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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许多人一样，因为吴宓而知道毛彦文，所以看到她的自传《往事》，首先想读的便是其中有关吴宓的回忆。让人失望的是，书中的正文部分根本没有提及，只是作为第三章的附录，收了一篇简短的《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那是因为萧公权在《传记文学》上刊文涉及此事，毛彦文认为“并非实情”而做的解释。
与《吴宓日记》里的相关内容对照，毛彦文的陈述角度不同，事实却没有多大出入。惟最后的一节文字，读来令人唏嘘：“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几分浪漫气息，……十余年前海伦（毛彦文英文名）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登载许多大陆有名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是错了，应该用□□□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指！人间何时，文人竟被侮辱以致如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此文写于1970年，吴宓是八年后才离开人世的。由于当时境遇所限，他没有渠道读到这篇文章，否则又会在日记里写下怎样的感慨！
吴宓曾将毛彦文的感情生活分为三段：一与朱君毅，二与吴宓，三与熊希龄。然而，在《往事》结语中，毛彦文温习一生的遭遇，表示只受到两种潜力的推动：一是与朱君毅的恋爱，一是与熊希龄的结合。两次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又都留下刻骨铭心的悲痛。她晚年曾对一位来访者说，吴宓是“单方面的”，与她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吴宓有时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46年的日记中写道：“宓自思一生爱彦，而彦之感情中，竟不予宓任何地位！”
二
毛彦文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最早留学海外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归国后从教参政，主持香山慈幼院，出任国民大会代表，都是值得在现代妇女史上记下一笔的。但历来人们关注的，仍然是她的婚恋故事。早在她入学杭州女子师范之初，当地一家报纸便刊登过一篇《毛女逃婚记》，写她抗拒包办婚姻、与表哥朱君毅自由恋爱之事。朱君毅当时就读于清华学堂，与吴宓同学。《吴宓日记》中也有在朱君毅处见到该文剪报的记录。
毛彦文比朱君毅小四岁，从这位在北京读书的表哥那里，接触了新思想，同时也萌生了爱意。幼小时，家里就给她订过婚。当男方得知其外出求学，便前来催婚，这就有了那桩轰动乡里的逃婚事件。由于父母的迁就，结果却意外的圆满，对方同意退婚，两位表兄妹随即订了婚。之后，朱君毅去美国留学，两人书信来往长达六年。朱君毅是与吴宓一同去美国的，两人关系甚密，毛彦文的来信，都让吴宓看过。其间，有人给吴宓介绍对象（即陈心一），因其也在杭州女子师范上过学，吴宓让朱君毅委托毛彦文代为相亲。毛彦文果真亲往调查，并写信详细汇报。她的结论是，如果吴先生要娶一位贤主妇，合适；如果欲求能对话、善交际者，不适。她建议吴宓先行通信，亲眼看过，再做决定。信中言道：“先为知己，后为伉俪，实至良之策。”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吴宓还是当即许诺了婚事。
朱君毅和吴宓先后回国，又一同受聘于东南大学。在他的要求下，毛彦文也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转学至金陵女子大学。课余期间，大家时常聚会宴游，甚为亲密。不想，有一天，朱君毅突然以性格不合为由，书面提出退婚。同事好友耐心规劝无效，双方家长也赶来调停。最终，由时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出面，才达成表面上的和解。朱君毅当众向毛彦文道歉，将退婚信烧掉。为此，吴宓还与人合伙作东，请到场的各位在东南大学农场餐厅午宴，庆贺两人重归于好。《往事》中也提到这次宴会，只是毛彦文误记为吴宓一人出的钱。
