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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蒋廷黻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身处于动荡的时代，使他的思想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蒋廷黻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提出了许多从政的思想主张，简单记录在《蒋廷黻回忆录》中，其中包括祖国统一的理想和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笔者将从《蒋廷黻回忆录》入手，探析蒋廷黻先生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蒋廷黻回忆录》 从政思想 民族主义
一、关于《蒋廷黻回忆录》与蒋廷黻生平
《蒋廷黻回忆录》是蒋廷黻先生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之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以下笔者简称其为《回忆录》。蒋先生由学者转入政坛，阅历颇丰，亲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以学者深远的目光和敏锐的头脑进行观察思考，《回忆录》记录了其他资料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蒋先生因长期任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因而《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6岁进入私塾学习，不久离开家乡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次年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7岁时赴美留学，始为半工半读，后因成绩优异而获湖南省官费资助，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伯林学院。期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便接受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服务赴法的中国劳工。“一战”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历史，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史，后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对外交史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1935年，受蒋介石之邀从政，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65年5月退休后，原打算重返学术生涯，撰写回忆录与中国近代史专书，不期癌症不治，于1965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二、蒋廷黻的从政思想
身处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下，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而蒋廷黻救国意识的萌生要追溯到其在教会学校学习之时。他说“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他认为“救中国”的基本方法就是：青年们都应该努力用功，并准备为国牺牲。蒋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是在清华学习的五年中产生的，用先生的话讲：“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作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蒋先生之所以对学问如此感兴趣自然是有深刻原因的，这便是他想日后通过学问对政治产生影响。人们通过了解本国历史，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并理智对待其他民族国家，便可以更清醒地认清国际局势，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找到一条真正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途径。在《回忆录》中，他由两段精辟的论述来证明他所坚持的信条，其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其二：“当中国人热衷于救国主义和中国文化时，他们往往犯错误，往往从褊狭的角度去接触问题。中国人的过去，正如多年来所努力的一样，的确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是否中国后代人应该继续维持中国的传统呢？即使是如此，他们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質方面的。”客观研究历史需要还原历史时空，即在当时的时空下去判断事务，为古与今的对话搭建统一平台。当时的中国，主权受西方帝国主义掌控，并且遭受着列强的资本入侵与文化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蒋廷黻先生还能够保持学者的冷峻头脑，不盲目排外，试图从治学中找到应对政治的根本出路，这种思路在现今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下却是另类的，太过超前的思维会遭受误解与非议。而政治家必须目光长远，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而蒋先生不仅是位优秀的学者，更具备一位政治家的素质。
作为跨越两种文化且专攻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的学者，蒋廷黻的心态是复杂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于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他的观念都是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下社会主流思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处理私人关系方面的水平非常高，然而在公共生活方面却落后、封闭。凡事依靠道德去评判，然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却很容易被煽动复古运动者所利用。再者，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会蒙蔽人的眼睛，捆绑人的思维，始终认为中国的英雄圣人都是完美的，不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评价传统文化，中国人就会永远活在自大、愚昧中，那样我们便不能进步，不能生活得更理想。他的清醒冷峻令人不寒而栗，而正是这种超前的思维与独到的眼光，使他与胡适、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能在“九·一八”后的中国舆论界独步一时。
不得不承认，蒋廷黻独到的见解在当时社会中并不多见，他总是试图全面地看待社会中的问题，并给予冷静客观的分析，所以他的叙述中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透过蒋廷黻先生的言论我们可以发掘他深刻的思想。而从《回忆录》中可窥探到蒋先生理性的思维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据《回忆录》记载，1906年，蒋廷黻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学习了6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17岁赴美留学直至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期间长达11年。他受了17年之久的西式教育，因此他的理性化思想受到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的进步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观念的影响，而蒋先生思想性格的形成也更多地获益于湘潭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弃学从政是蒋廷黻一生的转折，其政治作为为后人所熟知。在蒋介石的提拔下，他和翁文灏分别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政务院政务处长和秘书长，在蒋介石（政务院院长）直接指导下掌控大权。客观来看，蒋廷黻确实是一个好官，这不可否认，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在今天看来，这个标准也是相当高的。在蒋廷黻看来，政治是为了救国，研政、论证、从政都出于此目的。费正清听到的蒋廷黻演讲的结束语如此言之：“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我在政府作‘大官’的消息传到湖南老家后，许多亲戚都要求差事。求差函电雪片飞来。我请住在长沙的哥哥阻止他们来南京。我请他告诉他们：任何人我都不帮忙，如果他们真来南京，我绝不招待他们。如果他们已经到长沙，愿意回家，没有路费的话，我可以供给他们从长沙回家的路费。