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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海书展期间，明显可见活跃其中的本地青年作家越来越多——当我们可以不再用“作者”而是用“作家”来称呼这一群已然从“青春文学”中破茧而出的成熟写作者时，毫无疑问，上海作家群的年轻队伍已经形成，正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势头。
过去的一年，上海青年作家创作成果丰硕：滕肖澜以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鲁迅文学奖，小说《又见雷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毛尖获颁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张怡微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蔡骏获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奖；殷健灵、庞婕蕾获2014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奖；陆梅的小说《格子的时光书》入选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2014年最优秀的儿童读物；管燕草的小说《天之光》获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
而这些在上海写作的年轻人更没有把脚步囿于这个城市：由青年作家路内的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入围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王小磊（网名：骷髅精灵）的作品《星战风暴》则被导演徐克相中，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根据蔡骏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谋杀似水年华》也已投拍，他的多部作品即将被搬上大银幕……在第四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这些好消息令人眼前一亮。
一年一度的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由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发起创办，旨在分享创作经验、激发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与往年的形式略有不同的是，今年的青创会以“在上海的屏风上”为主题，所关注的不仅是“屏风前”人们所看到的作品，更是作家们身处“屏风后”的创作姿态。也因此，本届“青创会”开创性地将研讨分为五场，让与会的青年作家们可以从容地从诗歌、非虚构、类型文学、翻译、小说等五个方面进行交流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见解，也讲述自己的困惑。
非虚构：经验与限制
“非虚构”这个专题讨论是第一次加入上海青年创作会议。会上，十五位青年作家、评论家与著名评论家程德培一起，围绕“非虚构：经验与限制”这一主题，从作为文学写作技术的非虚构到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非虚构，从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上升到对这一新兴写作思潮的期望，从做减法转换成做加法，使得非虚构在讨论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试验，可以承纳更多我们能够想象的其他文类的元素，从而变成一条可以携带两岸风景的写作河流。
本场主持人、青年评论家项静首先指出，非虚构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已经在当代文学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出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出现必然有它背后的需求，并且有一种持续性的力量还在传播和酝酿之中。“非虚构写作打开了一个重新理解和呈现世界的窗口，使写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但任何概念或者命名的产生，都会伴随着疑惑和争议，比如说非虚构中的虚构问题，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性的问题，非虚构写作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或者是散文到底有什么区别和界限，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深入去讨论的。”
对于这些追问，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办公室主任程小莹坦言，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些非虚构，哪怕写小说，也会有一些限制的特定时间或者说环境。而上海作协副秘书长、作家薛舒则认为虚构和非虚构并非一种文学形式，是不是可以看做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文学形式是小说、随笔、散文这种，在她写作的时候没有把《远去的人》这个作品要写成非虚构或虚构，而是根据它最需要用什么方式、形式来表达。薛舒还提到微信上的《大兴安岭杀人案》，她说非虚构之所以受到关注，有时候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撕开社会隐痛的方式。青年作家管燕草则是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学术界一直把散文定位为对真实的反映？从她个人的感觉来说，自己的小说也都蛮真实的，“至少情感都很真实”。《萌芽》编辑徐敏霞谈了一个自己的阅读体会，如何从一个虚构文学的热爱者变成一个非虚构文学的拥趸，在这个过程当中读纪实性的作品她觉得已经放弃寻找答案，而是想找到一种共鸣，而且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和变迁。