朱君毅与毛彦文虽当众达成谅解，事后却是形同陌路。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正式举行了解除婚约的仪式。这回是毛彦文主动提出来的，由正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的该会副会长朱其慧（即熊希龄夫人）主持，邀请了不少教育界的名流，并律师、记者、照相师、记录员，仪式十分隆重。双方协议草拟解除婚约的条文，当事人和证人都签名盖章，还成立了一个“善后委员会”监督执行。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熊朱其慧夫人兼任委员会主席，吴宓教授兼任委员会秘书。”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位负责“善后”的人，真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毛彦文后来的生活。
三
《往事》中详细记录了与朱君毅的情变，两人分手具体有哪些协议则未加言明。据吴宓所记，有一项是朱君毅赔偿毛彦文的“损失费”，按月分期支付，由吴宓转交，直至全数付清。吴宓正是在此过程中，与毛彦文频繁接触，而渐生感情。
吴宓后来去清华任教，毛彦文则到了杭州，在浙江省政府供职，两人一直保持联系。1928年8月，吴宓南下，与毛彦文有几次深谈，并向她讨要了她与朱君毅的来往信件，拟作小说之用。这计划中的小说，就是他屡屡提及的、自以为可以传世的《新旧因缘》。毛彦文取出旧函，一一重读，百感交集。时值朱君毅新婚期间，毛彦文当即草拟一封电报稿，写道：“苏州天赐庄八号成宅朱君毅鉴。须水永清，郎山安在？”所谓须水、郎山，是其老家的地名，当年表兄妹定情之际，朱君毅有誓言：“须水郎山，亘古不变。”毛彦文想起往事，泪落手颤，不能成书。吴宓为之续写：“……敬祝幸福。彦文。”然后让人拿去邮局发出。《往事》中叙及这封电报，可没有说明吴宓当时在场。
吴宓回到北京，向妻子坦言他对毛彦文的感情，并且又将此事写信告知毛彦文。吴宓的婚姻出现危机，各种传闻也随之四起。毛彦文却极其冷静、理智，她写信给一位友人，转达自己的意见。信中申明道：“1．请彼万勿再以彦为其小说中人物之一，令彦无辜受累。2．彦决不与之通信，请彼亦勿再来函。3．关于彼家庭间琐事，幸勿再向彦报告。彦当视为有意侮辱，盖彦固绝不以其离婚为正当也。4．彦有力出洋则出去，无力出洋则仍在国内糊口。绝对不受彼之补助，即寄来亦必退还。5．彦系一独身女子，断不容任人误会。以前雨生先生因凭空臆造，至陷彦于嫌疑之中，被人诽谤一节，应请雨生先生及心一姊负责更正。否则无端毁坏他人名誉，法律有保护之道。6．心一姊与彦系同学又同乡，倘她因雨生先生之单面瞎想，信以为真，陷入误会，此不特彦之不幸，亦吾浙人女界之辱也。7．彦处世接物，自有主张，决不如雨生先生之推想，请彼勿再关怀。8．雨生先生之旧友，大半为朱君毅先生之旧友，亦即彦间接之朋友；若令各方误会，彦以孤独之身，何以处之？总之，彦对雨生先生，仅视为一平常较熟之朋友而已。”这几条说得有理有节，滴水不漏，可以想见她日后出任国大代表提案发言时的神采。
凭吴宓的性格，自然不会就此却步。他不顾众人的反对，断然与妻子离婚，继续追求毛彦文。毛彦文去美国留学后，两人又有通信往来。1930至1931年间，吴宓游学欧洲，邀请毛彦文前往。毛彦文正学成待返，便绕道欧洲。两人见面，却因意见不一，时常发生争吵。本来出现的转机，重又陷入僵局。归国后，两人南北异地，隔阂未见弥补，且日渐加深，终于没能走到一起。
四
应该说，毛彦文对吴宓的追求，一度有过犹豫，然而两人性格差异太大，权衡之后，还是果断地终止了哪怕是“平常较熟之朋友”的关系。她嫁给熊希龄，也是在一种被动的情势下，但综合各种因素，她最终答应了这桩婚事。熊希龄在婚礼上报告恋爱经过时说：“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爱儿童，可协助办香山慈幼院。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这一解释虽然显得冠冕堂皇，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虽然已经离职，没有实权了，但势力仍然不小。婚礼来宾签名簿上，不仅可以看到沪上许多政府高官、商界巨头、学者名流，还有梅兰芳、杜月笙、张啸林的名字，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很捧场。熊希龄当然很有钱，否则他如何能创办香山慈幼院，成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之一。毛彦文决定嫁给熊希龄，利益上有自己的考虑，这本来无可厚非。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在此，而是集中在两人年龄的差距上。婚礼上有贺联：“老夫六六新妇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还有一联打趣道：“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至于小报上刊登的就有些不雅了，如：“熊希龄‘雄’心不老，毛彦文‘茅’塞顿开。”这样的老少恋，任何时候都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当时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断断续续，竟达数月。纵观毛彦文的一生，先是为反对父母包办而逃婚，后又与自由恋爱的对象协议解除婚约，再是这次老夫少妻的婚姻，每一回都可作为中国现代婚姻史的典型个案。
