洽《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中华民国作曲家协会1990年版）以及陈聆群的曾志忞研究等。此类成果相对较多，在此不赘述。
② 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③ 蒋英《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广州），1928年版，第3页。
⑥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⑦ 波拉苗谱：是结合了苗语发音规律的赞美诗歌曲记谱法，它产生于20世纪初，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1864-1915）创制于贵州威宁石门坎。
⑧ 杨伯峻《列子集释》，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70页。
⑨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1}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
{12} 薛良曾编《贵州民间歌曲选集》《贵州花灯音乐资料》等，参见殷干清主编《跋涉集·贵州中年民族音乐学家群》，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 区域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参见陈永《当下区域音乐研究中之“史”的问题》，《前沿与对话——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说明：本文写作，得到贵州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张晓瑾博士在资料核实和沟通协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陈永 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量，据笔者所见，2015年出版的《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③正是一部难得的中国近代音乐专题史和区域史研究的创新之作。
一、文 本
蒋英著《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一书（以下简称“蒋著”），叙事的逻辑起点是作者在贵州省档案馆发现的珍贵历史文献——贵州松桃学堂乐歌（1907年）。该文献是创办于1906年的贵州松桃师范学校“唱歌科”所用的教材，共收录28首歌曲，词曲作者为时任教师、新式文人滕凤藻。
蒋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视野中，向读者展示了这一新发掘的贵州学堂乐歌，作者叙述、梳理、观察、分析、阐释了乐歌文本，并以此为基础论及清末民初贵州的乐歌传播和音乐教育的基本面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清末民初贵州的音乐文化发展轨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地图上，标识出了一个边陲亮点——贵州近代音乐。
全书文本，由前言、正文7章、附录3项构成。
前言：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发现。
第一章：学堂乐歌的诞生。主要内容述及：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早期创作者。
第二章：贵州学堂乐歌概述。主要内容述及：贵州近代中小学堂的建立、“乐歌”课。
第三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范本。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背景、《绪言》、曲目与内容。
第四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考订。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记谱源流、旋律来源、旋律变异性、歌词内容。
第五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主要内容述及：松桃学堂乐歌的流传与分布、学堂乐歌与铜鼓。
第六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作者——滕凤藻。主要内容述及：滕凤藻其人、滕凤藻编写的《学堂乐歌集》、滕凤藻的教育生涯、滕凤藻的艺术成就。著者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视野，亲历田野——湖南凤凰，考查了堪称“贵州学堂乐歌的沈心工”——滕凤藻先生的过往业绩。
以上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为全书的叙事重点，也是著者奉献给学堂乐歌文化大厦的珍贵砖石！
第七章：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综述。主要内容述及：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的发展、学校校歌简介、学校的校园歌曲。
附录一：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学校校歌辑录选
附录二：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工作者踪迹
附录三：贵州松桃学堂乐歌调查手记
此3个附录，以历史文献、口述史、田野调查等多样形式，客观地记录了贵州近代音乐史迹，乃至其在当代的延伸性影响。它们不但是对全书的研究主题的客观映照和深化，也将是后续研究贵州区域音乐史的重要学术资源。
二、旁 通
在音乐学界，关于学堂乐歌的研究，一方面是以整体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而展开，另一方面是以上海为中心，涉及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学堂乐歌主要人物的研究居多，而在新的史料发掘方面，除了孙继南先生在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发现④外，其他地方鲜见提及。所以，这次见蒋著发掘出贵州松桃学堂相关的人物滕凤藻及其学堂乐歌文本，读来自然令人兴奋。
