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印度古典诗学和比较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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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国、印度和希腊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诗学。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进程的差异,这三种诗学呈现不同的形态。古希腊诗学从模仿论出发注重对诗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的哲学思考。中国古代诗学注重应用批评。而印度古典诗学是沿着语法学和修辞学的思路发展而成的。
其他文献
英美文学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桩不大不小的事件:1959年,C.P.斯诺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声称西方社会俨然已分裂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而分别由文学家和科学家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文章一出,像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立刻引起了极大争议。1970年4月,著名的F.R.利维斯教授将他的讲演稿《文学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误解和危险》公开发表,使争论更加激化。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似乎就成了一个说不完的话题。由Judith Hawley任总主编的大型文库《文学与科学》(1660—1834)
1998年10月,我作为访问学者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到达剑桥后,一边旁听古英语,一边为即将出版的拙译《金色笔记》撰写《译者前言》,可心里总怀着一个愿望: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译了人家的书,很想听听写书人自己是如何看待她的书的。由于学习忙,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写好《译者前言》。1999年7月初,我给莱辛写了第一封信,并附上《译者前言》的英文稿(中文原文即后来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上的《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释读》)。信发出不久,很快收到了回信。莱辛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读过后我惊
2004年6月19日-20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河北教育出版社、湘潭大学等四家单位联合主办,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举行。40多位中外学者就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巴赫金的世界影响、巴赫金与中国人文学科建设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涉及到巴赫金研究的一些最新观点,摘要如下。
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大多能折射出各自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英语文学创作中,美国作家对自然(表现自然的作品)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而英国作家则对旅行有着始终不渝的热情,对旅行本身的着迷是英国作家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们一直渴望着从小小的岛国走出去。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英殖民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英国作家进一步培养出与殖民征服联系在一起的探险精神,从而促成了大批旅行作品的诞生,与此同时,英国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旅行”的印记,如(印度之行》、(黑暗的心脏》等等,那时的世界对英国作家来说
2004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十个春秋。院领导、外文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各友朋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媒体人士欢聚社科院礼堂,共同庆祝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
“9·11”事件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陡涨,仅沃玛特一家公司,两天之内就销售了40万面美国国旗。此事使亨廷顿大有感触,他于是撰写了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书的续集《我们是谁?》(Who Are We?),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
期刊
10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会议室,外文所东方室和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联袂举办了“大江健三郎与中国”座谈会。会议由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主持,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做了主题发言。出席会议的有作家莫言、余华,高校学者王中忱、于荣胜、王成、竺家荣,以及社科院学者黄宝生、穆宏燕、白烨、魏大海、吕莉、董炳月、许金龙、秦岚、唐卉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所长藤田安彦也出席了会议。
如果说,柯林·伯洛的立意是要从几个世纪以来的莎士比亚研究史中梳理出一条可信度比较强的脉络——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对格林布拉特的批评,那么,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修辞学兼英国文学荣退教授阿莱斯泰·福勒(Alastair Fowler)对Will in the World的批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2005-02-04)上发表了长文《提速吧:热昏了头的莎士比亚,安非他明效应下的历史》,仅仅从这个标题看,就是一副来者不善的架势。
为知名作家写评传,极易跌入两类窠臼,一是人生主题先行,为讲述作家的传奇经历牺牲文学作品,使作品成为诠释作家生命历程和人生哲学的附属品;二是恰恰相反,作品成了主角,被一一解剖评说,作家的生平却沦为文学成就的注脚、虚构所取用的素材。为弗吉尼亚·吴尔夫写批评性传记,则难上加难。因为在吴尔夫的写作生涯中,她不仅时时思考传记和自传写作的问题,还不断下手尝试——虚构的、纪实的、严肃的、戏仿的,传记形式在她手上花样叠出,这便无形中把研究她的传记作家置于窘境——无论你怎么写,她都已经先在那儿等着你。