我认为他们要我给他们弄一份差事的念头是错误的，这完全是传统的观念。就亲戚关系说，我不帮他们忙，是欠了他们人情。但就公务员说，我不能把公职作为礼物，酬应私人。”正是如此以“救亡为己任”的政治理念的存在，在当时复杂的时代下、黑暗的政治中，依然可以让我们看到有可歌可泣的灵魂人物存在，或许在国民政府中，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但他们背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沉重使命，冥思苦想改革良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泯灭他们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先生改革的失败与其一直以来刚正不阿的行事作派不无关系。他一向反对以私人关系影响政治决策，重视政府改革计划的实效，重视改革计划与民众利益的关系，因此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难免忽视与民众利益相对的权贵利益，而得罪的当朝权贵给改革路上增添了极大的阻碍，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王安石改革、范仲淹改革无不受权贵排挤之害，使人惋惜、悲愤。当然，必须承认，在国民党官僚机构中，那些具有现代思想、受过现代教育的文职领导人心中更多的只是一套理论，他们很难将理论转换成现实的实践方案。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懂得如何去完成社会和经济重建任务的，只是凤毛麟角。”蒋廷黻感慨道：“我个人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地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心存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象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象的为少。”
三、蒋廷黻的民族主义认识
从《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蒋廷黻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这源于其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海斯对他的影响。海斯是他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教师，1934年蒋先生又将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 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他认为“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就中国人来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归纳起来說，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要相互理解；在国际交往上，要取得双赢。蒋廷黻还认为，中国人只有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以宽容之态度放眼世界，吸收世界之物质精华与精神精华，才能建立起新中国。在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蒋廷黻坚持国家统一至关重要，在与汪精卫的谈话中他提道：“我深信：比和战更重要的是统一问题。统一作战和统一言和，中国才能有办法。如果分裂，无论是战是和都会失败。”在统一的办法上，他认为“武力统一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蒋廷黻将“国家统一”看作第一要务自然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因为只有争取民族独立后，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强盛。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蒋廷黻确实肩负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蒋廷黻是动荡年代的“特殊人物”，集治学与治政于一身。他的政治思想先进超前，其思想本质上是当时先进西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此种价值观念正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并不为多数国民政府官员所重视。另外，《回忆录》中因某些原因而出现了个别错误，但是，经过甄别后，它的史料价值依然得到了学术界公认，可惜《回忆录》仅完成了一半，蒋廷黻先生便病逝了，这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能完成，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参考文献：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
作 者：常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专门史。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蒋廷黻回忆录》 从政思想 民族主义
一、关于《蒋廷黻回忆录》与蒋廷黻生平
《蒋廷黻回忆录》是蒋廷黻先生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自传，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之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以下笔者简称其为《回忆录》。蒋先生由学者转入政坛，阅历颇丰，亲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以学者深远的目光和敏锐的头脑进行观察思考，《回忆录》记录了其他资料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蒋先生因长期任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因而《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6岁进入私塾学习，不久离开家乡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次年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7岁时赴美留学，始为半工半读，后因成绩优异而获湖南省官费资助，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伯林学院。期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便接受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服务赴法的中国劳工。“一战”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历史，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史，后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对外交史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1935年，受蒋介石之邀从政，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65年5月退休后，原打算重返学术生涯，撰写回忆录与中国近代史专书，不期癌症不治，于1965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二、蒋廷黻的从政思想
身处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大背景下，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而蒋廷黻救国意识的萌生要追溯到其在教会学校学习之时。他说“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他认为“救中国”的基本方法就是：青年们都应该努力用功，并准备为国牺牲。蒋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是在清华学习的五年中产生的，用先生的话讲：“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作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蒋先生之所以对学问如此感兴趣自然是有深刻原因的，这便是他想日后通过学问对政治产生影响。人们通过了解本国历史，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并理智对待其他民族国家，便可以更清醒地认清国际局势，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找到一条真正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途径。在《回忆录》中，他由两段精辟的论述来证明他所坚持的信条，其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其二：“当中国人热衷于救国主义和中国文化时，他们往往犯错误，往往从褊狭的角度去接触问题。中国人的过去，正如多年来所努力的一样，的确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是否中国后代人应该继续维持中国的传统呢？即使是如此，他们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質方面的。”客观研究历史需要还原历史时空，即在当时的时空下去判断事务，为古与今的对话搭建统一平台。当时的中国，主权受西方帝国主义掌控，并且遭受着列强的资本入侵与文化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蒋廷黻先生还能够保持学者的冷峻头脑，不盲目排外，试图从治学中找到应对政治的根本出路，这种思路在现今看来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下却是另类的，太过超前的思维会遭受误解与非议。而政治家必须目光长远，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而蒋先生不仅是位优秀的学者，更具备一位政治家的素质。