（一）充分发掘和运用第一手的贵州学堂乐歌史料，凸显传统史学的魅力
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⑤的观点，但史料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已是史学研究的共识。蒋著的最大特色便是关于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原始史料的发掘和运用。
据蒋著所述，作者是在偶然的机会从贵州省档案馆发现了《贵州省松桃师范学校唱歌科歌本》，随之展开了与此原始资料相关的史料考订、人事访谈和分析阐释等系列研究工作。
在对史料的处理方面，作者适当有效地运用了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了先期消化、统计和组织，编制了9个表格（第二章6个，第四章1个，第七章2个），计量性地一览直观呈现了贵州学堂乐歌的数量、分布、词曲作者、乐歌教学课程、校歌分布等诸多信息，读来使人一目了然，史迹概览；同时，又在各处插入图片计67幅，图、文、谱互证，相得益彰。
如此做法，结合文字诠释，对原始文献以图表形式条贯、分类、历时呈现，可非常便利地使读者自分“类”“例”，辨索史迹，从而可达“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⑥的学术功效。
（二）当代活态史料的佐证，二重证据相得益彰
本书著者对所获原始材料所涉及的当下人物、事件，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考察、分析，尤其是书后的3个附录，呈现了实录性的当代音乐家的口述史，在全书中起到了二重证据的作用。全书研究的主体对象——滕凤藻及其学堂乐歌，这一原本“单一”的历史事项，经由著者与其同世及后世相关联的人物、事件、作品的展衍、叙述，使得贵州近代音乐在主角历史与群体历史之间、当世与今世之间，遥相呼应，互为佐证，相得益彰。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最幸寻矿人！蒋老师秉着一腔学术热忱，多年来不辞辛劳，行走在贵州区域音乐的寻矿路上。他经常是不分日夜、不顾身体状况，不惜自己垫资，下去到贵州各处，抢救日益消亡的珍贵的地方文史资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本书的问世应是馈赠得这位寻矿人的一块上等之石。他对贵州地方音乐的沉迷与奉献，令同人感佩！
蒋英在近年来还向学界奉献了专著《黔山遗韵——贵州音乐考古》（2014）、《布依族铜鼓文化》（2006）以及他即将进军研究的贵州音乐新领域《中国石门坎波拉苗谱考》⑦，无不处处点滴地贯穿着他心中的贵州情深。他当称中国区域音乐史学领域的执着寻矿者，更是贵州地方音乐文化的不倦敲钟人。 （三）蒋著呈现的贵州音乐区域历史，是闪烁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地图上的一个亮点
中国近代音乐史，总是紧随时代风云而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难寻一以贯之的历史轨迹。蒋著通过对学堂乐歌相关后世学人的访谈形成口述史，结合书中大量图表所呈现的人物、乐谱、历史场景等，最大限度地还原了那段历史，在近代中国新音乐启蒙的大地图上，可见贵州新音乐在熠熠闪光，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散发出人文的温度。特别是在读到书中的附录二《民国时期贵州音乐教育者踪迹》时，使人置身于古今音乐历史时空，感同身受，情景历历。
如书中叙述到：1939年，遵义县成立了“遵义音乐教育促进会”（第123页），会员65人，有会章和组织机构，编印《活页歌选》。这一行动几乎与全国同步，与当时的“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7―1944），同为近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推进器；更有，书中呈示出“新音乐运动”在贵州的重要史料（第223—225页）：音乐教员魏岩为李凌指定的贵州新音乐运动的负责人，他在贵州出版了《战略音乐教材》《和平进行曲》等，领导组织“soido”合唱团，为了避免政治非难，改《延安颂》为《古城颂》，改《八路军进行曲》为《军队进行曲》等。从中可见当时新音乐运动在各地的广泛与深入，更显示了当时贵州的音乐活动在全国统一阵线上的重要性。
再看本书叙述的主角、学堂乐歌的作者滕凤藻先生，亦堪称“贵州学堂乐歌的沈心工”。将滕凤藻先生对照同时期全国学堂乐歌的前沿诸君，他们实在是相映生辉，难分伯仲。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大历史的彩页上，又多了一个闪亮的贵州！
（四）呈现出诸多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的学术范畴
滴水见日，一叶知秋。阅读蒋著，读者即或是徜徉在书中所述偏隅的贵州，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诸多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学术“通感”与“联觉”，进而引人时空隧道的思索和考辨。
如：多样的近代学制名词——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师范养成所、师范讲习所（第17—18页）；在清末民初在贵州兴办的女子学堂的校名中，有“光懿”“毓秀”“培德”“贞静”“崇德”“蕴贞”“复旦”“自奋”“淑慎”“达德”等，这些名词有如《谿山琴况》中的24个关键词，它们与晚清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特别是发达地区的教会音乐教育、女子音乐教育等史实遥相呼应。我想，如若通过“概念史”或“范畴史”的研究，或许将能解析它们所透视出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目标宗旨与审美趣味。
上述读者“旁通”所及，围绕蒋著显示出的研究特点，使读者不禁联想到：时下的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在不断广泛地和纵深地推进中，基于“专题音乐史研究的区域化”倾向，是否意味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作业转向”？