对于作家们的某些困惑，青年评论家木叶与大家探讨了非虚构的三种形式：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和传记文学。他认为虚构和非虚构其实都源自真实，最终他们都是要指向更高的真实，以及更高的美。而沈佚伦则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分析了非虚构给自己带来的新闻写作的“解放感”，又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中遇到了各种与“真实”的距离感。学者袁红涛评点了当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小镇喧哗》等，然后转到城市写作，他认为上海的形象一方面是靠文学文本，另一方面非虚构的文本对于上海也有很大的影响，非虚构对记录当下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关于“非虚构”与“纪实文学”的是非之争，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认为，非虚构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虚构文学和传统的纪实文学卡壳了，出现了问题，一些所谓的纯文学，没有能力去参与一些重大的时代问题。谈到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报告文学不应该纳入文学的范围，应该划到新闻的门类去。朱大建对报告文学应该归到新闻有不同的看法，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写的《大雁情》《小木屋》等等，不仅是文学而且是经典的文学，里面的激情、文学描写、人物，都是文学。
本场点评人、著名评论家程德培回顾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非虚构写作的背景，点评了上海目前出现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他特别指出，与非虚构相比，小说的范围实际还要广泛，我们现在讨论虚构与非虚构，是在非虚构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与现实小说接壤的地方。除此之外小说还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还有寓言、神话等等。所谓非虚构，无非就是在我们如何模仿现实、如何复制现实、如何追随现实这一点上，它们有点相同之处，非虚构不会颠覆小说，小说的范围还要大的多。
类型：技艺与态度
什么是“类型文学”？本场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认为，类型文学是一种有固定的写作对象和相对的写作模式的文学类型，是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结合的产物。相较于纯文学，伴随着现代社会而产生的类型文学是高度现代化的文学。此次交流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来自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葛红兵教授则从历史源头上分析了类型小说及其理论体系，“类型小说大多数从世界奇观起步，停止在情感奇观上。有些西方的小说的创作目的，仅仅是展现作者自身的思想水平，而一般来说，类型小说不会把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塞给读者，相反是包裹在小说的技巧上面的。” 青年评论家黄德海提出了类型文学被污名化的现象，并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任何类型的写作，都需要有技艺。在技艺基础上还有一个态度问题，即作者在创作中投入的心智和感情。”而通过运用纯熟的技艺，就可以消除类型和非类型本意之间的区别，“我们使用技艺，就是在通过意识，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和对现实的探索，自洽地跟造物主制造的东西竞争”。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则借用数学原理生动地讲述了类型文学的特征，他将优秀的类型模板和原型比作是有理数，而将一些无法掌握规律的类型比作是无理数。“在类型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重视，到中世纪的寓言理论，再到现在的故事原型，都归结于一种原型理论。每一个好的类型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原型。”
悬疑小说家那多表示，类型小说确实会有许多涉及具体技巧的问题——比如节奏感就非常重要，它能满足读者在时间上的接受感。但技巧只是作者在写作之路上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他坦言：“我所追寻的东西，是怎么讲一个激动人心的犯罪故事，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好，这对我而言是至高无上的。”青年作家小白也认为技巧应使小说的故事更有包容性、更加深刻或更加富有魅力，因为类型文学本身就强调情节的引人入胜、与读者形成的互动和共鸣。单从技艺的角度讲，小说的布局有时间先后的考量。“就像经济学有一个涓滴效应，我在一个高层次上把一些观念、想法放下去，然后让它慢慢下沉、渗透，进而感染整个作品。”作为现场唯一一位女作家，孙未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对于类型写作的看法，她认为写作的过程是作者寻找自我和认知世界的过程，作品表达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文化心理。“流行故事的类型，体现了大多数人内心的一种原始意向，还有他们了解世界的一个出口。”对于作家们的亲身体会，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评论家刘畅表示赞同，他谈到自晚清以来的小说价值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正是过于强调小说的所谓意义和社会价值，事实上，类型小说也会给读者带来与纯文学不同的阅读体验。
网络文学的领军作者血红同大家分享了他最初开始写作的种种经历，说到网文刚起步时，作者和读者都处于很空洞的状态，起初的作者们都在模仿金庸、古龙，经历了几年的发展，才有了自己的独特叙事和剧情架构。在承认网络文学水平良莠不齐的同时，他也对其日后发展表示乐观，“现在我们的很多作者，都在有意识地宣扬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在小说中，读者们可以了解很多别的地方很难接触的东西，因为作者会将这些东西非常细致地描绘出来”。
本场的点评人、《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最后发言，他对近十几年来类型文学的进步作了肯定，并认为类型文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写作者的态度，仅仅拥有技艺的写作者只是一个匠人，而真正的造物者是上帝。如果写作者能够把工匠的态度向上帝的态度、造物的态度转化的话，类型小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对于类型小说写作的未来，他主张继续探索下去，以开放的观念和思维去面对。
诗歌：遮蔽与敞开
