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阴暗角落里写”惹麻烦
　　最初知道“康濯”这个名字，是在我的儿童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长沙读小学，但已经“越级”阅读初中或高中的语文课本。康濯的作品经常被选作当时的中学语文课范文，也被我过早地吸收了。我至今仍能记得若干情节。可是那时却不知怎样读“濯”字。
　　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康濯和他的作品。当然，这种注意就像注意其他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能有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结识的幸运，更不敢幻想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位建立特殊关系。在青少年时代的我的心目中，他们全都像天上的北斗星。
　　虽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写作，在同辈人中写得也较好，但从来不投稿，只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写”（这是借用后来批判我时的一种形象说法）。一篇又一篇地写，写了只给身边几位朋友看。
　　《第二次握手》就是这么写出来的。1963年写了初稿，以后写过好几稿，其中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传抄，1975年1月因此被“四人帮”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后，于1979年1月平反，随即到了北京，住进北京结核病医院。
　　监狱与世隔绝，长期的住院生活何尝不是与世隔绝。就在这种沉闷无聊的日子里，大约是1979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护士忽然通知我：“刚才接到电话，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今天下午来看你。”
　　我又惊又喜。确实有一种“北斗星”即将降临在我面前之感！
　　午休之后，湖南省文联几位同志来了，为首的便是康老。他走进我那间普通病房，坐在一张白漆木凳上，很亲切、随和，谈得很多，也没有顾忌。他又高又瘦，精神矍铄……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他是颗“北斗星”！他不完全是个普通人吗？然而，我感到，他的可亲之处恰好在于他的普通。
　　我的女朋友来了，康老打趣道：“你和张扬的事，将来怎么办呢？他嫁到北京来，还是你嫁到湖南去？”
　　“我跟着他走吧。”
　　“那好！”康老拍拍她的肩，慈祥地笑起来，“咱们一言为定，今后你就是湖南的儿媳妇啦！”
　　1980年5月，我病愈出院，回到湖南。当初我出狱时，北京有两家单位争着要我，一家要我去当编辑，另一家要我去当记者。后来一看我病得那么重，特别是听医生说我可能活不了多久时，便都打了退堂鼓。《第二次握手》出版后，出版社发了大财，湖南省文联什么都没要，只要了我。在我的工作安排方面，康老是出了大力的。
　　我在文联大院中生活和工作，与康老经常能见着。我去他家很方便，他有时也来看我，他用乳名称呼我妻子，也真像对待“儿媳妇”一样。我们的孩子出世后，他又送来婴儿的衣物和钱……
　　阅案卷发现意外
　　在这平静水面激起巨浪的，是一件意外的事——
　　1986年，一家月刊约我写篇回忆录，披露当年《第二次握手》文字狱全部内情。我写好寄走之后，一位当法官的青年朋友忽然利用职务之便借出了当年的全部案卷，并交给我使用一周。我昼夜不停地一页一页翻阅案卷，才了解到许多我从来不知道的细节。
　　我是1975年1月被捕的。1976年，公安机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我的“罪行”，遇到一位姓李的善良法官。这位李法官想保护《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苦于压力太大，孤立无援，便采用拖延战术。一直拖到1978年，形势变化日趋明显，他便来到湖南省文联，找到主持工作的康濯同志，介绍了案情。康老立刻表示他早听说过这部手抄本，明确表示这是一桩冤案，应予平反。他将尽全力支持！
　　李法官与康老“一拍即合”。康濯同志立刻开始行动，一方面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声疾呼，一方面到各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那里去奔走“游说”，为《握手》及其作者鸣不平。而当时政治形势尚不明朗，下令围剿《握手》的姚文元虽然已经被捕，但在这桩文字狱上助纣为虐的另外一位“大人物”却还炙手可热；另外，1975年湖南大肆围剿《握手》的主持者，到1978年时还在当政。也就是说康濯的努力实际上是跟上面“对着干”。
　　然而，他义无反顾！他的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是组织文艺界为《握手》提供鉴定意见。因为“四人帮”及他们的帮凶曾纠集了一批喝过墨水的打手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作品的“反动”；今天要推翻这桩冤狱，势必也要从文学、艺术乃至各种学术和政治角度提出强有力的相反论证。案卷中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当时的一切，记载了康老不屈的努力……
　　不久，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发现了这桩文字狱。1978年底，他们派人来湖南调查。康濯热情接待了北京客人，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从案卷中可以看到，无论对省法院那位李法官，还是对团中央系统来的人，康濯一直给予有力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我平反前夕和出狱之后，他又在省会文艺界各种会议上作特大喜讯宣布了这一消息……
　　看完案卷后，我立刻给那家月刊写信索回稿件，依据案卷全部改写了。
　　这个案件波及全国，后来的平反斗争也很复杂，为推翻这桩冤狱而作过贡献的人很多。我由衷感谢他们，他们都有恩于我。但是我也要说，他们之中没有向我作过任何表白的人只有两位，其中的一个就是康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