三、辨 岐
前文谈到，蒋著的叙事基础是“贵州松桃学堂乐歌”。作者设计了一个中时段的区域音乐史研究框架，欲作“以点带面”式的整体研究。这一写作方式清晰全面，特点和优势如前所述，但为避免落入“大道以多歧亡羊”⑧的陷阱，建议在以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订正和改进。
（一） 宜删削枝蔓，突出主干
观蒋著，从全书的研究重心和叙事逻辑来看，书中第一章、第五章略有重合，
第一章《学堂乐歌的诞生》，全面梳理中国近代乐歌的源流，它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中一个显著的学术对象，其实已“昭如三星”“可推百世”⑨。所以，建议在贵州学堂乐歌的研究中，可“由大略而切求”“寻度数而徐达”⑩。
第五章《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对全书主体对象而言具有极好的学术深化和映衬主体的作用，但从现有内容来看，作者可能囿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和调查进程的有限，“贵州松桃学堂乐歌的传播”之研究还可作进一步的完善。
（二）尚待梳理的历史人物谱系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曲折性，在全国不同的区域呈现出参差错落的景观，相应地，各类历史人物亦活跃在如此多样的格局中，交集纷繁的人事踪迹，令人着迷。然而，在“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11}的学术目标鞭策下，我们还有很多音乐人物研究的细节工作要做。同理，在蒋著中，涉及诸多词曲作者、教育家、艺术家、知名学者：李端棻、岑春萱、马一浮、邱望湘、唐学咏、郭可诹（薛良）、汪秋逸等，尚待做进一步的史实疏证。其中部分人物，如薛良、汪秋逸，曾在贵州音乐史上留有较多踪迹，薛良先生还有关于贵州民间音乐的著述{12}。他们在现有的中国音乐通史中鲜见提及，于今人来说可能多有生疏。而做区域史的研究恰逢良机，得以关注那些已被正史所“边缘”了的乐坛故人。所以，建议本书对上述人物做些相应的注释。此举，可最大限度地还原近代文化名人的贵州踪迹；同时，他们也将与蒋著中的主角——滕凤藻，共时辉映，丰盈史实。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的学科突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重写音乐史”那场论争的推动建设之功。如今，“重写”之后的研究成果，有如春风化雨，孕育积累了如《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研究》这样的珍贵的“砖石”性研究成果；同时，在各地的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成果也已等量齐观{13}，为推进“重写”工作进程，夯实了分部建设的基础。
如是，贵州学者蒋英，以其深广的研究基础、真挚深厚的情感和低调朴实的文风，奉献给中国音乐学界的这部《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研究》，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当自不待言。
① 目前所见，学堂乐歌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整体性的历史研究，代表作如张静蔚的《论学堂乐歌》，载《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首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张静蔚同时还编有较为完善的《学堂乐歌曲目索引》，载《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其二，音乐源流研究，代表作如钱仁康的《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其三，乐歌文化研究，代表作如李静的《乐歌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其四，学堂乐歌代表人物研究，如：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沈洽《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中华民国作曲家协会1990年版）以及陈聆群的曾志忞研究等。此类成果相对较多，在此不赘述。
② 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页。
③ 蒋英《清末民初贵州学堂乐歌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广州），1928年版，第3页。
⑥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⑦ 波拉苗谱：是结合了苗语发音规律的赞美诗歌曲记谱法，它产生于20世纪初，由英国传教士柏格理（1864-1915）创制于贵州威宁石门坎。
⑧ 杨伯峻《列子集释》，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70页。
⑨⑩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1} 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
{12} 薛良曾编《贵州民间歌曲选集》《贵州花灯音乐资料》等，参见殷干清主编《跋涉集·贵州中年民族音乐学家群》，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 区域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参见陈永《当下区域音乐研究中之“史”的问题》，《前沿与对话——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说明：本文写作，得到贵州师范学院青年教师张晓瑾博士在资料核实和沟通协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陈永 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