青年文学评论家张定浩作为“诗歌场”研讨的主持人，他首先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如何运用语言把自我和这个世界打开，是个非常有意思和开放的话题。“上海诗人本身就比较低调，借着今天的机会，把那些过去大家互相遮蔽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关系，在一起碰撞交流一下，彼此可以互相敞开一点。”
张定浩诚意满满的“邀谈”打开了诗人们的话匣子。诗人木叶表示，“遮蔽与敞开”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我的遮蔽和自我的敞开，一部分是世界的遮蔽和世界的敞开。前者“自我遮蔽”指放在抽屉里的诗，没有发表没有人看，这种遮蔽会有一种疏离感和寂寞，但这也能够令人不趋于时，对诗歌有真正的虔诚。后者“世界的遮蔽”，世界先于诗歌在场，一件事诗人经历了也感受了，但看他是否能用最好的语言、形式或者思想的底蕴把它彰显出来。所有经历过的世界会隐约或深刻地进入诗人的身体，也许可能会成为诗句，也许永远不会成为诗句，但是成为诗句的时候，会发现和最初的出发点越走越远了，这种沉淀的过程也正是一种敞开。
诗人李刚由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很多程度上是被遮蔽的，而不仅仅只是诗歌，现代化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的冲撞、矛盾，这些包含在遮蔽里面。他感觉上海诗歌的笔触在涉及到这个特征、这个时代，比其他地方都多，但对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语言追求和精神追求而言，上海诗人的空间还很大。
诗人张沁茹则从个人语言和创作的角度来理解“遮蔽与敞开”的主题。诗歌有不一样的流派，有一些诗歌是直抒胸臆的诗歌，还有一种诗歌是比较隐讳的，就是敞开与遮蔽的诗歌。遮蔽与敞开也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歌既可以是在遮蔽中的一种开放，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在隐讳处的敞开，这其实是一种写作的必要状态。而含义正如花的花蕊，通过诗歌语言的花瓣，半明半暗地把它包裹起来，让人家能够看见，但又不能够看透的状态，想去探索到底是什么。
“上海有没有诗歌、有没有诗人”的话题由来已久，关于“上海的诗歌是否被遮蔽”的话题引来了在场诗人的新一轮热议。诗人宗月觉得主要因为有上海味道的作品还不够突出、不够多。所谓“上海味道”，一是体现上海灵魂的，一是城市的经验，还有现代意识，这样的诗歌题材或者诗歌写作的探索经验，应该是上海诗人日常的探索方向。诗人程林则认为上海诗人并不是写不出好作品，而是传播出了问题。全国的纯文学刊物发行量非常少，力量非常微弱，诗人发表作品是为了传播，没想到传播的载体本身没法传播，或者传播的力量非常微弱。
而谈及对“遮蔽”的态度，诗人徐美超指出“自我遮蔽”是上海诗人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自我遮蔽”并不是诗人孤独沉默的写作，而是模仿写作的方式，态度上的自我遮蔽。诗人对自我进行复制和模仿，是他的失败之处。已经进入到自我复制的阶段，这就是一种更大的遮蔽。而诗人西厍以为关于遮蔽的焦虑是因人而异的，焦虑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跟人的水平有关。诗人徐俊国则说：“不要故意去遮蔽自己，当然也不要去很盲目的敞开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诗歌干预自己的生活，过得正常一点。”他不喜欢诗歌来干预自己的生活，只想让诗歌塑造自己的生活，当然这种塑造要触及灵魂。 研讨会的最后，作为点评人的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张烨与著名诗歌评论家孙琴安作了总结发言。张烨认为这些青年诗人们的语言功底非常好，意象新颖，想象奇特，内涵也很深刻。但也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一是题材还不够宽广，视野不够辽阔；二是诗歌太追求语言了，有时候看上去很美，但里面缺少思想的光芒、情感的力量；第三反映现实、反映时代感的作品还是不多。而孙琴安则鼓励青年诗人们：“在座的都是年轻的充满自信的诗人，要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上海的青年诗人完全有能力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翻译：影响与想象
在这一场研讨会的开始，主持人、青年批评家黄德海首先指出了在座的青年翻译家都兼有翻译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并向各位青年翻译家提出了“翻译与写作的关系”与“翻译对个人写作的影响”两个问题。
袁筱一认为翻译带给她最大的愉悦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可以接近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这是一种无限接近真的过程。翻译已有明确的文本，译者可以体会到其中的语言之美，可是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感觉，这种达不到是翻译最让人痛苦、同时也是最快乐的地方。一个译者，可以体验跨语言的经验，也是她认为非常好的地方。
吴雅凌更多地说明了文学经典的翻译问题。她认为一些经典作品值得一译再译，这个时代需要对这些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和重新理解。对译本不同版本的比较，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图。而她对自己的译本重新阅读，或者通过和别人交流来重新认识它，她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有流动性的。这是她在翻译经典文本中最好的收获。
王晔强调翻译除了需要对两种语言的把握能力之外，首先需要有对原文本的鉴赏能力。在译者选择要翻译的作品之初，鉴赏问题已经产生，鉴赏机制也已经启动了。译者选择哪些自己“有感觉”的作品，就牵涉到译者本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学养，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鉴赏力。而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既要把握细微之处的奥妙，又要能领略宏大之处的感动。有这样的鉴赏感知垫底，再从一个字眼、一个标点出发，一段一段织布一样地去翻译。那么，在字眼的选择、在节奏和语气的表达等方面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神采。
田肖霞表示，自己很幸运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获得直木奖的作品，但当初翻译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甚至还有点疑惑，这样轻盈的一部作品拿到日本两大文学奖也太容易了吧。但是多年之后，她重新读原文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并因此重新修订了自己的译本。
