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饱受风雨侵蚀的石雕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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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奥威尔去世(1950)二年之后,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美国版《向卡特劳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序言中说,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天才,而这一点反倒构成了奥威尔的伟大与独特之处:他的创作引导着他的生活,他的风格也就是他的人格。因此,要想理解奥威尔的创作,首先要理解他的生活。时隔一年,奥威尔的生前好友汤姆·霍普金森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奥威尔的名声主要建立在他的小说创作上,
其他文献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诗学。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进程的差异,这三种诗学呈现不同的形态。古希腊诗学从模仿论出发注重对诗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诗学注重应用批评。而印度古典诗学是沿着语法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发展而成的。
2005年10月9日至12日,由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德语文学研讨会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位德语文学研究者参加了这次主题为“20世纪奥地利文学”的会议。
法国短篇小说在20世纪风光不再,原因在于许多作家尽管写过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往往被他们在长篇小说或者诗歌、戏剧等其他领域的成就所掩盖。同时,短篇小说的创作没有严格的规则,与长篇小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长篇小说一般平均在200页左右,而有些短篇小说达到了100来页,在印刷时多留一些空白就被当成长篇小说了。此外杂志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较著名的文学杂志只有20来种,而且都不刊登未发表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因而失去了主要的阵地。
牛津大学的沃顿英国文学讲座教授约翰·贝里(John Bayley,1925一)大概没想到,他从事文学批评半个世纪,几年前忽然一夜成名,竟然是由于他为追忆亡妻、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所写的两本小书《致艾丽斯的挽歌》(1998)和《艾丽斯和她的朋友们》(1999)。随后便有好心人或好事者不断上门探访问询,甚至有女士表示愿相偕共度晚年,一时让贝里教授大为尴尬。
在加缪的叙事作品中,贯穿着一种作家本人也许并未有意表现的潜意识内容:孤独.这一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作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和强化的心理记忆.与形而上的"荒诞"、"反抗"相比,孤独是加缪更为切身的生命体验.通过探讨加缪叙事作品的另一种阅读可能,本文希望说明在这些作品中,对孤独的潜意识表现具有一种丝毫不亚于"荒诞"和"反抗"主题的重要性.
早在1936年吉卜林去世之前,美国的一家报纸就说,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吉卜林已经变成非常遥远的记忆了,他好象已经变成过去时代的民间传奇的组成部份或是早已经作古了的经典作家。但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吉卜林这个帝国时代的话题在搁置了将近百年之后(吉卜林的主要作品都在1900年之前出版)又重新热乎起来。
2002年3月28日到4月1日,“第九次印度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主办,深圳大学文学院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南亚学会协办。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位专家和学者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艾略特把过去融入现在。并用传统表现现在及将来,使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有机“秩序”。“秩序”理论在《荒原》中得到了实践,《荒原》保持着一个“活”的欧洲文学秩序,“秩序”观点在《四个四重奏》中从理论上得到了升华:“宇宙秩序”是时间的永恒。是世俗和非世俗相交融的整体。
贾拉拉尔丁·鲁米(又称“莫拉维”。1207—1273)是波斯中世纪著名的苏非神秘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其叙事诗集《玛斯纳维》(共六卷)是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另有抒发苏非神秘主义情感的抒情诗集《夏姆士集》传世。《纽约书评》2002年6月13日发表题为‘鲁米的回声),通过前不久出版的几部有关鲁米的著作(富兰克林·勒维斯的《鲁米》,A·J·阿贝瑞的《苏非主义》。伯纳德·勒维斯的《遥远的鼓音》,
美国思想史上通常把20世纪50年代称作“顺从的年代”,60年代被称为“反叛的年代”,那么70年代呢?这个问题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似乎一直不成其为问题。美国批评家欧文·豪曾在自传《希望的边缘》中说,“这十年缺乏一种明确的历史风貌”。果真如此吗?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布鲁斯·舒尔曼(Bruce Schulman)在他的新著《七十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