吴宓当时的感受，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惜那段时间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他写的《吴宓先生之烦恼》、《空轩十二首》、《忏情诗三十八首》等组诗，都在第一时间公诸于世。他追求毛彦文未果之事，当即弄得沸沸扬扬。一次赴某军长宴时，主人介绍说：“此即与毛彦文……之诗人。”吴宓是失败者，心里自然很“烦恼”，但各种场合未见其恶言相加。对于别人有关熊、毛婚事的议论，他还不以为然。《忏情诗》有云：“花样翻新记艳闻，红颜白发语徒纷。有情私祝成良眷，安乐微酬半世勤。”
“吴宓苦爱毛彦文”一事，不仅被当作八卦消息四处传播，还有作家将之写成文学作品。陈慎言以之为素材，作小说《虚无夫人》，在《时报》上连载。吴宓阅后称“描写殊恶劣，而宓心情及彦之苦楚，实未写出”。关于李健吾的三幕讽刺剧《新学究》，吴宓认为“取材既太沾实，而叙事则又失真，皆与宓所行全然相反”。卢冀野撰《恼毛女峰曲》，周光午为之作笺注。曲中词句多取自《吴宓诗集》，而表达的是谴责毛彦文负心、后悔离婚之意。吴宓怒斥其“均与宓之情意正相反背”。各方的误会、曲解乃至诽谤，使吴宓伤心悲愤，痛不欲生。他深感受到侮辱，甚至比遭毛彦文的拒绝更加“烦恼”。
五
吴宓对毛彦文的感情，并没有因对方已名花有主而放弃。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毛彦文的近况。熊、毛二人婚后，由上海回到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贺麟曾前去拜会，吴宓便让他详细讲述所见所闻。听了贺麟分析，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为完成宓对彦之真爱，应专诚独身，以俟熊公百年之后。”可转念一想，其时，“彦未必能幡然与宓为觉悟后之爱侣”，于是又“烦扰不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吴宓随校迁至南岳。12月31日中午，贺麟给他看《大公报》电讯，上面载有熊希龄在香港病逝的消息。当天《吴宓日记》写道：“宓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第二天一大早，他拟定一份与贺麟联名的唁电：“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湖南南岳市临时大学。”随后又在日记中写道：“自觉我一生惟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殁，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
吴宓有如此想法，便如此行动了。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毛彦文写信，希望重建联系。毛彦文自然不予回复。吴宓因事去香港，登门求见，不巧毛彦文已到上海去了。有一位叫毛仿梅的青年，自称其堂弟，与吴宓面谈，代为表示，今后拟继承熊公遗志，尽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与一切朋友不欲往来，望吴宓勿再去函，更不可此时到沪过访。吴宓当面表态，绝不愿有一事而使熊夫人不快者；回去后，又忍不住不断写信寄到上海。毛彦文对此态度依旧，且一次比一次决绝。《吴宓日记》1940年3月20日有记：“接彦三月十日自沪复书。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5月22日又记：“拆视彦命其秘书挂号寄还宓至彦函，并未启视。原函外批云：熊夫人已于月前离沪，故退。熊宅附言。四月二十九日。”10月3日又有：“熊公馆航函：径启者，本宅于九月底退租，以后请勿来信。此致吴宓先生。”
毛彦文不仅拒看、退回吴宓的信函，后来还让沈从文、贺麟等人转达自己的意见。吴宓却一如既往，一意孤行。直到某一天，在报上看到毛彦文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国民大会代表的消息，他才终于明白，以前种种的推测以及心存的幻想都错了：“知彦方热心政治活动，对宓似毫无情意，不欲与宓接近，终当分道背驰以没世耳！”实际上，他也曾感觉到志趣不同，是两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怨情诗》有云：“两驿火车相对开，东行未必遇西来。情缘悟得原如此，百叩不鸣漫自哀。”