btr认为拥有版权的出版社，能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译者，这件事本身就是很难的，失败率非常高。于是便有了译者本身的书写风格和原来的作者风格的契合度问题。契合度越高，翻译出来的东西当然是越好。对他来说，翻译最有趣，或者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能够寻找不一样的词语。中文里的很多词，经常被滥用、被毁坏，现在往往出现一个热门词，大家都会拼命去用它，这常常会毁掉这个词，使得中文里面可以用得词越来越少，这样的话你就不断需要新的语言。翻译便可以从外文当中得到一些新的营养，一些新的表达方法。
周嘉宁说翻译对她来说是一个预防生活崩溃和写作崩溃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可以翻译，这样把人很好地带出生活的瓶颈期和写作的瓶颈期。她比较多地翻译美国作家的作品，美国短篇小说家有一种非常规范化的东西，翻译完之后会对写作的技巧深入了解，也会对这种规范很厌倦，不想再翻译同一作家的作品。
面对这些年轻的翻译者兼写作者，学者杨扬以傅雷、朱光潜的翻译为例，认为翻译有境界高低之分，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行性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著名翻译家马振骋则表示非常欣喜看到了一代翻译人才的茁壮成长，亦向青年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翻译要以忠实为准，在忠实的基础上把握作品的特点，又忠实又好看才是好的翻译。
小说：名物与世情
作为本次青创会的最后一场讨论，“小说：名物与世情”回到了探讨写作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上。
滕肖澜觉得能够在上海写作是一件幸事，可以挖掘的地方太多，她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写上海普通百姓生活，往往被说成写“上海小市民”，这个“小”字从何而来？这里面除了外埠人对上海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是误会，她觉得作为青年作者更应该考虑的是，“当我们书写上海生活、刻划上海百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跳出那个别人或是自己为自己所设的框，去寻找更宽泛、更真实、更有意味的上海元素”。上海的普通百姓生活绝不是“小”所能概括容纳的。
张怡微认为世情小说无疑面对的就是格调，小说面对大众传播，一旦进入到市场化的运作当中，就不可避免会面临受众的接纳问题，原来文学上的一些东西就自然而然被降格了。虽然降格，但它与通俗话语其实还是有区隔的，她认为作者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市民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些普世价值，或者有传承的人的情感，然后对此做一个叙事。
周嘉宁则对此表达一定的困惑，“我很羡慕张怡微、钱佳楠的小说中有非常重的上海印记，上海对她们有比较明显的映射和回馈。而我是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的人，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种种在我身上有一个缺失的感觉”。她小说中所讨论的精神困境跟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或者跟整个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复杂因素没有办法从日常生活当中获得解答。
路内认为上海的作家在写作名物的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物质相对丰富，不仅仅指种类的丰富，而且名物之间的关系很丰富、复杂。他在写《花街往事》的时候，写作这样的细节名物，也一下子会茫然：到底是写世间的感情，还是奔着名物去的。他说自己以后可能真的会用所有的名物来作为章节，来写一个长篇小说，希望能看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东西。
钱佳楠表示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写世情的人。她也曾经写过宏观叙事，写一些虚构的空间，后来她发现宏观化具有欺骗性，在写虚构空间的过程中呈现的方式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有时候脱离生活实际，甚至放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推断的。反而碎片是真实的，碎片中的小市民，生活中每个人思考方式都有各自带有的成长特点。如果碎片用得好，就会有真实生活的意图气息在里面，反而更加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进入人的内心。
王辉城说自己对世情的主要认知是“吃”，在吃上面生长出一些感情，人际之间的感情。吃饭是最日常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张小小的桌子，浓缩一个微型的社会，谁坐在主座上，谁负责插科打诨，都是需要权力来维持的。
汤惟杰认为上海的“物”在丰富的同时又非常抽象，因为这些“物”全都显得来历不明，不像在农村，西瓜、水稻是自己一点一点种起来的，在上海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出现在眼前，在这个意义上“物”就非常抽象。而城市恰恰是建立在抽象之上，面对这样一种抽象关系的写作，或者面对抽象关系的写作直接返还到自己的内心，就会有另外一种写作。
张屏瑾提到“物”的问题，认为有很多作家首先是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是物化的、符号化的意象带给他们的刺激，所以他们会纠结于、纠缠于这些所谓物化的想象、符号，或者说意象。这些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就是要批评、反对、反抗这些新的物质文明的刺激，所以出现了一大批的左翼文学。但是这种结构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日常生活，缺乏真正的个人的精神生活。此次阅读到青年作家们的这些小说，给她很大的惊喜，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突破原来那个在城市写作中，非此即彼的结构性的问题，而把比较真实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了。