作为跨越两种文化且专攻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的学者，蒋廷黻的心态是复杂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对于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他的观念都是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下社会主流思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处理私人关系方面的水平非常高，然而在公共生活方面却落后、封闭。凡事依靠道德去评判，然而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却很容易被煽动复古运动者所利用。再者，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会蒙蔽人的眼睛，捆绑人的思维，始终认为中国的英雄圣人都是完美的，不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评价传统文化，中国人就会永远活在自大、愚昧中，那样我们便不能进步，不能生活得更理想。他的清醒冷峻令人不寒而栗，而正是这种超前的思维与独到的眼光，使他与胡适、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能在“九·一八”后的中国舆论界独步一时。
不得不承认，蒋廷黻独到的见解在当时社会中并不多见，他总是试图全面地看待社会中的问题，并给予冷静客观的分析，所以他的叙述中不失一针见血的锋芒。透过蒋廷黻先生的言论我们可以发掘他深刻的思想。而从《回忆录》中可窥探到蒋先生理性的思维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据《回忆录》记载，1906年，蒋廷黻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学习了6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17岁赴美留学直至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期间长达11年。他受了17年之久的西式教育，因此他的理性化思想受到20世纪初盛行于美国的进步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观念的影响，而蒋先生思想性格的形成也更多地获益于湘潭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
弃学从政是蒋廷黻一生的转折，其政治作为为后人所熟知。在蒋介石的提拔下，他和翁文灏分别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政务院政务处长和秘书长，在蒋介石（政务院院长）直接指导下掌控大权。客观来看，蒋廷黻确实是一个好官，这不可否认，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在今天看来，这个标准也是相当高的。在蒋廷黻看来，政治是为了救国，研政、论证、从政都出于此目的。费正清听到的蒋廷黻演讲的结束语如此言之：“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回忆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我在政府作‘大官’的消息传到湖南老家后，许多亲戚都要求差事。求差函电雪片飞来。我请住在长沙的哥哥阻止他们来南京。我请他告诉他们：任何人我都不帮忙，如果他们真来南京，我绝不招待他们。如果他们已经到长沙，愿意回家，没有路费的话，我可以供给他们从长沙回家的路费。我认为他们要我给他们弄一份差事的念头是错误的，这完全是传统的观念。就亲戚关系说，我不帮他们忙，是欠了他们人情。但就公务员说，我不能把公职作为礼物，酬应私人。”正是如此以“救亡为己任”的政治理念的存在，在当时复杂的时代下、黑暗的政治中，依然可以让我们看到有可歌可泣的灵魂人物存在，或许在国民政府中，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但他们背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沉重使命，冥思苦想改革良策，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泯灭他们的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先生改革的失败与其一直以来刚正不阿的行事作派不无关系。他一向反对以私人关系影响政治决策，重视政府改革计划的实效，重视改革计划与民众利益的关系，因此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难免忽视与民众利益相对的权贵利益，而得罪的当朝权贵给改革路上增添了极大的阻碍，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王安石改革、范仲淹改革无不受权贵排挤之害，使人惋惜、悲愤。当然，必须承认，在国民党官僚机构中，那些具有现代思想、受过现代教育的文职领导人心中更多的只是一套理论，他们很难将理论转换成现实的实践方案。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懂得如何去完成社会和经济重建任务的，只是凤毛麟角。”蒋廷黻感慨道：“我个人认为，尽管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同样地也需要提高，侧身政府的人中心存克尽厥职的固然远较一般人想象的为多，但政府官员中具有现代眼光的却远较大家想象的为少。”
三、蒋廷黻的民族主义认识
从《回忆录》中也可以了解到蒋廷黻关于民族主义的认识，这源于其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海斯对他的影响。海斯是他博士论文的实际指导教师，1934年蒋先生又将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 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他认为“我们当代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实行高度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一定是有好处的……就中国人来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归纳起来說，就是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要相互理解；在国际交往上，要取得双赢。蒋廷黻还认为，中国人只有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以宽容之态度放眼世界，吸收世界之物质精华与精神精华，才能建立起新中国。在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蒋廷黻坚持国家统一至关重要，在与汪精卫的谈话中他提道：“我深信：比和战更重要的是统一问题。统一作战和统一言和，中国才能有办法。如果分裂，无论是战是和都会失败。”在统一的办法上，他认为“武力统一较民意统一为优”“较国民会议统一为优”。蒋廷黻将“国家统一”看作第一要务自然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因为只有争取民族独立后，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强盛。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蒋廷黻确实肩负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蒋廷黻是动荡年代的“特殊人物”，集治学与治政于一身。他的政治思想先进超前，其思想本质上是当时先进西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此种价值观念正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并不为多数国民政府官员所重视。另外，《回忆录》中因某些原因而出现了个别错误，但是，经过甄别后，它的史料价值依然得到了学术界公认，可惜《回忆录》仅完成了一半，蒋廷黻先生便病逝了，这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能完成，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参考文献：
[1]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
作 者：常璐，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专门史。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