毛彦文则从始至终都很清醒。《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中有言：“吴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理想错放在海伦身上。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与许多人一样，因为吴宓而知道毛彦文，所以看到她的自传《往事》，首先想读的便是其中有关吴宓的回忆。让人失望的是，书中的正文部分根本没有提及，只是作为第三章的附录，收了一篇简短的《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那是因为萧公权在《传记文学》上刊文涉及此事，毛彦文认为“并非实情”而做的解释。
与《吴宓日记》里的相关内容对照，毛彦文的陈述角度不同，事实却没有多大出入。惟最后的一节文字，读来令人唏嘘：“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几分浪漫气息，……十余年前海伦（毛彦文英文名）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登载许多大陆有名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是错了，应该用□□□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指！人间何时，文人竟被侮辱以致如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此文写于1970年，吴宓是八年后才离开人世的。由于当时境遇所限，他没有渠道读到这篇文章，否则又会在日记里写下怎样的感慨！
吴宓曾将毛彦文的感情生活分为三段：一与朱君毅，二与吴宓，三与熊希龄。然而，在《往事》结语中，毛彦文温习一生的遭遇，表示只受到两种潜力的推动：一是与朱君毅的恋爱，一是与熊希龄的结合。两次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又都留下刻骨铭心的悲痛。她晚年曾对一位来访者说，吴宓是“单方面的”，与她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吴宓有时也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在1946年的日记中写道：“宓自思一生爱彦，而彦之感情中，竟不予宓任何地位！”
二
毛彦文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作为最早留学海外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归国后从教参政，主持香山慈幼院，出任国民大会代表，都是值得在现代妇女史上记下一笔的。但历来人们关注的，仍然是她的婚恋故事。早在她入学杭州女子师范之初，当地一家报纸便刊登过一篇《毛女逃婚记》，写她抗拒包办婚姻、与表哥朱君毅自由恋爱之事。朱君毅当时就读于清华学堂，与吴宓同学。《吴宓日记》中也有在朱君毅处见到该文剪报的记录。
毛彦文比朱君毅小四岁，从这位在北京读书的表哥那里，接触了新思想，同时也萌生了爱意。幼小时，家里就给她订过婚。当男方得知其外出求学，便前来催婚，这就有了那桩轰动乡里的逃婚事件。由于父母的迁就，结果却意外的圆满，对方同意退婚，两位表兄妹随即订了婚。之后，朱君毅去美国留学，两人书信来往长达六年。朱君毅是与吴宓一同去美国的，两人关系甚密，毛彦文的来信，都让吴宓看过。其间，有人给吴宓介绍对象（即陈心一），因其也在杭州女子师范上过学，吴宓让朱君毅委托毛彦文代为相亲。毛彦文果真亲往调查，并写信详细汇报。她的结论是，如果吴先生要娶一位贤主妇，合适；如果欲求能对话、善交际者，不适。她建议吴宓先行通信，亲眼看过，再做决定。信中言道：“先为知己，后为伉俪，实至良之策。”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吴宓还是当即许诺了婚事。
朱君毅和吴宓先后回国，又一同受聘于东南大学。在他的要求下，毛彦文也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转学至金陵女子大学。课余期间，大家时常聚会宴游，甚为亲密。不想，有一天，朱君毅突然以性格不合为由，书面提出退婚。同事好友耐心规劝无效，双方家长也赶来调停。最终，由时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出面，才达成表面上的和解。朱君毅当众向毛彦文道歉，将退婚信烧掉。为此，吴宓还与人合伙作东，请到场的各位在东南大学农场餐厅午宴，庆贺两人重归于好。《往事》中也提到这次宴会，只是毛彦文误记为吴宓一人出的钱。
朱君毅与毛彦文虽当众达成谅解，事后却是形同陌路。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正式举行了解除婚约的仪式。这回是毛彦文主动提出来的，由正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的该会副会长朱其慧（即熊希龄夫人）主持，邀请了不少教育界的名流，并律师、记者、照相师、记录员，仪式十分隆重。双方协议草拟解除婚约的条文，当事人和证人都签名盖章，还成立了一个“善后委员会”监督执行。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熊朱其慧夫人兼任委员会主席，吴宓教授兼任委员会秘书。”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位负责“善后”的人，真的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毛彦文后来的生活。