本场点评人、《上海文化》主编吴亮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作家观察景观的不同位置，创作中的不同距离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他还批判了一种写作倾向：上海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女作家怀着一种欣赏、向往写物质生活，这样只能写出来一种品质那就是穷酸，向往是因为没有，炫耀也不是一个好点子。只有两种品质能够写出好的物质生活，一种是愤怒，还有一种是遗憾。敏锐的观察，一定要和愤怒，和遗憾相联，而不是向往更不是炫耀。
过去的一年，上海青年作家创作成果丰硕：滕肖澜以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鲁迅文学奖，小说《又见雷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毛尖获颁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张怡微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蔡骏获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短篇小说奖；殷健灵、庞婕蕾获2014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奖；陆梅的小说《格子的时光书》入选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2014年最优秀的儿童读物；管燕草的小说《天之光》获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
而这些在上海写作的年轻人更没有把脚步囿于这个城市：由青年作家路内的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入围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王小磊（网名：骷髅精灵）的作品《星战风暴》则被导演徐克相中，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根据蔡骏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谋杀似水年华》也已投拍，他的多部作品即将被搬上大银幕……在第四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这些好消息令人眼前一亮。
一年一度的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由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发起创办，旨在分享创作经验、激发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与往年的形式略有不同的是，今年的青创会以“在上海的屏风上”为主题，所关注的不仅是“屏风前”人们所看到的作品，更是作家们身处“屏风后”的创作姿态。也因此，本届“青创会”开创性地将研讨分为五场，让与会的青年作家们可以从容地从诗歌、非虚构、类型文学、翻译、小说等五个方面进行交流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分享自己的见解，也讲述自己的困惑。
非虚构：经验与限制
“非虚构”这个专题讨论是第一次加入上海青年创作会议。会上，十五位青年作家、评论家与著名评论家程德培一起，围绕“非虚构：经验与限制”这一主题，从作为文学写作技术的非虚构到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非虚构，从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上升到对这一新兴写作思潮的期望，从做减法转换成做加法，使得非虚构在讨论中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试验，可以承纳更多我们能够想象的其他文类的元素，从而变成一条可以携带两岸风景的写作河流。
本场主持人、青年评论家项静首先指出，非虚构作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已经在当代文学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出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的出现必然有它背后的需求，并且有一种持续性的力量还在传播和酝酿之中。“非虚构写作打开了一个重新理解和呈现世界的窗口，使写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机和活力，但任何概念或者命名的产生，都会伴随着疑惑和争议，比如说非虚构中的虚构问题，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性的问题，非虚构写作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或者是散文到底有什么区别和界限，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深入去讨论的。”
对于这些追问，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办公室主任程小莹坦言，自己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会有一些非虚构，哪怕写小说，也会有一些限制的特定时间或者说环境。而上海作协副秘书长、作家薛舒则认为虚构和非虚构并非一种文学形式，是不是可以看做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文学形式是小说、随笔、散文这种，在她写作的时候没有把《远去的人》这个作品要写成非虚构或虚构，而是根据它最需要用什么方式、形式来表达。薛舒还提到微信上的《大兴安岭杀人案》，她说非虚构之所以受到关注，有时候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撕开社会隐痛的方式。青年作家管燕草则是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学术界一直把散文定位为对真实的反映？从她个人的感觉来说，自己的小说也都蛮真实的，“至少情感都很真实”。《萌芽》编辑徐敏霞谈了一个自己的阅读体会，如何从一个虚构文学的热爱者变成一个非虚构文学的拥趸，在这个过程当中读纪实性的作品她觉得已经放弃寻找答案，而是想找到一种共鸣，而且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和变迁。
对于作家们的某些困惑，青年评论家木叶与大家探讨了非虚构的三种形式：非虚构小说、非虚构和传记文学。他认为虚构和非虚构其实都源自真实，最终他们都是要指向更高的真实，以及更高的美。而沈佚伦则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分析了非虚构给自己带来的新闻写作的“解放感”，又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中遇到了各种与“真实”的距离感。学者袁红涛评点了当代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小镇喧哗》等，然后转到城市写作，他认为上海的形象一方面是靠文学文本，另一方面非虚构的文本对于上海也有很大的影响，非虚构对记录当下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关于“非虚构”与“纪实文学”的是非之争，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认为，非虚构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虚构文学和传统的纪实文学卡壳了，出现了问题，一些所谓的纯文学，没有能力去参与一些重大的时代问题。谈到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差别，他认为报告文学不应该纳入文学的范围，应该划到新闻的门类去。朱大建对报告文学应该归到新闻有不同的看法，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写的《大雁情》《小木屋》等等，不仅是文学而且是经典的文学，里面的激情、文学描写、人物，都是文学。
本场点评人、著名评论家程德培回顾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非虚构写作的背景，点评了上海目前出现的几部非虚构作品，他特别指出，与非虚构相比，小说的范围实际还要广泛，我们现在讨论虚构与非虚构，是在非虚构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与现实小说接壤的地方。除此之外小说还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还有寓言、神话等等。所谓非虚构，无非就是在我们如何模仿现实、如何复制现实、如何追随现实这一点上，它们有点相同之处，非虚构不会颠覆小说，小说的范围还要大的多。
类型：技艺与态度
什么是“类型文学”？本场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认为，类型文学是一种有固定的写作对象和相对的写作模式的文学类型，是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结合的产物。相较于纯文学，伴随着现代社会而产生的类型文学是高度现代化的文学。此次交流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来自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葛红兵教授则从历史源头上分析了类型小说及其理论体系，“类型小说大多数从世界奇观起步，停止在情感奇观上。有些西方的小说的创作目的，仅仅是展现作者自身的思想水平，而一般来说，类型小说不会把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塞给读者，相反是包裹在小说的技巧上面的。” 青年评论家黄德海提出了类型文学被污名化的现象，并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任何类型的写作，都需要有技艺。在技艺基础上还有一个态度问题，即作者在创作中投入的心智和感情。”而通过运用纯熟的技艺，就可以消除类型和非类型本意之间的区别，“我们使用技艺，就是在通过意识，通过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和对现实的探索，自洽地跟造物主制造的东西竞争”。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则借用数学原理生动地讲述了类型文学的特征，他将优秀的类型模板和原型比作是有理数，而将一些无法掌握规律的类型比作是无理数。“在类型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线索。从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重视，到中世纪的寓言理论，再到现在的故事原型，都归结于一种原型理论。每一个好的类型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原型。”
悬疑小说家那多表示，类型小说确实会有许多涉及具体技巧的问题——比如节奏感就非常重要，它能满足读者在时间上的接受感。但技巧只是作者在写作之路上采取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他坦言：“我所追寻的东西，是怎么讲一个激动人心的犯罪故事，怎么把这个故事讲好，这对我而言是至高无上的。”青年作家小白也认为技巧应使小说的故事更有包容性、更加深刻或更加富有魅力，因为类型文学本身就强调情节的引人入胜、与读者形成的互动和共鸣。单从技艺的角度讲，小说的布局有时间先后的考量。“就像经济学有一个涓滴效应，我在一个高层次上把一些观念、想法放下去，然后让它慢慢下沉、渗透，进而感染整个作品。”作为现场唯一一位女作家，孙未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讲述了对于类型写作的看法，她认为写作的过程是作者寻找自我和认知世界的过程，作品表达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文化心理。“流行故事的类型，体现了大多数人内心的一种原始意向，还有他们了解世界的一个出口。”对于作家们的亲身体会，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评论家刘畅表示赞同，他谈到自晚清以来的小说价值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正是过于强调小说的所谓意义和社会价值，事实上，类型小说也会给读者带来与纯文学不同的阅读体验。
网络文学的领军作者血红同大家分享了他最初开始写作的种种经历，说到网文刚起步时，作者和读者都处于很空洞的状态，起初的作者们都在模仿金庸、古龙，经历了几年的发展，才有了自己的独特叙事和剧情架构。在承认网络文学水平良莠不齐的同时，他也对其日后发展表示乐观，“现在我们的很多作者，都在有意识地宣扬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在小说中，读者们可以了解很多别的地方很难接触的东西，因为作者会将这些东西非常细致地描绘出来”。
本场的点评人、《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最后发言，他对近十几年来类型文学的进步作了肯定，并认为类型文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写作者的态度，仅仅拥有技艺的写作者只是一个匠人，而真正的造物者是上帝。如果写作者能够把工匠的态度向上帝的态度、造物的态度转化的话，类型小说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对于类型小说写作的未来，他主张继续探索下去，以开放的观念和思维去面对。
诗歌：遮蔽与敞开
青年文学评论家张定浩作为“诗歌场”研讨的主持人，他首先指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而诗歌如何运用语言把自我和这个世界打开，是个非常有意思和开放的话题。“上海诗人本身就比较低调，借着今天的机会，把那些过去大家互相遮蔽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关系，在一起碰撞交流一下，彼此可以互相敞开一点。”