三
《往事》中详细记录了与朱君毅的情变，两人分手具体有哪些协议则未加言明。据吴宓所记，有一项是朱君毅赔偿毛彦文的“损失费”，按月分期支付，由吴宓转交，直至全数付清。吴宓正是在此过程中，与毛彦文频繁接触，而渐生感情。
吴宓后来去清华任教，毛彦文则到了杭州，在浙江省政府供职，两人一直保持联系。1928年8月，吴宓南下，与毛彦文有几次深谈，并向她讨要了她与朱君毅的来往信件，拟作小说之用。这计划中的小说，就是他屡屡提及的、自以为可以传世的《新旧因缘》。毛彦文取出旧函，一一重读，百感交集。时值朱君毅新婚期间，毛彦文当即草拟一封电报稿，写道：“苏州天赐庄八号成宅朱君毅鉴。须水永清，郎山安在？”所谓须水、郎山，是其老家的地名，当年表兄妹定情之际，朱君毅有誓言：“须水郎山，亘古不变。”毛彦文想起往事，泪落手颤，不能成书。吴宓为之续写：“……敬祝幸福。彦文。”然后让人拿去邮局发出。《往事》中叙及这封电报，可没有说明吴宓当时在场。
吴宓回到北京，向妻子坦言他对毛彦文的感情，并且又将此事写信告知毛彦文。吴宓的婚姻出现危机，各种传闻也随之四起。毛彦文却极其冷静、理智，她写信给一位友人，转达自己的意见。信中申明道：“1．请彼万勿再以彦为其小说中人物之一，令彦无辜受累。2．彦决不与之通信，请彼亦勿再来函。3．关于彼家庭间琐事，幸勿再向彦报告。彦当视为有意侮辱，盖彦固绝不以其离婚为正当也。4．彦有力出洋则出去，无力出洋则仍在国内糊口。绝对不受彼之补助，即寄来亦必退还。5．彦系一独身女子，断不容任人误会。以前雨生先生因凭空臆造，至陷彦于嫌疑之中，被人诽谤一节，应请雨生先生及心一姊负责更正。否则无端毁坏他人名誉，法律有保护之道。6．心一姊与彦系同学又同乡，倘她因雨生先生之单面瞎想，信以为真，陷入误会，此不特彦之不幸，亦吾浙人女界之辱也。7．彦处世接物，自有主张，决不如雨生先生之推想，请彼勿再关怀。8．雨生先生之旧友，大半为朱君毅先生之旧友，亦即彦间接之朋友；若令各方误会，彦以孤独之身，何以处之？总之，彦对雨生先生，仅视为一平常较熟之朋友而已。”这几条说得有理有节，滴水不漏，可以想见她日后出任国大代表提案发言时的神采。
凭吴宓的性格，自然不会就此却步。他不顾众人的反对，断然与妻子离婚，继续追求毛彦文。毛彦文去美国留学后，两人又有通信往来。1930至1931年间，吴宓游学欧洲，邀请毛彦文前往。毛彦文正学成待返，便绕道欧洲。两人见面，却因意见不一，时常发生争吵。本来出现的转机，重又陷入僵局。归国后，两人南北异地，隔阂未见弥补，且日渐加深，终于没能走到一起。
四
应该说，毛彦文对吴宓的追求，一度有过犹豫，然而两人性格差异太大，权衡之后，还是果断地终止了哪怕是“平常较熟之朋友”的关系。她嫁给熊希龄，也是在一种被动的情势下，但综合各种因素，她最终答应了这桩婚事。熊希龄在婚礼上报告恋爱经过时说：“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爱儿童，可协助办香山慈幼院。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这一解释虽然显得冠冕堂皇，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熊希龄曾任国务总理，虽然已经离职，没有实权了，但势力仍然不小。婚礼来宾签名簿上，不仅可以看到沪上许多政府高官、商界巨头、学者名流，还有梅兰芳、杜月笙、张啸林的名字，方方面面的人物都很捧场。熊希龄当然很有钱，否则他如何能创办香山慈幼院，成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之一。毛彦文决定嫁给熊希龄，利益上有自己的考虑，这本来无可厚非。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在此，而是集中在两人年龄的差距上。婚礼上有贺联：“老夫六六新妇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还有一联打趣道：“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至于小报上刊登的就有些不雅了，如：“熊希龄‘雄’心不老，毛彦文‘茅’塞顿开。”这样的老少恋，任何时候都是媒体热衷的话题。当时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断断续续，竟达数月。纵观毛彦文的一生，先是为反对父母包办而逃婚，后又与自由恋爱的对象协议解除婚约，再是这次老夫少妻的婚姻，每一回都可作为中国现代婚姻史的典型个案。