张定浩诚意满满的“邀谈”打开了诗人们的话匣子。诗人木叶表示，“遮蔽与敞开”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我的遮蔽和自我的敞开，一部分是世界的遮蔽和世界的敞开。前者“自我遮蔽”指放在抽屉里的诗，没有发表没有人看，这种遮蔽会有一种疏离感和寂寞，但这也能够令人不趋于时，对诗歌有真正的虔诚。后者“世界的遮蔽”，世界先于诗歌在场，一件事诗人经历了也感受了，但看他是否能用最好的语言、形式或者思想的底蕴把它彰显出来。所有经历过的世界会隐约或深刻地进入诗人的身体，也许可能会成为诗句，也许永远不会成为诗句，但是成为诗句的时候，会发现和最初的出发点越走越远了，这种沉淀的过程也正是一种敞开。
诗人李刚由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在很多程度上是被遮蔽的，而不仅仅只是诗歌，现代化的发展中有许许多多的冲撞、矛盾，这些包含在遮蔽里面。他感觉上海诗歌的笔触在涉及到这个特征、这个时代，比其他地方都多，但对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语言追求和精神追求而言，上海诗人的空间还很大。
诗人张沁茹则从个人语言和创作的角度来理解“遮蔽与敞开”的主题。诗歌有不一样的流派，有一些诗歌是直抒胸臆的诗歌，还有一种诗歌是比较隐讳的，就是敞开与遮蔽的诗歌。遮蔽与敞开也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诗歌既可以是在遮蔽中的一种开放，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在隐讳处的敞开，这其实是一种写作的必要状态。而含义正如花的花蕊，通过诗歌语言的花瓣，半明半暗地把它包裹起来，让人家能够看见，但又不能够看透的状态，想去探索到底是什么。
“上海有没有诗歌、有没有诗人”的话题由来已久，关于“上海的诗歌是否被遮蔽”的话题引来了在场诗人的新一轮热议。诗人宗月觉得主要因为有上海味道的作品还不够突出、不够多。所谓“上海味道”，一是体现上海灵魂的，一是城市的经验，还有现代意识，这样的诗歌题材或者诗歌写作的探索经验，应该是上海诗人日常的探索方向。诗人程林则认为上海诗人并不是写不出好作品，而是传播出了问题。全国的纯文学刊物发行量非常少，力量非常微弱，诗人发表作品是为了传播，没想到传播的载体本身没法传播，或者传播的力量非常微弱。
而谈及对“遮蔽”的态度，诗人徐美超指出“自我遮蔽”是上海诗人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自我遮蔽”并不是诗人孤独沉默的写作，而是模仿写作的方式，态度上的自我遮蔽。诗人对自我进行复制和模仿，是他的失败之处。已经进入到自我复制的阶段，这就是一种更大的遮蔽。而诗人西厍以为关于遮蔽的焦虑是因人而异的，焦虑的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跟人的水平有关。诗人徐俊国则说：“不要故意去遮蔽自己，当然也不要去很盲目的敞开自己。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诗歌干预自己的生活，过得正常一点。”他不喜欢诗歌来干预自己的生活，只想让诗歌塑造自己的生活，当然这种塑造要触及灵魂。 研讨会的最后，作为点评人的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张烨与著名诗歌评论家孙琴安作了总结发言。张烨认为这些青年诗人们的语言功底非常好，意象新颖，想象奇特，内涵也很深刻。但也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一是题材还不够宽广，视野不够辽阔；二是诗歌太追求语言了，有时候看上去很美，但里面缺少思想的光芒、情感的力量；第三反映现实、反映时代感的作品还是不多。而孙琴安则鼓励青年诗人们：“在座的都是年轻的充满自信的诗人，要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上海的青年诗人完全有能力走向全国，乃至走向全世界。”
翻译：影响与想象
在这一场研讨会的开始，主持人、青年批评家黄德海首先指出了在座的青年翻译家都兼有翻译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并向各位青年翻译家提出了“翻译与写作的关系”与“翻译对个人写作的影响”两个问题。
袁筱一认为翻译带给她最大的愉悦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可以接近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这是一种无限接近真的过程。翻译已有明确的文本，译者可以体会到其中的语言之美，可是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感觉，这种达不到是翻译最让人痛苦、同时也是最快乐的地方。一个译者，可以体验跨语言的经验，也是她认为非常好的地方。
吴雅凌更多地说明了文学经典的翻译问题。她认为一些经典作品值得一译再译，这个时代需要对这些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和重新理解。对译本不同版本的比较，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图。而她对自己的译本重新阅读，或者通过和别人交流来重新认识它，她会发现原来自己的理解，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有流动性的。这是她在翻译经典文本中最好的收获。
王晔强调翻译除了需要对两种语言的把握能力之外，首先需要有对原文本的鉴赏能力。在译者选择要翻译的作品之初，鉴赏问题已经产生，鉴赏机制也已经启动了。译者选择哪些自己“有感觉”的作品，就牵涉到译者本人的气质禀赋、阅历学养，以及与这些密切相关的鉴赏力。而译者在阅读文本时，既要把握细微之处的奥妙，又要能领略宏大之处的感动。有这样的鉴赏感知垫底，再从一个字眼、一个标点出发，一段一段织布一样地去翻译。那么，在字眼的选择、在节奏和语气的表达等方面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的神采。
田肖霞表示，自己很幸运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获得直木奖的作品，但当初翻译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甚至还有点疑惑，这样轻盈的一部作品拿到日本两大文学奖也太容易了吧。但是多年之后，她重新读原文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并因此重新修订了自己的译本。
btr认为拥有版权的出版社，能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译者，这件事本身就是很难的，失败率非常高。于是便有了译者本身的书写风格和原来的作者风格的契合度问题。契合度越高，翻译出来的东西当然是越好。对他来说，翻译最有趣，或者是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能够寻找不一样的词语。中文里的很多词，经常被滥用、被毁坏，现在往往出现一个热门词，大家都会拼命去用它，这常常会毁掉这个词，使得中文里面可以用得词越来越少，这样的话你就不断需要新的语言。翻译便可以从外文当中得到一些新的营养，一些新的表达方法。