吴宓当时的感受，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惜那段时间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他写的《吴宓先生之烦恼》、《空轩十二首》、《忏情诗三十八首》等组诗，都在第一时间公诸于世。他追求毛彦文未果之事，当即弄得沸沸扬扬。一次赴某军长宴时，主人介绍说：“此即与毛彦文……之诗人。”吴宓是失败者，心里自然很“烦恼”，但各种场合未见其恶言相加。对于别人有关熊、毛婚事的议论，他还不以为然。《忏情诗》有云：“花样翻新记艳闻，红颜白发语徒纷。有情私祝成良眷，安乐微酬半世勤。”
“吴宓苦爱毛彦文”一事，不仅被当作八卦消息四处传播，还有作家将之写成文学作品。陈慎言以之为素材，作小说《虚无夫人》，在《时报》上连载。吴宓阅后称“描写殊恶劣，而宓心情及彦之苦楚，实未写出”。关于李健吾的三幕讽刺剧《新学究》，吴宓认为“取材既太沾实，而叙事则又失真，皆与宓所行全然相反”。卢冀野撰《恼毛女峰曲》，周光午为之作笺注。曲中词句多取自《吴宓诗集》，而表达的是谴责毛彦文负心、后悔离婚之意。吴宓怒斥其“均与宓之情意正相反背”。各方的误会、曲解乃至诽谤，使吴宓伤心悲愤，痛不欲生。他深感受到侮辱，甚至比遭毛彦文的拒绝更加“烦恼”。
五
吴宓对毛彦文的感情，并没有因对方已名花有主而放弃。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毛彦文的近况。熊、毛二人婚后，由上海回到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贺麟曾前去拜会，吴宓便让他详细讲述所见所闻。听了贺麟分析，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为完成宓对彦之真爱，应专诚独身，以俟熊公百年之后。”可转念一想，其时，“彦未必能幡然与宓为觉悟后之爱侣”，于是又“烦扰不安”。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吴宓随校迁至南岳。12月31日中午，贺麟给他看《大公报》电讯，上面载有熊希龄在香港病逝的消息。当天《吴宓日记》写道：“宓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第二天一大早，他拟定一份与贺麟联名的唁电：“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湖南南岳市临时大学。”随后又在日记中写道：“自觉我一生惟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殁，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
吴宓有如此想法，便如此行动了。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毛彦文写信，希望重建联系。毛彦文自然不予回复。吴宓因事去香港，登门求见，不巧毛彦文已到上海去了。有一位叫毛仿梅的青年，自称其堂弟，与吴宓面谈，代为表示，今后拟继承熊公遗志，尽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与一切朋友不欲往来，望吴宓勿再去函，更不可此时到沪过访。吴宓当面表态，绝不愿有一事而使熊夫人不快者；回去后，又忍不住不断写信寄到上海。毛彦文对此态度依旧，且一次比一次决绝。《吴宓日记》1940年3月20日有记：“接彦三月十日自沪复书。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5月22日又记：“拆视彦命其秘书挂号寄还宓至彦函，并未启视。原函外批云：熊夫人已于月前离沪，故退。熊宅附言。四月二十九日。”10月3日又有：“熊公馆航函：径启者，本宅于九月底退租，以后请勿来信。此致吴宓先生。”
毛彦文不仅拒看、退回吴宓的信函，后来还让沈从文、贺麟等人转达自己的意见。吴宓却一如既往，一意孤行。直到某一天，在报上看到毛彦文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国民大会代表的消息，他才终于明白，以前种种的推测以及心存的幻想都错了：“知彦方热心政治活动，对宓似毫无情意，不欲与宓接近，终当分道背驰以没世耳！”实际上，他也曾感觉到志趣不同，是两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怨情诗》有云：“两驿火车相对开，东行未必遇西来。情缘悟得原如此，百叩不鸣漫自哀。”
毛彦文则从始至终都很清醒。《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中有言：“吴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理想错放在海伦身上。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毛彦文：《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