周嘉宁说翻译对她来说是一个预防生活崩溃和写作崩溃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如果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可以翻译，这样把人很好地带出生活的瓶颈期和写作的瓶颈期。她比较多地翻译美国作家的作品，美国短篇小说家有一种非常规范化的东西，翻译完之后会对写作的技巧深入了解，也会对这种规范很厌倦，不想再翻译同一作家的作品。
面对这些年轻的翻译者兼写作者，学者杨扬以傅雷、朱光潜的翻译为例，认为翻译有境界高低之分，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行性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著名翻译家马振骋则表示非常欣喜看到了一代翻译人才的茁壮成长，亦向青年翻译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翻译要以忠实为准，在忠实的基础上把握作品的特点，又忠实又好看才是好的翻译。
小说：名物与世情
作为本次青创会的最后一场讨论，“小说：名物与世情”回到了探讨写作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上。
滕肖澜觉得能够在上海写作是一件幸事，可以挖掘的地方太多，她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写上海普通百姓生活，往往被说成写“上海小市民”，这个“小”字从何而来？这里面除了外埠人对上海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是误会，她觉得作为青年作者更应该考虑的是，“当我们书写上海生活、刻划上海百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跳出那个别人或是自己为自己所设的框，去寻找更宽泛、更真实、更有意味的上海元素”。上海的普通百姓生活绝不是“小”所能概括容纳的。
张怡微认为世情小说无疑面对的就是格调，小说面对大众传播，一旦进入到市场化的运作当中，就不可避免会面临受众的接纳问题，原来文学上的一些东西就自然而然被降格了。虽然降格，但它与通俗话语其实还是有区隔的，她认为作者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市民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些普世价值，或者有传承的人的情感，然后对此做一个叙事。
周嘉宁则对此表达一定的困惑，“我很羡慕张怡微、钱佳楠的小说中有非常重的上海印记，上海对她们有比较明显的映射和回馈。而我是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的人，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种种在我身上有一个缺失的感觉”。她小说中所讨论的精神困境跟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或者跟整个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复杂因素没有办法从日常生活当中获得解答。
路内认为上海的作家在写作名物的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物质相对丰富，不仅仅指种类的丰富，而且名物之间的关系很丰富、复杂。他在写《花街往事》的时候，写作这样的细节名物，也一下子会茫然：到底是写世间的感情，还是奔着名物去的。他说自己以后可能真的会用所有的名物来作为章节，来写一个长篇小说，希望能看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东西。
钱佳楠表示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写世情的人。她也曾经写过宏观叙事，写一些虚构的空间，后来她发现宏观化具有欺骗性，在写虚构空间的过程中呈现的方式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有时候脱离生活实际，甚至放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推断的。反而碎片是真实的，碎片中的小市民，生活中每个人思考方式都有各自带有的成长特点。如果碎片用得好，就会有真实生活的意图气息在里面，反而更加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进入人的内心。
王辉城说自己对世情的主要认知是“吃”，在吃上面生长出一些感情，人际之间的感情。吃饭是最日常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张小小的桌子，浓缩一个微型的社会，谁坐在主座上，谁负责插科打诨，都是需要权力来维持的。
汤惟杰认为上海的“物”在丰富的同时又非常抽象，因为这些“物”全都显得来历不明，不像在农村，西瓜、水稻是自己一点一点种起来的，在上海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出现在眼前，在这个意义上“物”就非常抽象。而城市恰恰是建立在抽象之上，面对这样一种抽象关系的写作，或者面对抽象关系的写作直接返还到自己的内心，就会有另外一种写作。
张屏瑾提到“物”的问题，认为有很多作家首先是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是物化的、符号化的意象带给他们的刺激，所以他们会纠结于、纠缠于这些所谓物化的想象、符号，或者说意象。这些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就是要批评、反对、反抗这些新的物质文明的刺激，所以出现了一大批的左翼文学。但是这种结构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日常生活，缺乏真正的个人的精神生活。此次阅读到青年作家们的这些小说，给她很大的惊喜，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突破原来那个在城市写作中，非此即彼的结构性的问题，而把比较真实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了。
本场点评人、《上海文化》主编吴亮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观，作家观察景观的不同位置，创作中的不同距离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他还批判了一种写作倾向：上海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女作家怀着一种欣赏、向往写物质生活，这样只能写出来一种品质那就是穷酸，向往是因为没有，炫耀也不是一个好点子。只有两种品质能够写出好的物质生活，一种是愤怒，还有一种是遗憾。敏锐的观察，一定要和愤怒，和遗憾相联，而不是向往更不是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